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民族团结的粘合剂，也是矛盾冲突中的排头兵。
2024.04.23 通识人物「陈寅恪、赵元任」系列演讲活动：曾志朗院士—「柏克莱的老旁听生—叫我如何不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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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元教授1978年赴德里大学讲学并采集多语环境中语音变化数据，以验证“词汇扩散”理论。其柏克莱课程涵盖语言与大脑研究，由认知实验和田野调查深化内容。我受邀代课，与费尔摩主任及王教授协调细节，获全力支持，增设实验内容。课程吸引众多学科学生参与，一位特殊老先生旁听并积极投入实验与讨论，展现深厚学识与多语言能力，成为课堂亮点。
1978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语言学系任教的王士元院士，应印度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之邀，到该校讲学半年，并计划在当地的多语环境中，收集各语言因人口流动、接触频繁而剧烈影响语音变化的数据，来检验他所提出的「词汇扩散」（lexical diffusion）理论。王教授在柏克莱有一门非常叫座的研究所的课，讲授当时学界最流行的议题——大脑与语言，这门课内容十分丰富，从不同动物的独特沟通方式，探讨人类语言的源起，再从人类几千种不同语言的树状分支，追寻人类由非洲走出来（Out of Africa Theory）之后，四处迁徙，造成语音变化的不同规律，最后从临床的脑伤病人的语言缺失以及正常人在认知心理实验的语言表现，说明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等行为如何和大脑的不同部位有所关联的证据和理论。
这样的一门课，吸引了很多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生。问题是王教授这一去至少要半年，必须有其他的教授来教才行。他向语言系推荐了当时在加州南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认知神经科学的我，来代理他教这门课。我特地北上柏克莱，和王教授及语言系系主任查尔斯．费尔摩（Charles J. Fillmore，Case Grammar理论的创始者，当代语言学的大师级学者），讨论这门课的内容和教学方式。我提出几项请求，包括希望语言系提拨一个空间，让我可以展示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还有提供额外的经费，让我带选课的学生到中国城、日本城、韩国及越南移民区等不同语言的小区，去做实地的田野调查；此外，我需要一位较资深的研究生担任全时助教，帮忙安排相关事务。
我当时想，费尔摩主任听到我这么多额外的要求，一定当场打消聘我为客座副教授的念头。王教授在旁，大概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担心系主任打退堂鼓，赶紧接话说，选这门课的人很多，而且大半是外系的，可见近年来探究大脑与语言关系的议题确实引起了学界注意。但他的教学主要是整理文献，简介临床和行为实验的证据，阐明人类语言的特征如何对应在大脑的各个部位，要是能加上实验观摩和田野调查，就能让学生更进一步体会认知神经实验的精巧设计及其逻辑推论。这门课加上实验展示和田野调查，绝对能丰富语言学研究的内涵。王教授又强调，他会推荐我，就是因为我的研究主要在认知心理实验，而且近期有三篇语言与大脑侧化的实验报告刊登在《自然》期刊上。此外，我也是第一位用脑伤病人的语音变化，证实了他的「词汇扩散」理论的实验心理学家，绝对是代替他来教这门课的不二人选。
王教授才说完，费尔摩主任不慌不忙说，他也有同样的想法，把认知科学研究语音、语法、语义、语用及词汇的实验派典，融入以往纯以叙述为主的教学中，确实是这门课很重要的部分，学生才能了解脑电图（EEG）如何反映脑各部位的活动，以及眼动追踪仪如何反映阅读历程。但他建议把两个学分的课增为三学分，多出来的一学分就是实验和田野调查。他也同意实验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系上会负责购置，田野调查所需的开支，也会由系里编经费予以支持。
