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康回忆录

文摘   2024-07-03 16:06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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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康回忆录选载(1)

                 作者  倪康

    1944年8月,我十六岁,父亲已卧病在床,他深知自己的病情严重,为了我和这个家,托人将我介绍到天津机务段当了一名“机手”(机车保养维护小工,也称“擦车夫”)。


机务段机车房


    当时我们家住在“特二区大马路”(河北区建国道)天宝剧院(民主剧场)后身——寿安街致安里55号,离东站和机务段很近。我去机务段,可以走货场大街——兴隆街过铁道栅栏门;也可以走建国道——民权路(木斋中学)过铁道栅栏门。


天宝剧院,马路尽头就是金汤桥


大马路(建国道)



 

位于民权路的木斋中学



    记得第一天上班,我看到跟我一块入路的新工人都是十五六岁的中国孩子。当时的"扫监"(负责领导监管“机手”的日本人)叫梅田,此人个子不高,身体粗壮,蛮横凶狠。        他一上来先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想把我们都镇住,好让我们知道他的厉害。


变态的日本鬼子(网络图片)


    一开始,他让我们排队站好,挨个问叫什么名字,然后告诉你日语怎么叫,只告诉一次,过后他就用日语点名。谁要是听不懂不应声,他抡起巴掌就抽你的脸。他力气很大,一巴掌打在脸上眼冒金花、脑袋嗡嗡响。他要是一拳捣在你胸口,能把人打一个跟头。

    如果你这一次侥幸没挨打,这畜牲便继续发威。他用日语喊口令:“立正、稍息、向前看、报数”,但也只告诉一次日语怎么说,然后他就用日语喊:“桥斯给”(立正)、“尤西”(稍息)、“米给马来”(向前看)、“满拍”(报数)。

    谁要是听不懂或动作有误,他便拿一根一米长、两寸宽的厚竹板,狠打你的头部。那硬家伙挨上一下,脑袋昏疼半天。

    这还不算完,他又喊“向后转、向左转、向右转、起步走、左转弯走、右转弯走……”一连串的口令。


    孩子们刚接触日语口令,谁能记得住分得清?连紧张带害怕,谁也逃不过他的毒打。

    其实这畜牲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孩子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都尝尝他的厉害。

    最后,他还告诉那些留分头的孩子,明天上班把头剃光不许留分头。

    第二天一上班站好队,他先检查发型,谁要是仍留着分头没有剃的,就先来一顿痛打再把你轰走不许上班算你矿工。

    然后又用日语点名、喊口令、操练。凡是听不懂或是动作不准确都揪出来打。


    最后让全体排成两行面对面站立,他喊口号,让对面两个人互相抽打对方嘴巴子,谁要是不使劲,他就凶狠地说“我来教你”,他抡圆了巴掌狠劲地抽打你,然后问“你的明白”。再互相打,直到他满意为止。真是狠毒变态到了极点,他让每个人都挨了打,他自己还不费力气。

