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创伤、内疚和情感的谱系:
鲁斯·莱斯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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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玛琳·戈德曼 采访
郭枫 译
张春田 校
作者单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里格艺术与科学学院
译者单位:爱丁堡大学东亚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载于《外国美学》39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24
玛琳·戈德曼(下以玛代之):您在《创伤:一项谱系》和最近出版的《从内疚到羞耻》两本书中都明确运用了谱系学的形式,能否请您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形式在进行情感研究方面如此吸引您?谱系学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分别是什么?您会如何描述这一方法在社会政治维度的价值?
鲁斯·莱斯(下以鲁代之):我自认为是一名思想史学者,我的写作方式被我自己称为“当下的谱系学”,即意味着我倾向于探究和书写当代人类科学中的发展或范式,这些都有着相对近期的(也相对密集的)历史或系谱。我的目的是同时书写令我感兴趣的那些发展、范式(或概念、议题)的历史,以及通过对当下的讨论进行谱系式定位和批判式论析来对其进行干预。
我关于创伤的那本书便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在书中,我描述了自19世纪末至今关于精神创伤之概念的谱系,并且,我以两章关于当代人物的讨论作结,他们的理论或观点可以被证明与一些早期的理论有许多相同之处,而那些理论我并不同意(如Bessel van de Kolk和Cathy Caruth的著述)。我在2007年出版的关于“幸存者内疚”概念变迁的一书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我将“幸存者内疚”的概念起源追溯至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著述,追踪了这一概念在战后的发展,即战后精神分析师和精神病学家试图运用“幸存者内疚”的概念来帮助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时所展开的工作,并以最后两个章节对晚近的理论家进行批判性评估,如伊芙·塞奇维克(Eve Kosofsky Sedwick)和阿甘本(Giogio Agamben),他们将内疚的概念置换为羞耻,所采用的方法具有一些共同的关键性特征,这些特征也是我试图进行描述和批评的对象。
我在哈佛大学接受科学史的训练时,正值福柯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但当我表达对他们著作的兴趣时,却几乎没有在教研人员中得到鼓励。这种情况在我1975年来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发生了变化,因为在霍普金斯大学,尤其是它的人文研究中心,人们对于理论兴趣浓厚,特别是其时法国的理论(不仅是福柯,还有德里达、基拉尔、斯塔罗宾斯基、拉康,以及其他理论家)。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我想要参与到霍普金斯大学知识分子圈层的生活中,就需要做些追赶的功课。多年来,我经常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授一些福柯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疯癫与文明》、《性史》(第一卷)、《规训与惩罚》,以及《精神疾病与心理学》。正是在这些年中,我读到了他的文章《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在福柯提出的谱系概念中,我发现很有价值之处在于,他基于强调某种可称作是更结构性的方面,而拒绝对历史采取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处理方式。当我自己开始撰写一部关于创伤概念的历史时,我觉得也需要采用他这种谱系式的方法。过去被尝试运用过的线性方式并没有,也并不能合理地处理我所看到的结构性重复,这种结构性重复是关于心理创伤持续理论化的特征,是某些理论及实证实践中确实存在的困难和张力,它们倾向于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与关键节点一再地浮现。在我看来,去关注每一个那样的时刻和结点的独特性,同时也对盘绕着它们的那些结构性重复保持警惕,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正如福柯的观察:谱系学“在一个互相缠绕、混乱的羊皮纸上的领地中运作,这些羊皮纸上已被划过和重写过多次”。他还指出,谱系必须记录“任何单调乏味的终结性之外的事件的独特性”,它必须“对这些事件的反复出现具有敏感性,这并不是为了为它们的演变追迹一个渐进的曲线,而是为了对它们在其中扮演着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予以分离”。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试图对福柯的这些教导作出回应。
在关于创伤的书中,我所感兴趣的结构是关于模仿在创伤受害者受震惊的体验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创伤理论中以模拟的语汇而想象创伤,及相反的——以反模拟的语汇理论化创伤之间持续的张力和摆荡。
我想说明的是,一方面,创伤受害者的体验被理解为涉及一种对他人的模仿或模拟的沉浸中,其如此之沉重以致否决了创伤受害者与侵犯者之间的任何区别。在这种模拟模型中,创伤受害者被想象为被相当程度催眠的人,他们被卷入催眠师的指令中,对其产生认同,由此,他们无法与催眠师拉开距离,而是以一种强迫式地重复或演练进行盲目模仿。因此,模拟模型将作为创伤冲击特征的失忆视作催眠后造成的遗忘之翻版。此外,正如我在关于创伤的书中所解释的,在模拟模型中,对侵犯者或其他人无意识地模仿引起了对受害者证词有效性的怀疑:因为受害者被理解为受到创伤而进入一种模仿产生认同的被暗示状态,模拟模型让人不能不担心其中存在的催眠暗示和或多或少捏造虚假记忆的问题。最后,由于在模拟模型中创伤受害者被认为与侵犯者产生认同,他们便被判定为既为直接针对他们的暴力所占有,又正因此而与之同谋。
第二种模型,或称反模拟模型,也同样倾向于将模仿作为创伤体验的基础,但其对模仿的理解有所不同。反模拟模型并不设想创伤时刻的受害者盲目地、被催眠式地沉浸于暴力场景中,而是想象他们能够模仿式地屈服于施暴方,不过这种屈服允许他们保持旁观者的模式,能够目击并向他们自己再现正在发生的事情。结果是否认创伤受害者沉浸在创伤暴力中并因此与之共谋的观点,在受害者和外部事件或侵犯者间建立起严格的二元对立。正如我所论证的,反模拟模型与以下观点一致,并经常让位于以下观点:
在这些互竞的创伤模型中,我感兴趣的是,自19世纪末起,理论家们在模拟和反模拟模型之间游移摆荡的方式。我的论点是,创伤概念的结构以这样的方式被历史性建构:它同时引发人们从模拟反模拟两极摆荡中的任何一端来解决,并抵制且最终使得所有这样的尝试都失败。我的主张是,这种模拟反模拟的两极摇摆赋予了从那时以来关于创伤性质争论以结构,我在以往著作中试图识别和分析的正是这种结构。我并不想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去呈现创伤之历史的重要片段,或是将其作为持续展开的历史发展的一部分,而是想要表明,这些事件既具有爆发性特征——好像涉及的问题都是第一次出现,亦具有重复性特征——因为每个片段都重复着同样的困难和矛盾,这些困难和矛盾自始以来便困扰着对于创伤的概念化。
我更近期的研究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幸存者内疚”概念的变迁,以及近年来内疚被羞耻概念所取代,在此研究中,我再次发现从谱系来着手多么有用。我试图表明,幸存者内疚的概念与受害者对他人或侵犯者的模拟关系(催眠式—沉浸式)——或认同关系密不可分,而如今的羞耻理论则把焦点从“内疚主体在无意识模拟中屈从于侵犯者”转移到“羞耻主体通过反模拟的意识而被目击”。不过,我在这本书中并不像在之前关于创伤的书中那样,侧重去表明模拟和反模拟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出现在每一个我所讨论的文本之中,而是更侧重追踪近年来从内疚到羞耻的整体转向。
