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科技史节目回听 | 04北疆博物院故事
文化
2024-08-09 20:30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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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自然科学的历史才是人类真正的历史，而作为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的北疆博物院，也是天津城市历史中的一个部分。北疆博物院又名黄河白河博物院，是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它是由法国地质学家、昆虫学家、博物学家保罗·埃米尔·黎桑（中文名：桑志华）1914年来到中国天津后创建的。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北疆博物院被称为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中的“活化石”。1914 年，在来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完成之后，桑志华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身份来到中国，3月25日抵达天津，之后很快投入到考察活动中。从1914至1922年间，桑志华已经搜集到了的大量地质、岩矿、古生物和动植物等方面的标本和化石，于是桑志华向耶稣会提出创建博物院的要求。桑志华在博物院从事科学研究期间，发表和出版了很多著述。据《河北大学史》记载：“工商大学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计有德日进、桑志华、暴安良、侯仁之、林镜瀛等44位教师发表和出版的112种著述（含译文），其中，以法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师著述占59%，而德日进1人有著述41种，桑志华有16种”，“桑志华、德日进等倾注大量心血，从事探索中国北部兼及亚洲的人文、地理、地质、气象及动植物为对象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其成果为世人瞩目。”作为北疆博物院的创建者，桑志华设立博物院的初衷就是通过综合性的资料考证和藏品研究解决科学问题。为此，他确立了一套系统的科研计划，包括：在考察过程中尽可能多地搜集各种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动植物及历史和经济学资料，以备研究之用；将藏品整理、鉴定后安置于博物馆内；根据藏品和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出版刊物和发表学术论文等等。1928年，南开大学的沈士骏教授在参观北疆博物院之后，写了一篇游记，叙述他的观感：“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唯一的值得赞评的博物馆了。她的特色，就是该院法国教士桑志华历年在华北搜求的成绩，尤其是有史前人类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罗最富，足以傲视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质调查质了。凡是要看中国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饱眼福。”沈士骏还写道：“北疆博物院只有一个主任（院长），一个助手和一个修理工人，一个杂役，依比率比我们南开人少。但他们的标本是无法估价的。完全由外边采集，除旅费外不妄费一钱。”不过，北疆与南开的渊源却开始的比这个记录要早。北疆博物院陈列室尽管是1928年才正式对外开放，但依然抵挡不住来自国内外众多的政要、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前来参观、访问并寻求合作。其中，在正式开放前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就参观了北疆博物院，并希望桑志华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古脊椎动物研究》刊物上。1924年，当时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古生物学家奥斯朋（H.F. Osborn）也来参观北疆博物院，1926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Gustaf VI Adolf）偕王妃参观北疆博物院。1927年，世界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 斯文•赫定（Sven Hedin）也来参观北疆博物院，斯文•赫定这个名字可能朋友们曾经听说过，他也就是发现中楼兰古城遗址的那位探险家。1926年10月31号，来自天津南开大学也有五位教授团走进了北疆博物院。他们分别是：中国史学家蒋廷黻、物理学家饶毓泰、化学家杨石先、经济学家何廉以及植物学家李继侗。而北疆博物院首次对社会开放的时间是1928年5月5号下午，在1928年5月6号的《大公报》报道了北疆博物院开放的情况，内容如下：本埠新闻：北疆博物院昨日开幕，中外官场均有代表到会，法总领事致辞祝其发展……。北疆博物院是中国北方最早建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是我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截至到2021年，北疆博物院主体建筑与一栋附属建筑对公众开放。公众的评价是：“北疆博物院是天津之光 文化名片”；“震撼，人类的骄傲 科学的自豪 天津的名牌”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北疆博物院的馆藏量已经达到了20多万件，位居当时中国自然博物馆藏量之首。巨大的馆藏量和丰富的藏品种类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强大基础，推动了我国早期古地质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国近代早期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与自然博物馆的发展上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北疆博物院重要的科学发现和贡献在于：1发现了上新世三趾马动物群——开启了中国古哺乳动物学的研究的新纪元；2发现了晚更新世旧石器——拉开了中国旧石器年代和史前研究的序幕；3.发现了——史前考古中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古人类化石“河套人”。![]()
要知道，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广袤的中国在史前研究方面还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在发生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一系列的外力入侵之后，20 世纪初的神州国门已经洞开。此刻的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科学领地一片荒芜。一些西方人士到中国布道、讲学、兴业和经商, 掀起了一波开发东方古国的浪潮。在他们之中,一些科学界人士受东方远古文明的吸引和中亚作为人类起源地的可能性的诱惑,到中国的一些村落和荒滩考察、探掘,寻觅远古人类的踪迹。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也开启了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大门,为中国的古生物和古人类演化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古生物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德日进先生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正是桑、德桑志华和德日进的联袂合作，掀开了中国古生物研究的崭新篇章。中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占祥先生如此评价：“中国今天有如此丰富的新生代晚期哺乳动物化石的对比材料，主要归功于桑志华和德日进。”