    几天的折磨,有些孩子受不了就不再来上班了。我不行,我没有退路,父亲病倒在床上,为了不让他担心难过,我只好咬牙坚持上班,连受到的虐待也不敢告诉他。

    这就是当了亡国奴被人家凌辱压迫的苦难。


老式蒸汽机车


    在“机手”中,也有与我们一边大的日本孩子。他们都是远离家乡父母,被派到中国参加统治占领的。

    在干活的时候都是一个日本孩子带领两三个中国孩子。带领我和另一个中国孩子干活的日本孩子叫什么我忘记了。


    开始我们干的活是给你块破布,让把非常油污的机车擦干净。那时机务段火车司机实行的是“轮乘制”,司机跑车回来就不管了,下一次值乘不知道用哪个机车了。

    机车跑一趟回来非常的脏,都是油泥。尤其在冬季,还结了一层冰,很难擦干净。


旧时天津东站站前广场


    有一次梅田来检查说我们没擦干净不准下班,继续擦。我们都饿着肚子,天又冷人又累。到了半夜,实在受不了啦,就跟日本孩子商量弄点煤出去换些吃的。

    日本孩子他们平时也吃不饱,现在更饿的难受,他们实行战时配给制,每顿饭只给一个饭团。

    日本孩子便和我们一起弄了一块长方形大煤块,像个收音机,我们包好了,扛着去天津东站外边有个项家胡同,那有好几个小饭馆,跟他们换吃的,因为他们缺煤。


    刚一出机务段,在站台下边有一个水坑,表面已结冰,我踏上去没走几步,便把冰踩破,掉进水坑,水齐到大腿处,身穿的棉裤腿都被水泡湿了。


天津东站西侧项家胡同口


    我们要出站,必经警务段大门,那有门岗。我就让日本孩子把包好的煤夹在腋下,嘴里哼着日本歌,大大咧咧地往外走。站岗的是个中国路警,见是日本人出来,他也不敢管,就这样混了出去。

    我们来到一个饭馆,用煤换了大饼,还有点猪头肉,回来分着吃了。

    日本孩子特别高兴。事后,我们越想越后怕,万一出去时碰上日本警察被查出来,日本孩子顶多挨顿打,可我们中国人非让日本人给杀了不可。因为曾经有人因偷了煤被日本人用刺刀给挑死了。

    可是后来这个日本孩子还要干,我们坚决不肯了。


    那晚在我们换了食品,往回走的时候,我身穿的棉裤的两个裤腿都结了冰,走路像穿着铠甲。回段后在机车上打开炉门烘烤,刚把裤腿结的冰拷化,湿裤腿烤热了,又烫得我两腿无法忍受,脱下棉裤烤又太冷,那痛苦劲儿就别提了。


蒸汽机车驾驶室


    到后半夜放我们回家,到家后也不敢说,脱下湿棉裤晾在椅子背上,躺到桌上(一个长书桌是我睡觉的地方)睡了, 转天早晨穿上没干的棉裤还得去上班。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机车的水管都结了冰,蒸汽机车要是水管不通,根本不能开,而且很危险,为了保证机车能按时运行,段里成立了“防冰小组”,抽我们三个人组成,给了我们一根长胶管,让接上蒸汽,把冻了的水汽管冲化,这活是越冷越忙,赶上暖和天一夜没事可以睡大觉。遇上冷天,冻了的机车挺多,一夜也停不下脚,有时刚解过冻的,一会功夫又冻上了,累得我们都直不起腰。


    那时,机务段内很少有照明,一片漆黑,轨道中间又有许多煤灰坑,一不留神就会摔倒在坑里。在轨道两侧,清出的炉灰堆成高岗,再撒上水,结了冰,那炉灰渣表面上如同钢锉,我脚上穿的是用蒲棒草编织的草鞋,为了耐磨,在鞋底上缝上帆布,可我干活时走在像锉一样的炉灰渣子上,几天的时间,就把草鞋后跟磨破了,脚后跟直接着地,被邦邦硬的炉灰渣子碴破了长好,长好了又碴破。所以我现在脚后跟上的皮格外的厚。


    再说这个日本孩子,他也挺坏的,欺软怕硬,要是真跟他打起来,他也怕被梅田知道挨打。可是跟我们一块干活的那个中国男孩(名字我忘了)特别的怂,还胆小。这个小日本就欺负他,总跟他动手动脚,有时让他跪在煤块上,双手举着暖气管。

    对我他就不敢了,因为有一次做解冻时,接暖气管挺费劲还烫手,半天接不上。他在后边不但不帮忙,还用皮管狠抽我后脊梁。事后我向一个叫“芦田”的日本人告了他一状(这个芦田很正直,从不无故欺负中国人),说他不干活还总欺负我们,芦田把他叫过来打了一顿。


