离开金融行业后，我在Enspiral建了一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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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706良渚·生态社区研究与传播小组

编辑 | Noiii

作者：Alina Siegfried

2008年，我周围的世界正在崩塌，而我却毫无察觉。

那天早上，我从伦敦南部的公寓下楼，看到我的室友——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正坐在厨房餐桌旁，盯着一块抹了一半黄油的吐司发呆。他手里的手机屏幕还在发光。

他说，“北岩银行倒闭了。”

我完全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的是，这标志着金融危机的开端，一场正在席卷我周围一切的风暴。但那时的我只是离开家，像往常一样搭上火车，去伦敦金融城上班。

风暴前夕

我在一家全球金融数据服务商工作，负责向全世界的金融机构提供高速金融数据。我们的办公室恰好位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那些新古典主义建筑，与世界顶级银行那些钢筋摩天大楼的交界处。

办公室四处都是鱼缸和霓虹灯装饰，就像夜店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大家穿着西装，显得一本正经，但其实没什么意思。

我从未想过会进入金融行业。我在加州由嬉皮士父母养大，学的是艺术和亚洲研究，我也从没想过从事金融。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会日语、懂电脑的人，而我刚好符合要求，所以我就成了IT部门的一员。

但我有点难以适应企业内这种等级制度。在上一份工作中，我在日本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就因为老是提新点子惹得上司头疼。这不是地方政府中层管理人员想听到的。

在这份工作中，情况也差不多，我的奇思妙想总让我的上司头疼。我的上司Paul是个中年发福的男人，整天窝在椅子里刷Ebay。

Paul对我的想法不感兴趣。Paul喜欢让事情变得简单。他讨厌改变。

但我心中有团火苗。我想要有所作为，我想要关心我正在做的事情，我想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做些有意义的事。

我环顾四周，发现事情还能变得更好，而我想让这种改变发生。

但在那个体系下，我的想法只能传达给Paul，而到了他那儿又基本是“死路一条”。我觉得Paul心中的那团火焰早就熄灭了。我被公司的系统包围着，却无法触碰它，更别提改变或利用它。

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有个大人物要来视察我们楼层。大家被要求穿上最正式的商务服，连鱼缸都擦得锃亮。来的是人从纽约总部过来的公司COO（首席运营官）。

他身穿笔挺的西装，笑起来像牙膏广告代言人，看上去非常“企业高管”。我做好了不喜欢这个人的准备，甚至觉得他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

但他开口和我们部门讲话时，我发现，他竟然有点懂我。他和我在一个频道上。

他叫Ken。Ken坚信公司存在是为了有所作为，而我们在公司，是为了尽最大能力利用它的资源。公司花了大价钱招募聪明人，不是为了把大家关进一个没有成长空间的盒子里。

我对此深有共鸣，于是给他写了封邮件：

“嗨Ken，我是Alanna。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有很多想法，我觉得公司里很多人也都有。”

他能理解我们的想法，但他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他离我们太远了。

他给我回信说：“很好！我们聊聊吧。”

我挂掉电话线，准备参加会议。Paul走过来说，“你在干嘛？赶紧回去接电话！” 我回答：“没事，我要和COO开个会。”  

有点小小的“越级操作”——Paul也没办法。

我和Ken开始合作，推出了一个叫“创意市场”的平台。这是一个内部系统，员工可以在上面发表想法、评论和互相投票。每月，管理层会挑选优胜想法并付诸实施。这很酷，我发现身边许多人也有自己的“小火苗”。

后来，我被提拔到管理轨道，成了团队领导，开始往上爬。而与此同时，我周围的系统却在崩塌。

离开

我坐在有四块屏幕的工作台前，看到大量数据像新闻跑马灯一样飞过，巨额资金在不同账户间流动。这一切看起来很虚幻，像《黑客帝国》。它环绕着我，但我既无法触碰，也无法真正理解。

我不断听到哪里又出了问题。我走下手扶梯，穿过霓虹灯装饰，走出玻璃门时，经常能看到有人拎着装满东西的纸箱从高楼里走出来——他们被裁了。这一切开始变得真实起来。

有一天，我买完午饭往办公室走，发现身边人越来越多。我被人群挤在中间，无法前进也出不去。抬头一看，四周全是路障，警察把我们围了起来。

那是2009 年，我误入了G20峰会抗议活动，地点就在我办公室外。警方采用了一种叫“围堵（kettling）”的战术，包围了5000名抗议者，不让他们离开，也不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水，试图彻底压制抗议。

就在我站的地方附近，一位47岁的报贩Ian Tomlinson被警察用警棍殴打。他甚至不是抗议者，但他被警察殴打，不让他接受医疗救助，最终死去。这一切突然变得异常真实。

