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要论述的三维价值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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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创新价值：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行不懈探索，勾勒了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理念图”“战略图”和“任务图”，明确了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任务，建构起科学合理、系统完备、意义重大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新境界。

（一）展现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理念图”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向的集中体现。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根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并且批判和超越西方生态思潮，提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50的科学理念。这是深化认识自然发展规律和“双碳”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大创新。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这就说明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自然界之间构成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其现实活动有赖于自然界且受制于自然界，要求我们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限制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特质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哲学思想，还是包括绿色发展思潮在内的西方生态文明理论，都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主旨，在指导自然生态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过于强调自然的伦理道德意义而忽视人对自然的改造，西方生态思潮则割裂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最终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都存在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为理论根基，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西方生态思潮的合理成分，提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50的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融入“双碳”工作。其核心要义在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致力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处理好民生与发展问题，进而实现人的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融通、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联通、道德理性和生态理性的互通。习近平生态发展理念彻底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等错误的思维方式，将辩证唯物主义生态观作为顺利推进“双碳”工作的理论导航和价值遵循，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同效益。

（二）擘画了“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战略图”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基于对绿色低碳发展规律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精准把握，习近平提出：“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4]455这一重要论断将“双碳”上升到新的发展高度，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战略部署，彰显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战略地位，进一步丰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要求。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降碳是实现“双碳”目标最直接的手段。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工作加快推进的形势下，将降碳作为重点战略方向，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再以过去的末端治理为主，而是开始转向源头管控、过程优化、末端治理、废物循环四个环节协同发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四类格局加快优化调整的新阶段，这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战略指引。

第二，“以‘双碳’目标为抓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5]碳达峰碳中和为我国提供了一个中长期愿景、综合性目标和系统实施平台，能够引领创新、倒逼改革、促进转型。也就是说，“双碳”将推动我国各个领域发展方式变革与转型路径创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逐渐“脱钩”，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和新模式，进而减少高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加快实现生态环境由量到质的改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第三，“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加强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衔接。”^[6]“双碳”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和重要使命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2025年、2035年、2060年关键时间点的主要目标，制定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意味着既要将碳达峰作为碳中和的基础，以碳中和形成对碳达峰的紧约束，又要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指导下充分考虑和设定“双碳”的阶段性目标，特别是在每一个五年规划及中长期规划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完善“双碳”目标，处理好两者的目标任务衔接。

（三）绘制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任务图”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升级，加快形成绿色经济新动能和可持续增长极，显著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真正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习近平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7]。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任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积极的导向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世界工业文明发展史来看，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界的攫取，大量使用化石燃料造成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碳平衡受到破坏，温室效应加剧，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从我国发展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整体性变革，但是由于在经济发展上采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高碳”特征，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由此，我国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始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发展，使人类文明向绿色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助力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碳达峰碳中和便因适应这一历史发展大势而出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重点任务。“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8]进入新时代，我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产业发展尚未跨越高耗能、高排放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基础薄弱，生产和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因此，习近平指出：“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9]我们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先立后破、稳中求进，倒逼“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传统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贡献。

二、行动指南价值：统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应然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2]51习近平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要论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从系统布局、政策驱动、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四个层面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对建设清洁美丽中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以系统布局提升实现“双碳”目标的整体效能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10]372在这一科学思想方法的指引下，习近平以“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2]21进行系统式布局，应对错综复杂的“双碳”工作形势，提升实现“双碳”目标的整体效能。

 其一，加强前瞻性思考，认清“双碳”工作发展形势。准确研判碳达峰碳中和的“危”与“机”是开展“双碳”工作的前提。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推进“双碳”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严峻挑战。国际局势加速演变，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加剧，部分欧洲国家重启煤电，全球减排进程遭遇波折，这给我国“双碳”工作带来重大考验。由于我国人口多、体量大，“双碳”工作还面临发展任务艰巨、时间窗口偏紧的双重压力。所以说，当前客观形势之于“双碳”目标具有有利与不利的双面影响，必须从历史和战略高度把握“双碳”发展规律和趋势，以前瞻性思维牢牢掌握“双碳”工作主动权。

