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今晚报》2024年9月20日第20-21版副刊
今日昌都然乌湖
第一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阶段（1950年至1957年）
这一时期天津援藏人员主要由五部分组成：一是天津解放后随大部队南下的天津地下党工作人员；二是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藏的天津籍军人和后来落户天津的客籍军官；三是青藏公路开通后，进驻西藏的技术工人；四是大中专毕业生；五是国家机关干部、医务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他们虽然人数较少，但发挥了较大作用，在西藏的工作时间比较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在四川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上图），成立前线指挥部，兵分两路，直指昌都。同年10月，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昌都。1951年，作为西藏地方政权的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率领代表团进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7月，由王其梅率领进藏先遣支队离开昌都，长途跋涉抵达拉萨。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从乐山誓师，就有天津籍官兵（客籍后来落户天津的军政人员）跟随第十八军前往西藏。他们有的担任驻藏代表张经武的机要秘书，有的出任军区联络部的科长，有的参加了乐山誓师和攻打昌都的战役，还有的是先遣部队成员，都亲历了解放军进驻拉萨的庄严入城仪式。
解放军进驻拉萨后，他们有的参加新龙剿匪，有的转业到区人民医院从事医务工作，还有的前往中小学校工作。进藏的第一批天津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广泛分布在拉萨、阿里、山南、昌都等地工作，亲历并见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署后（下图），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过程、蒙昧的农奴制时代的终结和西藏的历史性变迁。
以谷延寿为代表的八名曾经在天津从事地下党工作的老同志，在天津解放后随大军南下，辗转西南，从南线进入西藏。其中谷延寿是西藏政法战线上的老战士，曾在扎木干校学习，后任昌都水泥厂书记兼厂长、昌都地委书记、西藏自治区法院院长等职，为西藏法制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白黎明是山西榆次人，参加革命后于1943年被派入天津，曾在英租界重庆道以拉黄包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员工作，多次传递党的文件。进入西藏后，白黎明曾在山南地委担任党委书记、专员，后调往四川绵阳工作。
进藏部队于1953年成立由慕生忠为政委的修路工程指挥部。早在1951年前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就有计划地举办了监测工培训班，为进藏修路培养技术人员。天津建新建筑公司离休干部邓锡善，曾参加西安监测工培训班，并与30多人组成第二测量大队前往格尔木，参与青藏公路的测量、勘察与设计，与技术人员共同解决冻土上修公路的难题。邓锡善一度曾担任队长，直到公路通车才返回内地。1954年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同时开通，连接内地与西藏的交通大动脉形成。
1955年5月，交通部下拨200台苏式吉斯汽车给青藏公路，以确保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按照交通部安排，天津市政府前后两次从天津汽车修理总厂抽调青年技术人员支援西藏。1955年8月12日，在队长李云贵、工会主席刘明海、团支部书记张燕生的带领下，23名青年工人前往西藏，驻扎青藏公路的指挥中心格尔木；1956年2月，又有23名天津汽车技术修理人员启程奔赴西藏，与第一批技术人员会师后，天津工人的总数达到46人。
据张燕生回忆，格尔木当地没有固定居民，仅有哈萨克族一个2000多人的游牧部落，他们夏天在格尔木，冬天进昆仑山过冬。他说：“当地没有一间房屋，仅有的是三间半截在地下、半截在地上的土窝棚，由慕（生忠）将军住宿并办公。其余同志住在帐篷里，多顶白色的帐篷构成了独特的帐篷风景。”
