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民族团结的粘合剂，也是矛盾冲突中的排头兵。
数千年来，汉语的词汇、语音、语法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汉字也不能独善其身：有一些汉字乃是直接借用外文字形而成的——他们拥有汉字的变化和间架结构，所描摹的却是外来符号的形体。我把这种“用汉字笔画书写外来字符、将外来字符视作汉字”的现象称为“汉字化”。有些外来字符进入汉字世界，成了明清诗歌中的常客。
来自佛经的“卐”“卍”字
“卐”“卍”读“wàn”，来自佛教吉祥符号“”。
“卐”“卍”本是欧亚大陆各古老民族共有的吉祥符号。佛教传入前，中国的古物上不乏此类图案，但与唐代以后读“万”的同形符号却未必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关系。佛教特别重视“卍”形符号，常画在佛像胸前，是“三十二相”之一。《翻译名义集》引志诚《纂要》说：“梵云‘室利靺瑳（Śrīvatsa）’，此云‘吉祥海云’。”这本来是个吉祥符号，并非文字。慧苑在《华严经音义》中说：“卍字本非是字，大周长寿二年主上权制此文，著于天枢，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宋高僧传》明翻译四例时在“翻音不翻字”条云：“如《华严》中‘’字是也。此方以‘万’字翻之，而字体犹是梵书。”由此看来，之所以音“卍”为“万（万）”，除开“吉祥万德之所集”的美好寓意外，还有一个潜在因素，那便是“卍”与汉文“万”的手写体字形较为接近。
佛典中“卍”字出现频率颇高。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卍”字也进入汉字书写系统，并被赋予读音。唐宋和佛教相关的文献常常出现这个字，如南宋释师体有“耳有重轮非差事，胸题卍字亦寻常”。到了明清，“卍”字的佛教意味转淡，文人墨客常常把它看作象形字，用以描述栏杆、花朵等螺旋曲折的花纹。如明人纪坤有“罪来贪看鸳鸯浴，倚破红窗卍字棂”，袁宏道有“竹隐千花径，亭开卍字栏”，钱谦益有“石城尚拥黄图势，茅岭仍回卍字文”……晚明以来的诗家好以偏难怪俗字入诗，在这一风潮加持下，出自梵语吉祥符号的“卍”字俨然成了一个拥有完整音形义的汉字了。
来自佛经的“𠁼”字
“𠁼”读“yī”，是悉昙字母“”的汉字化。
《悉昙字记》载：“，短伊字。”注云：“上声，声近于翼反。别体作‘’。”（依照《翻译名义集》的说法，后来又演变出“新伊”，三个小圈之间有细画连接，作“
”形，《正字通》认为这是讹字。）《大般涅槃经》卷二载：“何等名为秘密之藏？犹如伊（宋本作“𠁼”）字三点，若并则不成伊（𠁼），纵亦不成，如摩酰首罗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点，若别亦不成。”《可洪音义》第四册《大般涅槃经》卷二音义注曰：“伊字，上于耆反。正作‘𠁼’也。并者横行作
，纵则竖行作
，皆不成‘𠁼’字也。”
佛典中“”字洵为常见，《大般涅槃经》等经典常借用这个形象演说佛法，且往往写作《悉昙字记》所载的别体“
”。“
”字又进一步简省，写成三个小圆点，形如“∴”。中土抄手往往以汉字固有的笔画书写，将“∴”字的每个点画都写作“丶”形，最终形成了“𠁼”字。
唐宋以降的涉佛文献中，谈玄说法时常用“𠁼”字。如唐人苑咸作诗酬答王维云：“三点成𠁼犹有想，一观知幻自忘荃。”又如宋僧德宏有：“此法从来妙莫穷，何须痴坐学观空？劈开结角罗纹处，摄入圆三点中。”清初诗僧成鹫《题刘让夫明府行乐图十二》云：“仓颉未生先有字，包羲才画已无书。瓜园共看如意帖，借问三𠁼如不如？”王夫之《寄咏落花诗十首·其三》则说：“一时齐现𠁼三点，诸品无余道入还。”乃至有许多僧人或居士以“𠁼”为名，以体现其佛教身份。如清初有普德勖𠁼，清中期有钱𠁼庵等。
“𠁼”字行用既广，辞书也收录了这个字，但并不承认其合法性。《正字通》说：“旧注佛书‘伊’字如草书‘下’字……三点成伊无义理，故经史不载。”但只要收入字书，这个字符便有机会被广大读书人认识。明清以来，世俗诗人也常常使用这个冷僻字以显示其学问的渊博，如清人诸锦有“娟娟钩影卍，历历点成𠁼”。乾隆帝更是许多诗歌中不厌其烦地使用这个字，如“解脱四禅定，圆成三点𠁼”“𠁼字当前三点成”“三点还他只是𠁼”……想必收获了许多赞誉。在清朝诗坛，“𠁼”是行用极广的生僻字。
总而言之，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悉昙元音字母（i）、梵文吉祥符号“卐”“卍”成功进入了汉字书写系统，成了收录于字书、常被读书人使用的特殊“汉字”。古人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如《翻译名义集》卷六中有“唐梵字体篇”，其中便提到了“𠁼”“卍”等字。宋《高僧传》明翻译四例：“翻字不翻音”“翻音不翻字”“音字俱翻”“音字俱不翻”。其中的“翻音不翻字”，是说直接借用梵文的字形，写为汉字，这是对“外文汉字化”现象最早的理论总结。
佛源汉字
“𠁼”“卍”在明清诗文中颇为常见，其他“佛源汉字”行用不广，成为汉字博物馆中的“标本”。
比如说，《字汇补》收了“”“
”“
”等字，这自然都是“卐”“卍”的变体。