在王教授的热情推荐和费尔摩主任的热心支持下，我决定开课了，柏克莱分校的语言学系也正式聘我为客座副教授，除了指导硕博士生的论文研究之外，就是在人文学院开这一门课，并开放给全校不同科系的研究生。我把课程名称改为「语言的生物基础」（Biological Foundation of Language），原以为繁重的课业会吓走许多带着「玩票心态」的学生，没想到抢修的学生竟然有100多位，可见王教授的这门课多么叫座。但因为实验室的空间和田野调查的交通安排有限，不可能容纳太多学生，我只好把选课人数限制在50名，并答应来年的春季学期，会再开这门课。经过几次协调，50名注册成功的学生又随机分成几个小组，分段进入实验操作的练习，和各自前往分配到的不同语言区做田野调查。
开课了！我怀着略微紧张的心情，走进语言系分配给我的大教室。走上讲台，往下一望，黑压压一片，估算一下，好像不只50人，也许有些是来旁听的，等着我同意。其中，一位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的老先生特别醒目。他穿着整齐轻便的西服，一脸教授模样，还是位华人，感觉特别亲切，我对他点了点头致意。第一堂课的开场白，除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就先从一些语音变迁的故事切入，导引出人类语言的生物基础。
随后我打出幻灯片，指出屏幕上布洛卡（Broca）医师发现非流利型失语症，和韦尼基（Wernicke）医师发现流利型但语无伦次的失语症的不同脑伤部位：前者伤在前脑区，而后者伤在颞叶区。我也把这两类病人说话的录音播放出来让大家听看看差异，并且列举出不同脑部位受伤的语言行为的特征，同时用联结的图示，建构出说话时的大脑机制：由理念到内容所要表达的概念，到词汇的取得，到词汇的发音，到语法整合词汇的前后次序，然后透过掌握发音器官的脑区，送到口腔区，鼓动舌的位置，把话讲出来。讲完脑伤与语言变化的历史研究，下课时间也到了。我把这整个学期的课纲、实验、田野调查的需求，及成绩评量方式，做了简要说明，同时告诉那些来旁听的学生，只要能找到座位（当然有注册的人优先），欢迎留下来旁听。
走下讲台，迎面来的是那位坐在第一排的老先生。他和气的说，他不是学生，无法注册，只能来旁听，但他希望能参加实验课，学习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派典和操作EEG的测量和分析方法。他说他有物理学的背景，也有不错的数学和统计能力。我想他大概是物理相关科系的退休教授，想要多了解脑和语言的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s）实验方法，就同意他的要求。
我转身要离开时，他忽然用华语说：「曾教授，我年纪大，行动不便，但我也很想参加田野调查。当然，我不可能和年轻学生一样实地去做调查，但我可以参加其中一组的讨论会吗？」我看他那么热诚，就连声答应了。老先生忽然用带有浓重腔调的闽南语说：「感谢你啦！」一听就知道不是台湾来的，但确实让我吓一跳！
我吓一跳是因为他早先说了一口标准又流利的英语，然后说了卷舌音和儿化音都很地道的北京华语，突然再冒出带有浓浓厦门腔的闽南语，通晓多种语言，不知他是何许人也？但匆忙之间，我没有细问他的姓名和背景，只请助教协助安排他的实验课时间和加入田野调查分组，就走回研究室了。
有了这第一堂课的互动，我就多一分留意在这位老先生的上课状况。他真的很认真来上课，总是最早进入教室的人之一，也总是坐在第一排同一个座位上。几次下来，其他学生也都自动为他留下同一个位置。他行动不是太方便，没有拿拐杖，只是小心翼翼走到位置，和两旁同学招呼问好，很和蔼可亲也很有长者风范，而且很认真听课，并且用心做笔记。
我怕他有点耳背，有些较复杂的实验，会不由自主放慢语速，重复讲一次，他很从容记笔记，偶尔眼角皮皮的瞧着我，彷佛在说：「Got it, thanks!」如果看到他眼睛直盯着我，头稍微歪一边，手摸着下巴的短须，一副「慢来，慢来」的神情，我大概就知道是我讲实验的细节太出神了，越说越快，我也会很快调整节奏，把实验的精巧设计和推论分析的细致讲得清楚易懂。他关注的眼神也让我特别感到一种激励和鼓舞的作用，所以每一堂课开始前，我总是会先留意他到了没有，因为有一个那么认真听课又用心记笔记的学生，真好！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仍然维持着一年两学期制、一学期16周的教学制度（semester system），而不是新近流行的四学季制（quarter system）。我因为期中考和期末考都采取主题报告取代课堂考试，因此整个学期有17周上课。老先生没有缺席过一堂课，也没有漏掉过一次实验课，而且他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实际语言调查，但小组讨论时，他带了非常精致的点心慰劳小组成员，也很认真参与数据分析。小组长还感激老先生以丰富的语言学知识，教导小组成员在田野调查录音时，要注意动词（V）和受词（O）的位置，VO是汉语，OV是日语！