换言之,在我看来,运用谱系学方式的一个明显优势正在于,它有助于显示出这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结构特征。而它的弱点,正如运用任何一种既定的方法一样,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采取批判性的策略,那么对于谱系的询唤必然成为一种空洞的姿态。
由于我不相信任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或途径仅就其本身而言具有具体的社会政治预设,我也不认为我所采取的这种谱系学方法有任何具体的社会政治价值。不过,根据我所追溯的历史,我确实看到了一条共同的、连接式的线索将我的两本书联系起来。这条链接线索关涉的,是我认为当代创伤和羞耻理论中被我称为反模拟的倾向所导致的错误后果,这些后果在部分层面是伦理性和政治性的。但在这两本书中,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展开分析,其次才是论及社会政治的层面。
玛:是什么吸引您去探究创伤,或者借用你的说法,研究“一种特殊形式的遗忘”?更确切地说,是否有具体的关于创伤的特征促使您去质询创伤概念的发展?这些特征可能存在于惯见的、更理论化的对于创伤的理解之中,包括《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的条目。
鲁: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创伤问题,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我来到霍普金斯大学后,其中一项工作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来整理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的文稿,包括其个人的以及在机构中的文件。他是一位德籍瑞士裔的神经科学家,于1892年来到美国,担任过各种重要岗位,主要是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精神病学教授,对20世纪上半叶整个美国精神病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迈耶秉持着瑞士人的好习惯,保留了他所收到或撰写的人们可能想到的每一封信件、文件或文章,因此,由于他认识所有重要的人物并参与过领域的一切事务,他所留下的文稿构成了体量丰富、内容精彩的收藏。基于我整理迈耶遗留文稿的工作,我对20世纪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发展开始有了很好的把握(迈耶在思想领域最大的对手是弗洛伊德,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始终困扰他的理论路径,他称之为精神生物学)。虽然迈耶的名字可能并不为许多对精神分析或更广义的人类科学领域感兴趣的人们所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些观点被拉康在早期对于偏执和人格的著作中一再提及。
我作为研究19世纪英国神经科学发展的历史学家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尤其关注围绕脊髓反射概念最初构形的种种争议,这也是我学位论文的课题。马歇尔·霍尔(Marshall Hall)和乔安娜·慕勒(Johannes Muller)在1832—1833年间声称,延髓(medulla oblongata)以下的神经系统“机械式”地以严格的“感官-运动”或“输入-输出”反射基础的方式运作,这似乎提出了人类行为的物质主义解释,并因此威胁到被珍视的关于心灵或灵魂的非物质性的宗教观念。因此,关于脊髓反射概念的有效性与意义的论辩预示着后来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议,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其奠定了基础。不过,我现在开始把注意力转向20世纪人类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在20世纪的发展历史。我发表了一些文章,探讨了迈耶与弗洛伊德、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荣格(Carl Jung)、约翰·布鲁德斯·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及其他重要人物之间的关联。
此外,在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那些年里,我应精神病学系主任保罗·麦克休(Paul McHugh)之邀,定期参加该系的大巡诊活动,麦克休曾受教于英国精神病学家奥布里·刘易斯(Aubrey Lewis)——后者也是迈耶从前的学生。那是一段对我而言非常有用且极具启发性的经验,在我脑海中激发出风暴般的疑问。精神病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动既令我着迷,又令我困扰。我感到,职业的精神病医生对那些实证的科学知之甚广,但对于病人和精神病医生互动中“交互的/互涉的”维度却大多并不敏感。他们专精于将病人看作样本、案例,或是各种临床诊断类别的代表,以及从客观的因素和趋势方面探讨个体的生命历程,但对于那些在过程中也会发生作用的微妙的、无意识的力量,以及作为非弗洛伊德派的他们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忽视的互动,他们却缺乏处理的能力。不过,在那期间,我了解了海量关于科学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如何被运用和处理临床问题的知识,这尤其是因为大巡诊议程中关于病人的报告很大程度上仍然符合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在19世纪末引入的临床模式。这段经历对我而言非常宝贵,我一直很感激能有这样的机会,以这样的方式亲证了精神病学在实际中的运用。在我进行迈耶的档案整理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与兰德·埃文斯(Rand Evans)共同出版了迈耶和重要的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雷德福·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的通信集,他们这段发生于1909至1918年间的通信讨论了关于人类科学的基础,并因两人无法达成共识而发生两次中断通信。这些信件非常有意思,我很享受合作编辑这些材料的工作。
这一切的经历,使我得以沉浸在1890至1920年间美国的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和哲学思想中。那时我已经对弗洛伊德有相当多了解,不过,当时我所接触的大部分人文学者都在读拉康的著作(一部分人也读弗洛伊德),我也在同时阅读19、20世纪之交美国临床和学院机构层面有关精神病学的艰涩文本,以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及其他迈耶所打交道和阅读的人的著作。我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这些材料,包括开设了一门围绕詹姆斯有关自我和意识观点的课程。
新英格兰心理治疗师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的一部著作格外吸引我,这本书曾经有名,和弗洛伊德的朵拉案例同年问世,不过当我读到这本书时,它已经基本被人们遗忘。这本书专门分析了一个病人,被作者称为博查普小姐(Miss Beauchamp)的年轻女患者,她患有多重人格。作者普林斯对其病人的病史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述,不仅表明模仿和催眠的主题对于理解创伤和解离(dissociation)概念多么重要,亦显示出作为心理治疗师的作者把握这个案例时的难度。这个文本成为我的一个心结。我想要了解那些特定场景之所以发生的意义和重要性,即病人和普林斯之间进行催眠式模仿产生认同的场景和画面。正在那时,我有幸读到了米克尔·博奇雅各布森(Mikkel Borch-Jacobsen)的《弗洛伊德式主体》(Le Sujet freudien)(后被翻译成英文),这本书以解构的精神对弗洛伊德提出的认同和欲望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哲学分析。
△《弗洛伊德式主体》
