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不租、不卖、不合作，抗日亦先锋

　8个铁筒转移档案

　　为编辑刊印《创举——纪念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一百周年》画册和《范旭东文稿》，翻阅了原化工部移交的2300余卷档案的王志远，在永久黄出版的《海王》旬刊上，钩沉出了重要史料。

　　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后，范旭东就意识到了环境的恶化，料到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只会变本加厉。为了保存民族工业的火种和基业，他和核心层马上作出了决定和部署：一是在连云港建立久大二厂；二是将公司全部珍贵档案资料转移到当时天津市内位于法租界的永利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管理处（简称总处，现渤海大楼对面）。

　　1937年8月7日，塘沽沦陷，日本兵包围了永久两厂，当时在北方留守善后的永利公司副总经理李烛尘组织技术人员，迅速进行了两件“工作”：一是想尽可能破坏设备机器；二是对主要设备重新测绘制图，技术工人现场测量后，就到天津总处绘制图纸，最后整整装了8个铁筒。然后迅速从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乘坐小火轮顺着海河至大沽口，转乘“岳州号”驰赴香港，后又辗转北上汉口、重庆，为在四川重新建设新厂保存了珍贵的资料，“立下大功”。

　　1938年1月，永利化学公司、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领导机构和下属工厂技术人员向内陆撤退至四川，4月4日，久大向四川盐务管理局递交关于创建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的申请，历经四个多月的工程后，在自贡自流井张家坝建成了模范食盐厂。同时，永利选中了犍为县五通桥老龙坝，改称“新塘沽”，并准备建造碱厂、酸厂、炼焦厂和水泥厂等一系列配套工厂。

　　1939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创办出版《黄海发酵与细菌特辑》双月刊，简称《黄海》。在这一时期，永利碱厂资金来源是向国民政府借到的300万元。当时，建厂最大的障碍是运输困难，1940年春天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越南海防，但因战乱，各设备在运川途中被抢劫毁坏甚多，导致建厂计划未能实现。1942年，永利碱厂用路布兰法小规模制碱，日产纯碱10余吨。另外，还因陋就简，生产烟煤、焦炭、陶瓷等产品，供应大后方的工矿企业应用和人民生活急需，并以此维持生计。

　　永利碱厂在四川重建碱厂时，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主要原料食盐昂贵。而索尔维法制碱盐的利用率最高仅为75%，经济效益不高。1939年在建设“新塘沽”厂时以侯德榜为首的永利碱厂技术人员，经数年研究创建了新的纯碱制造技术。1941年3月10日，范旭东在“新塘沽”厂务会上宣布，将新的制碱法命名为“侯氏碱法”，以表彰侯德榜在世界制碱工艺中的新突破。1949年后，由侯德榜提议，改名为“联合制碱法”，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方法。该制碱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天津碱厂、大连化学工业公司碱厂、四川自贡鸿鹤化工厂、湖北应城化工厂等建成并投产，成为中国主要的制碱工艺之一。

2次拒签侵略者的“收条”

　　“‘七七事变’前，充当日本侵华的机构有三，关东军、关东厅和满铁。”王志远说，早在1936年，满铁产业部就制定了《永和有限公司设立案》，制定了从经济、行政、军事掠夺永利的对策案和意见书。原来资源匮乏的日本早把永利生产的盐和纯碱列为战略物资，“狼视耽耽”。“1937年5月，两个自称满铁职员的日本人来到永利，其中一个叫山本青木，被永久黄联合办事处工作人员挡在门外，山本青木迅速将两块大洋放在工作人员手中，想得到通融进入永利考查，被严辞拒绝。再一次印证了侵略者欲掠夺永利的野心。”

　　“七七事变”后，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外出开会，侯德榜主持建设南京永利铔厂，所以津沽公司及工厂管理由李烛尘总揽。公司一切事务由范、李通过电报等往来商议，范旭东态度坚决，就是不租、不卖、不合作。日本侵略者在多次与永利谈判未果的情况下，12月9日，派出兴中公司的刀根接管永利，要求李烛尘在接管协议上签字，对这种强盗逻辑，李烛尘断然拒绝。12月10日，日本派兵入驻，范旭东等一代工业家心血创造的永利公司落入日本人之手。

