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欣等：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概念隐喻及其功能研究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提升，中国国家话语建构及其有效传播日益成为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中国形象的塑造、中国理念的传递乃至中国道路的全球叙事，都有赖于国家话语影响力的发挥。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国家话语领域面临话语体系、话语能力以及话语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困境，难以在国际话语空间中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视国家话语的表达，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战略^[1]，中国的原创性话语概念逐渐成为引领全球话语走向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环境危机语境下，中国创新性地提出并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为指引，不断改善国内环境质量，秉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建设性力量。生态文明作为国家生态价值表达的主流话语，不仅为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而且也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围绕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展开的国家话语建构，既是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话语的影响力。

当前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如何获得普遍的社会理解与认同，是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的关键。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其在话语建构中的作用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根据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以隐喻为基础^[2]，隐喻发生的思维过程表现为概念系统的跨域映射，即从作为喻体的源域向作为本体的目标域的映射^[3]。隐喻的作用机制实际上是不同事物在认知层面的映射关系，其中源概念通常指向个体的直接经验或具体事物，而目标概念则是较为复杂抽象、难以描述的事物。隐喻在本质上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事物”^[2]3。批评隐喻分析的方法主要涉及隐喻识别、隐喻描述和隐喻阐释三个层面。^[4]概念隐喻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方式，已成为分析阐释政治话语、生态话语乃至国家话语的新视角。约翰·德莱泽克在《地球政治：环境话语》中就曾揭示“太空船”“病毒”等隐喻如何运用于建构特定的环境话语。^[5]卢雪花和陈汝东关注到国家隐喻对国家价值塑造、国家政策建构以及世界目标追求的作用，并揭示了其在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中的功能。^[6]在环境议题领域，既有研究对隐喻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作为话语修辞策略的隐喻、隐喻的类型、隐喻的意义生成及其作用机制等方面，其探讨的核心问题可概括为：借助隐喻的话语建构呈现公共议题，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与行动。^[5，7]作为环境话语建构的概念隐喻能够影响人们的环境认知观念与实践行动。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环境传播具有建构环境议题和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功能。^[8]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面临的紧迫性议题，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国与世界密切交织的议题领域，也是实现中国与世界价值融通的重要渠道。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具有指引国家环境治理实践与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的目标指向，其既与国家发展的特定语境密切相连，也发挥着传递国家价值的话语功能。围绕生态文明概念，中国相继提出了绿色“一带一路”“美丽中国”“地球生命共同体”等概念，不仅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生态文明的理念内涵，也在凝聚全球生态保护共识、促成生态文明的合力共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呈现出鲜明的隐喻特色，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其在潜移默化中传达了生态文明的价值内涵，影响着社会的环境保护实践。因此，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从隐喻的描述与阐释两大维度对生态文明国家话语建构特征展开分析，探讨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概念隐喻类型及其话语功能。本文聚焦于我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隐喻表征机制，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蕴含哪些主要的隐喻类型，我国如何使用特定的隐喻进行生态文明话语建构，隐喻表达在国家绿色发展以及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着怎样的话语功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与回答，以期为进一步理解和完善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提供思路。

语料库分析法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法^[9]，目前已成为探讨话语建构特征较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在以国家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国家顶层设计是探讨生态文明概念隐喻表征的重要来源，尤其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生态文明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核心内涵。因此，本文自《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和人民网“习近平系列讲话数据库”中，选取了2012—2022年间296段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文本，组建语料库^①，采用质性数据分析工具NVivo11进行文本编码处理，提炼出主要的7类隐喻（见表1）。隐喻分析不仅涉及隐喻类型的识别，还涉及各类隐喻内涵的描述以及隐喻机制的阐释。考虑到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话语中的关键主题，本文对于生态文明话语的概念隐喻分析，聚焦于“生态环境”所呈现的隐喻符号及其意义建构过程，并结合语料库文本进一步解释源概念与目标概念之间的隐喻映射关系，从而厘清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概念隐喻及其表征机制。

