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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康回忆录选载（2）
作者 倪康
亲历解放
1949年1月14日后半夜，也就是15日凌晨，轰鸣的炮声把我和姥爷惊醒，知道是解放军攻城。为保安全，我们把棉被盖在桌子上，大家躲在桌子下。
到黎明时分听到密集的枪声，就如同除夕午夜人们集中燃放爆竹那样响成一片。后来枪声渐稀，听见有人骑马来回穿梭，又听有人叫门，开门见是解放军战士，告诉我们外面危险不要出来。
天津战役四野会师地点：金汤桥（网络图片）
我看见胡同两侧墙跟蹲着不少解放军士兵，有的在啃手里拿着的干粮。我家住的寿安街致安里离金汤桥（东浮桥）很近，只有几百步距离，后来知道，金汤桥是解放军攻打天津的会师之地，而这些隐蔽在附近胡同里的解放军部队，想必是准备最后一刻的冲锋。
天大亮后外面已平静了，我大着胆子开门走出来，胡同里已不见解放军。
解放军金汤桥会师（网络图片）
我从寿安街致安里走到建国道上，见马路上整齐坐着很多战士，有的在墙上写标语，有的向周围群众宣传，都挺和善，人们可以随便在他们身边走动，使我这个看惯了日本和国民党那些横行霸道军队的人，感觉解放军与那些兵是截然的不同，使人感到亲切，真是人民的子弟兵。
我惦念姥姥家和弟弟的安全，便想从兴隆街西货场过西道口栅栏门，去郭庄子地道外姥姥家。
在西货场见有不少国民党军队丢弃的大炮，地上有许多黄铜的炮弹壳，在兴隆街东头西道口栅栏门还有被打死的国民党兵的尸体。
到姥姥家看见大家都平安无事，就放心了。在回来的路上，见有些趁乱打劫的人在哄抢东西，有的扛着整袋米面在跑，解放军在维持秩序。下午就到机务段上班了。
49年解放至61年
结婚成家。1949年农历2月28日，在致安里55号娶进了终身伴侣，应岳父的要求雇了汽车把她接来。
我当天穿的是经姥姥手改制的父亲生前穿过的一件长袍，脚上穿了一双旧球鞋，结婚被面是任文琳二姨借给我的，是她当年结婚时用过的，缎子背面。事先讲好了，以后要还给她。婚后在我经济条件稍好时给她买了两床新的缎子被面还给了她。
结婚当天姥姥一家在我那吃了一顿捞面，就算完成了婚礼。第二天接回了弟弟共同生活。
解放后，开始我仍在财务室工作，军管会接管组组长赵祁惠开始从一些苦大仇深的职工中选拔“红苗”培养政治力量。
在我婚后十几天，有幸被选为“红苗”，于1949年4月间同选出的三、四个人派去参加由路局军管会组织的政治训练班，集中住在当时的津浦楼（现中山路铁三院大楼的原址处）。
2019年前位于中山路的铁三院总部大楼。（这座大楼就是在“津蒲铁路局大楼”原址修建的）。
负责训练班的是王孝慈（路局军管会负责人，后曾任某省的副省长），参加我们小组和我们同吃同住的是高克（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
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忆阶级苦挖苦根，启发阶级觉悟，在宁园礼堂开会，首先由王孝慈进行了忆阶级苦挖苦根的示范。他用自己所受的阶级苦，参军革命的事实，阐明压在中国劳动人民身上三座大山是怎样压迫残害工人和贫下中农的。 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和既得利益，而实行的阶级压迫和社会的不公，是造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苦难的根源。要想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必须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彻底肃清一切反抗的力量，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努力生产和建设富强的新中国。
在他的示范启发下，每个参加学习的学员也都分别在小组会上进行忆阶级苦挖苦根，通过这些活动既可考察每个学员的阶级立场，又培养了政治觉悟，激发了革命积极性。虽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但对我确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收获非常大。
机务段老照片
解放初期，党团组织尚未公开，我是1949年8月24日经赵祁惠介绍参加了新青团（共青团前身）。1950年4月参加团训班学习，并曾任管理车间的工会委员、团支书、团委委员。
在1949年建国前夕为防止敌特破坏（经常发现残余的敌特分子在夜间打信号枪），机务段组织了民兵护场，我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动处于秘密状态，分为两队，每周三天，在夜间悄悄集结，传达口令，分班轮流在段内各车间重点是要害部位巡逻放哨并随身携带上了子弹的三八式长枪和手榴弹。
我从未摸过武器，拿着它们还很害怕，怕枪走火，手榴弹爆炸。刚开始时两个人值班，总让那个人携带，夜间巡逻护厂一直坚持到建国后的一段时间。
1954年6月27日，天津铁路管理局天津机务段包乘组学习《宪法草案》
党组织为了重点培养我，1951年4月派我参加了分局组织的京冀合算训练班，同年五月，我改任助理人事干事（工资56元）。人事副段长是董炳辉，人事干事是我文珩大舅，工作人员有马秀萍等。
同年六月又派我去参加分局组织的人事训练班学习，并带回同班学习的阎桂芳。
同年九月，我调到保卫股，任助理保卫干事。股长李哲，干事李清山，曹辅臣，赵义彦（均先后调出）。
同年11月组织派我去天津铁路公安分处学习公安业务（侦察保卫）。1953年5月，机务段成立了保卫科并划归铁路公安机关，我被提为保卫干事，副科长马振芳、内勤赵奎明（民警），助理干事于文彩、程继茹(都先后调出)。1954年3月，我被提为主任干事(工资85）。马振芳科长调走后我一度代理科长。
1954年下半年，科改股，我任股长。1955年8月，进入段党委会，为党委委员。