进藏的第一批天津工人，为创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汽车修理厂，为保障青藏公路汽车运输的正常运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路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人员和物资的流通。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成为接下来一批的进藏人员。1956年8月，天津工程学校（天津工学院前身）的毕业生响应建设新西藏的号召，有8人报名进藏，其中两人被批准。他们进藏后，被分配到拉萨和那曲工作，这是天津支边青年到西藏的最早身影。与此同时，北京气象学校天津籍学生杨伟民、李志新、高巨荣等4人也于同年10月底抵达拉萨，他们在拉萨开启了西藏现代气象事业。据杨伟民老人回忆：“那里的天津人不超过10个。19岁的黄洪志家住西北角，他因经过达巴拉山遭土匪伏击，牺牲在公路旁。那里有个小陵园，他就长眠在山顶上。”
进藏路线一般是先乘火车到达西宁，再坐一辆可装24人的敞篷汽车，经过八天的山路抵达拉萨。杨伟民回忆说，他们抵达后还与西藏青年一起联欢，并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另一位援藏的天津人张再旺回忆说：“当停留在青藏公路五道梁客栈时（海拔5000米），有些平时身强力壮的同志，也会感到头痛胸闷，出现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的情况，眼前直冒金花。渴不想饮，肚饿不想吃饭。”
随后，天津的一些机关干部、技术人员、医务人员也加入到进藏队伍的行列中。他们有人出任地方长官，有人从事外交工作，有人负责地方党务、纪检和宣传，还有人从事教育工作，其活动区域也随之扩大到亚东、日喀则、那曲、林芝等地。
据曾在西藏军区404部队农建师农机厂工作的天津青年学生史立强回忆，由西藏驻北京办事处管理的天津籍退休人员达50多人，他们都是随着筑路大军进藏的。当时有教师、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员，总数约有70多人。后来每两年大家聚会一次，截止到2014年，据统计退休人员还健在的有30多位，最大年龄者达90多岁。
1957年，西藏民主改革推迟。按照中央要求：进藏人员精简内调，由宗（县）收缩、撤并到地区机构，一些天津人重返故乡。但是，天津籍的驻藏官兵、地方党政要员，以及卫生、气象战线骨干，仍然坚守在西藏的工作岗位上。
第二阶段——西藏实施民主改革阶段（1959年至1979年）
这一阶段的援藏方式有了新变化：一是天津有关人员参加国家部委和系统组建的进藏团队，实行对口支援；二是在“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社会青年与青年学生成为援藏主力军；三是后期出现“上山下乡知青小分队”等新现象。这一阶段，进藏人员平均在西藏工作的年限超过15年。
1966年，天津红桥区赴西藏的部分青年学生在石家庄与3302厂师傅们合照（前排左起第四人为闻锡功）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果断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同时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这一年，天津人再次走进西藏。按照统一部署，天津抽调多名干部充实到西藏自治区首府、周边地区和县（或宗），从事文化、教育、卫生、医疗、交通、邮电、粮食、公安等多个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天津人的身影又活跃在西藏多个地区。
南开区文艺支藏干部薛德亮1959年9月进藏，在江孜县委工作。为配合民主改革，西藏第一支电影放映队1959年11月成立。薛德亮与4名藏族青年一起巡回放映电影250多场，足迹留在江孜、白朗、康马等县的四十多个放映点。
1960年，天津从各单位抽调30多名身体素质过硬的青年驾驶员，支援西藏硼砂湖建设。天津食品二厂援藏驾驶员许文回忆说：“我们二三十辆汽车从那曲硼砂湖拉硼砂，经过唐古拉山、青海运送到甘肃刘园火车站。一路上有饭就吃一口，没有饭就一边开车一边吃压缩饼干，没有节假日，没有时间给家人写信，有病咬牙坚持，克服了高原缺氧等重重困难，三年后终于如期完成任务。”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为改变边疆地区的落后面貌，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诞生。在内地，“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青年们的向往。