小组组长对老先生的赞语，让我回想起有次上课时，我谈到人类婴儿学习语言的一些有趣现象：研究者让妈妈抱着年龄在八个月以下的婴儿，并在他们的左右方各放一个喇叭，分别播放不同的讲话声音，结果发现婴儿的头会转向左边，用左耳听左边传来的抑扬顿挫的说话声。从生理角度而言，左耳输入的语音是传到右脑的，这现象说明了世界上是不管哪一种语言，八个月以下的婴儿都是倾向用右脑去感知语音的音调变化。老先生突然很感兴趣的询问：「那说汉语家庭的婴儿呢？也是这样吗？」我回答他：「根据跨语言研究的结果，八个月以下的婴儿都遵循左耳／右脑的语音感知。但说汉语和泰语家庭的婴儿，在12个月大之后就会出现右耳／左脑的倾向了，因为这两种语言都属于声调语言，12个月大后的婴儿已经学会有该语言中的少许词汇，而每一个词汇的辨认必须靠音节的声调，例如汉语的『妈、麻、马、骂』。」只见老先生拚命点头，说：「这样简单的科学实验就让我们看到婴儿在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的过程中，有先天的生理条件，也有后天的经验学习，真的令人惊艳！」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学，教授群里卧虎藏龙，老先生不时显露出的学识与见识，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一学期的课里，他坐在第一排的座位，总是很认真听课，专注看讲台上的幻灯片，埋首做笔记，眼神里有猜不透的深切的思考和领悟。
另有一次，我谈到我的研究团队在田野调查时录下的两群白冠麻雀的歌唱声音：这些白冠麻雀都是来自墨西哥湾的候鸟，当春天到了，原居地开始变热，牠们就会往北飞到较为凉爽的旧金山湾区。先来的，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靠近海边的树丛里筑巢；晚到的，就在南边稍微热一点的圣荷西附近山上树丛里筑巢。繁殖季节到了，两地公鸟开始唱族群特定的求偶歌，一遍一遍唱着。我们把这两个地区公鸟的歌唱都录下来，回到实验室转录成两秒钟的音频变化曲线（音谱分析）。从音谱的变化可以很清楚的看组成不同音节的共振峰（formant），有趣的是在刚定居时，这两个地区的白冠麻雀唱的歌，所呈现的音节数和型态完全相同，表示牠们都是来自墨西哥湾的同一族群；但定居三个月后，却发现牠们唱的歌，前面音节完全相同，最后音节却出现变化，就像标示着属于不同地区的身分证。
我把筑巢前后的音谱分析图投影到屏幕上并播放录音，学生们一边看着音谱图，一边聆听相对应的录音。开始时分辨不清，重复听了几次后，熟悉了音调变化，就听出歌尾处的明显差异。老先生忽然表示有话要说。我请助教拿扩音器给他，他清清喉咙，说出他的感想，大意是根据考古人类学者所挖出的古代人类头骨的研究，人类在15万年前由非洲走出来，迁徙到世界各地，族群认同的必要性导致语言的变迁，至今8000多种不同语言的分化机制，在白冠麻雀的歌声中表现无遗！
老先生讲完坐下后，仍跟两旁学生交头接耳，似乎在解释什么是人类迁徙史。我看着他，心中充满奇妙感觉，他怎么会知道我从白冠麻雀的鸟歌变化，接下来就要推论到人类语言由最早的原型，随着人类迁徙到各地而变型、分叉再分叉的演化历史？
我很佩服老先生推理思维之准确。的确，白冠麻雀由同一地区往北飞，移居到不同地点后，为了自我认同，就改变了鸟歌的音节，形成不同的「方言」，这样的生物机制所促成的变化，同样适用来描绘人类语言演化的历程。人类早期由非洲出走到地球各地，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把同源的语言一再分化，历经十几万年的分化历程，演变为如今八、九千种现存的不同语群，加上其中再分化的地方方言，林林种种，非常复杂。但寻根究柢，自然的演化机制，确实是「人之异于白冠麻雀几希！」
