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廉祯丨马氏通备鞭杆的渊源与系统（一）

文章发表于《武学》第五辑

中外武艺文化交流专辑

作者：马廉祯

一、引 论

在马氏通备武学的兵械体系中，鞭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兼有长短软硬兵械的综合特色，精悍强劲，灵动多变；进退轻捷，身械合一，有着许多独特的应用与演练方法，是故一向引人喜爱，传习者越来越多。

鞭杆的本源是短棍，又称“短杖”，自古就有许多源头和名目。因其短而无刃，可以单手亦可双手执用；又有大小头之别，旧言“有根有梢，两头不饶”，表现出它变化多端的优长，这在后世的武术器械中并不多见。概括而言，它在棍棒法势之外，兼及刀、剑、鞭、锏等法；且用材简易，携带方便，粗细轻重软硬均可以因人而宜，无明确的兵器形制，故自古不受国家兵器律条的禁限，又有随时把玩的乐趣，所以它应该有着久远而广阔的传存时空。既存于军中用之训练的畏助器具，又广泛存在于民间，以及所谓的丛林武艺之中。

近代以来，在武术不断深度体育化的大趋势下，我的祖父马凤图（字健翊，1888—1973）很早就注意到鞭杆的古典渊源和现代的再生价值，经过长时间的探寻与研究，最终确定在马氏通备兵械的枪、棍、剑、刀之外，将鞭杆作为一门独立器械纳入“通备五兵”之中，列于金（枪）、木（棍）、水（剑）、火（刀）、土（鞭杆）之位。尽人皆知，“土”居五方中央，称“中央戊已土”，以其有四通八达之能，由此推论，它亦枪亦棍，亦刀亦剑，又不失自身的特质。在名称上，先祖父几经斟酌，决定仍沿用传播较广的“鞭杆”，而不用俗称的“鞭杆子”。由此可见先祖父对它的珍重和寄意之深远，近些年鞭杆热度上升，可以说早在意料之中。

旧传的各地鞭杆，大多“鞭”的特点太多，套式冗长繁复，步法滞缓，招势单调，缺了左右换把和大小头兼用之机巧；甚至于有的模仿戏曲动作，词语中多是民间俚语，甚而借用戏曲词汇。祖父深通古代武艺的源流和近代以来的变异趋势，他目光如炬，善加辨识，经过广泛深入的搜寻考察，渐渐发现在相对偏远落后的河陇地区的某些穷乡僻壤，还能见到一些不失古意的棍法和鞭杆势法，还保留着一些结构简洁的“跑排子”活动，近于古人所谓“拍位”或“排口”一类操练之法。公务之暇，酷嗜此道的他命诸弟子加意搜求，重点是零散的鞭杆点子和两两相对的鞭杆排子，而不是名目甚多而往往大同小异的“黑虎鞭”、“黄龙鞭”之类的套子。先祖父从来都认为那些名目怪诞而内容空泛的东西大抵出自缺少见识的村野作品，不值得太多关注。而弟子辈凡有所得，都须经过他老人家亲自过目，检点比对，严加汰选，撮其精要，以之与通备太师爷黄林彪先生传授的短棍十三法融合互补，最重要的是以通备劲溶化其力道，提升速度，增强动势，并前后交由弟子王天鹏、边固、刘靖国、王醒吾、张青光和妻弟罗文源等演练记存，正是在此基础上，终于融会提炼成为劲力和演练风格完全通备化了的马氏鞭杆系统。

马氏通备鞭杆以五阴、七手、十三法为核心，大致厘定为三个组合，总二十五套动势，另有与之相配伍的排子系统和掉手鞭杆的套式，还有若干分合聚散的内场点子。这些都是祖父马凤图在上世纪30、40年代期间，引领着多位通备弟子，经反复删增、精心整理后最终由老人家亲自确定下来的内容，是马氏通备武学近代发展创新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马氏通备鞭杆五阴演练视频）

近些年来，鞭杆爱好者日益增多，虽有遍地开花之盛，但滥竽充数、鱼目混珠的现象也随之产生，乱立名目、假托伪造者不一而足，尤以河陇地区为多。此与越来越虚拟化市井化了的中国传统武术的总体状态相同步，胡编乱造成为风气，借助于现代网络之便，大行钓名射利之实。商品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造成的后果是相当普遍的，其中“传统武术”的遭遇最为深重，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有了一系列“传武”的笑话。

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系统地讲述和传习过通备鞭杆的传承渊源与技术结构，没有以私相传授或教学模式传授过以五阴、七手、十三法为主体的马氏通备鞭杆。昔日，我的两位已故的伯父虽然间有所传，但基本上还是遵循家学，或是点到为止，或出于教学需要而有所调变。在风气之下，不免也有法理走失的地方，留下些许遗憾，甚至被某些江湖人物所借用。事实上面对着日益江湖化虚花化的武术现状，先祖父和先舅爷都曾一再强调传人要严，拿艺要紧，强调“保守”不失为武艺精品的保护之法，一旦门户大开，传不择人，必定会招致正学衰变，宗法堕落，这是无处不在的现象。

我写这篇文章，一是在鞭杆不断趋热的情势下，是到了需要公开讲一下通备鞭杆的渊源与主要技术系统的时候了，也是为了正本清源，弘扬正脉，使海内外的爱好者明瞭传承之源，免遭假托者的欺蒙。自2017年始，我们在广州市火炉山健公书院的通备教学课程中，曾以鞭杆作为基本教材之一，由父亲马明达教授讲解与传教，这是自通备鞭杆问世近一个世纪来，第一次以课堂教学模式传之于莘莘学子，学练者多数是具有硕、博学历并有了一定通备武学基础者。现在，经过父亲的同意与指导，我对通备鞭杆的历史渊源和技术系统做扼要讲述，以备海内外爱好者学习参照之用。 

