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回忆
文化
2024-08-27 20:25
天津
原文/桂庆 整理/张诚
父亲桂行芳，祖籍安徽石埭，1930年出生在湖北利济县武穴镇。听家里人说，父亲在一岁前后，一天夜晚突然哭泣不止，全家都从睡梦中惊醒，爷爷抱起父亲，家人点起油灯，不知父亲为何而哭，多种方法哄他均不见效。后来爷爷让人拿来陀螺，（一种上面平圆，下面尖圆，可以旋转之物。）父亲方止哭泣而乐之，不久便在爷爷怀中睡熟了。父亲三岁时的家，是在武穴镇的一个四合院里。院内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门前走廊有两口鱼缸，大木门带有门闩，门堵。这门闩带有别子，白天不用晚间用。两门之间，其中一门有一孔，并有一与钢链连接之物插入眼儿中，以保安全。一天，爷爷和大伯外出，只有奶奶、父亲和佣人在家。忽听有人叫门，丫鬟没听到。父亲此时正在门前玩耍，以为送水人来了便去开门，因人小够不到门闩，就搬来一个木凳，上去将门闩打开，返身正要跳下时，却被送水人将门撞开，父亲被门撞的掉在两金鱼缸间底座上，脑袋顿时鲜血直流。奶奶看见吓坏了，赶忙叫佣人，拿来供佛的香灰止血。从此，父亲左额眉弓处，一直留有一个斜疤。父亲有两个母亲，我们称娘奶奶和妈奶奶。娘奶奶叫陆葆清，亦叫桂陆葆清或桂葆清，妈奶奶叫刘慧君。父亲五岁时随爷爷、大伯，由武穴乘船到南京舅爷家。舅爷姓陆，叫陆东平，时任南京总统府秘书。舅爷带着爷爷、大伯和父亲到上海，然后又乘船回到南京。五岁后，父亲随爷爷和娘奶奶、妈奶奶到天津定居。三德里位于营口道中部，在唐山道有出口。是陈一甫和王、李二位先生共同投资，约在1900年左右建成的。陈先生是啟新洋灰公司的董事长，开平与滦州矿的创始人之一及董事，他在全国各地有许多公司。三德里的建造，也是陈先生投资的一种方式。陈一甫长子陈范有，字汝良，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1931年亲自设计、监理了成都道与山西路口两栋英式连体楼房，建筑面积各500多平米。原门牌为伦敦道58号和62号，后改为成都道20和22号。陈范有见五大道一带人气日趋旺盛，房地产增值空间巨大，1937年，遂和他的两个弟弟汝谐、汝鬯联合，在北起重庆道，南与义生里相连的道路两侧，建造砖木结构二层或三层楼房43栋。里巷命名来源于《论语》“益者三友”，命名为“三益里”。在此之前，陈范有还亲自设计、监理沙市道四维里28套单元式平房。因我家与陈家世交，也是老乡，又是亲戚关系。爷爷桂缉甫在1937年也拥有一套三德里房子。当时叫32号，现在是77号，唯一的一门两栋房子，其余都是一门一栋。爷爷和父亲在三德里住几年后，重庆道上的三益里又建成了。爷爷有意在此购产，但三益里房屋结构简单，为一楼一底，卫生间只有便池和上下水，冬天还要自己烧炉子取暖，不慎方便。有人告他南海路和安里8号虚位待租，于是爷爷便租了这栋带有地下室的房子，连同阁楼共计四层。卫生间有大洗浴盆、小洗手盆、抽水马桶、上下水，冬天还有暖气，均感方便。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官员及将领纷纷出逃。当时的房东，在逃跑之前到和安里，要以五根金条的价格，将房子卖给爷爷，但因价未谈妥而作罢。于是，爷爷就用四根金条，买了三德里的四栋房子，在紧靠营口道出口西面。当时卖房有个条件，就是要带着租户卖房。爷爷买过之后，将房产主登记为我父亲，后收租时租户们都不配合，要去几次才能收齐，就这样收了八年，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房产局对四栋楼房定了赎买政策，每年给钱四百元，一到文革便停止了。