然而，这样的推论经过20-30年研究才终于获得证实。语言学家调查整理了504种语言，分析每种语言中不同发音音素（phoneme，如子音、元音、声调）的数量，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离非洲撒哈拉沙漠越远的地区，语言的音素数量就越少。例如距离非洲相当远的英国，语言发音所含的不同音素只有46个，而非洲南部的语言发音所使用的音素高达200个。如果我们用统计回归的方法去计算这504种语言的发音音素数，结果就是距离和音数量成反比。根据族群遗传论，这样的结果刚好符合所谓的序列奠基者效应（serial founder effect）。换句话说，从上述语言递减的型态看来，非洲南部果然是现代人共同祖先的所在地，证实了「出非洲记」的理论。
就这样，这位从不缺席的老先生常常在我讲神经语言学的实验时，以他丰富的学识，画龙点睛出实验结果的含义。大家都喜欢他偶尔的发言，幽默风趣，又言之有物。
终于来到最后一堂课，学期结束后，我就要先回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下学期再回到柏克莱。我走进教室，站上讲台，带着大家快速回顾整个学期上课的内容，从人类生理的条件（脑变大、两半脑不对称、语言功能的侧化）及工具的复杂化（从两个步骤到十几个步骤），看词汇、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接口如何逐步完成语言阶层性的建构；也从神经语言学针对跨语文阅读障碍研究，总结发展性失读症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最后，用两张幻灯片作结，一张是纽约地铁，一张是东京地铁，这是世界上最繁忙、车站数量最多的两大地铁系统，大大小小的车站交错其中，组成密密麻麻的路线，连接周边卫星城镇，每天运送成千上万的旅客南来北往。我问学生们，看到这两张地铁图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有什么感觉？学生们很快回应：复杂、迷失、危险、脏乱，但方便、守时容易、大众运输、节能减碳等，老先生在大家发言之后说，控制与管理。老先生再一次让我佩服不已，他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简单扼要表达出来。
人类大脑的剖面图，由上到下，由前至后，同样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神经细胞连结线，其中交叉的结点所承担的是各种认知功能和情绪表现的大小站，比起纽约和东京的地铁线，其复杂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复杂却不出事的关键就在于控制和管理！可是我们对背后的蓝图不很清楚，当然也就不了解如何控制、何谓管理？
这整堂课的核心就在，我们要用这个已经非常复杂的脑神经运作系统，去研究它本身的运作方式，包括基本建构的控制和管理；也要用已经完成的语言，去描绘和说明语言是如何被这个复杂系统所创造并完成；我们也正在使用还在演化的脑，去研究脑的过去和未来⋯⋯，这些命题都是了解我们自己的重大课题，必须由跨领域的学术研究去探讨和发掘它们的哲学意义。从研究语言的生理基础开始，初窥生命的涵义，但这只是起步，我们期待更多高科技仪器的研发，更先进的测量技术，和更高明的演算模式，让我们从脑伤病人的脑，走进一般人的大脑，不必打开脑壳，就能了解脑神经的运作机制，一步一步解开大脑这个黑盒子的奥秘，这就是认知神经科学这门科学的精义！
我收拾讲桌准备下课，突然听到教室闹哄哄的，以为是学生急着下课的吵杂声，接着听到一阵一阵整齐而响亮的地板踏步声，仔细一看，带头人就是老先生。他站着一脚稳住身体，一脚用力踩着地板打拍子，踩得很响，带动全班学生跟着踩拍子。我知道这是柏克莱的传统仪式，在最后一堂课给老师的喝采，意味着学生们对老师讲课的赞赏！我很开心，向学生们挥手致意，也向老先生一鞠躬表示感谢。
走出教室，背后传来缓慢但又急促的脚步声。我回身一看，是老先生追了上来。他满面笑容，用中文说，上了我一学期的课，内容别开生面，参加的实验也都设计精巧，让他深感解开「黑盒子」确实不容易，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他希望邀请我周末到他家吃晚饭，就算是一学期的束修！他盛情邀约，我恭敬不如从命，就答应赴约，到他家叨扰一餐！
那个星期六下午，车流很少，我开车依照老先生给我的字条上的地址，由柏克莱后山沿着两旁种满青翠小树的道路，转了三个大弯，到达山坡旁转角处一栋三层楼的木造房前。这一带是柏克莱教授的住宅区，风雅清爽，古香古色，有点像西班牙式的大户人家，每户房前都有铺满草皮的小花园。我把车停好，走向老先生的家，还没有到大门就看到另外两部车也停了下来。前面那部小跑车我认得是王士元教授的车子，后面那部福特车则没见过。没多久王士元下车了，随后费尔摩、保罗．凯（Paul Kay，1997年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还有文森．马修．萨里奇（Vincent Matthew Sarich，当代考古人类学的知名学者）也都下车，朝着老先生的家走来。
