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礼彬等：旅游者风险感知对目的地信任影响研究——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

作者：

蔡礼彬，程晓盈

作者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作者简介：

蔡礼彬(1972-)，男，河南潢川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24)02-0110-08

DOI：

10.13216/j.cnki.upcjess.2024.02.0013

当今社会公共卫生事件频频发生，而公共卫生风险的不确定性会改变社会互动并造成信任危机。^[1]这种风险情境构成了特定时空环境和具体背景，它对人们情感、意识与行为方式的变化有直接的刺激作用，而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更构成一种特殊情境，它所产生的刺激乃是强度更高且范围更广的大型冲击。^[2]从作为参与主体的旅游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大型冲击会引发多种情感反应，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公共卫生风险感知所引发的群体性焦虑和恐慌情绪，从而引发的信任危机。譬如，尽管游客向往非洲大草原的景观，但对于非洲“埃博拉”的恐惧却使其对非洲地区缺乏信任。可见，在风险情境中，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可能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目前，关于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目的地信任的概念、内涵、维度、机制及其对旅游者满意度、忠诚度的影响。在市场营销领域，有学者提出感知风险对顾客信任有显著影响^[3]，感知风险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对自身利益权衡的不确定性，而风险感知则是旅游者对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风险进行的感知。已有研究表明，公共卫生风险的不确定性会改变社会互动并造成系统性的信任危机。那么，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是否会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从而导致目的地信任发生改变? 政府及旅游企业的危机干预措施是否可以修复旅游者目的地信任?

基于此，本研究以安东尼·吉登斯关于风险感知和信任的论述为理论依据，建立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旅游者风险感知对目的地信任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系统性的信任危机包含政治系统的信任危机，即政府信任危机。已有学者探究风险感知对于公众政府信任的影响，且由于公共卫生风险的公共性，旅游者趋向于将风险责任归咎于政府^[4]，故可将政府信任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作用机制。在旅游领域，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较少，且均以旅游地居民为主体展开，目前尚未有以旅游者为主体的政府信任研究。而本研究认为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旅游者需要依靠旅游目的地政府进行应急管理帮助其摆脱危机，此时，旅游者可能对政府系统运作产生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结果的信念或信心，即政府信任。此外，本研究将政府及旅游企业的危机干预措施（包括风险沟通与应急处置）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对旅游者政府信任及目的地信任的修复作用。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效应的中介模型（见图1）来检验旅游者风险感知对目的地信任的影响机制，厘清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风险沟通与应急处置的调节作用，以期在理论上为分析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提供新视角，在实践上为修复风险情境中的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提供建议。

（一）风险与信任

关于风险与信任的相关性^[5]，学者们很早就已达成共识。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 一书中提出，风险与信任相互交织，信任是一种应对由社会转型所带来风险的机制。^[6]31尼克拉斯·卢曼提出，由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复杂，除人际信任外，社会更需要建立一种系统信任或制度信任来化解风险。^[7]由此可知，风险与信任密切相关。

熟悉且稳定的环境带给人们安全感，相反，陌生且不确定的环境容易引发焦虑，从而使人们觉得有风险。^[6]115旅游意味着到异地进行游览活动，因此旅游者大概率面对着陌生的环境，此时，若加上公共卫生风险的不确定性，其风险感知将大大增加。因此，在风险情境中，需要妥善处理旅游者的风险感知。

吉登斯提出，在现代风险社会，人们终究需要对抽象系统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6]29这种抽象系统是指政府管理部门、金融、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深入人们生活的系统。按照吉登斯的分析，个人生活与抽象系统之间有一个交往界面，称为“交汇口”，它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对外提供基本的解释、指引和当面承诺，从而帮助普通人建立对于系统的理解和信任。医院里门诊医生通过必要的交流技巧获得患者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就是交汇口的典型例子。在公共卫生风险情境下，地方政府在旅游者与政府管理部门系统之间的“交汇口”进行风险沟通、提供应急处置，有助于旅游者建立政府信任及目的地信任。

关于风险感知与信任二者间的关系，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部分学者认为，风险感知是信任的前因变量，风险感知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信任。^[8-11]林天生等发现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二者具有负向关系，同时，也指出风险感知负向影响旅游者目的地信任。^[12]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信任是风险的前因变量，信任能够降低风险感知。^[13-17]本研究赞同第一种观点，当旅游者感知到风险时，会对政府及目的地产生不信任。由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风险感知对于旅游者政府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2：风险感知对于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风险沟通、应急处置与危机干预