拉普兰什(Laplanche)和庞塔利斯(Pontalis)将“认同”定义为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主体“吸收对方的一个方面、特征或属性,并全部或部分地按照对方提供的模型发生转换”,他们还补充道:“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认同’过程,人格才得以被构成和确立”。通常,弗洛伊德将歇斯底里患者的认同视为主体对于所爱之物的无意识的欲望所导致的结局或后果,因此,他将认同置于次于主体的力比多趋向的位置,或是视为后者的一种表现。不过,博奇雅各布森通过对弗洛伊德艰深文本的细读,提出弗洛伊德同样颠覆了他自己展开分析的条件,弗洛伊德将认同视为原始的,即先于欲望的存在,而因为认同牵涉到一个自我对他者的模仿,就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而言,这一过程都无法与其中的自我相分离,这一过程也必然已使得欲望被包含在其中。
针对博奇雅各布森的讨论,精神分析中催眠和暗示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因此,博奇雅各布森表明,对弗洛伊德而言,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催眠式的和谐关系体现了这种原始的、无意识的认同运作。而且,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对暗示催眠现象着迷,并为之所困惑,这集中在催眠模拟认同过程的性质问题上。催眠的性质问题在弗朗索瓦·鲁斯唐(François Roustang)看来也同样重要,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曾经接受过拉康的精神分析,他在20世纪80年代常常来访霍普金斯大学,我也与他成为朋友。
我为茱蒂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琼·斯科特(Joan W·Scott)所编的《女性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化》(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一书撰写了一篇关于莫顿·普林斯书中的博查普小姐案例的论文,我想我是女性主义圈子里最早通过强调认同的概念来理论化身份认同和性别议题的学者之一。在那之后,我很快便看到了写一部以创伤概念为主题的专书的可能性,因为普林斯发表了他的博查普案例时,歇斯底里或解离作为一种创伤性紊乱观念已经是人们的共识。而我的书可以围绕其他主题来组织,譬如围绕多重人格或是解离。实际上,当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就曾邀请我到多伦多大学发表关于我研究的演讲,他自己也正在进行关于多重人格的研究,与我的研究形成丰富而有意义的交叠。但我发现,对我来说,最有成效的方式还是将我感兴趣的材料作为对创伤概念谱系的贡献来进行发表。我的关切在于,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这使得创伤主题是当代美国精神病学发展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女性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化》
在构思创伤一书之前,我还发表了一篇分析“炮弹休克症/弹震症状”(shell shock)和催眠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对皮埃尔·詹妮特(Pierre Janet)研究的讨论。当时,我对他的著作以及如茱蒂丝·赫曼(Judith Herman)这样的当代创伤应激障碍领域重要学者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写这篇文章,是出于我对暗示或催眠在治疗战争官能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一问题的兴趣。我发现了瑞士心理学家爱德华·克拉帕雷德(Edouard ClaparèDde)对情感记忆的精彩论述并为之着迷,他利用弗洛伊德对情感的讨论来批评同时代其他人所认可的情感再现概念。在克拉帕雷德的讨论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情感是否属于一个可以与本能和驱力相比较的再现系统。大多数以催眠来治疗弹震症受创者的精神病学家认为,战争官能症患者所经历的那些惊恐一类的情感会在患者脑海中持续而逼真地存在,就如同电影卷轴上的影像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根据他们的说法,病人的情感/情绪可能被解离或压抑,但不会消失,而是以被遗忘之记忆的形式载入了潜意识之中。对这些精神病医生来说,正是因为情感与其他经历一起参与到同一个再现的系统中,所以可以在疏泄性催眠性治疗中被召唤和再现。换言之,医生认为病人无法遗忘任何事,即使进入这些情感记忆的意识被阻断,病人们也会无意识地保留每一个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个事件的完整记录,即使是细枝末节。结果是,原则上,这都会使得那些记忆可以在疏泄催眠的治疗过程中被带入意识和再现之中来把握。
不过,克拉帕雷德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他提出,对战争官能症的催眠疏泄治疗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复苏患者过去所经历的那些情感事件——作为“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再现,而是取决于在当下重复最初的情感经验、保持与最初同样的强度。因此,他提出,在疏泄催眠治疗中那些充满感情的再生或重现(或我们现在所说的“闪回”)特征并不能被用来找回情感记忆,最充分的理由是,那些记忆并不存在。克拉帕雷德提出,实际上,情感违背某种再现经济的逻辑,因为正像弗洛伊德也曾指出的,情感的连结与认同总是在当下被经历,而不是像回到过去一样。这一主张唤起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问题,即疏泄或催眠,或实际上的移情,如果真的有效,是如何达到治疗效果的。它是否是通过将解离或压抑的事件转化为可以在之后被叙述和重置于事件发生时的过去中的再现,从而使得弹震症受害者或歇斯底里患者记得这些创伤事件来达到治愈效果?又或者不是这样,而是通过使患者在当下释放情感,就像事件重新发生了一遍一样以达到治愈效果?如果实际情况是后者,那么,通过催眠使病人能够记起并讲述其受到创伤刺激的经历而达到治疗效果,这样的观点便会受到挑战。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仍持续困扰着创伤领域的研究,正因如此,克拉帕雷德的论述才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得以准确地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他的研究如此重视,并同样关注詹妮特对解离和催眠的相关讨论,以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官能症的整个讨论。
疏泄治疗或暗示性治疗的问题也是费伦茨(Ferenczi)晚期关于战争官能症研究的核心,因此,我理所当然地也讨论了他的观点。这其实格外必要,因为在我看来,费伦茨晚期对于创伤、歇斯底里和解离的研究总是受制于关于创伤和儿童虐待在歇斯底里中作用的最简单的那些观点。因此,我花费了一段美妙的时光,来弄清楚费伦茨非凡的《临床日记》(Clinical Diary)在我看来的意义。这本日记当时才第一次出版,记录了他在理论和实际治疗方面复杂而相互交织的思考。在我的书中,其他章节也依序展开,包括讨论弗洛伊德本身,讨论英国精神病学家威廉·萨根特(William Sargant),后者为在敦刻尔克战役后患有战争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症的士兵进行治疗。我也讨论到同为精神病学家的贝塞尔·范·德·克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以及文学批评家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对创伤理论的贡献。我记不清是如何接触到阿兰·扬(Allan young)关于创伤应激障碍如何被发明的研究了,不过我在撰写创伤这本书时读到了他的著作,并印象深刻。我吸收了阿兰的见解,一直以来,他都是对我研究颇有助益的对话者。另一位让人珍惜的对话者,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是文学研究学者和理论家沃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
玛:在你对创伤的研究中,你对反认知模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述,根据你的观察,这些模型“通过神经生物学话语来解释创伤记忆”,将研究的关注点“从‘思想’(mind)转回到‘身体’(body)”层面,为什么这些包括凯西·卡鲁斯观点在内的反认知的模型仍然如此受欢迎?换言之,为什么那些主体间的、对象关系式的、认知主义的路径对于创伤研究来说缺乏说服力?
