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群像、个体身姿与叙事传统——论新时期以来灾害报告文学中的英雄书写

2024-10-31 18:41 山东

作者简介

作者：

张瑶

作者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作者简介：

张瑶(1993—)，男，山东枣庄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文相关信息

中图分类号：

I207.5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673-5595(2024)03-0110-07

DOI：

10.13216/j.cnki.upcjess.2024.03.0014

摘要

新时期以来的灾害报告文学为读者塑造了一系列抗险救灾的英雄人物形象，讲述了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无论是人物群像的塑造，还是个人传记的描写，都呈现出多维立体的文本风貌。一方面，作家们深情地讲述着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与救灾经历，并借此高扬他们可贵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作家们又认识到了英雄人物背后所隐藏的艰辛与悲苦。因此，一些文本不仅强调了英雄人物的光荣性，而且还突显了他们自身情感的丰富性、性格的矛盾性以及成长的阶段性。如果把这些作品放置到整个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更能体会到灾害报告文学对于英雄人物持久性书写的意义，更有助于反观当下“英雄书写”的价值与不足。

关键词

灾害报告文学；英雄形象；人物类型；当下观照

新时期以来的灾害报告文学为读者塑造了一系列抗险救灾的英雄人物形象，讲述了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其实所谓英雄，并没有太多的附加准入条件与十分严苛的限定要求，如社会身份、职位层级、身体素质等，也不是像神话故事所讲的那样，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能够成为英雄，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罗曼·罗兰曾说道：“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1]在作家陈启文看来，“所谓英雄，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不平凡的事，一个很普通的人最终以不普通的方式完成了自己”^[2]186。也就是说，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有机会成为英雄，尤其是当灾害侵袭之时，那些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去面对灾难、去直视苦难、去接受挑战、去奋不顾身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抢险减灾的人们，我们都愿意为他们献上“英雄”的桂冠。

实际上，对于英雄的书写与记录应当成为作品的“主旋律”之一，也应成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在人文精神逐渐隐退，“反英雄时代粉墨登场”^[3]77的当下，我们更应该以灾害报告文学中的英雄书写为切入点，去重温他们在大灾大难面前的英勇表现，去铭记由他们所彰显的优秀品格。正如学者汪政所言：“优秀的灾难文艺总是能提供令人难忘的人物与故事，尤其是那些堪称中流砥柱的英雄。”^[4]27而由这些英雄身上所体现出的 “人类意识、民族大义、人道情怀”，正是“人类每次灾难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精神财富，是值得人们永远珍视和传承的精神价值”^[4]27。

一、人物群像：无上荣光与艰辛悲苦

具体来说，在灾害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英雄的所指范围是具有延展性的，他们有时并不仅仅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涵盖了某一个社会群体。如古岳在《玉树生死书》中所言：“在玉树，在那片生命的高地上······在那个无畏勇猛的庞大队伍中，王成元和老杨他们只是一支小分队，还有成千上万普通的生命和无畏的勇士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5]而且通过作家的叙述，我们会发现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人们，可能并没有多么显赫的背景，也没有值得夸耀的过去，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真的猛士”，能够被众多人缅怀纪念，他们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所以，在灾害报告文学对英雄的书写中，一方面，作家们深情地讲述着这些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与救灾经历；另一方面，作家们也从未把自己称赞的对象简单地当作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固定的静止“符号”，而是在颂扬他们的同时也记录了他们的苦难与不幸。

我们不妨先检视一下到底是哪些群体被作家们推到了文学的“聚光灯”下。通过梳理不难发现，人民子弟兵是“入镜率”较高的人物形象。就像关仁山所言：“每一场灾难到来的时候，冲在前面的总是军人。我们可爱的军人征服山，征服水，征服敌人，还要征服大地震，从死神那里夺回无数鲜活的生命。”^[6]14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突显英雄人物的牺牲奉献精神，作家们一方面喜欢营造“快节奏、高强度”的救灾氛围；另一方面又擅长通过大量的细节，尤其是英雄人物受损的“身体景观”，来向读者展示救灾的难度与顽强的意志。关仁山就在《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中通过时空穿梭、今昔对比的方式，呈现了人民子弟兵在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中的英勇表现，展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为了营救更多的生命，解放军常常“冒着危险在坍塌的楼板和摇摇欲坠的墙体间救人”^[6]15，这也使得“大部分官兵的手上没了指甲，没了皮，血肉模糊，军鞋和裤腿也被钢筋碎石扎烂”^[6]16；在面对即将要决堤的陡河水库时，士兵们更是在分组后，“用手臂的力量去摇动绞车，去开启那八万斤重的闸门”^[6]17。在汶川大地震中，军人们同样没有退缩，即便是退役的老兵，也尽显英雄本色。借由作家陈歆耕的记述^[7]，我们得以看到由“腿上的血包” “布满水泡的脚板”等意象所折射出的老兵们的救灾工作剪影。何建明的《生命第一》^[8]、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9]等书也对解放军在汶川地震中舍生忘死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由他们所组成的“绿色人潮”成为了地震中最坚固的“生命防线”，“灾区到处流动着迷彩的身影，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有这种绿色的律动，灾区人民心中也滚动着一股力量”^[8]247。