危机干预是指政府在旅游目的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干预措施。方敏等^[18]指出，风险沟通和社区支持是两项关键的干预措施。这一陈述是以当地居民为主体提出的，而本研究以旅游者为主体，因而去除社区支持这一干预措施。在旅游研究的概念中，公共卫生事件从属于旅游应急管理的范畴^[19]，而应急处置是旅游应急管理中的核心任务，因此本研究将应急处置作为危机干预的另一项关键干预措施。

风险沟通是指个人、团体、机构在危机中交换风险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20]龚文娟^[21]指出，个体的风险感知程度与其对风险的了解程度负相关。心理学领域的认知能力有限假说表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主动学习自己不擅长、不了解的知识领域，常常利用所谓的经验去判断风险信息。因此，政府在危机中及时传递正确的风险信息、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十分重要，并且感知沟通质量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政府与旅游者的风险沟通质量越高，旅游者对风险的了解程度越高，其风险感知程度则越低。风险沟通是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建构社会关系的过程，这种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信任。^[21]传播学认为，报纸、网络等媒体信息传播会深刻影响个体政府信任。^[22]特别是在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情境下，个体基于各类媒介获取信息，这些信息成为个体认知判断政府行为并产生政府信任的基础。高质量的风险沟通使公众获得更准确专业的信息，使其更客观理性地审视政府行为，形成政府信任。反之，低质量的风险沟通易使个体轻信谣言信息，引发公众消极情绪，从而消解政府信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高质量的风险沟通可以降低风险感知对旅游者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

尼古拉斯·卢曼认为，风险与信任相互交织，尤其是社会的流动性使个体间从熟悉走向陌生，风险社会随之而来，由此信任成为消解风险的举动。^[7]在旅游活动中，个体的流动性尤为明显，旅游者进入一个陌生的空间，其风险感知更为敏感。王亮^[23]提出，风险感知是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产生信任的重要因素。旅游者目的地信任能够为其带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使其舒心、放心，从而获得美好的体验。张坤^[24]指出，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对目的地满意度和忠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24]本研究认为，政府与旅游者的风险沟通质量越高，旅游者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信任程度越高。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b：高质量的风险沟通可以降低风险感知对于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负向影响。

应急处置是指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收集信息、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和采取应急策略等，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以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安全的一系列活动总和。^[25]已有研究指出，在突发重大事件中，政府应急态度、应急效果影响公众风险感知^[26]，地方政府在重大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的危机防控治理能力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27-29]。此外，也有研究提出，风险感知是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产生信任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水平越高，旅游者的风险感知越小，旅游者对地方政府及目的地越信任。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高水平的应急处置可以降低旅游者风险感知对旅游者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

假设4b：高水平的应急处置可以降低旅游者风险感知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负向影响。

（三）政府信任与旅游者目的地信任

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在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领域展开，并逐渐形成了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制度理论解释路径、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解释路径。

在旅游领域，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涉及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等。这些研究均以旅游地居民为主体展开，目前尚未有以旅游者为主体的政府信任研究。旅游者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流动性人口，暂时性地进入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其短暂活动似乎无需与政府系统建立联系，从而构建信任。然而，在危机情境中，旅游者需要依靠旅游目的地政府进行应急管理帮助其摆脱危机，此时，旅游者对政府系统运作产生信任。

1995年，Mayer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信任是信任者认为被信任者有意愿按照信任者的方式行事，且信任者愿意因此承担相应风险的状态。^[28]以此为基础，姚延波等^[30]提出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是游客认为目的地有意愿按照自身的方式行事，且游客愿意因此承担相应风险的一种感知状态；同时还提出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3个维度：感知目的地友善、感知目的地正直和感知目的地能力。旅游者对目的地能力的感知是其对目的地信任的前提因素，也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31]政府信任是公民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对政府保障公民权利及应对风险能力的主观感知和满意程度，即旅游者对于目的地的政府信任体现了其对政府应对风险能力的感知。因此，本研究认为政府信任是旅游者对目的地信任的前提因素。此外，风险感知影响政府信任，且已有研究提出风险感知影响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基于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5：政府信任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6：政府信任在风险感知与目的地信任中具有中介作用。