（一）颜色隐喻与经济隐喻：全球共意空间中的自然意象

概念隐喻揭示了人们利用直接经验来理解抽象事物的过程，色彩作为描述日常生活事物的直接感知经验，经常成为抽象概念的隐喻表征。“绿色”是自然与生命的象征，在人们日常认知中与自然联系密切，绿色隐喻能够折射出田园风光的自然意象，从而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美好感知，并由此激发起人们的环保意愿。如表2所示，“绿色”是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建构所采用的主要隐喻概念，如绿色发展、绿色生产、绿色金融、绿水青山、绿色空间、绿色共识等，此系列隐喻将抽象的环境治理过程通过颜色认知系统加以阐释，由此表明中国全面进入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阶段，并将保持生态自然的绿色生机作为环境治理的目标；“红色”意味着警戒、警示，红色隐喻则表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严峻挑战，“红汤黄水”“红灯”警示人们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划定“生态红线”表明中国已采取严格措施保护环境。以绿色为核心的颜色隐喻，集中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所蕴含的生态价值追求，绿色是中国生态文明的自然底色。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广泛运用人们基本认知域范畴的颜色概念，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连接系统，通过绿色激发人们关于自然的想象，并借助于警示性色彩表征，营造环境危机的紧迫性感知，传达了中国致力于追求绿色环保的价值内涵。

经济范畴的概念系统是全球环境认知的共通领域，布赖恩·科菲通过对西方国家的环境政策话语进行研究，发现其中蕴含了“自然资本”“生态债务”等典型的经济隐喻。^[10]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也大量运用了经济隐喻概念。如表3所示，生态文明话语中将美好的生态环境喻为“金山银山”“本钱”以及“财富”等，由此实现从经济范畴向自然范畴的映射，抽象的自然价值转化成经济价值感知层面；中国环境问题的出现被视为“欠账”和“代价”；环境治理过程也被比喻为“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综合收益”的过程。借由经济隐喻的跨域映射过程，生态环境不再是传统西方语境下与社会发展相对立的客体，而是与人类和谐共生的“共同体”。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被视为“欠账”，中国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就是在发展生产力，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为社会发展带来可持续效益。全球共意空间的经济隐喻话语，反映出中国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重新审视，并选择了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融合的生态文明道路。

（二）建筑隐喻、道路隐喻与战争隐喻：生态文明建设过程的隐喻表征

在中国政治话语中，“建筑”“战争”和“道路”隐喻是较为凸显的隐喻类型。^[11-13]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环境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实现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需要长期的建设过程，建筑隐喻贯穿于中国生态文明话语表达。如表4所示，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根基”“基地”“屏障”等，描述了生态环境之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价值；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被视为“顶层设计”和“修复工程”等；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健全被映射为提供建筑大厦基础支撑的“四梁八柱”。借助于建筑隐喻的概念系统，作为目标域的生态文明体系被喻为美丽中国“大厦”建设的系统性、长期性建筑工程，由此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正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与全过程，中国致力于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旨在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从而表现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和全局性特征。与此同时，建筑隐喻不仅表明实现生态文明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也将各方主体纳入到以国家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者范畴，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鼓励人们着眼于当下的环保行动，推进环境问题的协同共治。

表5展现了道路隐喻模式下生态文明体系与道路系统之间的映射关系。在“绿色发展道路”的隐喻话语中，生态文明建设被视为对以往破坏生态环境“旧道路”的摒弃。首先，违背自然规律的发展方式被视为“走弯路”，要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基础上，寻求“永续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旨在实现“发展与保护共存的新路径”，这既是对传统的西方工业化道路的否定，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反思。其次，道路隐喻中“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体现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艰巨、“道阻且长”，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而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快车道”，环境治理被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由此表明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虽面临诸多挑战，但已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最后，中国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表达了中国愿意与各国一道，保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战争隐喻是人类语言中的基本隐喻表达方式之一。^[2]2表6呈现的是，中国生态文明话语运用现实经验中的战争情景来描述中国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所展开的环境治理实践，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的过程，被映射为向破坏生态环境的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开战，由此表明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在“环保即战争”的隐喻模式下，环境危机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牺牲”，全面绿色发展转型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环境污染与破坏被视为社会共同的“挑战”，只有各方主体协作共治才能“打赢”这场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身体隐喻与疾病隐喻：生态文明内涵的具身认知诠释

