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达，武香兰 | 略谈广州回族武术

作者简介：马明达（1943－ ）男，回族，河北沧州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广州回族历史悠久，富有尚武传统。近代以来，光塔寺成为广州回族练习武术的中心，这里接纳南来北往的回族武术家，组建了兴旺一时的“塔光国术社”。广州回族中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武术家和运动员。

一

武术是我国历史上传存下来的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我国民族体育体系中的主要项目之一。明清以来，在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回族与武术的关系尤显密切，虽然回族的人数不多，但武术人才辈出，在中国近现代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回族有着健身尚武的历史传统，有些地方的回族甚至把习武纳入“逊奈”的范畴而加以提倡不少阿洪、乡老本身就是武艺出众的武师，如著名的常燕山、李凤岗、杨洪修等。在回族聚集区，在聚坊而居的回民社区，礼拜寺往往为回民武术和摔跤爱好者，提供传习武术的场地，实际上兼备了习武中心的功能。这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体育文化现象，也是回族武术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

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回民的主要聚居区，同北方许多著名的回族聚居点一样，这里的回民也非常喜爱武术，近代以来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的武术家和运动员，在岭南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广州回族的武术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当地回族的武术活动与光塔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光塔寺不仅是广州回族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是重要的武术传习中心。其二，广州是海港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地方，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与内地文化的不断传入和积淀，使广州拥有了丰厚的多元文化蕴藏，也形成了广州人乐于容纳外来文化的心态与胸怀。这一点也同样反映在广州回族人的身上，反映在广州回族的武术活动中。

广州怀圣寺，俗称“光塔寺”，位于广州越秀区光塔路。这座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伊斯兰教寺院与武术有着很深的因缘。

一般认为，光塔寺由唐代聚居广州的阿拉伯蕃客创建，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虽然这一点还缺乏明确的文献证据，但至少在北宋时被称为“蕃塔”的光塔寺就已经赫然矗立在广州，成为岭南一大胜景，引动许多文人墨客登临吟咏。有关广州回族先民的武术活动尚未找到任何记载。目前我们仅知道明景泰元年（1450年）和成化四年（1468年），明朝曾先后两次将奉调入粤作战的“达官兵”千余人——即侨居南京的西域穆斯林军人安置在了广州，其中“达官指挥阿都拉等十七家”就安置在光塔寺附近。这部分“达官兵”是能征惯战的回回职业军人，曾经在广东、广西屡立战功，是一支深受明朝重视的劲旅。将他们安置在广州的目的就是为了“但遇两广地方贼情，警急听调，杀贼有功，照例升赏，诚为便利有益”。这批军人定居广州后，他们的后代仍然保持军户身份，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后的南明时代。南明永历四年，即清顺治七年（1650年）在守卫广州的战斗中英勇殉节的“教门三忠”（即担任永历朝都督同知的羽凤麒和撒之浮、马承祖三人）都是他们的后代。显然，今天广州的回族，也包括肇庆等地的回族，有很大一部分乃是明朝景泰、成化间定居广东的“达官军”后裔，这说明广州回族在崇尚武艺方面确有历史渊源；指挥阿都拉等17家定居光塔寺周围，也显示了他们与光塔寺的密切关系。

二

20世纪初期，光塔寺内就有了不少武术活动。从现有资料看，最先是来自河南的回民拳师马锡福在寺内传授查拳，跟学的回族子弟甚多。20世纪20年代末，山东籍回族拳师王少周、杨英侠夫妇受聘南来，先后执教于两广国术馆和广州国术社。王少周还担任过广州国术社副社长，他精擅查拳和十路弹腿，为人慷慨谦和，教授十分尽心，名列“南下五虎”之中。他经常到寺里作礼拜，并在寺里免费传授武艺，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北方素有“教门武术”之称的查拳和弹腿，经马锡福、王少周传到广州后，也成了广州回族喜爱的拳种。

30年代中后期，外籍拳师马仰之、马惠泉（家林）、马志超等也常来寺里礼拜，并在寺里练拳和教拳。这一时期，广州政局稳定，社会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全国各地往来广州经商的回族人很多，其中不乏武林高手。光塔寺是这些外地穆斯林的必到之地，他们在礼拜瞻仰之余，受到寺里习武氛围的感染，也往往会与当地的教胞交流武艺，并把他们的技艺留赠给当地的习武青年。频繁的交流不但活跃了光塔寺的武术气氛，而且也促进了广州回族武术的发展。那时，所有人的习武活动都出于自愿，没有正规的组织，没有人收费，洗漱用品和茶水都由寺里提供。而练习者个个热情高涨，风雨无阻。慢慢地，优秀的习武人才脱颖而出，其中有后来成为塔光社中坚人物的马德光、马德昆兄弟，还有保功达、马展鹏等人。