1956年，我的工资长到110元，当时在公安分处管内所有股级干部中，只有两个人的工资达到110元，在工资表上是股级最高的一格，副科级最低工资一格才98元。
110元的工资在当时本应该生活富裕，那时猪肉7角，牛羊肉4-5角一斤，蛋糕也只是7到8角一斤，物价很便宜。可是老伴得了肺结核，除每天打针（链霉素）、吃药（雷米封）还要注射B12（营养药自费），每天一支，一盒十支12元，再加上半价医药费，光治病每月得40-50元，还要养活六口之家，以至生活并不宽裕。
当时按职务级别的规定，给我配发了自卫手枪（马牌镥子），直到1960年，任党委副书记，离开公安机关时才交回。
配枪后我从未使用过，却成了负担，唯恐丢失或被盗，发生意外。股内工作人员最多时配了九名干事，较固定的有段宝贵、王蕰华、魏裕峰、张二扶、卜文元。
在我任保卫股长期间，上级对我三次工作调动均未成。第一次是1958年8月，公安分处派来赵先峰接替我，准备调我到公安分处二科任副科长，分局党委以另有任用为由没有批准。
第二次又派来吴明寿接替我，准备调我到科级单位天津站公安派出所当所长，分局党委仍通知公安分处该干部你们不能调用。
1959年，第三次派来史恭仁接替我，准备调我任天津办事处（当时天津铁路分局改为天津办事处）人事组（科级）副组长，（是当时任办事处副主任的杜爱民电话通知我的，说办事处党委已讨论决定）。但天津机务段党委拒不放人，声称我们已报请上级党委，任该同志为我段党委副书记。
从1958年八月开始，三次调动都未成行。一直拖到1960年2月才最后确定我任天津机务段党委副书记兼纪监书记、政治处副主任（主任由另一位副书记江海生担任）。
这三次没成的调动不论哪一次成为事实，都将改变我以后三十年的前途命运，实在令人遗憾，我最后任段党委副书记时，反倒无人接替保卫股长的职务，只好由保卫干事段宝贵临时代理，过后公安分处才派来李智任股长。
天津机务段内正在整备的机车
从我参加铁路保卫工作以来，近10年的时间，尤其是我任保卫组长的两年零两个月里，我几乎连一天的假日都未曾休过，越到节假日，特别是国庆、新年、春节这三大节日，除女同志外，保卫股全体成员均集中住段，组织民兵、治保会成员，日夜值班，保卫段内的安全，从未松懈。直到1960年2月任党委副书记后，才开始与段领导轮流值班。当时的党委书记是李隆建，副书记姜海生、刘德宽和我。
我是1952年12月12日被批准入党并按时转正的，入党介绍人是曹辅陈、李清山，党委书记张兴武。转正后曾任管理车间党支部书记、段党委委员。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始终处于斗争的第一线，镇反，三反五反时我在办公室工作，肃反时我是段五人小组成员并兼办公室负责人，实际两项任务都是公安机关的本职工作，办公室就设在保卫股，股内成员也都是办公室的主要成员。
为了开展工作，保卫股从生产一线抽调了十几名生产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和两名段级的干部李贵增和曹吉茂，大家日以继夜的工作。记得老伴生病住进医院，我只抽空去了一次。把卫国、建国两个孩子交给岳母看管。
可是在一天晚上，岳母把这两个孩子给我送到机务段，说她带不了了。正值夏天，我只好把他俩放在保卫股门前的地上睡觉，我仍连夜忙于工作。
在随后的整风审干中，我又是段三人小组(尹汉章、田树玉和我）的成员和办公室负责人，审干工作仅限于我们三个人具体操作，其他人不能参与。在这些运动中，党委书记，也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尹汉章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人给派什么人，外调需要的人都是生产一线的骨干，我点名要的人指挥生产的副段长有时不肯给，我向尹汇报后他便立即出面指示，必须按照我提出的名单抽调，不准拖延。由于他的支持和全体人员的努力，天津机务段在这些工作中始终处于先进单位，需要报批处理的总是第一个将案卷报送分局领导小组。
在肃反运动处于紧张阶段，有一天夜间值班护场巡逻的人向我报告说，段大礼堂内情况反常，有异常动静，经查看发现后台播音室的门未锁，从室内听到后台上有悄悄说话的声音。半夜时分漆黑的礼堂为什么出现这样情况，我在向公安分处值班室报案的当口，礼堂的一扇窗被打开，当我带领巡逻人员进入礼堂内发现，礼堂的后台上有人睡觉的被褥，但无人。
明显是有人从窗户逃出，情况十分可疑，我一面布置加强巡逻搜查，一面向当天值班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的一名干部通报情况，那人听后沉默不语表现反常，在我表示已报案应来人进一步搜查时，他表示：“别查了，那是我。”并说：“我全告诉你吧。”
原来是他和油线组的一名女工在礼堂后台苟且。被发现后从礼堂窗户逃出，同时还交待他隐瞒了参加三青团并任分队长的历史，混入党内当了干部，并成为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根据肃反的政策界限，三青团区队长即构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只差一级），并表示出自杀的情绪。
为防止情况恶化，我当即向他指出你应彻底交待清历史问题，听候组织处理，不要自绝于党，错上加错。
转天早晨我立即向尹汉章汇报，经研究派两名党员干部先送他回家，并与尹一起向分局党委书记作了汇报，最后对此人做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的处理。
（待续）
倪康（1929年——2018年）
1944年入天津机务段。解放后经过组织培训，先后在天津机务段从事保卫、党务工作。
曾担任过天津机务段、汉沟工务段党委副书记等职。
从中国政法大学深造后在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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