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达 | 南人写北事——《水浒传》武艺札记选（二）

《水浒传》对我国的武术，特别是对晚清民国以来的民间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个影响还在，还在漫衍。

至少是清代以来，不少的民间拳派附会梁山英雄，武术歌诀中也频繁地出现梁山好汉的名号，以某个梁山好汉的形象来说明或形容武术动作、劲道的就更多了。流行于我国北方的“燕青拳派”，依托梁山英雄浪子燕青所传，已故的武术名家佟忠义先生就是燕青拳的代表人物。天津地区有一个拳派，主要套路是“一百单八势”，每一势用一个梁山人物的名号命名，号称集梁山英雄拳法精萃为一家，故又名“水浒拳”。此外，诸如燕青棍、行者棍、行者单拳、醉打山门棍、鲁智深禅杖、武松脱铐之类的拳械套路，南北各地随处可见，举不胜举。早年，许多民间摔跤手对“摔跤传自燕青”的说法深信不疑，民国年间，一部叫做《武术汇宗》的书里，就公然宣称：“摔跤传自宋代燕青。”

有趣的是，在江苏省的高淳县，居住在丹阳湖畔的村民们，世代流行着一种叫做“打水浒”群体性武术活动。据说自明清以来代代相传，至今不衰。一般上场的三十五个人（十七对半），都装扮成梁山好汉的样子，手执各式各样的兵器，在节奏明快的音乐伴奏下，演练梁山英雄操练人马的各种阵势，有单打、双打、集体对打等变化，场面热闹而壮观。在台湾的南部农村，也流行着一种叫“宋江阵”的民俗活动，也是群体性的武术表演活动，最流行的形式是三十六人阵，有许多阵势的变化，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犹如梁山英雄跃然再世。

我是一个历史学学者，治史之余，也长期从事中国民族体育史和武术史的研究，也兼而从事武术运动技术的研究和传习。我读《水浒传》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对《水浒传》以文学形式所描述的古代武艺进行分析和解读，挖掘出其中真实可信的古代武艺元素，以作为了解古代武艺、特别是宋元武艺的途径之一。《水浒传》蕴藏着丰富的古代武艺资料，但挖掘和解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故我的解读未必都正确，挖掘工作也还需继续进行下去。我想积累更久一些，认识上必定会多一点正确性。现在，我不揣浅陋，先把一部分研究心得拿出来，提供给大家，希望有助于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水浒传》，也帮助读者增加一点关于中国古代武艺的知识。

我总以为当代的武侠小说和武打影视作品，距离真正的古代武艺相去太远，有很多是作家和编导们凭空想象出来的，是文学创作，与古典武艺和武学并无关系。我相信某些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作家，其实连最基本最常见的古代武艺典籍都未曾涉猎，因为这在他们的小说里一点痕迹都见不到。所以说，大多数武侠小说是“画鬼”之作，因为世上没有真鬼可作比对，创作空间便可以无限扩大，“思想”有多远，笔下就能走多远，与真正的武艺并无关系，与传统的武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也正因如此，《水浒传》的特点和价值就更显突出，弥足珍贵。总之，《水浒传》在武艺的描写上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它是非常传神的画人之作。

有鉴于《水浒传》版本的错综复杂，我选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本（即杨定见序本）作为讲座的主要依据，所讲话题主要是该版本八十二回以前的内容，也就是“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以前的内容。八十二回以后的部分也会有所涉及，但不多。我以为以对武艺的描写水平而言，受招安以后的“征四寇”等续补文字中，只有“征王庆”确有些来头，是比较成功的模拟之作，值得另眼相看，其它部分很难与前面的部分相提并论。同时，我也基本不涉及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这些问题很专门，很细琐，很难用浅近通俗的语言讲得明白，我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素养，所以免开“尊”口。山东画报出版社出了《品读水浒传》一书，里面收有刘世德先生等关于《水浒》版本等问题的演讲，主讲席者都是对《水浒传》研究有素的专门名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

当然，既然是讲《水浒》，完全不涉及它的成书与版本两大问题，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我以为有必要在开讲之前先表述一下我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是我立论的重要支点，摆摆清楚了，免得后面重复提起。

第一、《水浒传》是以杆棒、朴刀话本为主体的多种话本的融会之作，宋元话本的繁盛为《水浒传》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这是《水浒传》明显具有话本特色的原因。

根据南宋人罗烨《醉翁谈录》一书的记载，当南宋时，流行在临安（杭州）的可以确认为梁山人物的话本至少有三个，即《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些各自独立的话本内容上是否有关联，我们并不清楚。说书人在长时间的说书活动中，特别是在元代，若干独立的话本被不断地加工缀联，成了章回小说，又经过某些大手笔（比如施耐庵）的条贯润色，终于出现了有多个故事体系的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