其实，不光是军人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感动的瞬间，无数的普通人也在灾难中彰显了自己的责任与担当，支撑起了“中国的脊梁”。许多人在获悉灾难发生的消息后，并没有冷眼旁观，而是自觉自愿地选择“逆行而上”，赶赴灾区，在最大程度上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希望能够通过努力来照亮他人，挽救更多的生命。许多作家也把目光投向了这群有着高尚情怀的“志愿者”队伍。

《晋人援蜀记》就表现了一群山西人的侠肝义胆，也由此得知，原来在汶川抢险的志愿者队伍中，排在四川人之后的就是山西人。由农民渠川斌带头组成的12人小组可以算作是山西第一批赴川的壮士。他们风雨兼程到达都江堰之后，顾不上缓解疲倦，就立刻投入到抢险挖掘的工作中，并强烈要求救灾指挥部给他们安排最艰险的任务。由于他们的辛勤付出，当地灾民也亲切地称呼他们为“ 山西老兵”^[10]。类似三晋好汉的故事同样在燕赵大地上演着。《南方冰雪报告》中的唐山十三义士形象也难以让人忘怀。这13个朴素的农民兄弟在大年三十自费租车前往深受冰雪之害的湖南，在到达郴州后，他们便承担起了抢修63号铁塔的重任。虽然每组绝缘磁片重达上百斤，但是为了尽早恢复日常供电，这13个人宁愿摔疼自己，也不愿让绝缘磁片有半点损伤。在他们每天多达20多个小时的工作下，他们所在的地区终于能够像往常一样灯火通明。据说在汶川大地震中，他们又组成了“唐山农民志愿者突击队”，奔向一线救灾。面对如此壮举，作者也忍不住赞叹道：“农民，一个在皇天后土中沉淀了数千年的浑厚名字······只有他们才会使我们看到一个浑厚的形象，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农民。”^[2]199

然而，无论这些英雄人物，做出了多么光荣伟大的事情，他们也都是有着凡胎肉骨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在为这些英雄人物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不能只一味地看到“英雄”这个称号所承载的巨大意义，而忽略了在这背后所隐藏的艰辛与悲苦；在面对生命逝去的时候，我们更不能毫无感情地试图用“无上的哀荣” 来彻底掩盖他们骨肉分离的伤痛。因此，我们不仅要强调英雄人物的光荣性，还要懂得他们在成为英雄的同时也会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切地体会到“英雄”这两个字的沉重含义。作家陈启文曾真挚地说道，在冰雪灾害中，三千多电力工人“谁也不想成为被我们怀念和铭记的一个名字······他们都不想成为英雄，他们都知道那意味什么”^[2]150。所以，他在陈述完交警老廖在灾难中坚守岗位的光辉事迹之后，还特意用一定的篇幅描绘了老廖清贫简朴的家庭情况，并指出了他的突然离世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巨大悲痛和遗憾。在那一节的末尾，陈启文也非常具有同理心地感慨道：“我从不提及老廖死后，或别的让我们感动的那些人物死后的哀荣，因为那从来就不是与生命有关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是为了那些东西而存在的。人的存在，永远是生命之内的存在。”^[2]175