1.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所涉及变量均借鉴国内外研究中的成熟量表，量表测量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要求问卷参与者根据实际情况从1（极其不认同）到5（极其认同）对每一题项打分。其中，风险感知（RP）的测量参考了Capone开发的CORP量表^[32]与Bekir^[33]、Joo 等^[34]的新冠疫情风险感知相关研究，共5个题项；政府信任（GT）的测量借鉴了赵金旭等^[35]的研究，设计了3个题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TDT）的测量主要参考Su等^[36]的研究，从中选取了4个题项；风险沟通（RC）的测量参考了马得勇等^[37]、张书维等^[38]的相关研究，从中选取了3个题项；应急处置（ET）的测量主要借鉴了谢朝武等^[19]的研究，从中选取了4个题项。

2.数据收集与样本

本研究借助问卷星进行网络调查，以滚雪球的方式收集问卷，对在旅游中经历过公共卫生危机的旅游者进行调查。问卷设计的第一个问题即为“您在旅游中是否经历过旅游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选择“是”的作答者会进入第二步问卷填写页面，回答“否” 则直接结束。问卷调查时间为2022年3月12日至4月3日，共回收问卷583份，由于大量作答者第一个问题回答为“否”，最终有效问卷仅326份，有效率为55.9%。

样本人口学特征显示：女性多于男性，占比57.58%；在年龄方面以中青年为主，18~25岁占比11.24%，26~30岁占比25.21%，31~40岁占比42.25%，41~50岁占比11.75%，其余年龄样本较少；在职业上，企业人员占比最多，达44.63%，教师占比14.31%，公务人员占比14.82%，学生占比12.27%，自由职业者占比8.35%，其余职业占比较少；在受教育程度上，本科/大专占比最高，达41.96%，硕士及以上占比17.99%，高中/中专占比19.03%，初中及以下占比11.02%；就月收入而言，以中等收入为主，5 001~10 000元占比46.34%，10 000 元以上占比 29.81%，2 001~5 000元占比13.97%，2000元及以下占比9.88%。

（一）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Amos22.0进行量表的信效度分析。首先，针对概念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非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均显著；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均大于0.6，符合标准；题目信度均大于0.36，大部分大于0.5，表明题目具有足够的信度；组成信度均大于0.7，表明题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收敛效度均大于0.5，表明各构面收敛效度较好。其次，对各构面进行了区别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AVE值的算术平方根均大于各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因此各构面具有区别效度。此外，X²/df=1.674，小于2，表示适配度很好；GFI=0.901>0.9；RMSEA为0.060，大于0.05，小于0.08，符合标准；NFI=0.891，RFI=8.869，IFI=0.953，TLI=0.943，CFI=0.953，增值适配指数良好，只有NFI、RFI略小于0.9，其他指标均大于0.9，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二）假设检验

1.主效应检验

借助SPSS宏程序Process模型10检验各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表3可以看出，风险感知对旅游者政府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97 ∗∗∗，SE=0.066，P<0.01），即假设1成立；风险感知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影响不显著（β=-0.020，SE=0.022，P=0.366>0.05），即假设2不成立；政府信任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41∗∗∗，SE=0.022，P<0.01），即假设5成立。

2.中介效应检验

借鉴温忠麟等^[39]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进行检验。中介效应模型共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变量X与因变量Y进行回归模型构建，第二类为自变量X与中介变量M进行回归模型构建（如果多个中介变量则多个模型），第三类为自变量X和中介变量M一起与因变量Y进行回归模型构建。本研究中介效应共涉及3个模型，分别为

3.调节效应检验

从Process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3）可知，风险感知和风险沟通的交互项对政府信任不显著（β=-0.026，P>0.05），即假设3a不成立；而风险感知和应急处置的交互项对政府信任呈现出显著性（β=-0.215∗∗∗，p<0.05），即假设4a成立。这表明当应急处置在不同水平时，风险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差异，具体可通过简单斜率图进行查看（见图2）。从图2中可以直观看出，高应急处置水平能够减少风险感知对政府信任产生的负向影响。此外，由于假设2不成立，故不再检验假设3b和4b对于风险感知与旅游者目的地信任这一路径的调节作用。