其二，加强全局性谋划，树立“双碳”工作大局意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11]推进“双碳”工作必须站在普遍联系的角度，从大局出发考虑和解决问题，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具体言之，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工作指导思想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理念不动摇。在工作原则上，“必须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10]372。在工作要求上，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将“双碳”工作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统筹设计，抓住其中的关键环节，强化对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的谋划和部署，增强有效应对“双碳”工作重难点的定力和底气。

其三，加强整体性推进，推动“双碳”工作提质增效。习近平指出，实现“双碳”目标“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科学有序推进”^[12]。按照整体性和关联性要求，以整体协同为发展进路，使“双碳”工作统筹推进。在总体思路层面，各地区各部门既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服从整体利益，又要结合国情和省情差异，充分利用各区域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合理把控降碳工作的节奏和力度，在尊重差异中实现整体推进。在参与主体层面，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主体在“双碳”工作中的角色和地位，分工合作、协同发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现代化环境治理格局。在发展方式层面，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确保群众正常生活，避免“运动式”降碳，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加快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二）以政策驱动提供实现“双碳”目标的有力保障

我国的“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需要依靠政府制定积极的各类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和引导。2021年5月，为指导和统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党中央正式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构建了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其中“1”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两个顶层设计文件，“N”指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实施方案以及碳达峰碳中和支撑保障方案，这已然建构起“双碳”工作的四梁八柱。随着中央政策的出台，各省份也纷纷根据省内实际情况积极发布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并制定行动路径。“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是由于刚刚起步，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完善的空间还很大，在相关政策体系建设方面，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双碳’政策体系”^[10]371，“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10]374。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形成灵活有效的政策和体制机制，总的来说，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下，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综合运用经济、科技、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健全相关法律和制度体系，做好顶层设计；要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勇于改革不合理的政策体系架构，克服制约“双碳”工作的不利因素，为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具体来说，需要在投资、绿色金融、财税价格以及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等方面继续优化，出台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和改革措施，进而发挥我国政策和体制机制的独特优势，压实主体责任，并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节能减排，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谱写中国新篇章。

（三）以结构调整筑牢实现“双碳”目标的坚实基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高速进程，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比较大。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任务和理想途径。由此，习近平指出，“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13]，这为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其一，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首先，实现三大产业优化升级。农业在固碳增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为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高耗能高排放发展路径的依赖，必须加大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最高的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低碳发展水平。其次，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从增量上控制能耗和碳排放。最后，必须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建设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低碳化、低碳产业化，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其二，优化调整能源结构。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目前我国能源行业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传统能源产能过剩，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多重瓶颈，清洁能源替代难度高，亟需推动全方位、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以能源安全为基础，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二是严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尤其是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三是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增加绿色氢能供应，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四是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其三，优化调整交通运输结构。交通运输业是我国能源需求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迅速增长的领域。绿色交通已经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方式，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势在必行。一是以发展多式联运为突破口，推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调整运输结构，优化运输组织和提升综合运输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促进节能减排降碳。二是逐步降低传统燃油汽车的占比，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推广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实现交通运输的“零排放”。三是强化交通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公众优先选择低碳出行方式。

其四，优化调整用地结构。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碳源和碳汇的重要因素，通过优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来降低碳排放已然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之举。将碳治理目标嵌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必须构建低碳化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科学有序统筹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低碳规划和绿色治理，提高生态系统增汇能力。

（四）以科技创新强化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

在传统技术因其固有的局限性难以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条件下，科技创新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部署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战略，这势必掀起一场以去碳化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与全球科技竞争。“十四五”时期，我国加快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开始大量研发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和负碳技术，覆盖钢铁、水泥、化工、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提升了我国在减少碳排放和移除碳排放两个方面的技术优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仍然面临基础研究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技术成本较高、成果转化不够等阻力和挑战，国内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仍需要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第一动力，通过系列科技规划抢占技术制高点。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强调，“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14]，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先进技术支撑。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对部署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绿色低碳技术的研究、运用和推广指明了方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加强气候变化成因与影响、碳循环与生态系统碳汇以及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强化基础共性技术供给，激活科技赋能“新引擎”。二是推动前沿技术创新和支持重大科技攻关。依托国家创新战略，加强新型高效光伏电池、新型核能发电、新型氢能、前沿储能、电力多元高效转换等前沿技术研发，支持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突破“颠覆性”低碳技术，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赢得技术“并跑”或“领跑”。三是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技术推广是最大限度发挥技术效能的保障。只有构建多主体、常态化协同进行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推广的工作体系，推动研发成果产业化、规模化、低成本应用，才能释放科技创新活力和潜能，持续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弹性。