鲁:如今,以非认知方法来处理创伤吸引了这么多人,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来说,是“多重决定的”(overdetermined)。原因包括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反应,体现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第三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1980)中,该手册摒弃了作为组织心理疾病模版的精神分析,而倾向更早期的、看起来非理论化的分类模式,以有机疾病的模式来理解精神障碍;原因还包括,今日的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对各种具身化的迷恋,以及身体在关于主体性的研究路径中被忽略了的广泛认知;同时,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出于对神经科学的着迷,常常天真而不加批判地引用科学家的著作,如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研究;与之相关,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情动转向也是原因之一,这一转向通常涉及认为情感必须脱离认知而形成独立系统的观念;原因还包括对人类之外动物问题的关注有加,这种关注提出怀疑:如果认知主义,如同哲学家们常常认定的那样,被定义为涉及非人类动物并不具备的“命题内容”的评价过程,那么对动物的关注就会引起对“动物的情感也会有认知维度”这一观点的怀疑。这种种原因,加上其他的因素,造成的共同结果是,人们倾向于排斥创伤和情感涉及任何一种认知的观点,而是把创伤当作发生于身体的生理过程。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反认知主义的流行,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或后历史主义理论家中受到青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乍一看,我们很容易认为对于如伊芙·塞奇维克这样思维复杂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来说,精神病学家贝塞尔·范德克尔克关于创伤生理学,或是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提出的观点太过于简约了。后者认为六种或七八种基本的情感在大脑中固定发生自动运行,并不涉及这些情绪感受对有机体的意义。但我认为,创伤和情感非认知理论在后现代理论家中流行,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他们所热衷的科学家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
因此,在我关于创伤的书中,我提出解构主义批评家凯西·卡鲁斯被范德克尔克关于创伤的神经科学方法所吸引,这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认识论本体论的追求。他们都认为,对创伤经历的闪回和噩梦都是对过去创伤事件的真实记忆。他们也同样认为,这些症状是对创伤的确切完整复制或再现,并以此存在于再现之外。范德克尔克认为,创伤闪回或记忆重现的本质意义是其属于一个不同于普通记忆的创伤记忆系统,并以此切断或解离了与普通追忆、符号化及意义的关联。在卡鲁斯的论述中,同样的观点以解构的形式被表达。她声称,被范德克尔克等人认为受害者创伤经验中特征化的意识或再现中的困境(aporia)或差距(gap),代表了在德曼(Paul de Man)看来的“能指的物质性”,那个物质性的时刻同时属于语言,但又与表意或意义的言说行为悬置性地隔绝。
同样,我在近期关于内疚和羞耻的书中试图表明,当后现代理论家伊芙·塞奇维克提倡某种关于羞耻的说法时,她同样标举这种非认知主义的名义,如同情感理论家和科学家西尔凡·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所致力发展的观点。我想表达的是,塞奇维克放弃了对于情感的精神分析性描述,转而依据汤姆金斯及其追随者提出的进化式方法,认为情感是大脑中离散的、基因上的“硬件程序”,由我们所称的“对象”所触发,不过对象也不过是内置的生理行为反应程式的触发点。汤姆金斯的论述之所以令塞奇维克感兴趣,正是由于其这样的观点:情感构成了一个与认知彻底分离的系统,情感作为独立的系统,因此可以以自我激励或自我惩戒的方式释放,与任何的对象无关。
我目前正在撰写一本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关于情感的实验和理论方法之谱系的专书。我会用几个章节来截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情感研究的历史,包括介绍汤姆金斯、拉扎勒斯(Lazarus)、扎荣茨(Zajonc)、艾克曼(Ekman)及其他学者的著述。我的目的之一,在于考察和强调对占据主导地位的汤姆金斯—艾克曼范式提出挑战的那些研究,以此来表明,在汤姆金斯—艾克曼范式名下的那些主张所成立的实证基础,并不像这一范式的支持者们所认同的那样稳固。我还会在书中论及近期情感研究的发展,包括在文化批评领域中广泛流行的情动转向。
我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么多文化理论家——包括地理学家、政治理论家、新媒体研究者及其他分支领域的学者对情感的议题如此热衷,并被一些神经科学家,如勒杜(LeDoux)和达马西奥的论述深深吸引。因为我认为,支持以非认知方法处理情感的实证依据很薄弱(我已经在关于内疚和羞耻的书中尝试指出这一点,并将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详细论述)。这一点是可以被证明的。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这种方法如此着迷,这是令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文化批评和神经科学之间的交叉讨论如此复杂,但在根本上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反认观,或我更愿意称之为他们共同的反意向主义。我的观点是,无论文化理论家和他们希望引用其研究成果的神经科学家之间存在怎样的学术取向差异,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认识到他们共同的理念:他们都相信,因为情感是关于身体的物质性过程,所以从根本上独立于意向和意义。简言之,他们致力于表明这样的观点:情感是一个系统,意向或意义或认知是另一个系统,两者之间有着彻底的分离。对于文化理论家,以及对他们来说跨越了学术背景、研究方法和方向差异的神经科学家而言,情感都是一个自动反应的过程,被认为发生于意识和认知的限度之外,而完全扎根于身体本身。换一种说法,即他们共同致力于表明:在主体情感和其对其所处情感处境的判断之间存在着一个落差,以至于认知或想法来得“太迟”,使得意向、理念或意义来不及对通常由它们导致的行动和行为发挥作用。结果是,行动与行为被独立于思想的物质身体性质的情感程序、特性或系统所决定。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我要研究的那些文化理论家们对各种事件、人物或文本可能对主体在认知和意义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不感兴趣,这包括政治事件、文章、讨论、电影或其他的表现形式。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些对于观者身体层面上产生的无论大小的情感影响。近来文化批评领域整体的情动转向,其要旨在于将注意力从政治讨论或意识形态层面转至个人阈下的或次人格的物质情感反应中,认为政治的影响在这里才真正发挥了作用。我将论证,理论家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和其他观点相似的学者们作出的意识形态与身体以及意义和情感的脱节的假设,其导致的其中一个后果是,人们对政治思想与理念的关注相对减少,转向一种“本体论”式的关切,是关于人们周边政治意象与政治再现引起的身体情感经验。
