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为《中国翻译词典》作序时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季羡林先生把翻译与水联系起来，这就使我想起赵元任的《语言问题》中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偏远山区的老太太，第一次接触到外语，很吃力地学了几个单词后抱怨说：“这明明儿是水，英国人偏偏儿要叫它‘窝头’（water），法国人偏偏儿要叫它‘滴漏’（de l’eau），只有咱中国人好好儿的管它叫‘水’！咱们不但管它叫‘水’诶，这东西明明儿是‘水’么！”
在老太太脑中，“水”的名与“水”的实之间已经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而且是唯一的联系，所以觉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奇怪，不把水叫水，却非要把其他名强加于水。老太太脑子里的水是死水，必将逐步枯竭。翻译为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让本土文化在流动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