我一个箭步，跑到围墙外的大门等待王士元教授走近，急忙问他：「Bill，你们怎么来了，都约好的吗？」士元教授笑着回答：「赵教授请吃饭，你是主客，我们是陪客！」「赵教授？哪位赵教授？」士元教授大笑：「上了你一学期的课，你竟然不知道他就是赵元任大教授啊！」我不敢置信看着几位大教授，觉得自己实在胡涂！但老先生从未自我介绍，只说有物理学背景，曾跟其他学生提过他教过基础物理，所以我们都想当然耳把他当成物理系的退休教授。我举手按门铃，心里想着，等门一开后，我要大叫一声：「赵老师，失敬，失敬！原谅我有眼不识泰山！班门弄斧了！」
门开了，但不是赵大师。应门的是一位头发半白，面目慈祥，戴着一副圆形眼镜的女士。她双眼神采奕奕，快速扫过我们，柔声说：「Welcome！Welcome！」我瞬间恍神了，因为这张脸我曾经在电视里见过，她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第一个用绝美通顺的英文写出中国食谱的杨步伟医生！看到赵夫人杨医师亲自开门迎接我们，那一脸的亲切，消除了我所有的不安，再想到马上就可以品尝「美国中菜第一厨」亲手烹调的佳肴，心情顿时开朗起来。老先生交给我的这份束修，可真是得来不易的无价口福啊！
想着今晚可以大快朵颐一番，我捧着大大的笑容进门，和几位学界大老寒暄聊天，也倒了一大杯可乐加冰块，一口气灌下喉咙，畅快到肚内，感觉真是个愉快的夜晚。赵教授走过来和大家打了招呼，面向我说，晚餐之前先到他的书房小聊片刻，他有些东西想让我看一看，有些话想跟我谈一谈。我连忙喝光手中的可乐，拿了张手纸抿了抿嘴，尾随赵老师上楼到他的书房。
进入书房后，赵老师转身扣门，邀我坐在他书桌前的椅子上。我快速扫过书房，发现书架上的书迭得很整齐，但都有翻过的痕迹，可见这些书不是摆着当装饰，而是被书房主人仔细读过的；桌上有三本记事簿，我知道那是赵老师的课堂笔记。我先向赵老问好，谢谢他请我来做客，又邀了学校里的大学者一起来用餐。赵老一改以往上课时的轻松态度，目光如炬看着我，害我不得不正襟危坐盯着他，也忽然紧张了起来。
赵老师翻开记事本，上头密密麻麻写得工整的英文字，还抄有我上课时提过的信息传递由输入到输出所经过的注意、记忆（短、长期）、决策、问题解决的示意图，而且用红笔勾画出不同阶段的加工重点。他对着我把三本记事簿大致翻了一遍，然后摊开来摆在桌面上，很客气的说：「Ovid, let’s talk about LANGUAGE!」。他一脸微笑，但看他在纸上写下大大的「LANGUAGE」，每个字母笔力遒劲，我感觉到他是要对我说些很严肃的话，便不由自主把身体往前倾，说：「Sure, 赵老师，请说！」
接下来的这个小时，他一方面根据笔记簿，一方面以忽而英语忽而汉语的双语混合说话方式，从第一堂课到最后一堂课，针对内容提出许多问题。我即问即答，感觉他确是用功，真的了解我想表达的意义，也让我清楚看到，我讲心理实验时，常会忽略学生们的「非心理」背景，以为实验设计直接了当，应该很容易懂，但隔行如隔山，很多所谓操作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的心理测量，对于未修过实验心理学的学生，是难以理解的。他浏览过几页的笔记，举了几个例子，例如讯息处理自动化（automaticity）、记忆的平行（parallel）或序列（serial）扫描、典型（typical）或非典型（atypical）概念等，都必须建构在特定的典范实验设计和操作中。若不知道这特定典范实验的设计和操作，就很难理解这些概念的涵义及它们和认知功能的关系。我必须承认，这些概念对我而言，非常基本，也很简单明了，我对构成这些概念的实验操作太熟悉了，但对于缺乏这些实验设计和操作的学生们，可能真是雾里看花！赵老的指点，真是唤醒梦中人也！
赵老师手指着LANGUAGE几个字母，对我说了一番又是批评又是建议的话。我很认真听，有些汗颜，又很受鼓舞，而且一个语言和脑神经研究的全新方向，就在我的心里激荡，更在我的脑里成形！
赵老说，他同意我上课时所说的，想了解人类智慧的源起和发展，语言和脑神经的对应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能是唯一）得以窥探其秘境的窗口。认知科学的实验，和神经科学（包括临床及分子生物研究）的融合（synergy），绝对是充满无限挑战的世纪之婚。
