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作者:
曹鸿勇1,2
作者单位:
1.山东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5
2.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作者简介:
曹鸿勇(1979—),男,山东济宁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相关信息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24)03-0059-08
DOI:
10.13216/j.cnki.upcjess.2024.03.0008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视野和全球视角来观照共同富裕、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占据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既着眼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立足于人类共同利益,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赋予人类文明发展全新选择,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坚持人民至上逻辑,超越了资本至上逻辑,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理念;坚持走自己的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突破了“国强必霸”西方逻辑,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方案。
关键词
人民至上;资本逻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西方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九个方面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之一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4。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中国式现代化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从中国视野和全球视角来观照共同富裕、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占据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既着眼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立足于人类共同利益,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摆脱了对西方的依附依赖,深深影响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开拓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旗帜。本文从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案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理念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和鲜明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剥削阶级性质政党的显著标识。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411人民至上逻辑的中国式现代化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现实追求;而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和实践指向,只能是资本家少数人的富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一)两极分化折射了资本至上理念的弊端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拥有神奇的魔力,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运行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动力,其最本质的规定性在于以不断追求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物,其实质在于社会关系,同时资本不能离开物,要通过物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表现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关系。资本逻辑带有两重性: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404,把所有的民族都卷到资本主义文明中去,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资本逻辑的内在局限性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
两极分化是资本逻辑的不治之症。马克思明确指出:“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743-744资产阶级的富有同工人的日益贫穷是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写照。两极分化现象不仅仅是分配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在资本逻辑下,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身,劳动什么、劳动多少、如何劳动等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完全服务于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资本家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劳动者,占有大部分劳动果实。于是,人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和手段。资本家和工人本质上是雇佣劳动的关系,人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被资本无情地扭曲和剥夺,从而形成单向度畸形发展的人。当前,在西方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垄断资本在全球剥削劳动者和掠夺财富,两极分化正在全球不断加剧,社会各阶层流动凝固,经济社会矛盾频发。2022年11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世界报》发文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将全球1/5的收入纳入自己的囊中,而最富裕的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比最贫穷国家的长30年。2011年,无法容忍社会不公与政治腐败而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美国民众对两极分化的有力抗争。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人不可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两极分化将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持续下去。马克思鲜明地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414
诚然,当前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贫富差距,但是同西方社会的两极分化有着根本区别,中国贫富差距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社会主义体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个人禀赋差异等因素相关,共同富裕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追求的目标。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可克服的资本逻辑造成的,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
(二)共同富裕彰显着人民至上理念的优势
与西方资本至上逻辑不同,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逻辑,根本价值指向就是让广大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至上具有很强的理论向度和实践向度,超越了资本至上逻辑的发展指向,为人类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全新理念。
人民至上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趣之中。马克思在对历史本质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5]。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否承认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区分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显著标志。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树立了为人类福利而努力奋斗的崇高理想,他的一生是为人类求解放的一生。人类解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主线,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是关于引领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学说。马克思站在人民立场上,认为“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6],深刻说明了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及其规律,破解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发展奥秘,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民至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人民至上这一理念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之中,贯穿于党的百余年奋斗的伟大实践之中,并结合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而不断赋予其新的价值意蕴。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关键在于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立场,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被写入党章。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并把它作为评判一切工作成败的标准。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的重大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复强调“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8]。
人民至上体现在对共同富裕事业的不懈追求之中。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成为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和实践要求。追求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向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奋斗史,从人民受奴役到成为国家主人,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的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坚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强调共同富裕,坚持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相结合,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9]。当前,中国成功地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注重共同富裕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将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者统筹起来共同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展现了人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光明前景。
诚然,当前在中国,资本仍然客观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资本至上逻辑已让位于人民至上逻辑,资本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法律的规范和约束,资本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这和西方资本逻辑有着本质区别,绝不能混为一谈。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资本逐利性的一面。因此,要积极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给资本设置“红绿灯”,驾驭资本和引导资本,防止资本无序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巨大的优越性,让资本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二、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自信自立,走自己的路,牢牢把握中国自身发展进步的命运,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穿过重重艰难险阻,独立自主探索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带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尊重现代化发展规律,也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同时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径。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现代化,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制度选择
