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科技史节目回听 | 08近代水利科学开拓者李书田
文化
2024-08-23 20:30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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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水利问题一直为历代关注。192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后，领导权实现由“官员”向“专家”治水的嬗变，开启了近代水利科学运用的尝试，造就了一批水利科学家，其中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被奉为中国近代水利科学开拓者之一。李书田，字耕砚，河北省昌黎县人。李家世代务农习武，家族设有武学馆数处，先后产生过武翰林、武进士、武举人。光绪末年以后，李家弃武修文，培养了李书华、李书田两位著名学者。李书华是李书田的长兄，精通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尤其以物理学最为著名，留学法国10年，1922年被巴黎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归国后担任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田也十分出色，7岁时，父亲请先生在家里讲授四书五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3岁考入直隶永平府中学，开始接触新学，他的国文、英文及数学成绩门门优秀。17岁，考入国立北洋大学预科，1919升入土木工程系本科，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23年，考中清华大学选送美国的研究生。此后远涉重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并且研究铁道工程、桥梁与构造工程、水利工程。在研究生学习的三年时间，各科成绩优异，先后被推举为斐卡斐荣誉会员，西哥玛赛科学研究荣誉会员，还获得土木工程研究生奖学金及麦哥若土木工程研究奖金。1926年，李书田完成铁道运行工程论文，被学校授予工程博士学位。李书田获得博士学位后，参与美国纽约长岛大桥及活动桥梁的设计。这个设计团队集中了美国最著名的桥梁工程师。1926年至1927年，他还参加设计造价3000万美元的桥梁设计，还到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瑞士等国考察铁道、桥梁、水利、筑港工程以及工程教育。1927年9月，李书田应北洋大学校长刘振华的邀请，回国在母校北洋大学执教。最初教授土木工程，后来又教授铁道工程。1928年，刘振华校长辞职，李书田受民国大学院委托，与教务长何杰共同维持北洋大学校务。此后在华北水利委员会从事水利建设工作。1930年至1932年，李书田又受聘担任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1932年9月，李书田受聘平北洋工学院院长。此后不遗余力经营北洋工学院，五年之间先后完成工程学馆、工程实验馆、创建新的图书馆，在土木工程系添设水利卫生工程组，在矿冶系分置采矿工程组及冶金工程组，在机械系添设航空工程组，创设电机工程学系，创设工科研究所等。李书田热衷水利科学研究。1927年回到北洋大学执教不久，被顺直水利委员会主任熊希龄聘为秘书，参与日常工作。192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任常务委员。于是他辞去北洋大学教授之职，专门从事水利建设工作。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秘书长兼总工程师。此后在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北洋工学院担任院长后，仍然兼任水利科学研究与指导工作。![]()
首先是主持北方大港的筹划。1919年2月，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对中国富强的发展，描述出美好构想，绘就雄伟蓝图。其中提到一个“梦想”，要在大沽口秦皇岛两地之中途，青河滦河两口之间，沿大沽口秦皇岛间海岸岬角上建设“与纽约等大”的海港，即北方大港。当时由于军阀混战，这个计划始终没有落实。192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后，就将孙中山设想的北方大港作为工作目标之一。1929年5月，成立了北方大港筹备处，李书田为副主任。主任初由华北水利委员会主任李仪祉兼任，后随着华北水利委员会改组，由陈懋解主任兼任。但是实际工作由李书田具体负责，当时所有技术及事务人员，皆由华北水利委员会抽调。华北水利委员会在天津旧意租界五号路（今天的自由道24号），北方大港的筹划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筹备处首先完成了北方大港资料搜集及港址的调查工作。1929年6月，派出测量队前往大清河口，测量了港址区域、市埠区域和铁路区域，至1930年7月完成。随后李书田草拟了《北方大港现状与初步计划》。工程计划分为两个阶段：测绘及研究阶段和工程实施阶段。规划编制十分详尽，但是经费始终没有落实。因为需要的资金在数千万元以上，李书田预感到北方大港的规划距离“大规模之进行，为期尤远。”虽然经费紧张，北方大港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停下来。李书田派出工程师陈昌龄等勘测大清河口，并在穆楼村东、南洋子河口附近建设测候所（气象台）、海岸测验办公室，安置风速仪、自记寒暑计、自记气压表、自记湿度表等仪器。仪器经费数千元，皆出自华北水利委员会的日常经费。1931年10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将筹备北方大港的工作移交给交通部和铁道部负责。筹备处的陈懋解等五人调到东方大港（上海吴淞港）筹备委员会。1931年11月2日，交通、铁道两部将北方大港筹备处改组为北方大港筹备委员会，仍设在华北水利委员会内，李书田继续担任主任，经费为荷兰退还的庚子赔款。![]()
筹委会成立后，聘请山东教育厅高等教育科长张含英为总工程师（张含英曾任葫芦岛港工程师）。此后，筹委会着手北方大港的勘探工作，港址也由大清河口改在滦河口。北方大港筹备委员会重新修改补充了北方大港计划，计划五年完成工程，造价预算在6000万元左右。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向华北蚕食，北方大港的钻探工作无法进行。1933年4月后，北方大港筹委会因为经费困难、一切计划不能进行，再加上滦东发生战事，华北局势危机、筹备工作无形停顿。1935年7月，北方大港筹委会奉交通、铁道两部命令，“即日停止工作”，确定华北目前无此项需要，同时自7月份开始停止发放经费。就这样，北方大港筹备工作被迫停止。其次，参与海河的治理。李书田非常专注海河水域的治理，曾经受整理海河委员会委托，与海河工程局局长向迪琮一起编制《海河治标工程测量设计及施工程序案》，该工程共有北运河船闸工程、永定河改道工程等20项，资金依靠海河公债，连本带息共计601.6万元。工程于1932年5月全部完成。李书田还协助制定了《永定河治本计划》，其中有独流减河工程，该工程为永定河下游改道，解决大清河流域的水灾，由静海县独流镇开挖入海减河，长度65.5公里，计划四年完成，计划资金1500余万元。![]()
