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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康回忆录选载（4）
作者 倪康
国家困难时期，搞好职工生活成了大事，要求书记挂帅，这个帅落到我身上 。
(1)是抓职工食堂，搞粮食增量法，严格监控，不准任务人在食堂多吃多占。
（2）搞副业、种粮、打鱼，给食堂增加副食品。
（3）腾出一间办公室，设床，把浮肿较重的职工停下工作来修养。
（4）在能维持正常运输的情况下，暂时可以不干的活先停下来，以减轻职工的劳动强度。
要给食堂增加副食品，各单位都自谋出路。车站车务段可以从货场空货车上扫车底搞到些煤、粮等残留物；车辆段也可以从检修的油罐车、货车上搞点车底。
工务段可以在线路两侧种点粮食，饲养鸡兔。机务段有煤但不能动。对一些没有路子的单位，分局统一安排给我们在独流站附近铁道边上的一段小河沟，从中淘鱼。
三年困难时期铁路组织工人捕鱼（网络照片）
于是我抽调人员组成8至9名专职打鱼队，由一名党员干部带队，头一天我带领几名科室干部一起参加淘鱼，截了一小段河沟，用抽水机抽尽水，发现有不少的鱼，大的有一尺多长的黑鱼，共淘了200来斤运回食堂，可解决不小的问题。
可是在以后的几天里，每天只有十几斤且都是些小鱼，经追问带队干部（林茂亭）说淘不上来，我觉得不对劲，便又带着管理干部突然出现在淘鱼现场，他们见我来了，就耍起花招，他们故意截了一大段河沟，使当天抽不净水，出不了鱼。
我命他们截短河沟，加大抽水量，下午四点见底，鱼出现有很多，淘鱼队的几个人抓出大鱼煮熟当饭吃，独流站的人都来捡鱼，我出面阻止，带队捞鱼的干部向我解释说咱们在人家这淘鱼，不给人家点不合适，我告诉他这不行，这是分局统一安排给我们的，他们有意见去找分局。
这一天又出了200多斤鱼，临走他们问我家在哪住，要给我往家中送鱼，并告诉我“每天出鱼都给段上的主要领导（除了你）和分局的头头往家中送鱼。”他们自己也往家里拿。
原来每天只给食堂送十几斤鱼的原因是这样的！全段近两千名职工，有的已出现浮肿，他们却互相勾结，背着我大搞特殊化，多吃多占，太不像话了。
我回段向李隆建大发牢骚，想向上级党委反映，可是他们也都跟着吃了，反映还有什么用。
后来我对食堂突击检查中，又发现段内一个副书记、一个副段长（名字不必点名了）在外学习期间让食堂厨师用食堂的面、糖等给他俩做糕点、蒸食，让给他们保密，厨师也不敢告诉我。
后来李隆建搞了一个名单，凡段级的和大车间的书记都可以到厨房后面的小屋吃特殊饭，名单中也有我，但我一次也不去。
面对这些，我感到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毫无办法，只能自己坚持不做，食堂的一粒米也不多吃，不该要的一两也不动，其结果空落了一个群众中廉洁的好名声，最终倒霉的是我。
我自认为不去同流合污，一贯的穷耿直，可得到的是领导有看法，同级对我不满，群众认为我太死板、不合群，认为我抓生活没抓好，主管纪检工作该管的管不了。以至从1960年后的30年时间里，尽管在各个岗位上任劳任怨地工作，早出晚归，不休节假日，致使住家周围的邻居都不认识我，有苦难言啊。
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我染上了吸烟的毛病。白天到群众中，领导职工大干，夜晚总是在后半夜开党委会研究进展，安排下一步的工作，熬得筋疲力尽，困得实在睁不开眼，头昏脑涨，就用烟提神。
记得第一次吸猛了，给醉晕了，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吸烟史。妻兄在恒大烟厂工作，供我香烟直至70年代末，因咳嗽厉害才戒掉不吸了。
机务段检修车间（网络照片）
我工作忙，日夜不着家，老伴带三个孩子一个弟弟，还要上夜校学文化，实在受不了了，便辞掉在光复道五金制品厂车工的工作，退职回家，从此只靠我一个人的工资供养六口之家。当时弟弟还在上学，老伴退职又在居委会当了治保委员。
文革中街道上一些打着造反有理旗号的坏分子要纠斗她，逼得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处东躲西藏，回原籍通县老家躲藏。
那年春节除夕的晚上，家中无人，我也不能回去，职工食堂停伙，就在东站附近饭馆买了碗米饭，要了个砂锅排骨，吃完回单位休息。后来邻居稍信说我家小屋水管冻裂跑水，我只得求王景义代为做了处理。