（一）结论

本研究以安东尼·吉登斯关于风险与信任的论述为理论依据，对公共卫生风险中的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展开了调查研究，重点探讨了风险感知对旅游者政府信任及目的地信任的作用机制，并以地方政府危机干预（风险沟通、应急处置）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在风险—信任这一路径中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风险感知对旅游者政府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众多研究表明，危机事件能够激发游客的风险感知。当个体面临外界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的突发事件带来的风险时，会出现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障碍，从而产生系统性的信任危机。此外，政府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保障公共安全，当旅游者意识到身边的风险越来越强并对自身旅游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时，会趋向于将风险的产生归咎于政府，认定政府在风险预防、管控上工作不力或行为失当，从而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

（2）风险感知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无显著影响。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由顾客信任演化而来，从消费领域来看，这种信任更加强调服务提供者的可靠性与诚实性。然而，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不直接关联旅游目的地服务提供者的可靠性与诚实性，因此，旅游者对于公共卫生风险的感知难以直接作用于目的地信任。

（3）政府信任在风险感知与目的地信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此结果进一步证实旅游者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感知无法直接作用于目的地信任，而是借助政府信任作用于目的地信任。

（4）政府信任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的能力感知是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的前提因素，也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政府信任是公民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对政府保障公民权利及应对风险能力的主观感知和满意程度。因此，旅游者对于目的地的政府信任体现了其对政府应对风险能力的感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境中，旅游者需要依靠旅游目的地政府进行应急管理帮助其摆脱危机。此时，旅游者对目的地政府系统运作产生信任，并作用于旅游者目的地信任。

（5）风险沟通在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中不存在调节作用。对于旅游者而言，在旅游活动中突发性地被告知身处公共卫生风险之中，旅游者往往来不及主动了解风险信息，就已接受当地政府及旅游企业的应急救援，在接受应急处置之后才有时间来了解事件，而事后的风险沟通对于降低风险感知、提升信任则失去了其大部分效用。例如，发生于2021年的上海迪士尼事件，数万名游客被突然告知他们可能暴露在新冠疫情风险中，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立刻进行了一系列应急处置安排，相关人员迅速引导游客有序进行核酸检测并离开园区，此时园区里的很多游客，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天晚上11点半前，迪士尼内游客就已接受完核酸检测并离园完毕，并由应急车辆送往隔离处。在这一过程中，及时有效的应急处置措施深入人心，而风险沟通由于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则难以在游客的风险感知中体现其作用。

（6）应急处置在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中存在调节作用。应急处置调节效应的斜率图（见图2）显示，高应急处置水平能够减少风险感知对于政府信任产生的负向影响。对于旅游者而言，当其自身暴露于公共卫生风险中时，政府及相关部门快速、果断、高效的应急处置措施能够极大地降低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并提升其政府信任。

（二）启示

（1）理论方面。其一，探究了旅游者风险感知对目的地信任的影响机制，丰富了与目的地信任相关的研究，并从风险感知角度出发，拓展了目的地信任的前因变量范畴。其二，揭示了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影响机制中政府信任的重要作用。政府信任在风险感知与目的地信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旅游领域中，以往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均以旅游地居民为主体展开，本文首次以旅游者为主体对政府信任进行了研究。

（2）实践方面。其一，妥善处理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将有助于形成目的地信任，从而提升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忠诚度。其二，地方政府应建立以旅游者为对象的应急预案。科学完备的旅游应急预案能够在公共卫生事件中高效地实施应急处置任务，从而提升旅游者目的地信任。

（三）展望

受研究设计及数据限制，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本研究仅选取了相对静态的某一时间点进行横向研究，无法观察整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的旅游者风险感知与目的地信任的关系，而感知和信任实际上都具有动态性，它们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变动，所以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进行具有时间跨度的比较分析。其次，本研究探究风险情境下的旅游者目的地信任问题，主要从旅游者风险感知视角出发探究其与目的地信任的关系及作用机制，但风险情境中的个体研究还存在其他视角，如风险情境中易出现个体情感涌现并进而作用于个体行为，即情感视角，今后可以考虑从此类视角进行旅游者目的地信任研究。

[1]Ye M，Lyu Z.Trust，Risk Perception，and COVID-19 Infections：Evidence from Multilevel Analyses of Combined Original Dataset in China[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20，265：113517.