目前,有些人把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画等号,进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实质上是西方自由主义在现代化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种观点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进行,资本主义不断扩张,“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405,人类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人类历史就成为世界历史。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启蒙就等同于现代性,认同启蒙精神就意味着认同西方现代性。启蒙同愚昧相对,他们认为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运用理性能力就可以使人从愚昧中解脱出来。西方自由主义者无一例外地提倡自由和理性,反对专制和愚昧。他们认为现代性具有唯一性,就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彻底终结了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于是,西方成为先进、现代、文明的代名词,东方成为落后、传统、愚昧的代名词,西方的制度、体制、价值观成为评判一个国家制度、体制和价值观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以他们的视角来看,私有制、市场经济、三权分立、议会制等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构成现代社会的根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不二选择和最优选择,必须照搬西方现代性方案。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及其产生后果展开尖锐的批判,但是并没有揭示现代性不良后果的社会根源和根治路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有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和阶级局限性。后现代主义仍然囿于现代性本身,无法超出资本逻辑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本身的核心精神、基本原则具有必然性,接受现代性就必然接受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因此,如果不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进行剖析和批判,就无法超越现代性本身,就无法找到救治现代性的良方。马克思对资本及其现代性本身展开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律及其自身内在的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强调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通往自身解放的康庄大道。
事实上,西方现代化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是资本至上逻辑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无论是制度、体制还是价值观,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设立并为其服务的,是以资本主义发展为根本指向的,是为了维护和保障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马克思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3]411
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牢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0]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可以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就不会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为定向,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定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经济建设来看,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统一,确保经济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政治建设来看,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更加注重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广大人民权益,确保政治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文化建设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确保文化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社会建设来看,强调小康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小康,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向着共同富裕不断前进,确保社会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生态文明建设来看,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统筹谋划,强调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环境更加优美,确保生态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扬弃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化,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提供道路选择
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不二选择。到底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许多国家存在着两难选择:到底是选择依附西方、丧失自身的独立性来实现自身发展,还是选择脱钩西方、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来实现自身发展? 这个悖论困扰着很多国家。这个悖论同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文明密切相关,西方现代文明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审视西方现代文明是走向现代化的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课题。在对待西方现代文明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夸大抬高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主张照搬照抄西方文明;二是贬低轻视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主张拒斥西方文明。如果照搬西方文明,结果只能走上改旗易帜的不归路。对于苏联和一些拉美国家的失败教训必须认真审视,保持高度警惕。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主张私有化,否定公有制,走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导致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潮。而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严重依附西方,丧失发展的独立性,脱离本国实际,盲目效仿西方的金融自由化路线,结果演变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即“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11],这些国家至今还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现代化虽然肇始于西方国家,但是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发展模式绝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同时也应看到,如果拒斥现代性,视现代性为洪水猛兽,全面排斥现代文明成果,逆全球化潮流而动,结果只能走向闭关锁国、故步自封,阻碍自身建设和发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状况,依附论把不发达国家发展落后归因于西方资本的控制,归因于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提出以“中心-边缘”的范式替代西方“传统-现代”的解释框架,给出的药方是脱钩西方,从而摆脱西方资本的控制来实现自主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面前,脱钩的观点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只能导致封闭落后。
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崇洋媚外,也反对盲目排外,始终坚持历史自觉,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充分尊重西方文明,以理性态度进行分析、甄别、取舍,以历史主动精神凝聚最大力量,以开放姿态对待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推进民族复兴大业。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12]
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脱钩西方的老路,而是扬弃现代性本身,坚持走自己的路,牢牢掌握自己发展的前途命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由此,现代化不再是西方现代化的单选题,而是各国探讨的开放题,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具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必须尊重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来丰富发展自身,把自身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并不意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通过加强文明交流,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绝不能以狭隘的认知看待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现代性本身,走的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强调把自身国情作为立足点,富有中国特色。习近平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13]现代化道路受到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社会制度、现实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必须是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绝不能脱离本国实际和条件照搬别国的模式和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而是立足于自身国情、自身历史和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资本逻辑主导下产生的两极分化、生态危机、物质主义膨胀、政治体制失灵、人与自然关系失序失衡等诸多难题。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胜利必须将现代化发展规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和巨大效能。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战略选择
西方现代化是对外殖民掠夺的现代化,走的是 “国强必霸”之路。西方现代化过程是一部殖民掠夺的历史,是殖民主义的现代化,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殖民者把发展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殖民战争,占领海外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不断推进工业化过程,欧洲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中心。马克思深刻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4]860-861二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先后走上民族独立解放之路,旧的殖民体系逐步瓦解,但是欧美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制定不合理的贸易和竞争规则,主导着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主导着全球化进程,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采取更加隐蔽的新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掠夺和压迫,榨取大量财富,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因而仍未摆脱资本逻辑主导的窠臼。
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民族复兴。现代化开辟出世界历史,使东西方形成支配从属关系,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灾难,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成为时代课题。民族独立和解放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为了实现民族解放,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奋力抗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尝试了众多方案,但是由于实现民族独立任务的艰巨性和自身阶级的局限性,这些运动最后都没有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此,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开启了新的篇章。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艰苦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族解放,为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扫清了障碍,提供了根本条件。1956年,经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根本制度前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开辟了适合中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4],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得以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他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5]并把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小康社会联系起来,强调:“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6]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懈奋斗、攻坚克难,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中心任务、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战略部署安排,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前进。