共计十年，合计四千多元，也值四根金条了。房子没赔钱，只赚了几年的房租，还落了个房产主的罪名。我家以前住在三德里32号，1940年后搬到南海路和安里8号。南海路位于新华南路以西、河北路以东，北口在洛阳道，南口在重庆道，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南海路宽不足十米，长只有二、三百米。马路虽然不大，却住了几位名人。其中南海路2号，是1923年贿选总统曹锟的旧宅。南海路5号，是伪市长的张廷谔旧居，其与曹锟宅子相对。父亲慈惠小学同桌张仲兰，就是张廷谔的二公子。南海路11号，则是李善人家的一处住宅。和安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上图），与李大善人住宅北侧紧挨着。胡同由南海路由西向东而入，深四、五十米。1至8号门牌顺序排列，组成两个正方形院子，其间有个小胡同，与永康里（现永健里)相通。和安里还有一个9号,显然与其它的格局不同，但也有一甬路与永康里相通。和安里在当时有“小红楼”之称，外观非常漂亮。2号沈家、3号程家、5号陶家、6号史家、7号陈家都是自己买下的。前八个门牌中，1号与8号、2号与7号、3号与6号、4号与5号背对背，结构相同方位相反，唯有9号特别。和安里9号在日本侵华时期，曾是日本特高科所在地，当年歌后李香兰，在此为日本人唱歌。解放后和安里9号被接管，成为公安医院宿舍。
和安里8号房东，原是国民党将军姨太太外宅，1938年其原配夫人过世后，姨太太顺理成章住进正宅。闲置了两年之后，即1940年，爷爷带着两个奶奶和我的父亲租住进来。解放战争前夕，这位将军曾在逃台之前，到和安里与爷爷商议，要以五根金条卖给爷爷，因价未谈妥买卖未成。于是爷爷才用四根金条在三德里的房子。房子虽然没买下来，但爷爷还是继续租住这里。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将军太太还收房租，均由爷爷和妈奶奶（二奶奶）在客厅接待。解放后，半年之间无人收租，直到七八月间，来了个四、五十岁商人打扮的人，此人自称姓刘，拿出一封信和将军太太的印章，欲将前半年的房租收取。爷爷问他在哪儿发财？来人答：“天祥四楼皮货商。”爷爷以一时不便为由拖了几日，后派人去到天祥四楼打探，看到柜台确有此人，随后才将所欠房租交给了他。后他每月收租一次，直到1950年3月之后，就不见他再来了。和安里，都是三层带地下室的楼房，正面外跨楼梯直达首层。登梯十余阶后，约一五平米左右小平台，铺着彩釉花砖。拱形门券内有三平米左右空间，有一玻璃镶铁艺的大门，玻璃均为五彩之色，十分好看。进入大门之后，左侧是通往二层主卧的楼梯，有通往地下室入口，右侧是接待厅。接待厅被分为两间，客人少时只开一间，人多时则打开两屋之间的八扇彩花玻璃屏风，此时可达40平米之多，可供宴会及舞会时使用。靠地下室入口处，有两扇落地玻璃大门的北厅，是主厅；靠前朝南的副厅，平时为主人餐厅。其内置一方桌，四周都有小抽屉。牛皮面，铜皮包边，方形独腿连带一方座，方座带有斜坡。每日用餐时，大厨燕师傅做好饭，由张妈送到主人的餐桌上，但他们均不能步入二楼。楼梯宽约一米，扶手均为英式设计，转弯180度，中间有个天井。楼上是主人的卧室，共有两个房屋，都是从西边进门。整栋楼，所有门窗五金件都是黄铜的。靠楼梯这间，两个窗户均朝东，为长方形，面积23平方米。另一间的两面窗户，一个朝东，一面朝南。因房屋建筑朝向关系，朝南的窗户有三个，中间的大，些两边的稍小。面积18平方米之多。窗户的把手，形如鸡蛋大小，黄铜质地扁椭圆形，厚处约2公分，呈尜尜状可旋转180度，连接的两根扁黄铜板条，一上一下地将窗户锁上。楼上主卫生间有大洗浴盆，小洗手盆，这两个盆都是冷、热水双用。坐便，上下水齐全。并有楼梯间约十三、四平方米。三层是阁楼，盛放杂物之地。红瓦坡顶上，有虎窗户可供通风。天井留有天窗，白天照的楼梯非常明亮。此楼均为菲律宾硬木地板，屋顶石膏灯圈及墙四周挂角线。![]()