如果说《南方冰雪报告》让我们懂得了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英雄”这两个字的复杂含义，那么，杨杨在《通海大地震真相——一个人的回忆与调查》一书中对于特定时代下英雄群体的叙述，则更显得意味深长。他在书中指出，当年在通海大地震中被塑造成英雄的人物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视“红宝书”、主席像章等物品为生命，不顾一切危险及时进行抢救的模范；一类是在地震中“一心为公”的典型。他们或是在脱险后积极抢救生产队的公有财产，如牛马等；或是在获得安全后，首先去救助其他陌生人，而将自己的家人放在最后。由于他们的父母儿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很多人便因此而丧生。救灾英雄李祖德在当时就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当他以革委会主任的身份进行完号召救援的工作、返回家中的时候，他的母亲和5个孩子却早已没有了气息。这悲惨的事实也变成了他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疤，以致于他在亲手掩埋完家人尸骨后的30多年里，再也没去祭拜过他们，而当李祖德应作者邀请再次踏入亲人的墓地时，潜藏于内心的巨大悲痛终于没能忍住，在瞬间迸发了出来，“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这样号哭过，从未见过······任何人也不敢轻易去劝阻他别哭了······我们都知道，30年了他没这样哭过，他是英雄不能哭的，而且他也说过，他白天从没哭过，只在梦中流过眼泪。这一定是压抑了几十年的哭声，凭着这一阵悲恸的哭声，我们相信他说的30年来没有哭过的事实”^[11]220-221。实际上，作者并非想要借此讲述一个“英雄的消亡史”，而是意在说明，作为后来者，人们既应结合历史语境，对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行为报以同情理解的姿态，又要充分探析他们内在情感的丰富性。基于此，李祖德在杨杨眼中也具备了多维立体的人格风貌，成为了一个“ 顶天立地而又心怀柔肠的男子汉”^[11]220，并且，他还认为与当年那些靠大吹大擂树立起来的楷模相比，“李祖德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抗震救灾英雄”^[11]221。借助这样的描绘，一个英雄的形象也随之具有了血肉。

二、个体身姿：日常生活与成长历程

对于英雄人物的深度还原以及精准剖析，在有关他们的个人传记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12]、程小莹的《张文宏医生》^[13]、李春雷的《武汉纪事》^[14]等作品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作者的笔下，这些英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鲜活，读者也得以在“全人”而非“完人”的视境中对他们有所观照。所谓“全人” 的视角是指要把研究对象作为“人”而非“神”进行整体把握，强调在写作以及研究的过程中力求关注人物的全面性、完整性以及生命感、人生味等。^[15]熊育群就曾在《钟南山：苍生在上》后记中阐明了这样的写作意图：“我不造神，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是一样的，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12]267程小莹也曾多次表示，自己书写张文宏医生，并不是想拔高他，也没有“人为的去增加或放大‘光圈’”^[16]，毕竟，“张文宏与所有中国抗疫战士一样，不仅仅是‘伟大的’，也并不总是无畏的；他们付出和努力，使得这个故事和它的主人公一样——可爱，但也日常”^[16]；想要做的只是“在公众所知道的张文宏身上，探讨人物的独特性和时代感：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精神联络；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与这个时代的关系”^[17]。正因如此，创作者不光在作品中高扬了英雄人物可贵的精神品质，恢复了“久违的崇高感”^[18]，“确证了宏大叙事的力量”^[18]；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通过大量熟悉的生活细节，拉近了读者与英雄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加深了读者对英雄人物喜怒哀乐的了解，甚至还会让大家在心底里生发出其实我们都一样但又不太一样的别样感受。

事实上，这些对于人情人性的描写也令钟南山、张文宏、张定宇等人身上的精神意义显得更为深远，由他们所展现的人格魅力与英雄特质也变得更为真实丰满，呈现出了多元复杂的面向。因为，在他们身上也往往存在着矛盾性、动摇性抑或是脆弱性的一面，而这也使得文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张力。在钟南山身上就体现出了双重性格磨合与互补的精神气象，“他的性格就是双重的对立统一，智慧与拙朴、硬朗与宽厚、坚毅与脆弱、不屈与妥协、尊严与随和、铁面与柔情······前者更多表露在他那张坚毅的脸庞上，后者却深藏于内心”^[12]247。