▲ Ian Tomlinson去世前的一刻

这件事让我彻底意识到一个事实：我虽然正在职场上往上爬，但我抬头望去，即便我爬到多远，那上面也没有我想要去的地方。

归根结底，无论我的工作做得多好，改进了多少，我的工作本质上不过是把数字从一个表格移到另一个表格，毫无意义。

在这家公司，当你辞职时，你不可以和任何人说话或告别。他们规定，任何辞职的人都不允许再回来工作。

当保安扶着我的胳膊送我离开时，Paul突然跑到我面前。我挑了挑眉，因为此刻我是“禁忌人物”，他不该和我说话。

他说：“真可惜，我们对你抱有很高的期望。”我很意外，没想到他是这么想的。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之后，我做了一些典型“放飞自我”的事：搬到西班牙晒太阳，去了火人节，又移居印度，住在一个修道院里学习瑜伽教学。我开始对自己有了更多了解。

后来，我开始在迈索尔附近的一个NGO做志愿者，帮助从人口贩卖中获救的儿童。那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些都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我能够对他们产生一定影响。我感觉内心的“火焰”重新亮了一些。

但不久后，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我虽在帮助周围的人，却感觉自己不过是在把数字从一列移到另一列——因为我未能触及到制造这些问题的更大的系统本身。

我的影响力依然局限于个人，所以我知道我需要继续寻找。

可我也真的不知道我在找什么。我搬到了新西兰，但没有任何计划。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只是在惠灵顿参加了一些我感兴趣的活动，比如可持续发展、协作和技术类。

慢慢地，我发现总是能遇到同一群人。他们似乎彼此都认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属于一个叫Enspiral的组织。

加入Enspiral

那时的Enspiral规模还很小。2011 年，还只是一群程序员和设计师想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时间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并因为这个想法聚集在一起。通过协同合作，他们获得了更多资源和灵活性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认识了创始人Joshua。他有一天请我吃饭，问：“你需要多少薪水？能周一开始吗？”于是，我加入了Enspiral，坐在他身边开始工作。

和许多致力于协作的进步组织一样，Enspiral有着强烈的集体动力，但缺乏实际的操作方法——如何真正有效地以这种方式共同工作。而这正是我开始关注的事情。

对于 Enspiral 旗下的自由职业者集体“Enspiral Services”来说，当时的工作模式至今依然适用。让我举个例子。

上周我为一家NGO做了培训，之后给他们发了发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张普通的发票：“Enspiral Services Ltd，Alanna的培训，500美元”。他们付款到我们的银行账户，这个账户外观看起来像任何普通企业账户：“Enspiral Services Ltd，大笔资金”。

但实际上，其内部运作完全不同。

我们开发了一个内部系统，甚至没正式起名字，只是叫“后台”或“my.enspiral”的管理系统。我认为这也代表我们最近才意识到这件事其实很酷。

这个系统把一个银行账户虚拟化成数百个小账户，每个小账户里的资金与真实账户资金1:1挂钩。

我收到500美元的报酬时，系统会自动将其中的一部分（默认比例为20%）划入“集体基金（collective funds）”，用于公司发展和社会使命。

剩下的80% 将归我所有，即500 美元中有400 美元将进入我的Enspiral个人账户。这笔钱100%由我支配。我可以登录查看帐户余额，并用它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我可以给自己发工资，支付税费，或者用于业务开支，比如买笔记本、参加会议。

我得自己做决定，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许可。就好像我是个人业务部门的老板，这笔钱就是部门预算。

更妙的是，系统内我能随时给其他账户转账，简单快捷。只有当钱进出系统时才涉及财务或税务处理。而在系统内，资金只是“虚拟流转”。

因此，我可以在 Enspiral 雇人为我做事，然后立即将费用支付到他们的 Enspiral 账户。这种灵活性激发了许多创新。

那么之前进入集体基金的那 20%，也就是100 美元呢？这就是协作资助（collaborative funding）的用武之地，用于对集体资源做出决策。

在此之前，出于实际原因，只有少数人真正了解预算或有权使用银行账户。

我们会尝试让人们参与财务决策，询问“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花钱吗？”，或者其他人会问“我可以在这方面花钱吗？”得到的回应几乎总是：“我是设计师，不是会计。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钱？你决定吧。”

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权力和信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和许多进步组织一样，我们有着集体协作的野心。但与其他一些组织不同的是，我们准备将其变为现实，开始尝试并真正投入资金。

我们受到了某社区所使用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流程的启发。即如果有人提出了关于如何使用集体预算的想法，他们会真的放出一个桶。大家会被分发“大富翁”的游戏币，然后将这些钱放进他们支持的桶里。最终的结果就是预算方案。