作者青年时期在老宅胡同里的照片半地下室，是佣人休息和干活的地方，有两相同的房间。其中一间，原来住在里边的，是爷爷从三德里带来在我家十几年的老佣张妈，她主要负责全楼卫生和为主人送菜。1946年7月，我爷爷忽然辞退了张妈。因为有人看见，在地下室的窗前，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放些米、面粮食和香油、佐料。此时，总会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此，将东西取走，此人正是张妈的女婿。辞退张妈以后，爷爷又找到薛妈，在我家共服务了四年，至1950年解放。还有个车夫王小二，住在半地下楼梯间，全年为主人拉车。我家的胶皮车，车轱辘前有两盏汽灯，座椅上有折叠帆布顶棚。两个扶手处有两挂钩，是将踏板上的布帘，在天有风雨的时侯扯起，用来遮在腿上。胶皮车有一铜铃，以供在行车中使用。王小二在冬天不拉胶皮时烧锅炉，以供全楼取暖。全楼的每个房间，都有一或两组暖气片，锅炉就在半地下室的楼梯间内。另一间半地下室是厨房，有位姓燕的师傅住在里面，他负责主人和客人们的膳食。厨房内，有一英式铁柜型灶炉，高一米二、宽一米六、厚一米。铁柜门下左手是烤箱，上有一个烤饼铛，也考面包。右边是两个灶眼儿，前后设计，两眼儿相通。前灶眼儿点火为主灶，后灶眼儿不点火，只靠余火煨汤，并通过后面的烟道，排出煤烟气体。灶的周边有一盘热水管儿，灶旁有一水罐，圆形，直径约四十公分，高一米。罐内加水，经主灶火眼儿加热，可供全楼洗漱所用。约在1956年，房管站来人，将锅炉、暖气片、英式灶炉等全部拆走。佣人进地下室有专门入口，设在大门外楼梯平台下面。进去后对面是一小卫生间，内有冲水坐便一个。卫生间、厨房和锅炉旁均有上下水源。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解放军驻到我家，占据了地下室和客厅。爷爷只得将车夫和厨师辞退，安排薛妈住到阁楼。爷爷与妈奶奶住在朝南的房里，娘奶奶和父亲住在窗户朝东的房内。1950年，父亲要结婚了，只好将薛妈辞退，娘奶奶住进阁楼，让出房间给父亲做新房。1955年我出生在和安里8号，在那里，有我十年孩童时期的快乐和文革后十年的记忆。作者与老宅（和安里8号）合影留念
我的儿童时期，是在南海路和安里8号度过的。那时我家住着小洋楼，父母双亲都是高工资，生活无忧，吃喝不愁。所以我学习以外时间，就是和小朋友们玩儿。我们的儿童时期，上学是半日制，放学后的时间就归自己。回到家就马上吃饭，吃完饭一推碗马上写作业，写完作业赶忙跑出胡同去找小朋友们玩儿。因为那时的玩具并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种多样。哪像现在的孩子，有芭芘娃娃、充绒玩具，还有各种样式的冲锋枪、遥控汽车、遥控飞机。甚至，还有即能玩儿又健身的滑板车、滚轴鞋、呼啦圈。而我们那个时代，只有拿根木棍当枪在胡同耍，与小朋友玩儿打仗。从家中出来时，胡同里已经有几个小朋友了。有时可能只有一个。假如胡同只有一个小朋友时，看见你时那兴奋的眼神，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我们玩儿“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吃饼干……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吹喇叭”这个游戏，是等着小朋友们出现。一会儿小朋友们都出来啦，手上都拿着自己的玩具。