早在抗战前，广州就有了多个民间武术社团，其中多数属经营性质，有的带有较浓的门派色彩。光塔寺的习武者们曾有过成立一个自己的社团的动议，但考虑到回民习武只是为了健身强体，丰富教坊的文化生活，并不为谋求任何利益，所以有些人不主张搞社团。抗战胜利后，各种武术表演趋多，马惠泉、杨孔德、马明、保功达等几个热心人认为确有组织一个团体的必要，他们首先提出这一想法，得到了教坊各界人士的支持，于是便开始筹备。不久“塔光武术社”宣告成立，社址在光塔寺。经民主协商，马惠泉被推举为教授，保功达、保少民和马展鹏任助教，由他们负责向回族青年传授武术。一时间，广州的回民青少年热烈反响，奔走相告，互相引领，学员很快发展到100多人，其中也有少数汉民子弟。

社团成立之初，只称“塔光社”，并无“国术”二字。1946年，市警察局侦察科科长李彦良为控制广州武术社团，成立了“广州市国术协会”，通令全市所有的武术团体都要加入该协会，再由该会统一登记、审查后，发给会员证。办了这套手续，才能公开活动，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而予以解散。为使成立不久的塔光社能存在下去，塔光社便不得不加入“国术协会” 由此更名为“塔光国术社”。

与当时广州的其他武术社团相比，塔光社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是广州回族武术爱好者的组织，有鲜明的民族与宗教特色，凡集体活动时均戴白色，或其他颜色的回民帽，不搞任何有悖于信仰的活动；其次，塔光社的宗旨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发扬国术”。不搞经营性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回族青少年武术爱好者，同时也吸收少量汉族青少年参加。而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则是，在教学上不拘于某家某派，尽量做到内容丰富全面，南北派兼习，套路技击并重，这与其他拳社明显不同。据马志斌先生回忆说，当时为使学员有坚实的基础首先从南派的“扯拳”入手。经过一定的时间使“桥马”有了相当的根底，便进入北派基本功——十路弹腿的练习。弹腿练好了，再依照各人的基础和身体条件，分别学习南北各种拳术。常练的套路有查拳、蔡李佛的十字拳、扣打拳，洪家的双工伏虎拳，北方的梅花拳、捷拳、功拳等。拳套有了相当水平，再进入各种器械的学习，主要有刀、枪、剑、棍等。寺里大殿前面的空地上配置了单杆、石担等各种器械，供学员提高身体素质使用。

塔光社强调练打结合。学员练到一定程度时，便可进入实战性训练，主要内容有散打、拳击、摔跤和劈剑等。为提高散打实力，特别是抗击打能力，着重练木人桩、木马桩等。练桩被视为秘技，桩房设在寺里较隐蔽的地方，未经指定的学员不允许参加练习。

塔光社对外保持低调，表演通常安排在回民的三大节日上，其他重大传统节日时也主要向本坊的教众举行表演，极少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对参加练武的社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不许打架斗狠，滋生事端。

1947年，广东遭遇水灾，为了筹款赈济灾民，广州市国术协会在黄啸侠等人倡导下，先后举行了两场国术竞赛义演：一次是7月份在十三路足球场举行的“广州市国术搏斗大会”，有拳术搏斗、摔跤、劈剑等项目；另一次是在西湖路球场举行的中国式拳击比赛大会。这两场义演都有塔光社社员参加，他们的表演非常精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社会反响很大。曾在现场观看的马志斌先生在其《岭海武林》一书中对此有生动的追述。

解放后，塔光社社员逐渐减少，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整顿民间武术社团，塔光社的活动停止。塔光社存在的5年多时间里，培养出了不少武术人才，其中以马德光、马德昆、保功达、马逢达、马展鹏、马秀霞、马家梁、李志能（汉族）、马志斌等人影响最大，有的后来还成为职业武术工作者。

三

近代以来，广州产生了多位著名的回族武术家，其中有些是外籍人士，有些是当地人；有些是地方名家，有些则在全国武坛上享有声誉。总体上看，广州的武术家群体体现了广州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也表现出武术与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契合。我们根据有限的资料，将广州回族武术的几位代表人物简介如下：