是的，认知心理学在60年代脱颖而出，透过精巧的实验设计，大胆钻入「黑箱子」里探究的勇气，配合高科技的脑造影技术，让认知功能在脑里的运作一览无遗，打破了数百年来哲学的双元论述，让脑、心合一，一体两面的运算成为了解人类情、智、行的必然模式，所有的研究可以整合在生物学的系统中。但对人的研究，语言绝对是核心，我认为认知神经科学必须穿刺语言的各个层次，才能全面了解人类语言的演化历史，而开授这门课，就是探探两个领域婚后是否美满的侦查报告。
赵老师接着语重心长点出当时认知神经科学在语言研究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实验心理学为了要控制实验的混淆变项，无意中把语言里最重要的动态变化（词汇、语义、语法、语用、时序、音律、节奏等）都去除掉了。例如研究语言相对论，想知道不同的语言是否会造成思维本质的差异，如果把语言中上述的动态变化都控制住了，那剩下的只是机械式的表达方式，结果当然不可能产生深层的情绪变化，结论就是语言相对论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然而，会说双语的人，都有在翻译时词不达意的经验，表示语言相对论是正确的。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实验者把语言的动态变化控制得太好了！
心理实验必须严格控制好可能的混淆变项，是非常理性的作为。问题是，语言的表达常常隐喻比明喻重要，其中充满了非理性思考方式的启发（heuristics）和偏见（bias）。那么在非常理性的实验架构下，把语言表达中的非理性心机都抽离了，难怪认知心理实验只能在最表象的知觉（例如颜色）去寻找语言相对论的证据，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语言相对论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语言表达的认知运作方式如果会影响思维和情感的本质，则不同语言当然会塑造出文化内涵的差异，那「人生而平等」这句话还有意义吗？
受教了！我真是心有同感，也因此在几年之后，我从跨文字阅读历程的研究上，看到了形音对应的透明度（transparent vs. opaque）会影响不同文字系统的阅读学习，写了一篇文章“Linguistic determinism: A written language perspective”（1981），也许就是受到赵老师的启发。
接下来的半小时，赵老师为我剖析语音学的物理性质（他当然是专家），他说人类语音的特殊性必须从发音器官的演化去了解，我们30万年前的祖先，喉头向下滑，造成非常特殊的三腔（鼻腔、口腔、喉腔）合体的发音机械，才能产生这么多可以区辨的语音。三腔融合产生出上百个不同的语音音素，而人类的耳朵就发展出能从不同发音部位，整合出声频的前后次序（通常在几十毫秒之内），辨认出不同的语音。这发声的产出和辨音的听觉，真是生物演化上的奇迹。但口说耳听，并不是语音唯一的接口，聋哑人耳听不见，口不能说，语言沟通的能力并未消失，语音用手势的变化和脸部的表情取代，耳朵的听觉也被眼睛的扫描接手了！最后，赵老师特别强调，认知神经科学想要说明语言的生理基础，口说语言和手势语言的深入了解，应该是必要的！
受教了，真的受教了！享受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智慧愉悦之旅，我起身向赵老师深深一鞠躬。赵老师也站了起来，轻轻点点头，领着我走下楼到餐厅，我这才想起还没吃饭哩，也没感到饿，更完全没有大快朵颐「杨式佳肴」的念头！进了饭厅，客人酒足饭饱，笑嘻嘻的举杯向我道贺学问有长进了，然后互相招呼准备打道回府。杨医生端出好几盒保留的饭菜给我，说下次再来，不准进书房！
我抱着杨医生的大礼，回到学校的国际学人宾馆，菜肴香引来住在隔壁房间几位欧洲来的学人朋友，吃了一顿一生难忘的夜宵。他们一边忙着擦嘴，一边询问在哪家餐馆买回来这么棒的中国菜？我啼笑皆非说：「千金难买此夜宵！」便把他们全赶回各自的房间。
那一晚，我洗完澡，上床却睡不着觉，听赵老一夜言，胜读十年书！我整个脑袋都在想，回加州南部的实验室，如何摆脱传统阅读研究的想法和固有的实验典范？我尤其想起赵老师提到的问题，母语为英语的布洛卡病人说话语音有缺失，那汉语呢？
后来我的妈妈中风，左半脑负责语言发音的布洛卡区受伤，造成她说话缓慢，也非常不流利，确实反映出布洛卡失语症所强调的「说话不流利失语症」（non-fluent aphasia, 表达型失语症）的症状。我因为教研工作很忙，经常不在家。当年没有手机，只能靠家里的电话保持联系，为了让她安心，我特别安装了录音机，让她随时都可以打来跟我说说话，我若听到留言就会马上回电话给她。