有的拿着足球（其实是一个大皮球），有的拿着乒乓球，有的拿着跑垒用的小皮球，有的拿着踢罐电报用的铁罐。其他的，还有打木彩用的劈柴，弹球用的玻璃球。打木彩用的木头，其实都是家中生火劈不动的劈柴。弹球用的玻璃球很好看，其中有“大白蛋”、“小橘子瓣儿”和还有全一色的。小橘子瓣儿，就是每个玻璃球内各有三种颜色，很是好看。这三种球的价钱不一，数小橘子瓣儿的贵一些。大白蛋的玻璃球是一分钱，全一色的是二分钱，橘子瓣儿的玻璃球五分一个。女孩子们带着橡皮筋和跳绳。粉笔是用来画房子的，还有一个用碎布缝制成的六方布签儿，内装些红小豆类之物，用作投签这个游戏。孩子们逐渐多起来，我们先玩儿跑垒。十几个孩子分成两拨，其中一拨打球跑垒。球打得越远越好，以求得一次跑完四垒得分。当然，如果这个人没能跑过两垒，而被对方拦截，那另外的小朋友，就要接着把此垒跑完，争取得到一分。而作为另一拨的对方，则要千方百计破坏跑垒队的目的。“找啊找，找朋友，我要找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来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这个“找朋友”的游戏，是两排小朋友面对面的站着，唱完歌后，将自己喜欢的小朋友请到自己身旁，成为自己的队友，扩大自己的队伍。玩儿一会儿后，又玩儿踢罐儿电报。几个孩子经过石头、剪子、布，输者要站在一旁，等到几位小朋友中的一位将铁罐踢向远方，他就得将此罐捡拾放回原位。趁这个小朋友前去捡罐儿时，其他小朋友都藏起来，如果哪个小朋友被找了出来，那他就要捡罐去了，这也有点儿像藏猫猫。“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身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这个游戏叫丢手绢。孩子们要围坐成一个圈，一个小朋友拿着手绢在圈外绕着走，可以将手绢放在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小朋友的身后。此时你要快速离开。如果那个小朋友没有发现你的动作，待到你再次转到他身后时，你可以将他逮住，下次丢手帕的就是他了。如果被他发现了，他要起来追到你，那你下次还要转圈子丢手绢。“我们要求一个人啊，我们要求一个人，你们要求什么人呐，你们要求什么人。”是两队对抗的游戏。求方的一个小朋友与被求方的一个对阵，单脚着地，另一脚用手抱住，蹦跳着去撞击对方，类似“撞拐”，哪一人双脚着地，哪一方就失败了……“老鹰捉小鸡”，是小朋友中有一个要出来做老鹰，其它的做小鸡，但有一个是鸡妈妈站在最前面，她要保护后边小鸡的安全，不让老鹰把小鸡捉走。小鸡要在妈妈的翅膀下，学会保护自己，而老鹰也要千方百计地捉到小鸡……我们还在一起跳绳，其中两个小朋友摇着三、四米长的绳子，大家跑过去跳，哪个小朋友没跳过去，他就要去摇绳子。有些游戏，是因兴趣不同而男女分开的。如女孩子们玩跳橡皮筋、跳房子、踢毽子，我们不喜欢。男孩儿的游戏，都是些打木彩、摔泥盆、打尜尜木、拍毛片、弹球等，她们也不喜欢。我是肌噶逗，后来改过来，K的还挺准！踢足球时，胡同两边各放两块砖头作为球门，不设专职守门员。两队互向对方球门进攻，临近一方球门时，对方任何一个人都可去挡，不会犯规。陀螺是一个很短的矩形圆木柱，直径不过五公分，长也不过五厘米，在长的一半处起稍，为一头嘎型出一个小平面约五毫米，将一滚珠镶入小平面内。抽打时要先使其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起来。此时手中握一鞭子，时常的抽打那个陀螺，使其不停地旋转。在我们胡同里，原7号院对面有个吊环，还有一个水泥乒乓球台。那时，我们有的从家中带着光板儿球拍，有的拿着个三、五层板自制的球拍。