今天这么多的情感理论家都提出情感与认知的分离,其整体意义在于使情感与观念或意义之间的关系变成任意的、偶然的,这种方式与弗洛伊德的情感压抑说不同。正如我在关于内疚和羞耻的书中所指出的,弗洛伊德的“自动游离性焦虑”似乎是出于压抑的作用,脱离了明确的对象而自由地、不受约束地出现,但是焦虑的人并不是真的不为任何东西而焦虑。但对汤姆金斯及其追随者而言,新生儿不知所谓的哭泣这种焦虑,正是“无对象”情感的典型范式。由此,他们认定,对象引发情感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认知论者和非认知论者观点的分歧或许可以追溯到对威廉·詹姆斯情感理论的讨论,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二战之后所展开的论争。
认知主义被认为不如非认知主义具有说服力,另一个应被提及的原因是,前者常常囿于对认知的某种特定图像,在此图像中,认知与提出命题或秉持“命题态度”有关。换言之,认知主义被认为与人类做出语言命题的能力相关,这种立场似乎在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划出了一道鲜明的鸿沟,认为后者不具备人类语言的能力。这便是科学哲学家保罗·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s)对认知主义立场的界定,并以此来表示反对。我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认知主义立场并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把意向限定于人类。我们没有理由否认,非人类动物具备一些认知和意向性的能力。事实上,在我关于二战后情感研究方法之谱系的新书中,我将回应的一个挑战便是为动物的认知和意向性描述正名。我对意向性一词的使用取自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之意,指涉直接针对对象的精神状态,包括信念、判断、愿望和认知。这显然是一个庞杂而棘手的问题,也是我认为无法回避的难题。在这方面,我注意到曾对艾克曼情感和面部表情研究方法做出精彩批判的科学家艾兰·弗里德隆德(Alan Fridlund)把情感作为意向状态来处理,因此,这一议题在情感研究中非常值得被讨论。我将利用所能找到的材料来帮助自己思考这一问题。我在一些哲学家的论述中发现了对这一议题以及对非人类动物的意向性的相关讨论,包括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大卫·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in)、杰森·布里奇斯(Jason Bridges)和其他的一些学者,非常具有启发性。我还希望补充,认知这一术语可以暗示着对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处理系统的关注,这与我所讨论的理论家们赋予这一术语的含义相去甚远,这也是为什么我更愿意把对情感性质的讨论厘定于意向主义和/或反意向主义的框架,而不是认知主义和/或反认知主义的框架。
最后,认知方法被认为缺乏说服力的原因还在于,它被指责与生命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发展甚少关联。哲学家们倾向于赞同认知主义立场,而由于他们在整体上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论述带入到实证科学的发现之中,所以他们的观点看起来与之脱节,不具说服力。不过,时至今日,一些哲学家开始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与科学家相逢。例如,我想到哲学家肖·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他对去神经化病人的身体意象和身体示意图,以及语境化在脑损伤功能恢复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去神经化的病人是那些失去了可以支配日常行动习惯的正常反应感的人。加拉格尔讨论了一位这样的病人,他从颈部以下失去了触觉和身体感受,因而缺少控制行动所必要的正常反应能力。因此,他不得不为尝试做出的每一个简单动作做出有意识的心理决定,这使得他几乎完全无法自然地移动。加拉格尔从具身现象学的角度对病人的活动受限做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分析,总体看来,他非常密切地关注着神经科学最近的发展。
一些哲学家可以被定性为扶手椅上的空谈理论家,他们并不承认当代科学的贡献,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并不是我们把有效性存疑的实证发现当作真正事实的借口,就像格林菲斯在认可艾克曼关于基本情感的研究时所做的那样。
玛:很有趣的一点是,您在《从内疚到羞耻》一书中追溯了与上述讨论相反的趋势,即以反模拟的、认知的方法处理集中营受害者情感反应的历史。从内疚到羞耻的这种转变对我们理解自我与身份的文化概念有哪些启示呢?
鲁:从内疚到羞耻的转变告诉我们,在今天关于羞耻的理论中,以及当今文化理论研究领域突出的、普遍性的情动转向中,对意义和能动性的关注已经被对身份和个体差异的兴趣所取代。我的论证是,经历大屠杀之后,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表示,他们为自己在那么多人死亡的情况下能够存活下来而感到内疚,这种幸存者内疚的概念之后被战后精神分析学家等人作为“幸存者综合征”的决定性特征,以之来持续关注集中营经历带来的长期影响,以及帮助这些幸存者向西德政府索要赔款。无意识地认同他人的想法是幸存者内疚概念的核心,这意味着幸存者内疚的理论化仍在一种意向主义或认知的框架内进行。
因此,根据共识,内疚感关涉一个人的举动,即你所做的事,或你希望、幻想你所做过的事,因为对弗洛伊德而言,无意识并不区分意向和行为、虚拟和现实。不过,正如我在书中所呈现的,羞耻感所涉及的并不是一个人的举动,而是你是谁——你与其他人的所有不同之处。据羞耻理论家们看来,羞耻并不意味着对于你想象的或真实做出的行为而感到内疚,比如:在恐怖的时刻无意识地认同掌有权势者,因为你暗自希望自己处于某个地方,而不是这种卑微恐惧无力的境地;羞耻仅仅意味着一些独属于你的个人经验,这些经验决定了你是谁。并且,虽然羞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经验,但它却被理解为是比内疚更积极的情绪,因为它蕴含应急和变化的可能性。使人产生内疚感的真实或幻想的行为在原则上无可挽回,而羞耻感虽然是令人感受剧烈的负面情绪,但从自我的一些方面考量,是可以进行改变、修正的。例如,我可能会因为我的酷儿身份感到羞耻,但我也可以学着因此而自豪,又或者,我可以决定去改变我身份中任何令我不适的方面。