1933年12月，李书田在南京水利会议上说：“华北各河水文记载虽多，但仍不足参考，须继续勘测。目前已设之水文站约有二十处，水标站约有四十处，雨量站约八十余处，分布于济南、开封、太原、承德一带。永定河治本计划，即为独流北海及疏浚青龙湾，共需款约3400万元。因永定河不治，则海河泥沙不除，而天津港口亦不克改进，现在最切要之工程需款约500万元”。后经批准，500万资金在棉麦借款中分配。永定河治本计划于1934年开始实施，后因资金和战争因素影响，仅做了部分中下游河道的整治工程，其它项目大多被搁浅。《永定河治本计划》是海河流域历史上第一部河系规划，与以往相比，更加注重治本治根，也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我国水利事业的进步。第三、主持建设中国第一座水工试验所。随着西方水利科学技术的引进，水利专家发现水利建设工程，往往先期进行科学实验，“这种实验费时伤财，但成果显著”。水工实验倡导于德国水利专家恩格斯，他于1895年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设立了水工试验所，实践证明通过科学的实验方法，可以解决一切水利工程遇到的问题。1928年华北水利委员会主任李仪祉和秘书长李书田深信实验与水利关系的重要性，主张在天津筹设水工试验所。因为资金和时局的变化，水工试验所历时八载，方告成功。试验所最初名为华北水工试验所，由华北水利委员会和河北省工业学院合办，地址在河北省工业学院内。1933年，李仪祉调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后，促使黄河水委会也加入了水工试验所。随后又征求其他水利建设与学术机关合作，组成董事会，“华北水工试验所”正式更名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合作机构共有九家，即华北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北省省立工业学院、导淮委员会、太湖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模范灌溉管理局、国立北洋工学院、陕西水利局、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等，筹集资金110415万元，其中华北、黄河水利委员会出资最多。经常费用为1000元，分别由华北、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北省省立工业学院与北洋工学院承担。水工试验所在李书田的主持下开始实施。1934年3月施工，1935年10月竣工，历时17个月。这一试验所的建立在中国现代水利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的建成，开中国水工模型实验之先河。当时，北京的《晨报》 以“全国唯一设备，东亚独步”为题、上海的《申报》以“全国唯一水利试验机关”为题，进行了宣传。首先该所进行了官厅水库大坝消力池的第一次放水试验。此后试验所还进行官厅重力坝的坝下底孔和隧洞泄流消能工设计方案研究进行的试验、黄土区河流泥沙运动的预备试验、永定河卢沟桥滚水坝海漫试验、透水丁坝试验。还进行针对黄土区域河流制导工程透水丁坝的专项试验，黄土渠道冲淤试验、断面模型试验和彭仲氏（Bunschu）堰口公式检验试验等。1937年7月第一水工实验所被日本军飞机炸毁,但是其开展的试验项目和制定的试验计划,为日后天津水利治理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而独特的隐性作用。第四、协助黄河的治理。抗战爆发后，李书田率北洋工学院师生西迁，先后执掌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创办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今西昌学院）、国立贵州农工学院（今贵州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1942年2月，李书田聘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再次从事治河与水利工作。1943年4月赴西安就任后，先后考察陕西、山西、河南、甘肃、青海的黄河沿河主要河段，对于治黄计划、治河大策以及当时关系国防之河防，与堵口复堤的筹划，建树甚多。抗战时期，黄河治理还要与国防军事配合。1944年春，正当黄河防泛新堤堵复工程进行之际，李书田到河南考察。由于黄河防泛新堤堵复工程涉及解放区，他的黄河治理思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注。他撰写许多有关治理黄河的论文，如1946年在《水利季刊》发表的《秦晋交界黄河水力资源之经济价值》，文称“自河曲至龙门，至少可发出水利动力475万千瓦。”颇具印象。1947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历代名人治河事迹述略》。1948年应《益世报》之邀，主编《工程与科学周刊》，并发表《黄河防泛新堤与堵复工程视察观感》，回顾1944年考察黄河沿岸的经过，人称“历史性文献”。1946年春季，李书田率师生自西北返回天津复校，继续担任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同年9月，因为母亲去世，父亲年迈，李书田自感忙于事务对双亲有所亏待，于是提出辞去黄河水利委员会职务。李书田作为著名的工程教育家，对水利人才的培养也有独特的见解。1936年《益世报》记者采访他时说：“余对中国水利最急切之意见，是造就水利人才，故余任唐山工程学院院长时，即在彼校添设水利工程组；到北洋后复设水利卫生工程组，现在各水利机关，甚需要水利专门人才，而各大学亦缺乏水利专门教授”。他指出：造就适当的水利人才，可以承担四项任务。第一，推动与帮助水利建设专业之任务。第二，计划水利建设事业之任务。第三，实施水利建设事业之任务。第四，改进水利建设专业之任务。具体人才也有四种：即倡导水利专业之领袖人才；协助推行水利专业之普通人才；水利工程之高等专门人才；水利技术之中级职业人才。只有具备这些人才，才能完成以上四项水利建设任务。李书田亲身指导、参与中国近代水利工程的规划与建设，对中国近代水利科学的贡献有目共睹，无愧于中国近代水利科学开拓者这个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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