又比如说，慧苑在《华严经音义》中到了梵书万字“”。该字大约本来是悉昙字母拼写的词汇，传写过程中形体讹变，逐步“汉字化”，成了一个用汉字部件拼凑起来的“怪字”。《翻译名义集》也收了这个字，却写作“
”，注曰：“苑师云：‘此是西域万字，佛胸前吉祥相也。’”传抄既广，这个字符演变出更多的形体，目前“统一码”中收录了“
”“
”“
”等三种写法。
又比如说，菩提流支译《十地经论》卷一云：“书者，是字相，如‘嘶’字师子形相等。”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五五注云：“言师子形者……嘶字本从娑上字流出，即十二音中第四字。”有些抄手用汉字固有的笔画重构这些外语字符，写成形似汉字、但无理据的特殊文字。前揭澄观疏，大正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三二作“师子形者，谓‘
’字如蹲踞形。”悉昙字母
被写成了从“
”从“允”的“
”形。“”看起来像汉字，但“
”“允”既不是声符，也不是形符，也不是义符。
又比如说，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八十九：“今示二梵之形：多，啰。此二小近，声相滥者，同叠韵故。”澄观原著是在解释梵文多（ta）啰（ra）的写法，两字后面所记写的自然是悉昙字母。可是此二字屡经传抄，传世文献中已经讹变为看起来像汉字的“
”“
”二形。
又比如说，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三十二还提到：“如呼师子为词孕多故。‘’字像形，似师子头尾者。全不似也。”“
”大约也是某个外文字符的“汉字化”。而慧苑《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卷九说：“……如呼师子为
诃孕多故。
字像形，似师子头尾也。”这里的“
”相当于前文中的“
”，字形却有很大的差别。《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五五说：“然恶字亦不似师子，又西方无此字。”足见这个字形发生了十分严重的讹变，至晚在唐朝，人们已经不认识这个字了。
“”“
”“
”“
”“
”“
”……等所记录的本是外语字母，并非汉字，传抄中讹变成近似汉字的形态。多年前却被有关单位提交给“统一码”，编入“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系统，事实上已经被当成“汉字”了。
其他外来字
到这还不算完——学界还有不少人提到过少数民族文字汉字化的例子。其中一些和“𠁼”“卍”一样来自“华夏文字”世界之外：
徐复、李思纯等均认为“歹”字源出藏文“”，争议颇多。
我曾在2019年提出敦煌文献兑废稿的“兑”形杂写来自藏文“”，并在文章发表前的五年中收获了许多商榷。
傅及斯2021年提出，敦煌文献中的双音词“悉”中的“
”，是藏文字母
的汉字化。
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数字“〇”极有可能也是外来的——只不过恰好和古代的“〇”形符号同形。
所谓“华夏文字”是指东亚汉字世界各个古代政权仿照汉字建立的、不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比如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日本汉字、越南汉字……这是我从知乎上学到的新名词字。有些汉字可能来自周边“华夏文字”出口转内销：
宋人洪遵《泉志·外国品中·屋䭾国梵书钱》条收录了一种“梵字钱”，并称其“文不可辨，大体类屋䭾吐蕃钱。”洪书流传既广，古代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四个怪字，并将其编入字典。如《字汇补·止部》说：“𣥬，文不可辨。”《康熙字典·止部》说：“《洪遵·泉志》载梵字钱，有𣥬、𤔞、𧳤、𠐂四字，文不可辨，存之以资博雅。”直到1922年，罗福苌的遗著《西夏国书略说》发表，才第一次明确指出，这四个字其实是西夏文“大安宝钱”的讹字，正当作“”。
契丹文、女真文中也有不少字“出口转内销”。有人提出“乣”可能来自契丹大字（可参刘凤翥《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乣”的读音》，《民族语文》1979年第四期，263—267页），有人提出“呆”可能出自契丹小字（霍帆《痴愚义之“呆”字形出契丹小字说》，第十三界中古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语大字典》收了不少疑似出自契丹、女真、西夏的汉字。
现在常用的汉字“卫”，有可能源自日本。
……
这类的例子还有不少，就不一一枚举了。
汉字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书写系统。数千年来，新字源源不断产生，旧字陆陆续续消亡，沿用不息的那部分文字也有深刻变化。弄清这些变化是传统文字学的重要任务。佛教传播、民族融合、西学东渐等时空背景下，不少外来字符“汉字化”。弄清这些变化是新兴文字学的不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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