这绝非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具体的例证。《钟南山：苍生在上》中记述，在“非典”时期，钟南山也曾做过一定的妥协。当时北京的疫情扑朔迷离，一些领导为慎重起见，在接待世界卫生组织访问团时，只向他们汇报了一些正面的信息，而瞒报了一些情况。钟南山迫于一些方面的压力，只好在全球记者招待会的第一天按照事先拟定好的官方说辞应答。这种做法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于是，到了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面对记者们的犀利提问，由家风所形塑的耿介性格使得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苛责，便一股脑地将他所知道的实情全部吐露了出来。钟南山的如实回答在震惊四座的同时，也促使国务院采取了一些有力的举措，以保障真实数据信息的流通，“非典”战役亦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新冠肺炎疫情同样让钟南山遭遇了与“非典”相似的处境，这次虽然没有被人授意的烦恼，但是一些“示范单位” 的程式化“表演”也让他再次心绪不宁。在经过认真地调查与研讨后，面对事实，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公众揭露了真相，确证了“人传人”的现象。不得不说，作者对于这些阻力的如实叙述，既能够让读者认识到“敢医敢言”的巨大意义，又有助于人们铭记钟南山在起起伏伏中所体现出的坚守精神。

另外，为了进一步展现钟南山的动态人生轨迹，作者还在文中向我们描述了医者钟南山艰难的成长历程。作为“成功人士”的钟南山也曾遭遇过一些挫折，并且似乎“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给了他不同寻常的压力”^[12]227。例如，在全运会选拔赛中惨遭淘汰的经历，刚刚踏入工作时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误诊事件，负笈英伦时受到的轻慢与不屑，在探究 “非典”源头时遇到的信任危机，等等。钟南山却并未因为这些失败的经历而意志消沉，恰恰相反，他总是能够在命运设置的困境面前迎难而上，用自己的方式去尽力面对人生当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作者熊育群也随着对钟南山的深入了解，慢慢认识到：“他人生的每个阶段几乎都由挫折铸就。挫折就是他成功的台阶。”^[12]170当然，钟南山在回忆这些过往时，也不总是能够微笑释然，有时也会流露出“痛定思痛”的悲戚感。这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他的脆弱与敏感，“每个人终归是一个个体，在面对纷纭社会与永恒的自然世界时，任何个人都会有孤独与无助的时候。难的是他能不断超越自己，在困境中谱写出强者之音”^[12]173。

在程小莹的作品中，同为医生的张文宏也经常会因为压力而变得焦虑。他用一贯真诚的口吻自我评价道：“我就是要告诉你，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医生，还是一个很焦虑的、专门看感染毛病的医生。传染病大暴发的时候，这个医生特别焦虑，哪能有空去做英雄。”^[13]43“焦虑”也成为了他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或者说成为了他身上的标志性特征。之所以会如此，其实都源于他对“大医精神”的追求，源于他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源于他的那双 “热眼”和那颗善良的仁爱之心。就像程小莹总结的那样：“令其焦虑的是，作为医生职业的 ‘临床’——面对生死在自己手中翻云覆雨之间，一双热眼——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和珍视。”^[13]93不过即便“焦虑”时常萦绕在他身旁，他还是选择以平常的心态来积极地应对这种特殊的情绪，因为他同时认为“没有焦虑就没有准备”^[13]70。这也使得他在疫情期间总是能够主动站出来，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语，将疫情态势、防疫举措等知识告知于众，以便缓解社会的莫名恐慌。

这一点又引出了张文宏身上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即耿直的性格。在他看来，所谓耿直，“是能够把最专业的东西，以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广大民众能够清楚”^[13]100。而这正是张文宏在疫情期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他在公众面前从不故作高深，讲的最多的就是生活常识，也恰恰是 “常识”才最能让人接受且信服，“世上最神奇的，不是传说中的神乎其神之物，而是常识。最令人感动的，也是常识”^[13]85。当然，对于“常识”的突显并不意味着张文宏不够“专业”，这只是由于他想和大众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共情关系。所以，他曾多次坦言，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也不喜欢总是出现在聚光灯下，等疫情结束之后，他会选择安静地离开，回到有着三代医学传承的华山医院感染科，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发声。毕竟，科室会给他一种家的感觉，成为“网红” 也确实非他所愿，用他的话说就是，“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13]79。然而，在“普通”二字的背后，却蕴含了无限的真情。

以上所述正是作品中“英雄书写”的魅力所在。如果把它们放置到整个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则更能看出“英雄叙事”发展与流变的全过程。就像列宁指出的那样：“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9]