（一）马仰之（约1869－1948年），回族，祖籍四川成都。据说少年时曾习武于峨眉山，勤学苦练，掌握了多种拳术和兵器，尤擅长醉八仙拳，醉态惟妙惟肖，跌扑滚翻妙趣横生，观者无不叫绝。他精通《古兰经》有跌打伤科之长。民国初年随军来穗定居，先后在市立五十三小学、执信女中、教忠中学教体育和武术，并长时间在光塔寺授徒。传艺数十年，弟子甚多，较著名的有马惠泉、李尧山、马逢达、马志斌等。他传授的“梅花双刀”，成为广州回族武术的代表套路，过去每逢节日表演，总能赢得一片喝彩声。后由马志斌改编，在各种比赛中多次获优秀奖。

马仰之的两个儿子德光、德昆都能承继家学，各有所长。长子马德光自幼随父习武，兼习现代体育项目，除武术外，还特长单杠、体操、举重、跳水等项目，曾在塔光武术社表演“大车轮”（大回环）而享誉羊城。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州体育馆馆长、广州市体委副主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体操协会主席等职。次子马德昆，1947年代表塔光社参加“广州市国术搏斗大会”自由搏击，以大胜菜栏教头而名扬广府。他还特长足球，50年代曾被选为广州市足球代表队队员。

（二）马惠泉（约1900－1976年），名家林，字惠泉，以字行。原籍甘肃，定居广州。早年曾在光塔寺随马锡福、王少周学习查拳、绨袍剑等北派拳械，又同李尧山等拜马仰之为师，得马真传。后来随南派蔡李佛名师谭三、孔昌等学习蔡李佛及洪拳等，还精通太极拳，得木人桩、木马桩的独家秘传。

马惠泉的一生与光塔寺结缘最深，早年在这里习武，中年以后更是终日流连于此。1946年，他和保功达、杨孔德、马明等人积极奔走，组织成立了塔光国术社，并担当义务教练，辛勤工作，任劳任怨，受到学员们的爱戴。其女马秀霞继承乃父拳艺，是塔光社的骨干成员，在各种赛事中获得不少佳评和奖项。1957年参加广东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与马志斌配对的对刺剑获优秀奖；1960年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武术会获女子南拳冠军；1963年获广州市武术运动会女子组五项全能冠军。

（三）保功达（1917－1994年），孩提时家在怀圣寺东侧的维新里，自小就到寺内跟随马家林学习武艺，勤奋好学，强劲多力，曾练习各种拳械套路，得到马惠泉木人木马桩真传。他的双脚和拳头十分坚硬，踢一百多斤重的木马桩时，能使木马“啪啪”作响，拔地而起。据说，他年轻时想测验一下自己的腿功到底有多深，便对着“古尔邦”节待宰的大水牛的后腿猛扫一脚，水牛应声跪地，竟将水牛后腿踢断。有一次，他碰到一伙无赖，在忍无可忍下出拳反击，一拳就打掉对方几颗牙齿。保功达热心回族武术事业，抗日胜利后，他积极联系族内青年，倡议成立塔光国术社，后与保少民、马展鹏一起担任马惠泉的助教。1946年他代表塔光社参加“广州市国术搏斗大会”的摔跤比赛与同社另一成员角逐并胜出，成为大会最精彩的赛项之一。他还热心公众事业，广州伊协成立后，他一直是该会的中坚力量，一生为教胞，做了不少好事、实事，在穆斯林群众中享有很高声誉。

（四）马裕甫（约1901－？年），山东人，幼从查拳名家杨鸿修习武，擅长摔跤，亦长于散手和击剑。1919年参加了马良在济南创立的“技术队”，与王子平、马金镖、何振江等均为技术队骨干。中央国术馆创办之初，曾担任国术馆摔跤科科长，在1927年南京首届国术国考中获最优等奖，与马英图、杨法武、杨松山、常东昇等回族武术家一起成为中央国术馆的“实力派”人物。后奉张之江之派到广西协助创立国术馆，武功和品德受到白崇禧的推赏，引入桂系军队任教官等职。40年代末移居广州，50－60年代，他经常到光塔寺传授武术和摔跤，所传四路查拳对拆、滑拳、风影剑、绨袍剑、对刺剑等，深受青少年武术爱好者的欢迎，后成为流行不衰的套路。其中风影剑是回族儿童的锻炼项目，绨袍剑则长期受到女子的喜爱。跟从其学艺者有马志斌、马逢达、马家梁、马秀霞、莫五德等。1957年广东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马志斌、马逢达合练的四路查拳对拆获得优秀奖。不幸的是，马裕甫晚年遭遇“文革”劫难，在极度困顿中病逝。