德日进 1881年生于法国奥尔西内，1912—1914年，他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古生物学，1919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后于1920年取得巴黎大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学位，随后在巴黎天主教大学讲授古生物学，并取得博士学位。1923年，德日进应桑志华邀请来到中国天津。他在中国度过了二十三年的学术生涯。他走遍中国，考察新生代地质以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化石。1923德日进在整理桑志华于1922年从萨拉乌苏邵家沟带回的羚羊牙齿、鸵鸟蛋片化石时，发现一枚疑似人类牙齿的化石。他们便委托北京协和医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教授鉴定，确认这枚化石是旧石器时期晚期智人（七万年前），一位七岁儿童的左上外侧门齿。发现这枚“河套人”门齿的意义虽不及后来周口店挖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但在中国地质生物及考古领域是开创性的非凡发现。德日进被中国科学界看作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1929德日进被聘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顾问，参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和鉴定工作。在1923至1946年期间，他累计在中国工作了17年；他在中国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古生物学、地质学及史前考古学等领域。1929年12月2号，在周口店，当时年仅25岁的裴文中发出了一封考古史上最著名的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从此，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投向了龙骨山上的“北京人”。随后又发现、确认北京猿人的石器、用火证据等，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地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后来成为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和地层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裴文中却认为， “北京人”只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他更愿意把这次发现归功于布达生、德日进等师辈在古生物学、考古学专业方面的悉心指导。而提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故事，还有一个人必须提到，他就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贾兰坡。1908年，贾兰坡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时，他随父亲来到北京，在汇文小学、中学读书。1929年高中毕业后，因家中经济拮据，没钱上大学，他只能四处找工作。等待工作那段时间，贾兰坡一有空儿就去北京图书馆看书。那里无偿供应开水，读者可以自带馒头咸菜，一坐就是一天。在泡图书馆的日子里，他对《科学》《旅行杂志》等杂志和书籍倍感兴趣。不久之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办事处登报招聘一名练习生，负责管理账目、参加发掘、整理和登记出土标本等日常事务。贾兰坡欣喜若狂，赶紧报名。泡图书馆积累的知识派上了用场，他顺利被录取。贾兰坡从练习生做起，参加了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和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在挖掘现场，他挖土块背化石，做各种杂活、苦活、累活、脏活，从不挑剔，甚至主动干一些不属于自己分内之事的工作，比如主动刷洗标本、学习绘剖面图、用拉丁文编号、记录、照相、填日报、采购物资、做工人工资表，忙得不亦乐乎。贾兰坡于1931年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并参加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1935年接替裴文中主持这一地区的发掘和整理，1936年11月15—16号，在北京周口店两天来的第三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出上，保存更为完好，脑底巨孔、鼻骨及眼眶上部的内外部分完全存在，如此完整的头骨化石，还是首次发现，立即轰动世界。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对中外媒体指出:“对于这次伟大收获，我们不得不归功于贾兰坡”。那时的周口店，可谓是群星璀璨。由于当地正在执行“北京人”遗址发掘和华北新生代考察中外合作项目，一大批中外学者汇聚于此，贾兰坡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这些学者请教问题，还向普通的技工师傅请教化石相关知识，然后自己反复揣摩练习。他还回忆了当时的人生经历∶“有人说我是‘土老帽’遇上了好运气。这点我承认。我没进过高等学府，也没有留过洋。如果说‘运气’，那是‘机遇’。我的机遇非常好。一进地质调查所，就在国内外著名学者步达生、魏敦瑞、德日进、卞美年、杨钟健、裴文中等先生手下工作，还遇上像翁文灏这样的领导。我的地位当时虽然很低，但他们从来没有看不起我，还手把手地教我。”1936年11月26日发现第3个“北京人”头盖骨时的情景贾兰坡和德日进第一次见面时只有23岁，只是一个新生代研究室的练习生，他在回忆当中写到：“我还记得，当年德日进叫我用英文写一扁文章,我的英语基础很差,错误很多，整篇文章，他改正了三分之二，最后落名还是用我一个人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他笑了笑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不过帮你改了错句和错字，当然用你的名字。你看这就是一位大科学家的风范和品德。实际上，像他这样的导师，我是没资格做学生的，我怎么能说不走运呢! ”贾兰坡总结自己做学问的心得时谈到，做学问写文章，一定要像古人说的“文贵己出”，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要学会独立思考。有学者进行了统计，在贾兰坡一生发表的450多篇（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有将近二分之一的著作和文章涉及考古学、古人类学知识普及。不少著作走向世界，被译成英、日、德等文种出版。贾兰坡曾在他的作品中写道：“我极力宣传、普及这门科学，科普作品也许不被算作成绩，不算成绩就不算吧，反正我不是为个人成绩而活着，只要问心无愧就心满意足了。”藏品是博物馆的标志，而藏品背后的故事则是历史文化与文明的体现。现在保存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披毛犀骨骼化石是在内蒙古萨拉乌苏发现的，这是北疆博物院赠送给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价值最高的礼品，至今仍沿用着北疆博物院的馆藏编号。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还珍藏着一本《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这本桑志华和德日进参与编撰的学术著作，将中国的古生物和考古发现介绍给国际社会，使得中国在国际地质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经过百多年的风雨洗礼，北疆博物院旧址楼依然静静矗立在天津马场道上。跨越一个多世纪，这座博物院见证着历史，也将继续见证未来。
注：本文文稿作者为博物馆资深从业人员 萱草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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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地方文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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