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达 | 南人写北事——《水浒传》武艺札记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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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4 07:00
广东
摘要：《水浒传》在塑造一群英雄豪杰之外，有关武者装扮、古代兵器、武艺和打斗场面的描写采集于现实社会，虚构成分总体较少，包含不少真实的古代武艺资料。写作上，《水浒传》是以杆棒、朴刀话本为主体的多话本融合产物。在南人写北事基础上，包含史实的夸大和南人对北人的轻蔑，表现在戴宗神行术、北人食牛肉、北方杂剧和南方话本系统的相互影响等。
关键词：水浒传；古代武艺；南人写北事
文章发表于《武学》第五辑
中外武艺文化交流专辑
作者：马明达
《水浒传》的创作过程中，特别是它的初创时期，关于宋江、梁山等，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必定传闻多于史实，有限的史实也会在口耳相传中变形走样，成了真伪混杂的民间文学素材。加上长时间的对立和文化阻隔，使临安的说话人对北方社会和“北人”并不熟悉，对有些传闻会恶意放大。比如一方面突出“北人”的尚义气、重然诺、慷慨悲歌等正面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会也会对强悍好斗、勇死轻生、不重礼仪，乃至举止粗鲁、暴食暴饮等有夸张的描写。对身体状态，如身高腰围、脸庞胡须等，也都有超乎寻常的夸张。创作所必须的生活素材不敷所用，说话人难免会就地取材，借花移木，于是小说中会有捉襟见肘的漏洞，但也有了许多有趣的错乱和虚浮。梁山故事一开始就定位为“小说”，而非“讲史”，说话人有插科打浑、指桑骂槐甚而大耍噱头的自由，有充分施展文学才华的空间，这也正是《水浒》由一个个单独的话本终于能汇聚成为煌煌文学巨制的根本原因。
其实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水浒传》写北方地理总是“差错百出”，甚而到了胡拉乱扯的地步，似乎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都得经过梁山，真像是“条条大路通梁山”。相对写南方地理，特别是浙江境内杭州地区的地理，就清楚得多。写气候也是如此。马幼垣先生早就指出，作者是“南方人，一个未曾在北方度过寒冬的南方人”。除了这些明显的证据外，我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子，以说明南方的说书人和话本的执笔人，是如何来运用关于北方的各种传闻资料的。例一：
神行太保戴宗的“神行术”，是《水浒传》里最神奇的描写之一。第三十八回关于戴宗神行术的一段描述：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戴宗的所谓“神行术”，源自北方的一个传说，这在《金史·突哈速传》中有记载。突哈速是北宋末南宋初金朝南侵时的女真名将，他曾率兵助金将乌谷进攻北宋的石州，即今山西省离石县。史载：突哈速谓乌古曰：“敌皆步兵，吾不可以骑战。”乌古曰：“闻贼挟妖术，画马以系其足，疾甚奔马，步战岂可及之。”突哈速笑曰：“岂有是耶。”乃令诸军去马战，尽殪之。显然，“画马以系其足”就是戴宗的“甲马”。“甲马”本指有装备的甲胄的马，或是代称所有的兵械骑甲，用在这里并不恰当。我猜想绑在戴宗腿上的“甲马”可能是“假马”的讹传。北宋末年发生在山西战场的一段传说，辗转流传到江南，很多年以后被杭州的书会先生们收罗到书袋中，巧妙地安置到了戴宗的腿上，妖术变成了道术，“神行太保”便产生了。
例二：