（五）张登魁（1911－1987年），山东济南人，是我国摔跤界的骁将名宿，曾任中国摔跤协会副主席、广东武术协会副主席、广州市武术协会主席等职。自幼习武，身材魁梧，强健有力，擅长查拳、弹腿和摔跤。1933年参加全国运动会摔跤项目，在比赛中勇夺冠军。1934年参加第二届国术考试的摔跤比赛，以战胜摔跤名手阎善必而荣获第一名，被南京国术馆录取为第五期公费生。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武术家的张文广、温敬铭、李锡思、刘玉华等。1936年元月随国术馆代表团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宣传、表演国术。后留在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任教，教授武术、拳击、摔跤等课，还先后在全国多所高校担任武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南下广州，先后在中山大学体育系、华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最后调任广州体育学院，任武术、举重教研室主任，体育系主任、教授，直至退休。张登魁是国术馆系统培养出来的民族传统体育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技术全面，中西兼通，品德高尚，注重学养。他一贯倡导加强理论修养，认为只有具备高水平的理论修养，才能深刻理解技术的精义和中国武术文化深邃的内涵，也才能更好地发挥技艺，才能为人师表，留有著作《拳击》并翻译过美国的《交手战》一书。

（六）马志斌（1939－2003年），祖籍甘肃，祖父定居广州，父亲是光塔寺的乡老。他是新中国建立后驰骋于岭表武坛的一位名将。1944年开始到光塔寺习武，到1948年止，先后追随马仰之、马家林等回族拳师学习南北派武艺。所学包括拳术、器械、木桩、击技、擒拿、摔打诸艺。1957年至1960年间，又在塔光寺从学于著名武术家马裕甫学习山东大架查拳、四路查拳对拆、滑拳、散手、对刺剑及走壁功等。在1957年广东举办的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他与马秀霞配对表演的对刺剑便是马裕甫传授的。于1958年他获得广州市武术赛全能冠军 广东省武术赛一等奖，全国武术赛二等奖（刀类最高成绩）；1972年被选任为广东体工队武术教练，先后培养出多名全国套路和散打全国冠军；1982年在省体工队荣立二等功；1983年被评为一级教练；1985年调任广州市武术馆总教练，兼任广州市武术协会副主席，其间，又被评为高级武术教练。1985年，广州武术团应德、荷、比、瑞士四国邀请，出访欧洲表演中华功夫，由马志斌担任教练，除了传统的拳术、器械套路表演外，他还特意表演了精彩的走壁功，引起一时轰动。

马志斌不仅是优秀的武术教练员，也是一位重视武术理论建设、敢于坚持真理而秉笔直书的武术理论研究者。1978年以后，他发表了各类武术文章数十篇，许多文章针砭武林弊端，特别是指出管理层面的短视与失误，引人瞩目，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他力主中华武术应该坚持技击、套路、功法并举的全面发展的方向，沉痛批判“唯套路”论的危害，指出脱离技击必定会把武术带入死胡同，必然走向体操化，变成名符其实的花拳绣腿。晚年的他奋笔完成20多万字的《岭海武林》一书，为我们研究广东武术、特别是广州回族武术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近一个世纪来，广州回族武坛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面举出的几位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马锡福、王少周、李青山以及保少民、马展鹏、杨孔德、马逢达、马家梁等，他们都对广州回族武术的发展作出过贡献，都值得我们纪念。我们前面讲到，对各家各派的兼容并取是广州回族武术的一大特点，这与广州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海港城市有直接关系，也与广州回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分不开。改革开放后，随着大批内地人士的南移，又有不少武术名家和流派来到广州，使整个广州武术出现新的活力，回族武术也增添了新的内容。90年代初，在海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 “马氏通备武学”传到广州，一批重要的传播者定居羊城。不久，这个源自河北沧州、后来勃然兴起于秦陇大地的传统武学，便在岭南生根发芽，并引来中外许许多多求艺者，广州俨然成了通备武学新的中心。30－40年代属于通备系统的劈挂、八极和某些器械套路，也曾传来广州，如马裕甫所传的绨袍剑，就是他在中央国术馆时得自于通备名家马英图的，后来，在虚花武术的影响下渐渐改了样，成为现在的绨袍剑。今天完整的通备体系（包括理论和技术）都已传到广州。相信今后的广州回族武术将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回族武坛上将会出现一代无愧于前辈武术家的后起之秀。

仅以此文纪念我们所熟悉的张登魁、马逢达、马志斌三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