1961年6月，上级党委决定检修车间成立党总支，我任党总支书记（仍兼党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行政职务是教导员，副书记王明，委员黄立仁、陈俊峰、周恩云。下设洗修、架修、卯工、修配、辅助、军工六个党支部。
管内职工800多人。直到文革前1965年6月，我调天津车辆段工会任副主席，原岗位由段团委书记甘景元接替。
在这段时间里，遇到几件我料想不到的事，也教育了我看人不能单单从印象出发，不能盲目作结论。
（1）段上一名文化教员反映党总支副书记曾约她去北宁公园玩，还强行搂抱亲吻她。我认为这个副书记平时作风比较正派，并且他很反感人们在一起议论女人。
这个教员平时挺风流，我因此对对她反映的事持怀疑态度。可是后来（我已调走）听说那个副书记自己承认了此事。
机务段工人修车（网络照片）
（2）卯工组一个党员爱人患有精神病，家中生活比较困难，但他从不申请补助，车间工会主动救济他都不肯接受，表示自己可以克服，他工作一贯认真负责。
但有人反映他偷窃乘务员休息室的财物。我认为他是个优秀党员，工作认真，给他补助都不要，说他盗窃不可信。后来听说他自己承认了。
（3）制动组有一个代工长、党小组长，也是个优秀党员。可是该组一名青年女工向我反映，他在小组休息室内向她显露生殖器，她说看到是黑了吧唧的。
但该党员面对我的询问坚决否认。我向他们周围群众讯问调查，有的表示不知情，有一人说看见了，还有一人说绝无此事。
我难于下结论，但也无法排除，始终未搞清真相。
天津市五七干校第三期在职干部轮训班，指定我任党支部委员第七组组长，学员有天津列车段副段长沈庆荣装卸机械，修配厂长苏双林，南仓林场厂长尹和池，北站货场装卸队党支书回玉林，铁道部第三设计院来了一位总工程师，一位勘测队长，一位汽车队长，市里一个学院的两位党总支书记还有市委、市革委的八位学员共十三人，组成以学习马列原著为主的 读书班，有时听报告、小组讨论，体力劳动很少。
当年“五七干校”宿舍（网络照片）
在即将结束时，分局党委派邢生荣（副局长）与干部部的人来干校告诉我分局党委决定成立教育党委，属于中层党委，负责领导管内中小学，由五人组成，我任党委委员，负责工会工作。我当即表示，请他向分局党委转达我的意见，工会工作我不做。
干校结业回分局报道，分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张荣向我解释说，教育党委不是站段一级的基层党委，是和地区党委平级的中层党委。我仍表示保留意见，但服从组织决定。
最后拿到的调令是：教育党委工作、党委专职委员、兼任工会主席。
教育党委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既是教育党委，又是分局教育办公室。教育党委书记同时又是教育办公室主任。
两位副书记刘振富、肖荣凤（原南仓站党委书记）是办公室副主任，委员是我和王旭（曾任分局团委书记、教育科长）。
我分工负责党务、政工，有干部干事胡景峰、组织干事郭阜民、宣传干事荣玉昆，保卫干事尹顺德；工会干事是铁三小校长张某某，团委书记张永红。
天津铁一中
管内中学有天津铁一、二、三中，加沧州铁中、古冶铁中。小学有天津市内五所小学，加塘沽一所、唐山两所、古冶、秦皇岛、蓟县、沧州、德州、泊镇各一所铁小。计五所中学、十四所小学，教职员工1000余人。
天津铁一小
从1974年到1975年两年期间，我做了以下工作：随副书记刘振富到各校整顿党政工团的组织；领导审查平反教职员工中的历史问题；轮训党员（抽调铁五小马俊起做“集经”工作）；到各校传达中央文件、讲党课；代表党委和几所中学“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领导参加市里的有关会议；暑假期间，组织教职员工开会学习，接收分配由工程学校代培的几十名从上山下乡知青中招收的新教员，其中有刘国庆、宋秀清、李桂英（后都调到铁路法院工作）等。
分局于1976年1月1日成立汉沟工务段，调我任党委副书记，政治处主任。
党委书记陈严明（时间不长调市港口办公室），陈调走后，我一度代理书记。段长王永志、政治处干部干事陈红英、组织干事张某某、宣传干事杨润津（后曾任分局信访办主任、法院副院长）、团委书记郭建生、工会主席于雅稚。
我1月8日参加分局召开的各站段书记段长会，会前电台广播周恩来总理病逝。芦焕张调来任党委副书记。分局党委通知芦抓行政，我抓政工。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根据分局下达的抢险任务，召开紧急党委会，决定芦在段坐镇，我、段长带领技术人员当天下午驱车赶赴现场，查看制定抢险方案。
