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学科的天地中，有人厚古薄今，有人厚今薄古，有时两者水火不相容。
民国时期著名庄子专家刘文典，才情极高，是厚古薄今的典型。他性格怪异，放荡不羁，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甚至自号“二云居士”（云南火腿、云南烟土）（见1943年7月14日的《吴宓日记》）。刘教授以国学大师自居，把古代的学问看作学术的根本，认为沈从文等的白话文一钱不值。
有一天，他正在大街上走着，突然空袭警报拉响了。这时他看到沈从文和一些青年学生在飞跑。他当众大声讽刺说：“陈寅恪教授跑警报，是为留存国粹；我刘文典跑警报，是为了肚里的庄子；学生们跑，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你沈从文跑，是为了什么呢？”（《追忆似水年华》，许渊冲著，第27页）在他看来，沈从文这样的当代作家的生命一钱不值，根本没有必要逃跑。蚂蚁都想逃命，沈从文为什么只能送死呢？当然他是为讽刺而讽刺，不是真的要害死沈氏。
刘教授把庄子和庄子专家混淆了。如果庄子在世，当然有底气藐视沈从文，但一个研究庄子的教授，扛着先贤的大旗，狐假虎威，的确有点欺人太甚。如果放眼学术界，像刘文典这样的假借古代学术的名头，把自己封为国学大师的人可能不少啊。
有意思的是，庄子在当年并不是研究古代学问的大师，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当代作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崇古派有着无法化解的内在矛盾，他们崇拜的大家可能并不崇古。
另外一方面，有的学者热衷于厚今薄古。我的老师王岳川先生以研究后现代主义著称。他曾经跟我说，“做学问要有当下意识，我们怎么能够一辈子呆在后院给前人清理垃圾呢？”在他看来，研究古典的学问是给前人清理垃圾。一个坟墓里发现了一本新的庄子，上面有两个字与当今流向的版本不一样。古典学者就纷纷跑过去，这样看看那样看看。这种行为就像清理垃圾一样，一般难有大的发现。就算破译了庄子的某个字，其实只是复原了庄子，又不是自己提出了什么思想。而且这样的研究往往只能在后院进行，难以走到前台，不会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只有“到中流击水”，深入现实，通过大智慧的创造，才能为苍生“指点江山”。这种当代的学问在多大的程度上需要古代的知识呢？在《皇帝的新装》中，那个看到皇帝没有穿衣服的男孩，正是因为不受固有知识的束缚，所以才说出了真理。德莱顿曾经这样评价莎士比亚：“他的学问自然天成，不需要通过书本的眼镜观看自然。”从这个角度说，面对现实比博览群书更为重要。但厚今薄古的学者也因此容易遭到崇古派的批评，被看作不学无术之徒。贺麟曾说：“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既面对现实，又从古代的智慧中发展出新的学问，那当然最好，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尚今派觉得崇古派没有多少创新，而他们自己却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中找到可用于指导当下的真知，他们甚至自信能够引领未来。但什么是真知，并不是每个人自己说了算，只有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能知道，尚今派的五花八门的言论大都将流入历史的阴沟。
许渊冲在谈到刘文典时说：“他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文中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古今之争，属于这种偏见与偏见之间的斗争，而这个刘文典知道这是偏见，还这么乐此不疲。
许渊冲还提到，这个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这句话说出了更为深刻的道理，决定古今偏见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学界为古今争来争去，还是不各派都在打自己的算盘，想争夺更多的资源和头衔吗？
古代的学问再好，那也是古代的荣光。研究古典学问，如果不能结合现实发展古人的思想，那也只是学究的工作。当下的学问做得再高，如果没有古代的根，还是显得肤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