[2]薛亚利，王雅林.风险情境中的情感涌现和生活流变[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3)：50-58.

[3]王晓萍，刘红霞.感知风险、信任对网络购物意愿影响的模型研究[J].经济论坛，2008(15)：63-65.

[4]刘腾，胡象明.公共卫生风险中的政府信任：挑战与建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49-156.

[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尼克拉斯·卢曼.信任[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1.

[8]Davidoff T，Welke G.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in the Reverse Mortgage Market[J].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4.

[9]Mitchell V W.Consumer Perceived Risk：Conceptualizations and Models[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999，33(1/2)：163-195.

[10]Corbitt B J，Thanasankit T，Yi H.Trust and E-commerce：A Study of Customer Perceptions[J].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2003(2)：203-215.

[11]Cook K S，Yamagishi T，Cheshire C，et al.Trust Building Via Risk Taking：A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5，68(2)：121-142.

[12]林天生，杨洁.基于公众政府信任度的温室气体风险感知研究[J].安全与环境学报，2013，13(5)：146-149.

[13]Yousafzai S Y，Pallister J G，Foxall G R.A Proposed Model of E-trust for Electronic Banking[J].Technovation，2003，23(11)：847-860.

[14]Jarvenpaa S L，Tractinsky N，Vitale M.Consumer Trust in an Internet Store[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9，5(2)：45-71.

[15]王全胜，姚砚清，吴少微.在线购物环境下的信任与风险：理论回顾与概念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24(6)：40-44.

[16]Kim M J，Chung N，Lee C K.The Effect of Perceived Trust on Electronic Commerce：Shopping Online for Tourism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South Korea[J].Tourism Management，2011，32(2)：256-265.

[17]李燕燕，宋伟.信息传播媒介下信任对公众科技风险感知的作用影响研究[J].科普研究，2017，12(4)：11-16.

[18]方敏，张华.危机干预如何修复政府信任?——风险沟通与社区支持的调节作用[J].公共行政评论，2021，14(6)：4-23.

[19]谢朝武.旅游应急管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3.

[20]Covello V，Sandman P.Risk Communication：Evolution and Revolution[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164-178

[21]龚文娟.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和系统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6，31(3)：47-74.

[22]杨旎.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关系：分析政府信任的第三条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19(12)：115-120.

[23]王亮.旅游地顾客信任及其对顾客忠诚的影响[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24]张坤.旅游目的地信任、旅游幸福感与游客忠诚的关系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8.

[25]李秋霞.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影响与应急处置机制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21.

[26]孙俐丽，巫超.突发重大事件中公众风险信息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8)：38-43.

[27]何得桂，吴春来.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地方政府信任的演化逻辑与叠加优势[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2)：27-33.

[28]Mayer R，Davis J H，Sehoomran F.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709-734.

[29]赵倩，申健.从突发性公共事件看政府信任建构[J].人民论坛，2011(29)：56-57.

[30]姚延波，陈增祥，贾玥.游客对目的地的信任：维度及其作用[J].旅游学刊，2013，28(4)：48-56.

[31]刘卫梅，林德荣.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形成机制及溢出效应[J].经济管理，2019，41(7)：121-135.

[32]Capone V，Donizzetti A R，Park M S A.Validation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OVID-19 Risk Perception Scale (CoRP)：a New Brief Scale to Measure Individuals Risk Percep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ddiction， 2021，21(3)：1320-1333.

[33]Bekir Bora Dedeoglu，Erhan Bogan.The Motivations of Visiting Upscale Restaura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The Role of Risk Perception and Trust in Govern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2021，95(6)：4278-4319

[34]Joo D，Xu W J，Lee J，et al.Residents Perceived Risk，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Amidst the COVID-19 Pandemic[J].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2021，19(3)：214-231.

[35]赵金旭，傅承哲，孟天广.突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数字政府应用、信息获取与政府信任[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0(4)：12-22.

[36]Su L J，Lian Q，Huang Y H.How do Tourists‘ Attribution of Destin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tives Impact Trust and Intention to Visi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estination Reputation[J].Tourism Management，2020，77(5)：177-261.

[37]马得勇，孙梦欣.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因素——透明性、回应性抑或公关技巧?[J].公共管理学报，2014，11(1)：104-113.

[38]张书维，李纾.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J].公共行政评论，2018，11(1)：7-36.

[39]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