1964年7月，天津第二师范学校的王和平、高敏、聂金玲等五名毕业生，被分配安排到西藏拉萨八一小学任教。王和平后来还曾担任该校校长。与此同时，天津大学有五名毕业生被分配到西藏工作。其中，水利系学生吴英杰在尼木县工作，相继担任副县长、县长以及山南地区、昌都地区副专员，在地方建设中做出贡献。建设系学生张德林被分配在西藏工业厅，曾建议创建第一家西藏玻璃厂。
受“上山下乡”运动影响，天津涌现出侯隽、邢燕子等一批代表人物。1965年12月，天津各区街道办事处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动员社会待业青年响应西藏招收“军工”的号召，踊跃报名。据当时报纸的记载：“（1966年）1月17日下午，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接见参加西藏建设的天津青年，西藏招生工作组负责人傅远振、天津市妇联副主任张化四，以及有关负责人黄元珍、张树仁陪同接见。天津市批准的这一批参加西藏建设的青年将于春节后出发。”
“（1966年1月）27日上午，天津市副市长杨拯民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青年家长们到车站为他们送行。……去西藏的青年王桂凤临行前，她的父亲对她说：‘要记住，你是盐工的女儿，无论到哪里！都要听党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被批准的首批26名青年，乘车离津抵达石家庄后，进入总后勤部3302厂接受技能培训。与此同时，西藏军区派人来津，在红桥区少年宫举行动员大会。参会的有红桥区丁字沽73中、西于庄115中、铃铛阁中学的许多在校学生，以及街道社会青年。参会者踊跃报名、上交申请书，有17名青年学生被批准，加上社会青年，总数达48人（含北京1人）。
这批赴藏人员1966年2月8日从天津启程，17名在校生在石家庄下车，其余社会青年于25日抵达拉萨。他们被分配在西藏军区修配厂，成为没有领章帽徽的军工人员。当年的天津支边青年徐先生回忆说，后来他娶了一位西藏姑娘，现在有一个孩子仍留在西藏工作，他的户口至今仍在西藏。虽然他当下远在他乡，生活得很好，但心里总牵挂着西藏，有生之年一定要再去西藏看看，还要到天津看看。
在石家庄下车的17名青年学生，与首批26名天津青年在总后勤部3302厂会合，相继在各车间参加实习培训。在此期间，天津青年学生写下决心书，相约不到30岁不结婚，把青春献给西藏建设。9月24日培训结束后，他们乘10次特快列车由石家庄至成都，从新津乘六辆解放牌卡车走川藏公路，至10月17日抵达西藏扎木（波密县），有26人留在西藏扎木机械厂。其余人于11月4日顺利到达拉萨，相继分配在更张林场、拉萨水泥厂、拉萨军事机械厂、404农建师农机厂等单位，很快成为各企业的骨干力量。
其中73中青年学生闻锡功被分配到拉萨水泥厂，1967年7月被调往昌都101指挥部工作。该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是修建邦达军用机场。指挥部选中成都峨眉水泥厂生产的产品，在成都相继制成15万块2米×1米×0.8米的水泥预制件。闻锡功负责物资采购、后勤保障，他押车为机场运送构件，频繁往返于成都和昌都之间。1974年邦达机场建成。1985年9月，闻锡功被授予“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的荣誉证书（下图）。
家住红桥区的19岁社会青年王宝贵，被首批批准赴藏。1966年10月，他被分配到昌都波密县军工机械厂当工人，他的任务是专为进藏部队修理大炮。在军工厂里，有三名天津支边青年与他一起工作。王宝贵热爱生活，在文艺表演上有才能，与同是厂文艺骨干的藏族少女次尼拉姆在宣传队中相识相恋，后来结为秦晋之好。1982年进藏人员大规模返回内地时，王宝贵与妻子次尼拉姆带着两个孩子一同返回海河之滨的故乡，被安排在天津石化公司机械厂工作。
另外，天津青年学生还组织过多个赴藏下乡小分队。先是十八中老三届学生任学明担任队长，组织了一支11人参加的小分队，他们抵达西藏后被分配从事地质勘探工作。接着，和平区二十一中应届毕业学生组成西藏小分队赴藏。1976年10月14日，河西区人民公园中学组织赴西藏雪莲小分队，队长李莉率领队员赵萍、荣克岭、张诩、左劲松、郁伟光、王宝久、高慧文等8人赴西藏日喀则地区插队。同一天，《天津日报》发表了他们撰写的《给全市应届中学毕业生的一封信》，并配发了一张他们在北京天安门前宣誓的照片。与此同时，塘沽区第七中学的6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在队长王跃河的率领下，成立赴西藏雄鹰小分队，抵达拉萨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据雪莲小分队队员左劲松回忆：“我在西藏插队时赶上恢复高考，县里送我上了中专，后来我通过自学考上西藏大学，毕业后在西藏工作、成家。返津后，我对西藏魂牵梦绕，也‘常回家看看’，并送大学毕业的孩子去西藏生活、锻炼，反哺西藏人民的厚爱。”