如表7所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身体隐喻的跨域映射机制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一是围绕“生命共同体”概念，以拟人化的方式建构生态系统的整体观。例如，“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山水林田湖是城市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都表明生态系统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环境治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实现绿色发展需要统筹各方，以全局性思维切实贯彻“五位一体”的发展新理念。二是借由身体维度的隐喻表达，突显生态环境的宝贵，并指明环境保护的现实路径。例如，“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表明对环境的珍视；环境治理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紧抓”“紧盯”“咬住”环境问题，治理过程中绝不能“手软”，表达出中国对于环境治理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三是倡导环境危机的共同应对。例如，“携手合作”“同心协力”“并肩同行”，意在鼓励公众参与环保行动，呼吁共同努力，旨在促成全球环境治理合力。

生态文明建设蕴含着系统性、全局性的生态观。表8中所展示的疾病隐喻映射模式表明，疾病隐喻话语将生态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则被映射为“生病—治疗”的过程。疾病隐喻将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表述为自然“生病了”，其病因则是传统工业文明模式下人们过度追求物质财富所造成的“生态创伤”。当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克服多重“顽瘴痼疾”，环境治理需要找准“症结”所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统筹治理，做到“标本兼治”。改善生态环境虽然需要克服多重“顽疾”，但环境问题并不是“绝症”，表明中国对环境问题的切肤之痛，以及扭转环境局势的决心和信心。

（一）以“重返自然”的现代性反思建构生态文明的科学性内涵

约翰·汉尼根在《环境社会学》中指出，田园话语将“自然”视为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及其相关社会病与环境病的对应物，而“返回自然”则代表着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价值。^[14]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非传统工业时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这是对于工业化发展所造成环境问题的反思，也是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未来方向的进一步探索，基于中国智慧提出“回归自然”与和谐共生的环境治理方案，对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世界命题贡献了中国力量。

生态文明是在环境治理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概念，中国通过一系列隐喻表达，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纵向维度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横向维度，建构了生态文明理念的科学性内涵。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颜色隐喻，表明了中国对生态价值的珍视，中国将绿色理念全面融入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呼唤人类社会重新回归山水田园。围绕“两山论”所展开的经济隐喻，否定了长期以来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核心的、传统粗放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强调生态环境本身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摒弃了传统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与此同时，中国通过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对“要经济也要环保”的理念进行论证，虽然建设生态文明仍需要克服多重困难，但由于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当前中国的生态保护机制日益完善，生态环境质量获得显著提升。基于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隐喻表达，表明了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生态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全球环境治理需要合力共建、责任共担，中国呼吁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前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和清洁美丽世界。

工业主义所带来的“人化环境”的发展，被视为现代性基本的制度性维度之一，生态威胁则是伴随现代性而呈现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15]中国创新提出生态文明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话语提供了应对现代性风险的可能路径。生态文明话语的隐喻建构，无论是提倡绿色价值的回归，将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相联系，还是探索环保与经济并行发展的道路，都共同构成了一种“重返自然”的现代性反思话语，其在解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合理性的同时，也在建构生态文明理念之于中国发展、全球环境危机应对乃至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科学性内涵，这有助于为讲述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开辟话语空间，从而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转化为话语优势。