有一次，她很不流利的讲了很久一大段话，我仔细听，惊觉到她说的台湾话（闽南话）中，有个非常特殊的口音变化，是失语症研究的文献中从未发现的。以往的失语症研究，很少有针对说闽南话的病人做语音缺失分析，我把录音带带回学校的实验室，转录到音谱分析仪，发现她话里单字音节带有/p/、/t/、/k/的韵尾（例如闽南语「六」的尾音和英文的「luck」是一模一样的）都消失了，发出来的音变成/l//a/（拉）。
闽南话是比北京话（Mandarin）更古老的语言，带有/p/、/t/、/k/韵尾的音节，称为入声字。唐代柳宗元写了一首传唱千古的五言绝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最后一个字押的就是入声字。我让我妈妈念这首五言绝句，发现她掉了入声字的尾韵，每个发出来的音都变成了/l/、/a/！
再后来，我飞回台湾，和长庚医院、台北荣民总医院复健部的同仁一起检视说闽南语的布洛卡失语症者，果然证实了他们在说入声字时，发音会丢掉音节之后的/p/、/t/、/k/韵尾。对说英语的学生而言，单音节的语音后面有/p/、/t/、/k/的韵尾是家常便饭，但说闽南话的病人会因为特定脑伤部位，导致把单音节的/p/、/t/、/k/韵尾丢掉，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从某个较抽象的含意而言，这些说闽南话的布洛卡失语症病人所表现的音变，好像在重述一千年多年河洛话转成北京话时入声字消失的历史事件。做一位研究人类语言演化的科学家，从现今布洛卡失语症病人的语音变化，仿真出古代汉语变迁的样貌，实在妙不可言！更有意义的是当我们检视入声字的变化时，并不是所有的入声字都一起消失（德国新语法学派的看法），而是和词汇的性质有关，有些入声字的尾韵不见了，而其他的词汇仍然保留，这数据完全支持了王士元教授所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
接下来的几年，我从分析许慎的六书着手，以严谨的实验设计，证实了占汉字85%以上的形声字在汉字阅读的历程上居核心地位，打破了以往认为汉字阅读是以认识象形（只占不到8%）的视觉历程为主轴的旧思维。更重要的是，形声字的声旁所含音的一致性，就是在左脑半球的语言区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汉语中非常特殊的分类词（例如一张、一辆、一架、一门、一盏、一条、一根、一片、一迭⋯⋯等）也证实是在左脑的布洛卡区处理。汉语神经语言学就此成为一门重要的研究领域！
聆听赵老的教诲，对我的研究影响深远。他也让我这个认知心理学者充分了解自己对语言只有粗浅的认识，想要做出非常好的神经语言研究，必须加强自己的语言学基础。所以，1980~1981年我到耶鲁大学旁的哈斯金语音实验室（Haskins Laboratories）进修最先沿的生物实验语音学，1982年再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旁的沙克生物研究中心（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研修聋哑生的美国手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并从可见语言（visible language）的观点，比较汉字阅读和手势语沟通在大脑内的神经网络结构及其动态运作，出版了几篇重要的论文。这些研究发展，都可以追溯到赵老家宴的夜谈上！
1982年2月25日，赵老病逝于麻萨诸塞州剑桥的黄山医院。听到他辞世的讯息，难过之外，我问自己，赵老会希望我往后做些什么？1985年我回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当客座研究员。丁邦新院士是所长，他曾在加大柏克莱的东方语言系当教授，知道赵老在我课上旁听的往事。他在所办迎接我，笑说：「赵老师要你回他创建的研究所，是不是？」我也莞尔一笑，摇头晃脑轻轻唱着：「叫我如何不想他！」
作者丨曾志朗 （中央研究院院士）
来源丨
https://cge.site.nthu.edu.tw/p/16-1573-274171.php
编辑丨扬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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