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从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这幅油画创作于2001年，是陈丹青为庆祝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所作。中国嘉德于2012秋拍出2070万的价格。总共只有5个人，每人都值400多万啊。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个个都是大师中的大师。
吴宓为筹建国学研究院立下了汗马功劳。冯友兰曾说：“雨僧（吴宓的字）一生，一大贡献就是负责筹备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他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吴宓本来可以风风光光地当院长，但他自己只承认是“执行秘书”，也不在导师之列。这么低调服务的领导，天下有几个啊？
王国维曾经是帝师，请他出山特别难。岳南的《南渡北归》有这样的描述：
吴宓到了王国维家里，按旧式礼仪行了三拜九叩之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王国维深受感动，但是仍然不能自己做主，便偷偷的去溥仪那里请示。据说溥仪下了一道圣旨，恩准王国维到清华任职。
请这样的大师，不但要给他最高的薪水和荣誉，还得给他最高的礼遇。
当时王国维和梁启超都是大家公认的顶尖学者，请他们出山虽然不易，可一旦到任就可以为清华撑起一片天。
语言学家赵元任，虽然是哈佛博士，但那年他才33岁，出版论著并不多，不及王国维、梁启超的零头。把这么年轻的学者列为导师，足见领导的前瞻性。
历史学家陈寅恪，那年也只有35岁，虽然在东洋和欧美留学十几年，但没有任何的学位和著作。吴宓把他报上去，校长当然不同意。后来梁启超又力荐，才得到聘用。
黄延复的《陈寅恪事略》里面有一则关于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故事。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也不知道这些细节是否全部真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服校长聘用这样的“三无”（无硕士无博士无著作）人员当教授当然是很难的。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学术史上的珠峰，起码有四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第一，学术至上的精神。领导聘用学者，以学术水平为标准，而不是把这么大的好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教授们也以追求学术为己任。本来清华想请王国维出任院长，但他一门心思做学问，拒绝插手管理事务与权力。第二，尊重著名学者。当时王国维、梁启超得到的薪水、荣誉和尊重，不是今天的学者想象得到的。第三，发现年轻学者的伯乐精神。赵元任和陈寅恪才三十出头，陈还是“三无”人员，国学研究院却把他们与两位公认的大师并列在一起聘为导师。第四，领导的服务意识。作为领导的吴宓，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故意放下身段，突出对教授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