换句话说,从内疚到羞耻的转换中所发生的,是从内疚理论的那些关注点——个人的意向和行动的意义,转为关注一个人情感经验(羞耻感)的要素,或如我所说的,关注个体差异。这种转变被塞奇维克及其他学者当作规避与内疚概念有关的道德观的一种手段。因此,羞耻理论的兴起可以被置于整个对弗洛伊德“压抑假说”进行质疑的背景之下。
在情感和认知/意义之间有一个落差,这种想法正是汤姆金斯、塞奇维克以及今天许多沉浸于情动转向趋势中的人们所感兴趣之处。对于汤姆金斯和其他理论家而言,我看到一条蛇即抛开,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危险的对象在我面前而不希望被其咬到。蛇令我惊恐,因为它们在进化史上曾惊吓到我的先祖。在这个假设模型中,蛇并没有在我的信念、欲望或意向中扮演对象,而是作为一个“触发点”或触线,引发一种自然而然的、固有装置性的反应,在我情感系统还没有了解或认知触发它的对象时,这种反应便迅速释出了。对于塞奇维克来说,她所感兴趣的,正是我的感受和我对引发这种感受的事物的认识之间存在的那个落差、滑距,或称“配合失效”。因为,根据她的说法,这个落差能够产生暧昧性和误导性,因此使变化得以发生:我的情感系统和我的认知系统之间的配合失效恰可能使我对导致我感受发生的对象认知错误,而正因此,我就有可能去做出改变。
塞奇维克认为,弗洛伊德观点中的那种关于情感的意向性描述通过强调被压抑的过去而压制了主体,就好像内疚的俄狄浦斯场景无情地强迫主体进入过去的重复和循环中,而没有松动与改变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汤姆金斯的情感程序理论吸引着塞奇维克,在她看来,正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改变与转变的更多可能性,因为此时我的感受(羞耻)和令我感到羞耻的东西(我的性取向、鼻型、头发的颜色等等)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完全偶然和不确定的。根据汤姆金斯的羞耻理论,羞耻经验激进的偶然性正是羞耻蕴含能量之所在,使之可以附着于自我的任何方面。这意味着,羞耻允许个人经验以激进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而避免了内疚的俄狄浦斯情景的代际锁定。正如我在最近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中所言,在这样的情况下,羞耻“在不涉及任何道德主义的情况下使身份产生和转变,并且,并没有在实际上赋予身份任何具体的内容”。塞奇维克也对羞耻的政治层面感兴趣,因为羞耻“生产并合理化了操演冲动源头的身份位置(即身份问题),但这并没有为身份的位置空间予以实质”。简言之,羞耻是一种技艺,将酷儿身份建立为一种纯粹的差异经验:“羞耻的一部分旨趣在于,它是一种标明身份的情感,但这种标示与描述并不会定义身份或赋予其具体内容。羞耻与内疚相对,它是一种负面的感觉,并不依托于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依托于一个人是什么……羞耻是一种依托于个人是什么的不好的感觉:一个人在经历羞耻感之时,便因此是怎样的人。”
在我书中的结论部分,我对倡导羞耻方法的研究者们为什么会被它吸引提出了一些猜想,并指出,这使重新看待主体成为可能。这种关于主体的观点,并不聚焦于针对一些真实(或想象幻想中的)行为的内疚体验,而是关注羞耻的个人经验与感受,这些经验独属于你,并使你成为你自己。这种观点避免了与内疚理论相关联的道德主义——无论内疚的概念怎样被理论化,它都始终内蕴着责任的意涵。事实上,幸存者内疚的说法一直引发着反对者的声音。他们认为,无论受害者多么无辜,都因其无意识地与侵犯者相认同,而承担着与暴力共谋的指控。然而,羞耻理论通过强调我们的个人身份与属性,将上述种种对责任的考量取而代之。实际上,如我书中所言,对塞奇维克及其追随者来说,羞耻相对于内疚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确保一个人的属性将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技艺,而事实上,它也是将(酷儿)身份作为关于纯粹差异的经验来生产的途径。最重要的是,我认为,一种在情感和意义/认知之间划出区别的理论使得讨论和意见分歧无关紧要。在我看来,塞奇维克关于羞耻的研究,包括推及汤姆金斯整个的情感程序理论,都符合一种特定的后历史主义逻辑,这种取向包含着一系列的努力:从致力于反意向主义,到支持物质主义,再到聚焦身份或个人差异的要素,凡此种种,都使得关于意念信念的意义不再具有讨论的重要性,而我们个人的感觉、经验则变成了唯一重要的关注点。我论点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强调这样一种逻辑,它突显出身份问题的重要,而不再耽于意义的讨论。塞奇维克认为,在对身份的理论化中,尤为重要是表明它是可塑的以及是由情感的多重性及其他或独立或相依的元素组合而成的。不过,在我而言,无论你认为主体是固化而稳定的还是多元而流动的,都并不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致力于强调身份的首要性,而因此离开了对于情感意义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样的结果是,当人们有着不同的经验和感受,他们并不是产生分歧,而仅仅是不同。
因此,从内疚到羞愧讨论的转变,其意义在于令我们的信念冲突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从不同人的角度去看待或感受一件事,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同样的事,彼此之间并没有冲突。如果你说你对同一件事产生了与我不同的感受,我有什么资格来反驳你呢?由此,从内疚向羞愧、从对情感的认知途径到非认知途径的转变,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完全摆脱了阐释或意义。我将这看作是一个错误,一个既在实证上被误导又在理论上有问题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我的论点与沃尔特·本·迈克尔斯在其精彩绝伦的《能指的形态》(The Shape of the Signifier)一书中的观点有着密切的对话。
△《能指的形态》
玛:在您最近于多伦多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我不禁注意到“F”打头的一词出现了很多次—当然,我所指的是弗洛伊德。您是否认为人们或许受到杰夫里·马森(Jeffrey Masson)这样的批评家的印象而误读了弗洛伊德?现在是否正是我们回看弗洛伊德本身的批评洞见之时?以及,为什么“认同”,作为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会问题重重?
