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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康回忆录选载（3）
作者 倪康
负责专运
我自从进入公安保卫部到任汉沟工务段党委副书记，中间除文革期间和在教育党委工作两年，总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即保卫中央首长专列运输的部分任务。
毛主席在站台上（网络图片）
尤其是在机务段期间，专列分一号、二号、三号三类，一号为毛泽东；二号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三号为邓小平等中央其他首长。
外国党政领导人中，赫鲁晓夫，金日成也属于一号任务。
担任专包列车牵引的机车是固定的三台（649号、646号和662号）646牵引先驱列车，649牵引本务列车，662牵引后卫列车。一号任务需用三列车，二号任务只用先驱、本务两列车，其余为一列或专用包车。
我们要负责这三台机车的绝对安全，包括机车质量优良，车用煤水油以及值乘人员的绝对可靠。保证三台机车，在牵引专列任务中，绝对不得发生任何纰漏，要专门负责此项任务的人（段保卫股长、党委分工的副书记、副段长）负直接责任。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允许找教训”即不允许出现任何不安全因素。
在接到密码电传后，要对执行任务的机车作全面彻底的检查整修，要求对机车每一个配件都要达到优良状态。
在执行一般任务时，尚可使的部件不得在执行专运任务时使用，例如制动闸瓦的厚度虽尚可使用，但必须更换新的，机车使用的煤、水在执行任务前原有的全部清除，再把经过检查不存在任何问题的煤水经由我们亲自加到机车上。
记得有一次是朱总司令出行，发现煤中有采矿时遗留的雷管炸药，于是我们几个保卫干部亲自动手，把机车需装载的19吨煤一锨锨地检查，保证绝对没有一个雷管一点炸药，我们整整搞了一夜。
使用油质也同样。当这些准备工作搞好后，便对三台机车设专人看管，直到机车开始执行任务。在机车与列车连接时，暖气管和制动风管，我们必须亲自去接通并经检查通气完好。
每次执行任务前保卫股长、主管副段长和党委副书记要向警卫机关签认保证书，值乘人员是固定的，均经上报，是警卫部门审批认可的。
机车在机务段上煤上水。
在执行任务中，先驱机车由主管副段长驾驶，机务处长添乘；本务机车由机务处副处长（一般都是边光辉）驾驶，路局局长添乘（1号任务由铁道部长添乘）；后卫机车由专用机车队长驾驶，机务段长添乘。
在列车上有公安部长、公安部中央警卫局局长和铁道部公安局长负责。
特别是在毛泽东第一次赴苏回程时，因获得台湾特务机关搞了一个暗杀方案的情报。警卫工作格外严格。从满洲里到北京铁路沿线设了三层警卫，最外层是部队，中层是地方公安，内层是铁路公安，由经过严格审查的铁路职工中的党员干部在必经线路上的每一根电杆，每一个信号点，每一个道岔，每一节钢轨都设一人看守负责，每一节钢轨的看守人负责检查每一块鱼尾板、螺栓、每块石渣是否有异样。每个桥涵都设专人或部队检查看守，列车始发前，所有经过的道岔枷锁，列车通过前几个小时开始其他有可能相遇的列车一律回避，沿线道口车站一律戒严，线路两侧的值班人员只认口令不认人，一旦有危险出现，要用自己的身体生命进行掩护。
专列由五列车组成，第一和第五列是装甲车，中间三列从外表看完全一样，毛泽东究竟在哪列车上，只有最核心的（车上的）警卫人员知道，一般列车的运行时间表由司机掌握，调度所及各站都知晓，而这次专列是由铁道部长腾代远掌握，在开车前几分钟，他才下达开车时间，沿途各站的运行时间均由他提前临时下达命令，驾驶员与各通过站包括各铁路局局长事先均不知晓。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列车上用密码指挥全线的警卫工作。这一整套极严密的防范措施得以保证了绝对安全。
我在客车库任党总支书记期间，是负责专门的检修人员，负责列检和给列车注水（餐车、客车上的用水）。
专列客车（网络图片）
一次，金日成来京，密电通知要准备给专列大量注水，机后一位行李车也要大量注水。列车到达后发现机后一位的行李车已被改造成供暖车，上面装有一台卧式锅炉以供列车暖气。因这列车是我国早年赠送的老式客车，车箱内尚未装配独立暖房，而牵引机车是进入我国境内后使用的内燃机车，也不能给列车供暖，总之这种客车，在我国已基本淘汰，很少使用了。
我在汉沟工务段任党委副书记、政治处主任期间，主要是负责段管内专列经过的线路上的钢轨桥涵的绝对安全，接到密电后组织专人对经过线路上的一切设备彻底进行一次安全质量的检查，必须亲自动手予以保证。
有一次，毛泽东去南方，专列从北京出发到南仓站专用线停下，已是晚上，天下着雨。
我们在机车附近执行任务，见几辆卧车停下，有人上车，听说是林铁、刘子厚来汇报工作。直到清晨，林、刘下车。传说主席在车上休息，后听传说主席要求中午叫醒他，但因他已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故上车随行，没有去叫，到下午车上有动静，主席要下车，要求把主席那辆车厢对准一个道口以便下车，可是道口既窄，且有斜度，机车驾驶人边光辉将列车来回移动，总对不准道口，列车便前后晃动，边也冒了汗，最后终于对准了。