沿途见河底突出朝天，钢轨拧成麻花，鱼尾板螺栓折断，钢桥成了罗锅，地上往外冒黑沙，地震的威力惊人、震撼人心。
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次较强的余震，回段后，按抢险方案，成立抢险指挥部，备足工具材料，组织精干力量，赶赴现场，投入战斗。 由政治处、工会、共青团组成政治宣传鼓动组，及时报道传播好人好事，鼓舞战斗意志。
工务段养路工抢修线路（网络图片）
抢修工作日以继夜，指挥部设在一辆篷车上，安装高音喇叭进行宣传，根据抢修进度，及时调配人力。天下着大雨，抢修队伍饿了吃口被雨水淋湿了的馒头，渴了喝凉水，夜间点上强光灯，招来大批的蚊子、喇喇姑，叮咬的人们浑身是包。
经过艰苦奋战，提前修复通车。汉沟工务段被评为抗震抢险先进单位。王永志段长代表全段赴京接受了中央领导的接见。
我入路后在机务段工作二十二年，车辆段八年，教育党委两年，但对工务是个外行，原以为工务部门都是抡洋镐的粗活，深入后才知道，工务段的技术性很强，要求很严格，轨道、道岔、桥梁、涵洞的维修保养的技术含量很高，我学了不少的知识。
在汉沟工务段工作四年，一把手换了三个，陈严明、芦焕张、刘某某（原沧州地区党委书记，调回沧州又任车务段书记）。
1979年12月，我调法、检两院筹备组。
关于我的住房。地震将我租住房子，建国道致祥里27号余门（现已拆迁）房子震裂，于是搬到小树林铁路第11宿舍外的临建棚暂住，与芦焕张、杨润津两家住在一起。
从解放后到地震二十七年间，我一直是自己租房住。在机务段党委任职时，按规定应分给我铁路公房，曾有两次，一次是分我平安街第35职工宿舍平房两间，可李隆建却让借给奚荣祥一间结婚，我不同意，没有去。又一次分给我11宿舍墙外的一套日式住房，因此房面临拆迁，我拒绝入住。
直到地震后，在邢生荣任副局长时，分给我先锋里三居室住房一套，从此才住上铁路公房。
1980年1月，法、检两院筹备组成立，法院有我，检院有刘振富和一个姓石的（正式建院时刘病故，石没有去），在北站百货商场楼上（北站百货商场产权原本属于铁路，是“铁路合作社”）有一间办公室。什么事也没有，上午待半天，下午休息。
坐落中山路的北站百货商场，最早的“铁路合作社”。
随后分局抽调我们三人参加“平反办公室”工作，我分到敌我组，地点在公安分处，主要是对被定为“五类分子”人员的审查平反工作。有六至七个工作人员，有的是各站段撤销政治处后抽调来的政治处主任，公安分处的人戏称是书记处。
1980年9月1日至1981年1月底，我被派参加中央政法干校第18期“铁道司法班”学习，学员是各铁路高中级和基层法院准备担任审判工作的人员共三十七人，在中央政法干校礼堂上课，住在铁道处援外人员招待所。
我与石家庄铁路法院的付林和铁高院的杨占魁同住一室。重点学习刑法、刑诉法、民诉法、国际法、宪法、婚姻法和法院组织法。另外铁道检查班参加学习的有，李静（学习中途患病退学后病故），铁道公安班参加学习的是天津铁路公安处副处长董某某（名字忘了，后任北京铁路警察学校校长），李是我的老上级，董在我当股长时是助理干事。
我学习回来后，法院筹备组已有不少同志，院长梁志杰，副院长刘子纯和我原都是铁路公安工作过，其他的除华云峰是政法大本毕业外，都未学过政法，于是我便把学到的刑法诉讼法向他们讲授，并组织学习讨论。
从1981年到1989年退休，我亲自主审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八案，全部高质量结案，有的还被评为优质案例。
（选载完）
倪康（1929年——2018年）
1944年入天津机务段。解放后经过组织培训，先后在天津机务段从事保卫、党务工作。
曾担任过天津机务段、汉沟工务段党委副书记等职。
从中国政法大学深造后在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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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李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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