鲁:我常常觉得弗洛伊德很适合品读思考。我相信很多人都误读了弗洛伊德,倒不一定是受到杰夫里·马森的影响。我觉得同样有趣的是,有一些人没有误读弗洛伊德,并且对他的文字有着出色的解读,例如博奇雅各布森和塞奇维克,但他们后来都转而反对弗洛伊德的观点。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精神分析的时代,以至于当一些理论家心血来潮重返弗洛伊德以洞悉人类精神的本质时,他们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行了物质主义式的解读,以使他的思想与晚近的神经科学的发现相合。仿佛有一种深入的、梦游一般的文化趋势,以对身体和生物科学的偏爱湮灭了任何有关心理无意识的理论。在我看来,在今天如此汹涌的关于情感的文化批评中所缺失的,正是与他者之关系的讨论,或者说,对相配、契合关系问题的关注。在弗洛伊德那里,这始终是一种精神关系,一种认同性力比多式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冲突的和模棱两可的,它既是沉浸的、认同式的,又是非沉浸的(或反射性的)、相竞的。但是,当情感被设想为由六种或七八种相互离散的“情感程序”所组成,当更为复杂的情感,如内疚,被认为由更多的基本元件混合而成时,我们还如何去理论化上述关系中的冲突?
换种方式言之,情感程序理论本质上是原子论式,设想存在着一套彼此离散的基本情感,其中更复杂的那些被声称通过一个添加或混合的过程而被释放出来。弗洛伊德那套关于爱与恨之间原始冲突的理论,让位于情感是自主而互相离散的这种想法。此外,对于汤姆金斯来说,情感本身具有“自主性”,即情感可以独立于对象、以自我奖励或自我惩戒的方式释出,因此在一个重要的层面而言,主体根本不需要自身以外的外部世界。因此,汤姆金斯的情感理论把主体的感受置于首位,这一主体并不需要一项心理学,并不需要一个外部世界。而在弗洛伊德式或任何持意向主义或认知论者的论述中,外部世界或他者是情感反应的重要因素:我们的情感是“关于”他者的(据弗洛伊德),我们对于他人或对象的(意义的)评价——一个在弗洛伊德看来必然是冲突的过程,挣扎在吸引与排斥、喜欢与相竞或爱与恨之间。
为什么认同的概念如此问题重重?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正如我在关于内疚和羞耻的书中指出的,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对这个概念感到不适,它内化于幸存者内疚的观点之中,认为在创伤发生的时刻,受害者无意识地认同了侵犯者或施暴者。幸存者内疚提出了一种令人困扰的景象,即受害者在心理上与暴力共谋。因此,幸存者内疚的批评者们并不是将弗洛伊德式的构想看作一种对被暴力围困的可怜心境的同情性想象,而是认为那些受害者通过被指责与强势的侵犯者共谋,而再次沦为替罪的羔羊。因此,几乎从幸存者内疚被提出并被认定为纳粹集中营受害者受折磨、被压抑状态之关键的那一刻起,批评者如特雷斯·德普雷斯(Terrance Des pres)等便开始对其整个概念发起攻击。他们所强调的,是一种前弗洛伊德式的或非弗洛伊德式的描述,即关于社会纽带、互相关怀以及全面抵抗等方面在受害者的幸存经验中发挥的作用。德普雷斯及其他反对者认为,如果认同真的在集中营中发生,那么所谓的对侵害者的模仿并不是以无意识的共谋式认同的形式发生,而是由被囚者和反抗者们实施的有意的、策略式模拟,这是为了确保自身在集中营的影响地位,并帮助其他被囚禁的人。也有人会说,德雷普斯对弗洛伊德关于受害者会无意识地屈从认同敌方的观点的反对,提供了一种前弗洛伊德式的主体叙述,即主体表现出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德雷普斯关于幸存者的讨论中,这种理论化与身体主题化突显携手并进,与当下对具身性理论化的关注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整个关于精神无意识的说法目前都遭受着攻击,因为人们渴望将身体和具身化作为纯粹物质性的、区别于认知的主题来对待,仿佛如果不拒斥精神无意识,便不能谈论身体。在我看来,今天许多情感理论家的观点事实上相当的二元论,即使他们自称是反二元论者或直接是一元论者。他们提出了意识和身体,再没有第三个词语,譬如精神现实或无意识。即使对弗洛伊德感兴趣,他们也只是汲汲于为弗洛伊德的作品提供一种物质主义的诠释,而通常的结果都是天真浮泛或乏善可陈。在这种情形下,值得谨记的是,弗洛伊德其实并没有忽视身体。的确,我们把“身心交关”(psychosomatic)概念的提出归功于弗洛伊德,没有人对身体如何以身体症状的形式承载了精神意义和冲突进行过更出色的解读。然而,如今围绕具身化的理论化却是以倾向于排斥弗洛伊德的见解或至少是将其彻底“物质化”的方式进行的。
对于以上种种,我还想从人文科学研究本身的角度来补充一下,弗洛伊德对情感的论述或评价理论中所询唤的那种叙述,对于科学家而言是很难适应的,因为它们不易符合实证科学的规范。如果赞同弗洛伊德和评价理论学家那种对于情感的意向主义诠释,那么便会发现,我们需要被迫在或多或少的自然、日常环境中提供关于生活经验车载斗量的描述,这种描述对于人类学家和弗洛伊德来说十分熟悉,也的确常见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但是它们却被普遍认为有悖于科学。同时,认同弗洛伊德和评价理论的人,也不得不触及一系列关于意向性之性质的极其困难的问题,包括传统上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如非人类动物的意向性。持情感程序理论观点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问题,因为他们依靠的是科学研究方法,如在测试情境下使用设置好情感表达的静止图像,这种方法方便易行,并与最新的成像方法兼容,如PET扫描和fMRI。如今,在实验室中研究情感的方法并不涉及用任何叙述性细节去记录实验主体的主观经验,因为他们只需要对表达各种各样情绪的照片或其他情感测试的刺激源做出反应。反向来看,实验主体的杏仁体和其他脑部区域的反应会被作为情绪反应的证据,因为情绪波动被等同于脑部激活。以这样的方式操作情感,就不再需要担心怎样去收集主体关于自身实际感受的详细记录。用“强迫选择”法来标记情绪反应包括要求实验主体从有限的情绪词汇列表中选择一个标签,作为自己的情绪表达,这种方法及相关技术的使用也有助于将记录主观反应的需求最大化地降低。