一次周总理在津视察期间，分处警卫科，通知我去干部俱乐部从小剧场参加陪同，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观看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演出，因周总理不允许单独为他演出，必须跟观众一起看，市警卫部门就组织参加警卫周总理来津视察的人员以观众的名义陪同观看，要求我们提前入场。向我们宣布纪律：
1、保持安静，在首长进出场时要起立，不要主动与首长握手；
2、演出中不要随意鼓掌，在首长鼓掌时应跟随，也不要任意在剧场走动。
周总理夫妇（网络图片）
周总理夫妇在林铁、刘子厚等领导同志陪同进场落座后，场内灯光熄灭，舞台幕布开启，演出时演员在台上看不见观剧的都是什么人。 演出的剧目是“秦琼夜奔”等，演出中间休息后，又由银达子、韩俊卿表演了“打金枝”，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有幸陪同周总理夫妇看戏，以最近的距离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
1959年天津机务段保卫股被评为北京市公检法先进集体，我被评为先进个人，去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参加了北京市公检法先进代表大会。
说是北京市，可实际上是公安部牵头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举办的。
七天的会，白天听报告、发奖（奖给保卫股皮公文包一个，奖给我个人金笔一支），晚上看戏。
开幕式和大会总结发奖，公安部长罗瑞卿，最高法院院长黄火青，最高检院院长张鼎丞都出席开幕式，由罗瑞卿致开幕词和大会总结。
在大会上作报告的，分别由罗瑞卿和最高法、检两院的副职分三天作了专题报告，下午分组讨论，每天晚上分别由当时国内最有名气的艺术家演出剧目。
京剧演了三个晚上，分别由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等演出。评剧是小白玉霜演了一场，还有河北梆子、歌舞、曲艺、杂技……让我大开眼界，猛过戏瘾。
当时正处在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切供应非常紧张，居民日常生活粮、油、肉、烟、糖等等都凭票供应。在这时期，召开这样的大会，据罗瑞卿在开幕式上讲，是动员北京市各单位的职员连解放军部队自养的猪都给予的支援，才使会议期间能办好餐饮。
厨师巧手粗粮细做，玉米面做成像蛋糕。
最后一天传来电话，通知我姥姥病故速归，可请假不准。散会后立即赶夜车回津，回来后未能见到姥姥的活面。
姥姥生前为我们兄妹三个受了不少的累，对我们甚是疼爱，这是有历史的根源的，我本应在她老人家病床前侍奉尽孝，可惜没有做到，很是遗憾。
1960年2月，经上级党委决定，我升任天津机务段党委副书记兼纪监书记、政治处副主任。党委几个书记分工，我负责主管组织、党务工作，领导工会、共青团和保卫股。刘德宽主管宣传工作，江海生负责领导生产。
当时除机务段本身，还兼对电力工厂、给水所两个单位党的领导，共一个党总支，十一个党支部。因我当过机手，做防冻工作，对机车虽不陌生，但对企业管理，领导生产方面知识短缺，在大跃进（放卫星）的高潮中，各车间班组经常敲锣打鼓，拿着喜报向党委报捷，书记们要出面接待，并要做出指示。赶到我出面接待时，难于做出什么指示，挺为难，所以尽量回避。
对其他工作我还是得心应手，要经常下到各总支、支部、工会、共青团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对保卫股工作，我要亲自动手的是专包列车的警卫工作。保卫股具体操作，党委要负领导责任。
刚到党委就参加了赴大庆参观学习，对大庆的“干打垒”、“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干劲，以及群众中大搞技术革新，从多方面实现自动化的精神与业绩有了真切的感受。回来后，向全段职工作了参观学习的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在职工大会上讲话。过后职工反应还挺好。
（待续）
倪康（1929年——2018年）
1944年入天津机务段。解放后经过组织培训，先后在天津机务段从事保卫、党务工作。
曾担任过天津机务段、汉沟工务段党委副书记等职。
从中国政法大学深造后在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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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南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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