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古人也形成了一套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体现了自大和保守的传统。清代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1818——1891)是走出这种自我中心的少数贤人。
鸦片战争之后，革新派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科技，但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盲目自信。邵作舟曾说：“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 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 则敻然出于万国之上。”
郭嵩焘也深信“西洋物质文明进步，华夏精神文明第一”，但到了西方之后，他深入研究异国文化，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完全反转。光绪四年（1878）二月初二，他写道：
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文明的），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 civilized）。哈甫者（Half），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39页）
他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湖南学者王闓运看到郭嵩焘日记（即《使西纪程》）的第一感觉为：“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页569）翰林院的何金寿，于光绪三年（1877）五月初六上奏朝廷：“兵部侍郎郭嵩焘所撰《使西纪程》一书，侈言俄、英诸国富强，礼义信让，文字之美；又谓该国足称二霸，高掌远蹠，鹰扬虎视，……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情形绝异，逼处凭陵，智力兼胜，……诛其立言之隐，我大清无此臣子也。……相应请旨，立将其《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2012年11月《文史博览》）他的书被销毁。有人甚至在他离世后还想开棺鞭尸。
作为真正的觉醒者，郭嵩焘的遭遇首先是因为几千年来的华夏中心观在作怪。但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也有一些问题。他的文学素养非常好，他应该知道，这么敏感的问题，应当要用更加委婉的方式进行表达。这么直来直去，当然会碰壁。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每个人都将过去锁起来，就像把书合上一样。自己把内容熟记心上，但别人只能阅读书的标题。”中国历史的大书内容非常丰富，而英国人知道的中国乃九牛一毛。把自己的书合上做美梦，不看外面的世界，自然不对，但以外面的思想为标准也不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与才强大了两三百年的英国相比，当然不是“半文明国家”。而且这个词语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郭嵩焘走出了华夏中心主义，却又掉入了西方中心主义，把自我他者化，视之为夷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