　　刀根作为公司代表既无资本又无技术，强占永利后无法开工，便请日本三菱公司出技术和资本接收永利。三菱公司通过当时日本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的“华北开发公司”，威胁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出面，动员永利原有部分股东承受自己的股权，以标榜永利为中日“合办”企业。范旭东在当时国内三大报上连续发表声明，表示现在的塘沽永利为日本强占的永利，与中国人无干，揭露侵略者的欺世盗名。并请求国民政府暂停对永利的免税权，宁可自身受损，也不让侵略者的阴谋得逞。由于受到股东的抵制，三菱直至1939年才正式宣布“合办”并成立董事会。中日“合办”永利碱厂，中方代表为傀儡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日方代表为日本华北开发公司。1939年8月31日，中日“合办”永利公司正式隶属于北支那开发公司的华北盐业公司。

　　李烛尘第二次拒签是在1945年11月15日，日本战败后，他与彭九生乘飞机从重庆到天津，接收被日本占据8年之久的永利、久大和大沽化，日方将工厂设备物资等情况列出清单，要求李烛尘签字接收。李烛尘再次义正词严地拒签了这种强盗逻辑下的“收条”。在被日本占领的8年里，由于日方的粗暴使用，设备严重损坏，旧有的1000马力、500马力发电机各1架被烧坏，原有锅炉7座，损坏4座，石灰窑2座，损坏1座，吸氨塔3座，损坏1座，碳化塔7座，损坏3座，蒸氨塔3座，损坏1座，干燥锅5座，损坏4座.1937年撤退时厂内有原燃料很多，仅粗盐即达3万吨以上，此时仅存1千吨。

　消极怠工，“弄碱”出厂

　　王志远听厂里老人讲，日本占领期间，饱受亡国之苦、同仇敌忾的“留守”工人们用消极怠工与日本人进行了持久不断地斗争，他们破坏设备，“弄碱”出厂，尽量少生产或不生产纯碱，使纯碱产量逐年下降。工人们把碱偷偷装进自行车铁梁、装在夹层饭盒、或偷偷从损坏的围墙运出，一部分接济自身的贫苦生活，一部分辗转运到武汉、南昌等地支援抗日。

　　据老员工们回忆，当时几乎全厂工人都参加了这些斗争，当时，日本管理者只配给工人土豆、橡子面和豆饼，工人生活陷入恶化。史振江等地下党员组织工人罢工、怠工和弄碱等斗争。后来，消极怠工又发展到破坏生产设备，把零件拆下来扔到水沟里。工人们故意不按操作规程干活，造成堵塔，使母液流入地沟。连续不断的斗争使日本占领时期纯碱日产量只有70吨左右，比1936年的185吨减产了近三分之二，这70吨里工人们又想方设法“截流”20吨左右，这对日方侵略者是个巨大的打击。

　　“在整个日本占领时期，永利没出过一个汉奸”，让王志远等老永利人无比自豪的是，他们有个中国实业界楷模般的领袖人物范旭东，其全然忘我、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实业救国的精神成为永利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发展支撑。在范旭东周围是一批爱国海归们，他们不仅是中国顶尖人才，还各自用他们的努力为当时中国作出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永久黄团体为支援前方抗日，从职员到工人主动捐款，用募集到的资金支持马占山，宋哲元等抗日爱国将领领导的抗日战争，支援淞沪战役，甚至用捐款买到一架飞机和一艘货运汽车，支援抗日前线。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研究员徐应达则成为永利为国捐躯第一人。王志远介绍道，“九一八事变”后，研究员徐应达报名参加位于北平的华北救护队，为了尽快赶到北平参加救护，他不顾臂上疖疮痛苦，急急安顿家人，好尽量争得时间，由于忽略了自身病情，最后，徐应达疖疮恶化而病故，成为永利的英魂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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