二、短棍说史

如前所言，棒棍原是古代军中和民间最常用的武器之一。在古代军队中，棍棒多附有金属，以强化其临战杀伤功能。汉唐军中即有短棒。汉代，有一种青铜铸造的棍棒，两端镀金，名曰“金吾”。重甲骑兵崛起以后，金属棍棒则因坚实耐用，钝击效果突出而大量出现在战场上。北魏以平定六镇起义而显名的尒朱荣，就是一位善用棍棒的将军。邺城一战，他率七千骑兵逼战三十万敌军，获得大胜。《魏书》卷74《尒朱荣传》记载，他在骑战中发挥了“神棒”的效用：

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于马侧。至于战时，不听斩击，以棒棒之而已。虑废腾逐也。

（图一 南宋萧照《中兴祯应图》中的吏卒手持短棒）

与之相比较，木质棍棒的发展比较自由，发展空间比较大。首先在步兵和民间私斗中，棍棒用之甚广。特别是在民间，由于它不是明显具有伤害功效的杀器，一般不受国家法律的禁控。其次，它挺直而长短随宜的外形，具有大多数兵器的基本形态，从来都是学习各类兵器的替代物，熟练掌握后再过渡到实战兵器。最后，它本身同样可以发挥一定的杀伤功效，可以比较武艺的高下，如《水浒传》里的王进打史进、林冲打洪教头等。加之制作成本低廉，尺寸粗细灵活掌握，故而在民间武艺中更为流行。宋朝禁兵甚严，也以其无刃，不在禁限之例，又有教习功用，遂有“枪棒教头”、“枪棒武艺”的规制。宋元以降，武艺的南北交流和军民融会的趋势不断加强，特别是到了明代，这一现象更显突出，逐渐造就了中国古代棍棒武艺发展的繁荣趋势，有了“兼枪棒”概念的产生。

据明代唐顺之在《武编》中言，明代北方称棒，南方称棍。到了晚近，棍棒混用，大多长则称棍，短则称棒。宋、元、明三朝的民间一直有“打棒”的竞技活动出现，短棒是其中之一。明代闽南也有“荆楚长剑”法，分散各地的民间“击剑”活动，实则多是“以杖代剑”，一如三国时曹丕与奋威将军邓展以甘蔗代剑比试，既无伤害之虞，又能胜负分明，是故流布甚广，渐成完整的技术体系。明代俞大猷的老师李良钦就是闽南号为“长剑”的这一技术体系的代表人物。俞大猷以《剑经》命名的武艺名著，实际上主要就是对李良钦棍法的记述。棍棒与民间武艺的亲密关系，甚至与社会不安定现象相关联，以至于官家称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棍徒”，将地痞流氓称为“棍虎”，将盘踞一方的地方武装群体称为“棍团”等，例证甚多。

“鞭杆”一词的来历并不很久远，最早的出现犹待探究。原本就是指用于日常撑拄的短木棍，后也被用之于其他工具的把柄。过去赶马车的长鞭子，多由竹木或藤质制作柄杆与皮质的鞭子组成，柄杆部分就被称为鞭杆。此外，也有用挺直的硬质杂木制作的“马棒”，有时也称为鞭杆，既可驱赶牲口，也可以用于撑持和指挥，自然也可用于防卫。这些都是鞭杆的原型，说明鞭杆起始的多源性。

清代辽东地区的方志多有用山藤、黄藤、黄蘖木一类藤本植物制作鞭杆的记载。当地至民国时期，各县也仍然有专营鞭杆的商家叫“鞭杆铺”。特别是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市）水曲柳河周围所产的水曲柳鞭杆颇为有名。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崛起，保镖业随之兴起。镖客或随车的伙计多手持短棍，既是工具，也是武器，三五成群时也是身份的标识。因此，山西一直都有以鞭杆作为武术器械的传统，当代人物陈盛甫先生就以鞭杆享誉。道光年间，宁津人张若阳往山西五寨甫（今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任知县，上任初期还曾清缴藏匿于周遭山中的盗匪团伙，名曰“鞭杆手”。所以，时至民初，山西地区将鞭杆一类的短棒视为凶器。1930年出台的《惩治盗匪暂行办法判解》中就明确有“民间普通常用之木棒、木棍、皮鞭、铁鞭杆等”的条例。晚清至民初的各种中央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汇编如《刑案汇览》、《续增刑案汇览》、《刑案汇览三编》等，也都记载有不少鞭杆伤人的案例，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均有案例。

鞭杆的形制有长有短，有竹有木，甚至还有铁质的。这说明鞭杆是当时普遍使用的器具名称，而且可能已逐步形成专门的打斗技术。

如前所述，我的祖籍沧州也有类似的短棍，但并不叫鞭杆，而称之为“八把子”或“八把棍”，即长度为八个对把长度的短棒，技术上多有轮劈点戳，特别强调一个“狠”字。在甘肃和相邻的省份，鞭杆还被称之为“鞭杆子”，这多半是比较古老的方言词语。元曲《刘玄德醉走黄鹤楼》中就有“小厮儿他手拏着鞭杆子，他嘶嘶飕飕的哨”。此处的“鞭杆子”显然是指驱赶骡马的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