三、叙事传统：历史源流与当下观照

实际上，我国自古就有书写英雄的文学传统。在上古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例如，开天辟地、无私无畏的盘古，炼石补天、纾灾去难的女娲，三过家门而不入、兴修水利的大禹，张弓射日、为民除害的后羿，等等。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不仅延续着对于英雄人物的赞颂，而且还为人们所崇敬的英雄人物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社交空间，即“江湖”。正是有赖于“江湖世界”的存在，文学世界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才更加充满了“烟火气”，才更彰显出一种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的侠义精神与豪迈气概。正如朱德发所言：“侠文化精神作用于作家主体心理进行小说创作便物化为古代英雄传奇文本，既彰显出‘侠’的英雄理念适应民间思维特征又符合民间的‘侠心’ ‘侠骨’ ‘侠情’ ‘侠行’ 等精神气质，又传达出雄奇、粗犷、刚健、豪放、勇敢、尚武的英雄精神。”^[20]79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对于英雄侠义的书写可谓是源远流长，无怪乎陈平原会直接以“千古文人侠客梦”^[21]为标题来概括文人墨客自古以来的“英雄崇拜”情结。

那么，这种“英雄崇拜” 情结形成的原因何在呢? 或许是人类崇尚强力的固有天性使然。因为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挑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丛林法则，让人们认识到只有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自由地生长，进而确立自我的价值，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人们自然会对智勇过人、雄才大略的人格特征产生深深的迷恋。也正是出于对刚强勇健力量的呼唤，一种渴望被救赎、渴望被保护的心理特征也因之形成，大家也都期盼着一种“卡理斯玛”^①型人物的出现，尤其是在遭遇凶险灾害的时候，这种期望便更加强烈。荣格在分析人们的潜意识时就曾指出：“实际上，救星情结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意象，在我们这充满灾难、迷惘的时代，它自然又被激活起来······”^[22]从新冠病毒肆虐期间的部分防疫标语与网络段子中，也能看出人们对于“英雄救星” 的依赖与渴盼，如“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三山齐聚克难关” 等。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将英雄书写传统视为作者对于真实情境的简单再现，还应将其看作是人们普遍崇尚英雄气概这一心理特质的外在投射。

对于英雄强力的崇拜，在现当代文学中也有着充分的展现。梁启超就特别提倡用“尚武” 的精神来重塑“国民新魂”。他还曾直言：“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23]在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英雄观念的基础上，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通过对人的生命意志的彰显，极力渴望一种“文化启蒙英雄”^[20]134，即“精神界之战士” 的出现。随着“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向，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有关革命英雄的话语体系也逐渐生成。蒋光慈曾在《关于革命文学》中阐明了自己的革命文学英雄观，他认为革命文学首先“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24]172，“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24]172。基于此，他尽管承认“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但是继而又补充道：“无论什么个人或英雄，倘若他违背革命的倾向，反对集体的利益，那只是旧势力的遗物，而不能长此地维持其生命。”^[24]171-172由此不难看出，蒋光慈在文中十分偏执地将“个人”与“集体”视为水火不容的两端，过分强调革命英雄所应具备的“集体意识”。

这种二元对立的论述方式在此后一段时期的文学书写中可谓体现得更为明显。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与政权的逐步稳定，为了进一步加强文化领导权，尽快确立起一种充分革命化、民族化与道德化的理想文学样式，文艺政策制定者通过周期性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运动，使得文学艺术一直处于不断被修正、被提纯的状态当中。而作为突显度较高的英雄人物形象也自然会被纳入“一体化”的话语编码进程中。在这种情形下，创作者逐渐舍弃了立体化、丰满化、动态化的叙述逻辑，开始朝着扁平化、线性化、失真化的方向发展。周扬就曾指出：“我们必须表现革命人物的英雄气魄，对牺牲、悲惨、感伤的一面，应当适当的避免。”^[25]随着日益激进的文艺思潮愈演愈烈，在“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指引下，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也逐渐成为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铁人”，一个出场即自带光环的“神人”。此时的文学体制也变得越来越死板僵化，并进而耗尽了其内在的活力，最终迎来了“自我分化”的危机。