    还有一次在机车上干活,他坐在那不干活,还嫌我干的慢,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气急了,当时豁出去了,跟他玩命,和他扭打在一起。他摔我,我摔他,机车炉门当时已开着,他把我往炉子里摁,我也摁他,都想把对方添进熊熊燃烧的锅炉里。他的力气并不比我大,我俩谁都治不了谁,最后从机车上滚到地上,都吓得够呛,站起来也就不打了。


机车驾驶室(敞开的大炉门能塞进去一个人)


    中国孩子要跟日本孩子打了架,让梅田知道了,他就先把中国孩子狠打一顿,然后再背着中国人,打他们日本国孩子。

    他们为了达到统治中国人的目的,诡称要“日中亲善”,两国孩子打架,不利于“日中亲善”,所以日本孩子也轻易不敢向梅田告中国孩子的状。


    等到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1945年3月,日本人又派一批中国人去中日战争前线工作,其中有我。因为之前二姨夫被派去前线被炸得粉身碎骨,父亲去了又患重病被送回一病不起,现在又派我去,我坚决不能再去了。

    过去也有被派上不去的,事后给日本人送100个鸡蛋就没事了,可是到我这因派不出人去,日本人就急了,下令凡不去的一律开除,我被开除了。

    据说日本宣布投降后,机务段的中国工人起来把那些欺压中国人的日本人都给打了,梅田被打了个半死以报血恨,可惜我没赶上。

    

    父母病故至天津解放(16岁-20岁

    为了挣钱养活妹妹和弟弟,父亲生前的一个同事好友把我带进天津市商会当差役,他是商会秘书长,他让我专门负责伺候他,只为他一个人服务,别的什么也不用做。

    他不在的时候我负责看管他的办公室,晚上就睡在那,工作还算轻松。

    日降后他到市政部门工作,1947年3月,他又把我安排回了机务段上班。

    我二次入路,开始在段长室当杂夫役,每天中午给段长王锡九从家里取饭,下午送送文件,下班后给段长室里里外外做卫生。

    1948年段里因缺少事务人员,便让我到财务室学习工作,参与计算发放职工工资、差旅费和乘务津贴。

    当时的会计员有胡勇城、王文化、黑占魁等。出纳员是刘汉臣,主任是辛树亭。

    我二姨任文琳也被替补安排在财务室,她是使用吴文琳的名字(顶替被炸死的丈夫吴子言)。

    我一直工作到天津解放。


旧时天津北马路


    做事务工作后,自己深感文化知识浅薄。我实际只有小学文化,于是便花钱上补习班。

    从在段长室当差开始,我就利用晚上7点到9点的时间到北马路“汉英数”补习班(是一位姓王的老师在自家院的一间空屋当教室,他课讲得很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我参加了代数、几何和英语三门课程的学习,每周四个晚上,下班后不吃饭赶去听课。

    代数学的是多元多次方程、平面几何学的菱形、英语学了几个单词。


    因这个补习班招收的对象是在校学生,他们因跟不上学习进度来这补习。可我是个生瓜蛋,需要从头学起,坐在教室,虽然年纪都相同,可我是个工人,老师讲课只对难点进行重点讲授,不适合我的情况。就因为他讲得好,开始我还能跟得上学习进度,可是后来,随课程内容难度的加深,我就啃不动了,又没人给予辅导,再加上白天工作一天,晚上饿着肚子学习,时间长了也支持不住了,只好放弃了。

    如果父亲健在,他的数学外语都很精通,他满可以教我,可惜我无福享受。解放后虽然也参加职工夜校,但工作十分繁忙,兼职渐多(工会委员、团支书、财务室的学习组长等等),晚上经常加班开会。又几次被派参加脱产学习班,经常不能按时到校上课,也未能兼职学成。

                                (待续)                           


倪康(1929年——2018年)

    1944年入天津机务段。解放后经过组织培训,先后在天津机务段从事保卫、党务工作。

    曾担任过天津机务段、汉沟工务段党委副书记等职。

    从中国政法大学深造后在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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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朱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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