我们在想，为什么不把这个过程搬到线上呢？

于是，我们从一个非常粗糙的电子表格和表单系统开始。我们会发起征集预算提案的通知，大家提交自己的提案。我们把这些想法放在电子表格的顶部，左侧列出当月所有向集体基金贡献资金的人的名字及其贡献金额。然后，所有人进入表格，将自己的“资金”分配到想支持的项目中。

这种方式的确改变了决策方式：做出财务决策的不仅仅是少数人，而是所有人、整个群体共同做出的决策。

这意味着，对集体基金20% 的贡献不再像是一种税收，而更像是一种投资——因为你能决定资金的去向。如果我们想在一个项目上冒险投资，大家都可以一起承担风险，也共享结果。

这一过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帮助我们更加战略性地思考资金使用。它不只是关于为你想要资助的项目争取资金，而是邀请你审视我们拥有的整体资源，以及所有可能的行动。如果我们支持这个项目，就必须放弃另一个项目。我们需要战略性地思考：我们到底想实现什么？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

随着Enspiral扩展，这种模式从单一公司合作演变为网络化协作。

这有点像分形式的升级。现在我们有了Enspiral基金会，它是一个慈善性质的公司，居于核心位置，促进各公司之间的协作。这些公司向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并以公司的身份参与更大范围的协作式预算流程。

我们还为此开发了一款名为 Cobudget 的应用，让预算过程变得可视化、游戏化，甚至充满乐趣。

现在，Enspiral已发展到约300名“贡献者”，分布在新西兰及全球各地。任何人都能在Cobudget提出提案，创建“资金池”，说：“我想做这件事，请支持。”

对我来说，这就像点燃了300束小火焰。

更棒的是，现在我们已将这些工具开源，让其他组织也能使用。

这是一种在Enspiral常见的模式：我们在自己的协作挑战上进行实验，然后将成果完善并开源，让其他人也能使用。

新的协作经济

最近，我在柏林参加了一个名为“公地资本（Capital for the Commons）”的会议，探讨未来经济可能的形态。参会者中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进步经济学家、运营公立银行和信用社的人、以及发明加密货币等新经济工具的人。

这次会议让我学到了很多。这些人对经济的运作及其可能的变革有着深刻的理解：

全球经济并非源自自然法则，而是由我们人类决定的。我们制定了规则，经济由此产生。既然是我们创造的，我们也可以改变它。

我对此深受启发。这也是这些人从事此类工作的原因。

但我也从这群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潜在的挫败感，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经济可以变得多么不同。他们被这个体系所包围，但却无法触及核心。因为说服政府改变政策或撼动根深蒂固的利益格局确实很困难。

这次来我被邀请做演讲。起初还有些紧张，想着“我在干嘛？我又不是经济学家，能告诉这些人什么呢？”于是，我只是向他们展示了Enspiral的运作方式，包括my.enspiral和Cobudget。

他们被震撼了，而我也因他们的反应感到震撼，因为我没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my.enspiral实质上是一个银行——一个虚拟银行，我们在其中管理账户、交易，还提供透支功能。

我们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框架，创建了一个封闭的花园，一个我们可以制定规则的经济泡沫。我们无需等待外部世界的改变，就可以在当下过渡到新的经济模式。

有一天晚上，我和Doris在厨房聊天。她是个很好的人，也是Enspiral的一员，比我年长一代。Doris不是技术人员，她是一名教育者、园艺师和养育者。

她告诉我，她计划开一个面包制作工作坊，并已在Enspiral内部的点对点学习平台上发布了信息。她可以向参加工作坊的人收取少量费用，这不仅是她的收入来源，还为参加者提供了一个社区建设的机会，同时也传授了这项了不起的技能（Doris的面包非常美味）。

此外，每张票的几美元会以Doris的名义进入Enspiral基金会，通过Cobudget，她可以决定这笔钱将资助哪些项目。软件技术确实很有帮助，但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正在构建的法律和金融工具，以及如何设置公司的方式。

比如，如何设计一份雇佣合同，让你在集体内部成为自己小型业务单元的老板？如何为一个后资本主义公司设计股权结构？这些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我非常期待开源并与他人分享的内容。

多丽丝告诉我，她从大自然中学到的东西确实给她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启发：

这让我深有共鸣，因为这也是我的心路历程。我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创建一个替代经济，我只是有一种感觉——内心的一小簇火焰：我想做有意义的事情，我想关心他人，我相信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想法。

我追随这种感觉，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付诸实践。

一路上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它并不完美。但我们是在真真实实地去做。

这就是我们如何在一个庞大的、可能无法触及或改变的系统中，创建一片小小的花园，种下种子——并从现在开始，为未来培育一个新的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