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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Peter Thiel在文中讲述了他从青葱少年到壮年之间心态和对世界看法的转变。并且提出了自由主义者如今面临的真正问题和他所关注的解决方案。
虽然成文发表在09年,但文末提到的巨浪:“我们不知道这场比赛(技术和政治)还有多远到达终点,但我怀疑它可能非常接近,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似乎又一次被人工智能的热潮重新卷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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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706良渚·生态社区研究与传播小组
编辑 | 十笔
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教育
作者:Peter Thiel
我仍在坚持我十几岁时的信念:真正的自由是最高善(highest good)的前提条件。我反对高额税收、极权组织和“算了吧/这样吧,每个人总要死的”的消极言语。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思考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相容的。通过回顾我的思想发展,我希望勾勒出所有古典自由主义者今天面临的一些挑战。
作为一名80年代末在斯坦福大学修习哲学的本科生,我自然被通过辩论和政治手段实现自由的愿望所吸引。
我创办了一份学生报纸,借此挑战校园里的主流观点。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最引人注目的是废除了大学设立的言论规范。
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没有取得太多成就。感觉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壕战:有很多牺牲,但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事后看来,我们主要是在向合唱团(已经跟我们意志相似的人)传道,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说服(鼓励)合唱团的成员继续歌唱。
作为1990年代曼哈顿的一名年轻律师和交易员,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在大学毕业后变得失望。
世界看起来太大,与其同全宇宙的冷漠抗争,更理智的同行选择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一个人的越聪明敏锐,对自由市场政治就越悲观——资本主义在大众中根本就不那么受欢迎。
在最聪明的保守派中,这种悲观主义常常表现为豪饮(酒蒙子);相比之下,最聪明的自由主义者对法律的顾虑较少,他们不仅逃避到酒精中,还逃避到酒精之外(嗦嘛去咯!)。
快进到2009年,自由主义政治的前景看起来确实黯淡。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由过多的债务和杠杆引起的金融危机。
政府对此施行了更多的债务和杠杆,以及更多的政府干预(这都是反自由主义市场的)。那些主张自由市场的人一直在飓风中大喊大叫(可惜谁也听不见)。最近几个月的事件粉碎了对政治怀有抱负的自由主义者的剩余希望。对于我们这些2009年的人来说,我们学到的最后一课是:对整个政治体系的教育是徒劳的。
实际上,更加悲观的是,我们已经朝着错误的方向走了很久。回到金融领域,美国最后一次没有导致大规模政府干预的经济萧条是1920-21年的崩溃。它虽然剧烈但短暂,涉及到可能导致真正繁荣的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
随后的十年,繁荣的1920年代如此强劲,以至于历史学家忘记了引发它的萧条。19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可以真正对政治保持乐观的十年。
自1920年以来,福利受益者的大幅增加和妇女的选举权扩展,使得“资本主义民主”这个概念变成了一个矛盾修饰法(oxymoron)。
(编辑注:“资本主义民主”这个概念在这里被描述为一个矛盾修饰法。矛盾修饰法是指两个通常不会同时出现的概念组合在一起,比如“聋哑人”或“军事情报”。作者认为,由于福利受益者和妇女这两个群体的存在,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和民主(强调多数人的意愿)在实践中变得相互矛盾,因为多数人的意愿可能导致更多的政府干预和福利政策,这与资本主义的理念相冲突。)
面对这些现实,如果一个人的视野仅限于政治世界,他可能会感到绝望。我不绝望,因为我不再相信政治包含了我们世界所有可能的未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主义者的伟大任务是找到一种逃离政治的方式——从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灾难逃离,到不加思考的大众中去,也就是被称为“社会民主”的那群人中。
那么,关键问题就是怎么做,即如何逃离政治?我们不要通过政治而是超越政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自由的地方了,所以我怀疑逃离的模式必须涉及某种新的、迄今为止未尝试过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引导我们走向某个未被发现的国度。因此,我将所有努力都集中在可能创造新的自由空间的新技术上。
让我简要谈谈三个这样的技术前沿:
网络空间
作为一名企业家和投资者,我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互联网上。在20世纪90年代末,PayPal的创立愿景是创建一种新的世界货币,不受所有政府控制和贬值——可以说是货币主权的终结。
在21世纪,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创造了新的空间,用新的方式来形成了不受历史国家限制的社区。通过创办一个新的互联网企业,企业家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互联网的希望在于这些新世界将影响并迫使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发生变化。互联网的局限性在于这些新世界是虚拟的,任何逃离可能更多是想象中的,而不是真实的。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未来很多年内都不会得到解决,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互联网的讨论中哪一个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外太空
外太空的广阔代表了无限的边疆,它们也代表了逃离(当前)世界政治的无限可能性。
但这个最后的边疆仍然有一个进入障碍:自60年代以来,火箭技术并为取得巨大进步,所以外太空仍然遥不可及。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使太空产业商业化,但我们也必须对时间保持耐心。
经典的科幻小说中的自由主义未来,比如海因莱因的作品中所描述的未来(涉及外星殖民、星际探索等),不会在21世纪下半叶之前发生。
海上家园
在网络空间和外太空之间,存在着在海洋上定居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人们是否会去那里生活的问题(答案是:足够多的人会)是次要的。相比之下,海上家园技术还需要多久才到来的问题更为重要。从我的角度来看,涉及的技术比互联网更不确定,但比太空旅行更现实。我们可能已经达到了经济上可行的阶段,或者很快就会达到。这是一个贴合现实的冒险,因此我热切地支持这一倡议。
结语
技术的未来并不是预先确定的,我们必须抵制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恶魔——技术有自己的动力或意志,它会保证一个更自由的未来,因此我们可以忽视我们世界中的政治轨迹(即使那是可怕的)。
一个更好的比喻是我们正处于政治和技术之间的致命竞赛。未来可能会好得多,也可能糟得多,但未来的问题确实非常开放。
我们不知道这场比赛还有多远到达终点,但我怀疑它可能非常接近,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与政治世界不同,在技术世界中,个人的抉择可能仍然是最重要的。我们世界的命运有可能取决于致力于建立或传播自由机器的人(人群)的努力,这些机器使世界和资本主义相安无事。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祝愿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
(编辑注: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是一位美国自由主义者、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创立了“海洋家园研究所”(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这是一个探索创建主权海洋殖民地的非营利组织。该研究所的使命是“建立永久性的、自治的海洋社区,以实现多样化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系统的实验和创新”。帕特里·弗里德曼曾是该研究所的执行董事,并在2008年离开谷歌全职投入到海洋家园项目中。)
原文发布日期:2009-04-13
原文链接:https://www.cato-unbound.org/2009/04/13/peter-thiel/education-liber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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