明代人对《水浒传》做了进一步的续补插增，最终形成嘉靖以后广为流行的几个本子，特别是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这是《水浒传》的基本成书过程，是海内外的研究者越来越趋于一致的认识。

《醉翁谈录》记载的宋代话本名目有一百多个，分属于“小说”、“讲史”两大门类，其中“小说”占了绝大多数。小说类又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8个子类。以讲梁山人物故事的三个话本而论，《青面兽》被归于“朴刀类”，叫做“朴刀局段”；《花和尚》、《武行者》则归于杆棒类，叫“杆棒之序头”。同样是梁山人物的话本，为什么会有“朴刀局段”和“杆棒之序头”的分别呢？这个问题过去并没有得到解决。我曾经提出一个认识：杆棒类是专讲侠义英雄故事的，朴刀类则是讲绿林强梁故事的。虽然二者都涉及武勇人物和打斗情节，都属于“武”小说，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主要是惩恶扬善之别。两类话本都以兵器为标志，杆棒象征着行侠仗义的英雄，朴刀则象征绿林强梁，象征着不义的暴力。

如上面所说的，《水浒传》是多种话本拼合贯连的产物，它所融汇的话本类别应该比较多，除了杆棒、朴刀两类话本以外，还应包括有公案、烟粉等类话本。但杆棒、朴刀两类话本是它的主体成分，并且由此决定了《水浒传》是一部主要讲侠义英雄故事的小说。多种话本条贯融合的过程中，为了衔接合理，演绎有序，有些原有的东西会被打磨掉，有些却很难打磨得干净，或是不经意中被保存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在《水浒传》里仍能看到不少说话人讲话的痕迹，保存着一些早期话本的原生状态。

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水浒传》还相当多地保持着杆棒、朴刀两种兵器在故事里的突出位置，这正是它主要源于南宋杆棒、朴刀话本的固有特色。只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加工缀联，原本分属于杆棒、朴刀的不同话本已经融合为一体了，界限不再分明。特别是朴刀类话本，原来主要讲绿林强盗“发迹变泰”的故事，朴刀是强梁之徒为非作歹的凶器，与杆棒相比，含有明显的贬义。但在《水浒传》里，朴刀也成了梁山英雄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利器，甚而成为梁山英雄武力的象征。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说明《水浒传》不仅能够熔铸各类话本为一体，而且在兼容朴刀类话本时，摈弃了固有程式，赋予它新的面貌，新的内涵，使之服从于歌颂梁山英雄主题的需要。总体上是淡化它的强梁色彩，向着杆棒类话本靠拢，使它融入侠义英雄小说之中。这样，既保存着南宋话本中朴刀的特色和地位，又不同于南宋话本，而变成了《水浒传》的朴刀——一种并无良莠之分的特殊兵器。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再创作，是《水浒传》的成功之处。

第二、《水浒传》基本上是南人写北事，是南宋和元朝的南方说话人根据各种传说和史实，讲述水泊梁山英雄人物的故事，小说的主要基础是在南北隔膜下形成的种种传闻。虽然用了一些真实的历史资料，但毕竟耳闻多于眼见，传说多于史实，又有大量的夸张性描写，还夹杂着南人对北人的轻蔑成份。

虽然已经有研究者表述过相近的观点，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强调指出，《水浒传》是以发生在北方的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而它的创作地却主要是在南方，创作群体是南方的说话人和书会才人。具体说，它首先发端于南宋的临安，由单本的话本联贯成为章回小说则完成于元朝的杭州。当然不排除成书过程中有扬州等地的书会才人的参与，但主要完成地应该是杭州。

正因为《水浒传》是南人写北事，地域上和文化上的隔膜引发了不少误差，另一方面隔膜也给了创作者更大的虚拟空间，在素材的撷取上有了更多的自由。这样，反使小说有了许多以史实为背景的夸大、铺张与演绎，有了许多混合南北文化的似真非真的精彩情节。

北宋灭亡后，南宋存在了一百五十年左右，它先后与北方的金朝和后来的大蒙古国相对峙，最终亡于元朝，蒙古民族完成了中国的再度统一。金与南宋之间都曾奉行“南自南，北自北”的政策，南北的政治对立与经济、文化的长期阻断，造成彼此间的严重隔阂，进而扩大成为种族歧视，酿成了中国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以后第二次“南人”与“北人”严重差异和对立。这一次的南北对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的大一统彻底改变了南北分治的局面，拉动了民族与区域文化交流的高潮，逐步淡化了原来的对立和隔膜，带来文化繁荣，特别是文学艺术的繁荣。但是，蒙古人相当多地保留着南北对立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实行种族等级制度，它以北方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北方汉人）为汉人，以南宋人为南人，也称为宋人或新附人，蒙古语则称为“蛮子”，含有歧视。当然南人对北人也有歧视，有心理上的鄙夷和敌意，比如认为北人长得高大，粗俗野蛮，缺少礼仪和教养，有些人暴食暴饮、行为乖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