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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12日，2024年欧洲心胸外科协会（EACTS）第38届年会正在葡萄牙里斯本隆重召开。今年大会主题为“Navigating New Horizons(远征新边界)”，聚焦心胸外科的开拓创新、探索发现和薪火相承。
专场：培育大型临床试验
主持专家：M. Jahangiri (英国), M. Siepe (瑞士，EJCTS主编)
点评专家：A. Jeppsson (瑞典，Sweden Heart注册登记研究主席), R. Sádaba (西班牙)
FAVOR IV-QVAS试验旨在验证定量血流分数（QFR）指导原发性瓣膜病手术合并冠心病患者同期血运重建的作用。前期完成的回顾性先导研究(QVAS-Pilot)结果显示，对拟行原发性瓣膜手术且合并冠心病的患者，QFR指导的CABG策略相较于常规冠状动脉造影指导策略，可减少桥血管数移植并改善临床预后。（点击回顾）
Q1：主动脉重度狭窄是否会影响QFR测试值？
Q2：如何考虑病位置不同的影响？例如左前降支（LAD）与右冠状动脉（RCA）病变，两者预后价值是不同的。
Q3：研究中如何实现对外科医生的盲法？他们肯定会知道患者是接受QFR或是传统血管造影（CAG）评估。
朱云鹏副教授：准确地说，在本研究中对外科医生采用部分设盲。研究中成立了一个非盲态的核心实验室为每位患者的造影进行QFR分析并制定了两套搭桥方案，一套方案遵循CAG指导策略，另一套方案遵循QFR指导策略，随后核心实验室进行随机，并将随机后的其中一套方案发送给外科医生。
因此，外科医生只是被告知为患者进行“这根或那根血管搭桥”，或者“不需要搭任何桥”，但并不会被告知该手术方案是由根据CAG指导策略或QFR指导策略做出的，也就保持了盲法。当然，如果外科医生被告知某例患者“不需要搭任何桥”，他肯定可以推断这例的搭桥方案是遵循QFR指导策略制定的。因此，我们说，对外科医生是部分设盲的。
Q4：为什么选择术后30天这么早期的终点作为主要终点？
Q5：在样本量估算中使用的假设风险比RR0.5（意味着减少50%事件率），这是否合理？
专家简介
赵强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心脏中心主任、心血管外科主任
社会职务与获得奖项
美国胸心外科学会（AATS）会员
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STS）会员
欧洲胸心血管外科学会（EACTS）会员
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常委（冠脉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冠脉学组前任组长）
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前任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前任会长
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
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朱云鹏, 医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血管外科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科主任助理
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学分会 青年委员兼秘书长
上海市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及循证医学分会委员
欧洲胸心外科学会(EACTS)、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STS)、欧洲心脏病学会(ESC)、美国心脏学会(AHA)、美国心脏病学院(ACC) 专业会员
获2018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Lillehei奖
获2017美国心脏学会(AHA)国际青年研究者(YIA)奖
作为分中心主要执行研究者参与国际多中心RCT 16项
作为研究总监负责国内多中心RCT 2项，单中心RCT 3项
代表作Q1区临床研究SCI论著5篇，其中JAMA 1篇(2018)，BMJ 1篇(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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