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学者基于“国强必霸”的逻辑宣扬“中国威胁论”。这种观点缺乏历史和事实依据,充分暴露了他们理论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事实上,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没有对外殖民掠夺的历史基因,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天下为公、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理念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骨髓和血脉里。毛泽东强调:“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17]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的世界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18]。如果中国走的是西方的国强必霸和殖民扩张的老路,将不会开启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表征着中国走的是民族复兴之路、和平发展之路,不会走国强必霸之路,超越了丛林法则的西方逻辑,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战略选择。
三、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方案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心声。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始终不渝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打出一套组合拳,赋予人类文明发展新方案。其中,文明交流互鉴是必要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核心要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选择,三者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新方案充分尊重各国发展模式的差异,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不再以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作为思维方式,不再以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再以牺牲他国利益来发展自己,始终坚持人类共同利益,始终坚持共赢共建共享,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文明交流互鉴超越西方文明中心主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比较典型的代表。亨廷顿强调文明存在差异,由此推断出在 “文明的断层线”之间存在文明的冲突。而亨廷顿的学生福山则强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的最终归途,人类社会必将走向西方文明的大同社会。尽管亨廷顿和福山思想主张有许多不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宣扬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无一例外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辩护,妄图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改造其他文明,妄图把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妄图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从现实层面来看,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不但不会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反而成为不同文明冲突和矛盾的重要根源,是战乱、贫困、污染、政治动荡等人类问题产生的温床。遵循西方优先原则,西方一些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宣扬和推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全球治理实践成为西方获取自己国家一己私利的手段和方式,严重背离人类共同利益,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严重阻碍人类文明发展。事实上,文明的差异性并不是文明冲突的前提条件,反而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根据。
与西方推行文明中心主义不同,中国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文基础。从文明自身特点来看,文明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不同文明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文明具有平等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模式,文明具有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并不是单调的,根植于特定的生存环境、特定的现实条件、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文明具有包容性。从文明发展史来看,历经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图景和文明样态。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9],意味着不同文明理应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和谐共存,让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类家园变得更加美好。可以看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文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完全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文明交流互鉴,各种文明交相辉映,才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张力,共同绘就人类文明进步的华彩乐章;反之,文明冲突、文明优越、文明隔阂,只能阻碍人类进步发展。因此,文明交流互鉴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尊重,才能使各种文明同放异彩、和谐共生,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力量。正如习近平所倡导的,要“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
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十分热衷于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实际上,所谓普世价值,是指以抽象的人性观为立论基础而形成的唯心主义价值观,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预设西方价值作为普世愿景,宣扬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试图用西方标准来改造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迫使别国接受西方价值观念,进而改变非西方的国家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具体写照。
当前,西方国家凭借自身强势话语权来抹黑和妖魔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制度和发展模式,把普世价值强加于非西方国家,输出西方价值观念,引发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从而引起其他国家的激烈反抗。伊拉克危机、“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等,都是普世价值与非西方价值冲突的现实确证。西方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俨然成为威胁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推手,成为威胁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习近平强调:“我们历来主张,人类前途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来把握和决定。”[21]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理应由各国人民根据自身国情来决定,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标准,打着学术外衣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与西方推行普世价值不同,中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充分考虑和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求同存异、共商共量,寻求最大公约数,找到价值共识,为解决人类矛盾和问题奠定价值前提。当前尽管存在着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全球化浩浩荡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深度交织交融,整个人类社会成为高度组织化的有机整体。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加,粮食危机、全球变暖、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地区冲突等,这些风险和挑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单靠某一个国家无法解决,靠凌驾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的普世价值也无法解决,只有靠世界各国携起手来,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共同面对,才能找到解决之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1]63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虚幻共同体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不断扩大,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从自然共同体过渡到虚幻共同体。马克思视阈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虚幻共同体。资本主义国家始终以代表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自居,把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说成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利益,带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并不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它是资产阶级统治广大劳动者的工具和手段,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劳动受到资本的控制,劳动本身是异化劳动,劳动者成为异化的人,劳动不是自主的劳动,劳动者本身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宣扬主客二分思想,固守零和博弈思维,热衷丛林法则,习惯于从竞争、对抗的视角看待处理与别国的关系,把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凌驾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违背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严重威胁人类和平发展进步事业。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虚幻共同体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呈现,必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最终将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即在自由人联合体中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
基于人类共同利益,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6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求同存异、互利合作,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充分理解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断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22],主动与众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对接,朋友圈不断扩大,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1]9,显著提升了周边国家的民生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走深走实。中国作为负责担当的大国,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重塑新型国际关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作出积极贡献。比如面对席卷全球的世纪疫情,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断推进全球卫生治理,向许多国家提供药品、口罩、人员、技术、经验等支持和援助,为抗击世纪疫情贡献中国力量,得到国际广泛赞誉。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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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长按识别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原文,也可点击推文左下角“阅读原文”查看。
论文责编 | 陈可阔
微信编辑 | 卡迪尔娅
微信责编 | 姜洪明
审 核 | 王旱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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