玛:在您看来,对反模拟方式的过分强调忽略了哪些自我与身份建构的其他方式?我想到了您对费伦茨做出的有价值的分析,而您没有论及温尼科特(Donald W.Winnicott),这其中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鲁:心理学家拉扎勒斯是近年来在情感程序理论的启发下尝试对自我与身份建构提出其他描述的学者之一。在1960年代,拉扎勒斯进行了重要的实验,表明目睹令人不适或紧张的电影会引起实验对象情感和心理的强烈反应。不过,他对于当时许多关于紧张感的研究持批评态度,因为他认为,研究者总是对刺激源做出判断假定,如判断作为刺激源的电影是否会带来紧张感,但不会考虑主体对此的个人评价,以及这种刺激对其而言意味着什么。拉扎勒斯在他的实验中改变了制造紧张感的电影的音轨,这在他的受试主体那里诱发出不同的反应。他总结道,这种紧张的威胁感并不是作为刺激源的一种属性而原本就“在那里”,威胁感的价值其实取决于主体的意念和处理方式。因此,拉扎勒斯强调主体对于电影刺激源反应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同时出于电影内容的复杂性和人类反应的复杂性,前者在其他研究者那里往往被以过分简化的方式来诠释。由于提出了这些论点,拉扎勒斯在维护认知主义或评价观的立场以针对那些反认知主义的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扎荣茨的著名论战中就体现了这一点。为了公正对待评价观中的人格问题,拉扎勒斯将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临床方面,放弃了他曾经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虽精致但人为设计痕迹颇重的那些实验。他在关于情感、认知以及人格方面的著述持续高产。不过在我看来,由于缺乏弗洛伊德在概念与叙述方面的独创性,拉扎勒斯提出的关于自我的框架描述最终显得赘余并有些枯燥。我觉得,相比于拉扎勒斯晚期退回到诊所之中,以便在更自然的日常环境里获取关于情感的描述,早期的他更为有趣,那时他是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但他看到了许多关于情感研究的实验室方法中的缺陷。当回到诊所的他开始用一些特定的“核心关系性主题”来形构自我的建构时,他的叙述总是变得冗长而相当无趣。或许去阅读一本小说也能带来相当的启发,且更为有趣。
我没有讨论温尼科特是因为对于精神分析的英国学派我还没有像对弗洛伊德和费伦茨那样有足够的钻研,这是唯一的原因。我也很希望能对他的著述有更多了解。
玛:谈到您目前的研究,您觉得卡鲁斯关于创伤的概念和情感程序理论学者对所谓的普遍情感反应的处理有什么相似之处?
鲁: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卡鲁斯和今天的情感程序理论家之间的链接或关联,可见于他们对于物质主义、反意向主义的共同取向。在我看来,这才是关键所在。
在我研究卡鲁斯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她如此明显地被医学精神科学领域重量级的创伤理论家所吸引,如范德克尔克。我阅读了很多范德克尔克的作品,觉得它们并没有很具说服力。对我来说,值得探究的问题在于,在自己的领域中,卡鲁斯显然在与德曼相关的高级理论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她开始对范德克尔克的论述心有戚戚?是什么纽带将那些看起来研究路径和方式如此不同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答案很快便十分清晰。他们共同致力于表明这样的观点:创伤存在于所有的再现之外,因为在创伤条件下,正常的意识和记忆机制都被暂时破坏了。他们声称,这导致的结果是,创伤事件发生了一种未被扭曲的、物质层面的或“字面意义”的注记,它的发生不能被意识到或再现,而会以“闪回”和其他形式的重复现象来延迟性地回返。范德克尔克用神经生物学的术语来解释了这个过程,卡鲁斯则诉诸德曼式的解构观解释定义创伤体验的意识和再现之间的落差或困难。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同样的诠释冲动在起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两者都在彼此的论述中找到了支持自身观点之处。我认为,今天的情感理论家同样支持一种反意向主义或物质主义的立场,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创伤理论和情感理论是交叠的。
玛:您认为,对内疚的强调会如何改变我们对于酷儿身份建构的理解?
鲁:对内疚的强调至少会使意义和能动性的问题成为核心关注,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因为内疚关涉的,是一个人在实际或想象中以特定方式去行动的意向,而羞耻则将关注从这种能动性和意义的问题转向了个人身份的问题。因此,如果你对个人差异的问题感兴趣,那么羞耻理论绝对是你应该去求索的路线。我认为,这种对个人身份的兴趣与其他的一些理论取向携手并进,包括物质主义和反意向主义,共同达成了一种我觉得很有问题的单一逻辑。不过,你们也会注意到,针对今天的羞耻理论,我的任何批评都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一点:羞耻或许是对某些情况的一个合理反应。我这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否认羞耻对当下的适切性,而是去质疑那些在今天对羞耻及更广泛的情感研究中正在被理论化的语汇条件。此外,有关羞耻的其他描述也是可能的,如那些并不坚持情感程序理论,反而更接近精神分析框架或评价理论范式的看法。例如,莱昂·沃尔姆瑟(Leon Wurmser)在他那本有趣的《羞耻的面具》中,谈论羞耻的方式就未与精神分析词汇和概念意义相分割。
△《羞耻的面具》
玛:理想情况下,你希望你的研究对人们在文化和科学意义上理解情感产生什么影响?
鲁:对于我的工作能够对实际的科学进程产生影响,我的期待十分微薄。但在另一方面,我非常享受和一些情感领域的科学家的合作交往。当我开始钻研有关内疚和羞耻的文献时,我开始确信一些当下情感研究领域所倚重的关于情感程序理论及面部表情的关键论据是有问题的。我偶然发现了科学家艾伦·弗里德隆德写了一本极好的关于面部表情的书,他的角度来自艾克曼的一个学生。后者最初是主流研究范式的拥护者,但已经开始怀疑那种范式的有效性。我立即联系了艾伦,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他的回复热情洋溢,从中我感到鼓舞且获益匪浅。我也自此与他电邮往来,建立起卓有成效而令人兴奋的友谊。
现在,我会毫不犹豫地去联络那些令我感兴趣的科学家,也会毫不迟疑地把我的研究发给他们寻求意见。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情感研究领域在事实上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我可以称之为“小众”的一角,正在对普遍流行的假设和规范提出一些非常犀利而严肃的问题。这些科学家和他们对我问题的慷慨回应给了我信心,使我无论被他们引至何处,都能展开我自己的批评,尤其是我的对话者们总是一直都未能彼此认同,因此而为质疑和批评留出了充裕的空间。最近,另一位科学家詹姆斯·A·拉塞尔(James A. Russell)邀请我为他所编辑的《情感评论》(Emotion Review)撰稿,他曾对一些关于情感的基本实验范式做出过出色的批评。我很乐于借此被邀的机会参与到正在进行的关于情感的持续讨论中。我也很高兴与一些哲学家来往,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我最好的读者,文学批评家也是一样,比如您。如果我能够说服包括他们和您,以及其他人在内的各领域的人都认为我的论述言之有理,具有意义,那我将非常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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