《水浒传》对北方人的喝酒吃肉有十分夸张的描写，如武松过景阳岗一口气喝了十八碗酒，打蒋门神前喝了三十四五碗酒之类，都是如此，显然是为了表现好汉们的气概和增加气氛，使小说更具吸引力。研究者早就注意到，书中写各种肉类食品以牛肉为最多，好汉们动不动就要“切一盘牛肉”，而且主要是黄牛肉，写吃猪肉很少。为此，这两年有研究者提出多种猜想，甚至有人因为《水浒传》中多吃牛肉而不吃猪肉，竟怀疑作者是穆斯林，是回族人。其实这是南方人所想象的北方人的食肉习惯，为了突出“北人”特色，做了文学的夸张，其中也多少含有对北方人大吃牛肉而无所顾忌的鄙夷之情。因为南方有禁食牛肉的民俗传统和政府法令，特别是南宋，私自宰卖牛肉是犯法的，要受到严厉惩处。宋人汇编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四，有禁止宰牛和惩罚宰牛者的三件文书，其中之一是出自南宋末年胡石壁之手的《宰牛当尽法施行》文告，文告云：牛之为物，耕稼所资，举天下之人，得以含哺鼓腹，左餐右鬻，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者，皆其力也。朝廷以其有功于生人甚大，故不以他畜产待之，特严宰杀之禁。当职起身田间，亲见其服勤耒耜之苦，尤不忍其无罪而就死地。是以于到任之初，首先开坐条法，备榜晓示。当然，正如胡石壁在文告后面所说的，尽管有禁令，但民间私自宰卖者还是禁而不止，以至“店肆之间，公然鬻卖”。但我们相信，江南毕竟不同于《水浒传》所描写的那样，到处都是卖牛肉的，随时随地可以吃到牛肉。第五十三回，写为了破有妖法的高廉，戴宗奉命带着李逵去蓟州请公孙胜回山。路上，戴宗为惩罚李逵偷吃酒肉，捉弄李逵，并告诉李逵：“我的这法，不许吃荤，第一戒的是牛肉。若还吃了一块牛肉，直要奔十万里方才得住！”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瞒著哥哥，真个偷买几斤牛肉吃了。”“第一戒的是牛肉”，虽是戴宗针对李逵偷吃牛肉讲的，但也是江南禁食牛肉的反映。有趣的是，《水浒传》的作者清楚黄牛与水牛的区别，了解北方的黄牛肉质好过南方的水牛。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写解押武松的两个公人被孙二娘用蒙汗药放翻，武松也假装被麻倒，孙二娘指着武松说：这个鸟大汉却也会戏弄老娘！这等肥胖，好做黄牛肉卖。那两个瘦蛮子只好做水牛肉卖。故事发生在孟州境内，即今河南孟县，地处黄河以北，并不是水牛养殖区，餐馆里不会有水牛肉卖。两公差因为长得瘦被谑称为“瘦蛮子”，当水牛肉卖；肥壮的武松当黄牛肉卖，这分明是杭州的说书人在玩调侃，耍幽默，正是说书人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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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
最后还要讲到，元朝出现了许多代“水浒剧”，剧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往往与《水浒传》不同。比如鲁智深，《水浒传》里是一个有丰富内容而特别惹人喜爱的形象，元杂剧里鲁智深没多少戏，在题为《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中，也只是个陪衬人物而已。有些杂剧的故事内容，如“燕青博鱼”、“争报恩”等，也都在今本《水浒传》中没有相同的情节。当然《水浒》小说原本就有不同的故事系统，传存下来的只是其中之一，与杂剧故事情节不合亦不为怪。而有些研究者总是以纵向的一脉相承的关系来看待杂剧与小说的关系，用以说明《水浒传》的成书历程，得出杂剧在前，小说成型在后的结论。我不否认杂剧故事与小说故事存在一定的联结性，但我以为应该注意到，元代“水浒剧”的作者，有明确名氏者多是北方人，如高文秀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康进之是棣州人（今山东惠民县）；李文蔚是真定人（今河北真定市）等。这表明水浒故事在南北方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流传，北方主要是杂剧，南方则主要是话本，这两个系统会有相互间的影响，但基本上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成畛域。而我们现在所读的《水浒传》小说，主要形成于南方，具体说主要形成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