一个乒乓球不知要打多久，一直打到劈裂也不放弃，直到分裂成为两半。和安里7号的陈家，在院里种了两棵枣树，一棵是大枣树、一棵是小枣树，院外还种了海棠和一架葡萄。那时小男孩儿淘气，每到收获季节，我们都爬到树上摘海棠、摘枣。每次摘枣时，都会被毛毛虫蜇。记得有一次蛰到我的后背，忍疼不住只好回家，让家大人用和好的面，在后背上粘那些毛刺。海棠树我们经常往上爬，葡萄只要够得到，就全摘啦！那时我们很淘气。其实，陈家葡萄、枣儿等熟了，也会送给我们家的。 就这样，每天都要玩儿到大人叫着吃饭，小朋友才依依不舍回家。每天晚上，我们也还要出来玩儿。那时，就只能玩儿些藏猫猫、踢罐儿电报，有时也在一起讲些有趣的故事，或是也让小朋友猜谜语。胡同内只有一盏电灯，周围的蚊蝇昆虫飞舞，将胡同遮得很暗。我们坐在那里看蝙蝠飞，看壁虎爬，看油壳螂怎样乱撞，当它落到地上瞬间，我们抢着将它捡起，这东西很有劲儿，很好玩的。后来听说油壳螂能炸着吃，还说很香很好吃。但我没吃过，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没吃过油壳螂！让他们吃去吧。哥哥比我大三岁，他也有同龄人，不在胡同与我们玩儿。但是回到家里，哥哥就和我一起玩儿。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家中玩打仗，为了在床上搭一有枪眼的碉堡，我和我哥哥，将母亲三十多个鞋盒里的皮鞋都拿出来，弄得满地都是皮鞋。我把枪伸出碉堡眼儿，打着打着，忽的床榻啦，鞋盒子全散在地上。哈哈！真好玩儿。父母回来后将我们好一顿臭骂。在当时，可能是受战争片影响，我们胡同每个男孩儿都有玩具枪。我家除了有棵大杆儿枪外，还有一把盒子枪，做的很逼真，大人不让往外拿，怕丢。记得儿时和小朋友捉迷藏，躲进9号院的一个房间，这里当时是公安医院宿舍，在这间屋子里，我看到一个医院教学用的人体骨架，当时很好奇，也很害怕，很快跑出来，再也不敢到那里去了。我在小学三四年级时较为调皮，我的同学徐莹家，住在我家对面的二楼，而他家的正门，却开在李善人家左侧的胡同里，而我家则是在右侧。我到她家去学习，但不敢从正门进去，是因为在她家楼下，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疯女人，她是因为受骗嫁给她丈夫才疯的，对她我有些怕，怕她打我。在我家门口有颗榕树，很高很高的，我就抱着这颗树爬到二楼平台的徐莹家，在她家写作业和玩儿一些游戏，回来的时候，有时从树上滑下来，有时丈着胆子从她家正门走回家。现在，偶也见到童年伙伴，但我们都已各自成家，搬出这个充满儿时记忆的地方。追忆过去，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我们永久、美好的幸福和快乐。我愿永远生活在童年，永远是童心。作者和母亲合影
1945年12月31日，转天就是元旦，我们是老家庭，从来不过元旦，只过旧历大年三十。所以，那天我从南海路和安里8号我的家，去了位于睦南道与河北路交口的袁家去玩儿。我和袁世凯的孙女袁家渠，是耀华中学的同年级同学，当时是男女分班。袁家渠在家中姐妹排行老三，其父袁心武是袁世凯的第六子。袁家渠看上了我的同学陈伯勇，让我介绍给她。袁心武当时是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我的父亲是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部的主任。所以我时常到启新公司去玩儿，也就常常能和袁心武见面。袁家我非常熟悉，我与袁家渠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大姐和二姐，还有四妹、五妹及她的家人和司机、听差、花匠与厨师都非常熟悉。元旦前那天晚上在袁家打扑克，共打了一天一夜。