1967年，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安排，凡内地援藏人员，因父母生病均可调迁内地工作。1978年内迁工作全面铺开，但军工企业援藏人员尚不在范围之中。20世纪80年代，相关文件规定援藏15年以上的人员可以申请调回内地工作。红桥区支边女青年周承榕，1965年援藏分配在拉萨水泥厂，在西藏结婚生子。她的丈夫李渝生20世纪60年代随叔父从四川重庆入藏，先当通讯员，后任水泥厂钳工，技术过硬，曾被派往援建日喀则水泥厂，受到表彰。按政策，夫妇相继被调往天津石化公司机械厂技术科、长丝厂仪表中心工作，直至退休。
1982年国家有关部门下达进藏人员全体一律内迁的通知，按规定早期支边青年和后来进藏的青年学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先后返回内地，大批天津籍人员离开西藏重返家乡，调转手续、安置单位、住房工资实现无缝对接，标志着以迁移户口进藏参加建设边疆历史的终结。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阶段（1979年延续至今）
这一阶段，援藏工作出现新特点：一是中央援藏力度加大；二是行政和技术干部“轮番援藏”，物质援助与智力援助相结合；三是天津红光中学专设西藏班，在内地为西藏培养人才；四是援藏地点由多个地区逐步集中为昌都地区。援藏人员一般在藏工作时间为两三年。
红光中学1985年第一批预科藏族学生进校
改革的春风使全国各地的援藏工作，进入历史的崭新阶段。1979年，天津市政府组织对口支援西藏的人员总数达到108人。5月20日，由64位大学教师、各行业专业技术干部组成的援藏团队从天津出发，由陈振恒任队长兼书记。他们经过十天的路程抵达拉萨，有的分配在自治区部委工作，有的在西藏的大学以及中学执教，呈现出智力援藏的新特色。第二批44人主要由天津市属机关干部、市局机关干部、区机关干部以及部分中学教师组成，6月抵达拉萨。他们被分配在昌都各级政府机关和中学任职，给西藏地区带去了新思想、新观念。
1984年，中央决定由京、津、沪、川等九省市支援“西藏四十三项工程”建设。天津负责那曲地区人民医院（6000平方米）和风能实验站（1200平方米）的建设任务。由市建六局全面负责规划设计，天津卫生局、物资局、经协办、市成套局等22家单位积极参与。市卫生局负责配备人民医院医疗设施，如期安全交付使用。同一年，天津二建四公司接受援建拉萨剧院施工任务。工程技术人员分五批，总数达到400人，先后进藏组织施工。1985年8月，以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施工。拉萨剧院（后改称西藏人民会堂）成为拉萨市的新景观之一，为丰富藏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
由天津市援建的西藏人民会堂（原名拉萨剧院）
为了智力支援西藏，培养更多藏族人才，天津市红光中学积极响应党中央教育援藏的号召，于1985年成为全国最早的三所内地西藏校之一和天津市唯一的一所藏汉学生共同就读的完中校。二十多年来，红光中学为西藏培养了大批初高中毕业生，为党的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许多毕业生考入全国重点院校，一代代有知识的藏族学生，相继返回西藏，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88年，又有26名天津籍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援藏，前往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工作。天津对口支援昌都后，天津援藏干部工作进入常态化和制度化，前后组织多批干部轮番前往，源源不断地到该地区工作。1995年4月，天津出资3100万元援助建设昌都地区芒康盐井乡松达电站，这座总容量2400千瓦的电站，由天津水利局负责，经过一年零六个月建设交付使用，为促进盐井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改善当地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天津的援藏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各方传媒也在不断宣传援藏人员的事迹。祝愿在雪域高原上的天津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