到了新时期以后，为了摆脱过于紧绷的外在束缚，人们慢慢扛起了“纯文学” 的大旗，意图以此对先前的主流话语进行疏离与重构，此时的英雄人物形象也从高高在上的神坛复归到平实世俗的人间，开始朝着纵深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文学“自足性”的过分强调，又使得人们加入到“躲避崇高” 的阵营当中，私人化、琐碎化、形式化等写作追求也让英雄人物形象逐渐被作家们所“放逐”。即如周泽雄概括的那样：“当工业化的天空镀上了青铜，亚文化的势头随着轻型坦克般的VCD机闯入家家客厅时，英雄无疑是背时的，只配逐出人类视野，沦为地平线外的一缕游魂。”^[3]80当然，这绝不是说英雄题材创作自此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在诸多文艺作品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一系列横跨古今、涵盖各阶层的英雄人物的身影。然而，较之于以往，这类人物形象在文学创作中的占比可谓一落千丈。我们固然可以将这种“反英雄叙事”潮流看作是对之前畸形膨胀的英雄叙事的常态化反拨，因为它的确在刚开始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并进一步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转型；但是，我们还应警惕由“反英雄叙事”所带来的割断“历史整体性”的风险，所引发的主体价值观的混乱以及所导致的精神信仰的缺失。^②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灾害报告文学对于英雄人物持久性书写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

首先，灾害报告文学对于英雄人物的关注，体现出了文学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显示出了文学在社会重大题材面前所应发挥的非凡作用。尽管我们十分不愿再回到文学受缚于政治指令的时代，毕竟在那时铺天盖地的“传声筒”式的话语样态使文学失去了自主独立的品格；但是，在当下，我们也不能只颓靡式地沉湎于个体私语化的“小欢喜”“小确幸”和“小天地”当中，进而轻视由宏大叙事所彰显出的“大格局”“大境界”与“大情怀”。或者说，当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出现在公众面前，尤其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时，我们不能对其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更不能让文学和主流话语与重大事件彻底绝缘。我们不提倡应和主旋律的逢迎之作，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创作者可以随随便便地将一切与此相关的内容全部排斥在外。基于这个前提，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报告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复杂关系。有学者从积极的意义上将报告文学视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文体”^[26]7。而报告文学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所追求的，并非是一种依附式的政治同构，而是一种呈现“ 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辩证关系的政治同构”^[26]7。

其次，灾害报告文学在对英雄人物去蔽、还原、形塑的过程中，能够帮助我们去除附加在英雄人物身上的固化标签，澄清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些不太公允的非议，使我们可以走近他们丰盈的内心世界，进而汲取一种可贵的精神给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助于报告文学这个中介，在人们对英雄人物纷杂错乱的评价中，在神化的溢美之词与污名化的无端指责之间，尽可能地确立一种贴近于原初本事的 “真实性”。在掌握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后，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他们在当时情境下所做出的抉择与行动。陈培浩在阅读《钟南山：苍生在上》时就领悟到：“文学话语并不意味虚构和夸张，而意味钟南山这一人格个案获得了被置于更广阔历史视野中进行观照的可能。”^[27]另外，我们在解析英雄人物人格密码的过程中也能够感受到一股满满的“正能量”，这种向上的牵引力量实则正昭示出了报告文学的本源性意义^[28]，也正对应着鲁迅先生的名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9]。

最后，我们不仅要承认灾害报告文学的英雄书写在现今多元的文学格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文学史发展脉络中所表现出的一定叙事新变，比如对于人性善恶的辩证考察等^[30]；而且我们还应以一种关联而非割裂、磨合而非对立的眼光看到，灾害报告文学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存留有过去高大化、理念化与抽象化的创作痕迹，其自身也还有更长足的发展空间值得期待。换言之，现在的部分作品并没有打破空泛浮表的赞歌式的论述窠臼，文本中的英雄人物也因此变得千人一面、万口一声，失去了其本应拥有的饱满精神活力。也难怪会有论者痛斥道，在部分作品中“灾难成了救世主的背景，死难者成了一组抽象的数字······这样的话语正在不知不觉中将全社会对受难者的关注引向了对救难者的感激与膜拜”^[2]115。所以，如何有效地对典型的英雄人物与事迹进行文学编码，使其在“崇高”与“世俗”之间实现“贴地地飞翔”? 如何在“告别革命” 的背景下，扬弃地继承“社会主义文学遗产”^[31]，借助于英雄人物形象恢复文学强大的公共感召力? 这些问题，都将是我们今后需要持久思考的方向。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释：

①所谓“卡理斯玛”（Charisma），意在强调一种天生具有高度领导力的人格特质。韦伯认为：“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它们具有神圣或至少表率的特性。”参见由韦伯著、康乐等译的《韦伯. 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第3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出版。

②已有论者注意到了“英雄书写”与“反英雄书写”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详参青屏《英雄书写的“当代性”》，刊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6期第31-4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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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岳.玉树生死书[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91.

[6]关仁山.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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