袁夫人从不打霄汉，只打罗宋。罗宋是四家一桌，各守一方。其中一家坐庄，未发牌前四家需先下注，后每家发十三张牌，各家将这十三张牌按三张、五张、五张顺序配牌后扣牌，庄家与另三家翻牌比点论输赢。当时口袋里，只有父亲给的零花十块大洋，下午四、五钟时已输了两块。我在袁家吃晚饭后继续打牌，又是抽头，又是给小费，我输了很多钱。打到转天早晨五点，口袋剩不到五毛了，袁夫人说：“再打最后一把。”这是最后一把，且该我坐庄，我只剩不到五毛钱，就咬着牙抓牌，十三张牌一张也不敢看。那三家先后翻牌，有“两对儿”的，就是两对一样的牌和一张单牌；有“三元”的，就是三个一样的牌和一个单牌；还有“福尔豪斯”的，就是如三张一样的加两张一样的。看了那三家牌，心凉了一半，赢的可能性很小啦，难道我还能抓到四喜？就是四张一样的加一个单牌，那我也得翻呀，狠了狠，我翻啦！哈，十三元，这庄我赢啦！十三元也叫通天大顺，手里扑克牌是按顺序排列，在罗宋中通赢。就是每家要输我十三道，一道就是一块大洋，一家输我十三块，这一桩一共赢了三十九块。这三十九块大洋，我只拿走我的十块，其余的都分给袁府佣人了。转天早晨，我在家美美地睡了一觉。1953年，袁家渠和陈伯勇共同走上红地毯。在我中学时期（1943年至1946年），非常喜爱体育。不管是足、篮、排、垒全都喜爱，乒乓球和羽毛球也是强项。冬季滑冰、夏季滑轱辘鞋，斯诺克和保龄球也打也玩儿，只是保龄球打得不是很好。最喜好和最强的是篮球和乒乓球。乒乓球拿过市级一级运动员的称号。篮球是校队的一员，我们的校队在当时是很强的篮球队，其中有三名球员，在以后成为了知名人士，如张长禄曾任国家篮球司司长，程世春曾在国家体育局篮球司工作，李汉亭则当了河北省女队主教练。1969年10月1日二十年年大庆，天津组织了男、女两个篮球队，到石家庄与河北省男、女两队比赛。我太想看这场球了，当时我还在“牛棚”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我的人事关系都非常好，门卫值班人员答应为我在晚上留门。于是，我早早的吃过晚饭，来到一宫体育场，很远就能看见体育馆外有很多人。经打听后才知道，这是河北省主要领导，为国庆二十周年，招待部队和公、检、法人员。所以，这场篮球赛只是内部发票，不对外售票。出入口检查很严，进不去了，后来找到运动员入场口，等他们来将我带入场内。当我看到运动员时，他们每人都戴者胸卡，所以每个认识我的人，也只能对我摆摆手，就连河北女队主教练李汉亭，也只好对我摇头，看不了这场球了，这时我才有了一些着急。这时我忽然看到一宫办公室的小王，自己一人提着四个竹套暖瓶，吃力地向球场走来，我马上从她的手中接过两个，一前一后进入了球场。球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为了看球方便，我只好在篮框底下看球，真是太精彩啦。其间，天津男队中锋大王在中线抢球成功后，快跑后三步跨篮，球是进了，由于他跑得太快了，一下趴在我的身上，起来以后笑笑将我扶起。我对他伸出了大拇指，漂亮！主任见我后问我：“你今天晚间干什么了。”我告诉他们出去透透空气。主任又说：“坦白从宽。”我看瞒不住了，于是承认了去看球。主任说：“回去写份检查，我们要看你的态度！”回到“牛棚”，很多人还没睡觉，见到我都是笑。我看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就问他们怎么知道的。原来，只要有重要的活动，石家庄电视台都要直播，这次篮球赛也是现场直播，我们厂大部分职工都在食堂的电视里看到了我。第二天，厂革委会也没有处理我。到现在，他们可能还在纳闷，我是怎么进入球场的。哈哈！这是个谜，就让它永远猜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