三、世界引领价值：调整重塑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实然逻辑

全球生态环境关系人类的共同福祉，在生态系统退化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需要各个国家投入全球环境治理中，以形成环境治理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指出，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15]174-175。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顺应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全球发展趋势，承诺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作出中国贡献。可以说，习近平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全球经济绿色复苏的积极响应，也是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实然逻辑，因而具有世界引领价值。

（一）彰显大国担当：全球生态安全的维护者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共识达成则有赖于世界各国的生态安全观，直接关系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与人类的长久生存。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全球议题，是实现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一环，是世界各国维护生态安全需要承担的共同责任。习近平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既体现了中国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也彰显了中国积极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大国担当。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截至2022年5月底，已有161个缔约方（包括133个国家、欧盟及其27个成员国）更新了国家自主贡献，130多个国家通过领导人宣示和立法等方式宣布了碳中和、净零排放、气候中和等目标。”^[16]习近平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将用30年左右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因为他始终坚持“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17]。这不仅有力回击了国际上“中国环境威胁”谬论，又展现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努力化解全球生态危机的魄力与担当。众所周知，在传统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为逻辑起点设计有利于西方国家的生态政策和碳排放条款，实质上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国利益，打击其他竞争对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价值立场，习近平始终站在对人类生态文明负责任的高度，认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15]170。为此，中国始终主张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坚决摒弃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决不把本国的绿色低碳发展建立在他国的生态灾难之上，用对话合作方式取代冲突对抗行为，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这既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态的期盼，对提振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信心具有重大意义，生动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担当。

（二）履行国际义务：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

气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非传统安全挑战，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工业化以来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等化石能源而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温室效应增强，导致全球气候出现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系统性变化，这将威胁能源、粮食以及水资源安全，进一步影响人类生命和经济财产安全。因而，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中国始终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进程。

人为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的核心成因，而碳达峰碳中和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当前，全球气候危机日趋严峻，仅凭个别国家的个体理性行动难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气候治理应该建立在世界各国的集体理性之上，然而单边主义绿色贸易壁垒凸显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层次利益冲突，极大可能导致各国之间的碳减排量存在较大差距，继而影响全球碳减排进程。因而，在统筹谋划“双碳”工作时，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要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要建设绿色丝绸之路。要讲好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故事”^[4]458。他还强调，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努力落实二○三○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8]。这些重要论述表明，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中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中，一贯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合作共赢，自觉遵循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做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和合作者，确保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能够协调推进。概言之，习近平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重要论述，既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指明了清晰方向，也表明中国秉持全球气候治理正义、认真履行全球气候治理国际义务的鲜明态度

（三）提供中国力量：全球经济绿色复苏的贡献者

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对自然造成的不利影响超过了自然的修复能力，导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而绿色经济因致力于实行绿色增长方式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共生，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中形成发展共识。由此，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绿色复苏”计划。绿色复苏旨在着力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把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生态平衡，建立一条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习近平指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1]253这一重要论述说明，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可以为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契机，也能够给受疫情影响而持续疲软的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遵循绿色复苏的逻辑理路，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面对全球绿色复苏的客观现实，习近平主张我国必须突破对传统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加大力度建设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1]259，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10]373，以及打造更开放、更广泛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伙伴关系^[19]。这些主张有利于后疫情时代建构既能恢复经济增长又能减少碳排放的绿色发展模式，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构，统筹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作用，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动能”为亟待复苏的全球经济带来增长新亮点。《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3》显示：“近年来我国绿色贸易规模基本保持增长态势，2013年至2022年年均增长3.18%，在全球占比提升2.3个百分点。”^[20]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顺应了绿色复苏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潮流，既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脱碳，也将为全球经济实现低碳化、生态化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对全球经济绿色复苏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