（二）通过激发社会“共同体”想象凝聚环境治理共识

斐迪南·滕尼斯将“共同体”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关系。^[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用“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描述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17]社会语境下的“共同体”意味着一种关系或者认同，它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基础。在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中，“共同体”概念能够将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与细碎的日常生活之间建立勾连，“家国一体”的隐喻能够有效实现国家情感的凝聚与国家认同的塑造。^[18]生态文明话语中的家国隐喻，较多呈现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与价值的叙事之中，“美丽中国”的美学想象，能够充分激发国民的集体认同与价值共识，生态文明建设被视为国家民族共同体语境下的目标追求，由此能够有效促进公众对于生态文明价值内涵的理解与认同。同时，生态文明也具有全球性维度，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世界范围的紧迫议题，保护“地球家园”的隐喻表达塑造了全球环境危机语境下人类相互依存的现实处境，进而中国提倡责任共担的解决路径，表明全人类是命运相连的共同体，这有助于唤起世界各国的绿色共识，推动人类社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话语中的身体隐喻，进一步将生态系统和社会个体的具身认知相联系。一方面，生态系统被类比为人的身体，山水林湖田命脉相联，表明中国提出的生态观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中国环境治理方案表现出全局视野与可持续性；与此同时，提倡像保护人的眼睛一样保护环境，用对待生命的态度对待环境，这既强调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在重塑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危机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生态文明话语以“携手共建”“同心而行”等身体隐喻表达，将全人类纳入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之中，旨在构建全球生态文明共识，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环境挑战，为人类的未来发展共谋出路。

在身体隐喻所构建的共同体想象之外，建筑隐喻塑造了“建设生态文明大厦”的共同体。借由“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高频隐喻表达，生态环境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文明制度是“四梁八柱”，国家顶层设计主体是生态文明大厦建设的“设计师”，社会公众则是投身于生态文明事业的“建设者”，由此生态文明建设被建构为一项由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系统性工程。建筑大厦的稳固性在于根基，生态环境被喻为社会发展之基，更加突显出其重要性。另外，建设生态文明是多方协同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社会公众添砖加瓦、共同参与，这进一步强化了公众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将实现生态文明描绘为一项具有成就性的事业，充分肯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价值，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能够唤醒人们对绿色生活的向往，从而激发人们参与到环保事业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隐喻建构了国家建设共同体乃至地球生命共同体等认知概念体系，构成了塑造环境认知、凝聚生态文明共识的创新话语表达。承载美学想象或者诉诸于身体的隐喻话语能够唤起人们的直接体验和心理共识^[19]，由隐喻建构的共同体想象，将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具身认知维度的概念体系，借助于日常社会认知传达中国生态文明的价值内涵，通过打造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连接，积极建构环境危机认知的共意空间，进而塑造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治理共识。

（三）借由“英雄主义”叙事展开环境危机的情感动员

“英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主流话语对于英雄的符号化呈现，旨在适应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英雄主义价值诉求，勇担风险的奉献精神是当代英雄主义叙事所呈现的核心特质。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基于“战争”和“疾病”的风险语境塑造，赋予了社会成员以生态文明建设者的文化身份。话语表达中的“英雄主义”叙事能够快速调动人们的集体记忆，从而增强群体归属感与价值认同。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围绕“疾病”和“战争”的隐喻概念，建构了“环境问题即疾病，环境治理即战争”的隐喻表达。一方面，环境问题被视为需要治理的“病症”，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则为“良药”，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多方主体，是“环境症结”的救治者，生态文明建设是从统筹全局的高度，对环境问题进行系统治理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态文明话语通过战争隐喻的跨区域映射，将环境污染区、环境污染行为以及环境治理者进行具象化，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被喻为艰难的战役，其中现代工业化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被视为“敌人”，政府是环境保卫战的战略制定者和“主力军”，公众及其他各方社会力量是重要“兵力”，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则是胜利的目标。战争与疾病隐喻的运用，使得生态文明话语更能激发人们的情感力量，将抽象的环境治理过程，以符合人们日常认知的方式予以呈现，充分调动人们对战争和疾病的情景想象，从而产生警示和动员效果。通过战争和疾病的情景联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被建构为具有威胁性的“他者”，而与之相对的是环境保护“共同体”，从而形成双方身份认同与角色区隔，这有助于促成广泛的环境保护动员。

在由战争与疾病所建构的“战时情境”中，生态环境被描述为症结缠身的病患，环境污染与破坏被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进入紧急状态，整个社会被纳入到这场“环保攻坚战”中，这意味着公众的认知与行动也受到非常态化语境的规约。在紧迫的社会语境下，环境问题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合理性，这有利于中国以严格的标准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贯彻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在危机语境中国家实施的环境治理措施应得到公众的全力配合，这有助于发挥主流价值对社会环保行为的约束机制，在无形之中实现对公众环保观念及行动的规约。因此，借由战争和疾病的隐喻叙事，生态文明话语通过“敌我”身份区隔与“战时情景”动员，将环境治理建构为全社会共同应对的挑战，通过具有“英雄主义”的叙事话语，将碎片化的社会力量有效整合，激发社会直面当前的环境危机，既表明了中国贯彻绿色转型发展的决心，也将环境问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转化为倡导环境治理的动员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负面感知与焦虑，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提供保障。

隐喻是构成人们感知现实和共享概念系统的重要方式，概念隐喻能够以简化的话语模式激活人的深层认知框架，并且对于人们的认知建构和行为意愿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蕴含丰富的概念隐喻，通过对国家领导人关于生态文明论述的分析可以发现，生态文明话语的隐喻表达主要有以下几类：全球共意空间范畴的颜色隐喻、经济隐喻，表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的建筑隐喻、道路隐喻和战争隐喻，具身认知维度的身体隐喻和疾病隐喻。

概念隐喻在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价值传递与环境保护动员中发挥着重要的话语功能。首先，通过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概念隐喻表达机制，中国借由“重返自然”的现代性反思，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科学性内涵。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语境下，中国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提出的新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超越了传统工业文明语境下“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将尊重自然的理念与自身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生态文明道路，为解决传统工业化模式所带来的环境危机提供了方向指引，也为全球未来发展与人类文明的演进贡献了中国智慧。其次，生态文明话语通过塑造国家乃至全球范畴的“共同体”想象，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共意空间，有助于凝聚环境治理共识。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隐喻概念，建构了国家建设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等概念，由此阐明生态文明建设之于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意义，从而有助于凝聚生态文明共识、形成生态价值合意，打造互融共通的话语空间。最后，围绕战争和疾病的隐喻表达，呈现出“英雄主义”叙事特征，诉诸于战争隐喻建构的身份认同与角色区隔，环境危机被转化为情感动员力量，进而有效调动公众的环境保护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概念隐喻作为一种思维认知机制，其在突显事物某些特征的同时，也可以用于隐藏某些其他特征^[20]，因此，借助概念隐喻进行的话语建构也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隐喻是简化的认知图式，“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隐喻的高频运用，虽然能够有效激发人们基于日常经验建构的浅层认知，但也容易造成生态文明其他层面内涵的弱化以及深层哲学意涵的传达局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隐喻，生动诠释了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弱化了生态环境在其他维度的意义。战争和疾病的隐喻叙事，虽然能够警示人们环境保护的紧迫性，但“环境保卫战”容易造成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性与持续性的不充分认知；由身份区隔所建构的危机情境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的观点极化，甚至是非理性的环境冲突行为，如果缺乏必要的环境科学知识，甚至可能引发普遍的环境焦虑，一旦抽离话语所描绘的具有紧迫性的“战时情景”，可能导致环境保护行动的内在动力机制缺失，难以展开环境问题的理性对话，不利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发展。

随着气候变化应对与全球环境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共识，中国正以融通中外的生态文明话语，影响着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积极推进全球环境治理。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建构的特征分析，为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化叙事提供了启示：首先，就生态文明话语的表达方式而言，中国应通过多元化的隐喻表达，建构更加丰富的概念系统，避免采用单一甚至极化的隐喻概念，塑造简单化的刻板印象；其次，要注意审慎使用战争隐喻、疾病隐喻等具有强制性的隐喻概念，增强生态文明话语表达的诗意与人文情怀；再者，隐喻思维的跨文化差异是全球语境下国家话语建构需要关注的范畴，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建构，应注重减少在国际语境下话语表达的概念误读或者理解“错位”；最后，必要的环境科学知识是公众环境素养提升的关键，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在隐喻叙事过程中，也应注重传播环境科学知识，提升社会公众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理性认知，为中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总之，生态文明话语建构应立足于中国环境治理实践，将宏大的隐喻叙事与微观的科学叙事相结合，以原创性话语引领全球环境治理话语体系的建构，形成易于理解且能够激发国际认同的叙事逻辑，从而将中国生态文明经验与成就转化为话语优势，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注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