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秋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24
引言
当观者靠近屏幕，一只硕大的眼睛睁开并开始追随观者的移动方向，长久地注视着观者，直到观者脱离监测范围。这件作品是艺术家拉斐尔·洛扎诺-海默(Rafael Lozano-Hemmer)引以为豪的首批作品之一——《表面张力》(Tension Superficial，1992)(图1)，其使用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技术——手势与媒体技术(GAMs)与微软surface VR来对观者进行定位、快速计算、提供视觉反馈等。在游戏式的互动场域中，观者和屏幕处于观看与被观看，同时亦是追踪与被追踪、监控与被监控的过程。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 在技术互动上，作品呈现了人的表面即视网膜、皮肤等认知感官与媒介表面即屏幕、扬声器等传输接口之间的可视化表现与张力; 在技术批判上，作品具有深刻的时代思考，其诞生源于海湾战争(1991)之后两个事件的发生: 一是智能炸弹的发明，即出现了带有瞄准器的摄像头炸弹; 二是《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War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1991)一书的出版，该书讨论了技术对现代战争的影响，涉及监控摄像头拥有决策权的探究。在视觉张力之外，海默更关心的是“监视、追踪和跟踪”议题。![]()
图1 拉斐尔·洛扎诺 海默：《表面张力》，1992年，马克西姆·杜福尔（Maxime Dufour）摄影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监控问题做过深刻的阐述，并将其置于“注视”的理论脉络中展开分析。在福柯的现代监控批判下，注视作为一种权力介入的视觉观看，成为文艺创作的主题批判武器，其在数字监控构建的场域中被进一步启动能量， 构成了数字技术下的注视景观，即“数字注视”(digital gaze)。数字注视现象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常态，也作为创作主题和观看方式进入到赛博艺术(Cyber art)中。赛博艺术是数字技术的艺术形态产物，其依托于计算机控制论和诸种赛博通讯技术，以编程算法为创作手段，借助屏幕、键盘、手柄等媒介物和各类应用软件等数码物，构建于赛博空间中的媒介艺术。海默长期关注计算机监控议题及其技术，在30多年的赛博艺术实践中，创作了几十件以数字监控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依赖媒介呈现和观者交互，透过互动方式传递艺术家的理念。赛博艺术的数字注视批判脱胎于注视内蕴的监控与被监控思想，但是数字技术的媒介表达，使得数字注视在监控的展现方式、作为权力掌控的视觉机制以及对主体精神的影响等维度上都发生了区别于传统注视批判的转型。本文立足于赛博艺术的创作现象，探讨数字注视在赛博艺术实践上的主题与形式表达，透过“全景敞视”与“后全景敞视”的比较分析，阐发数字注视在数字技术时代所彰显的当代液态监控模式、权力建构与精神影响。
数字注视作为液态监控:
后全景敞视下的液化与多面孔监控
注视作为一种观看方式，内含着一种注视与被注视、观看主体与他者介入的思辨关系。在赛博艺术中，数字注视被视为观者与赛博艺术作品之间的艺术观看关系。由于数字媒介技术的作用，观者在注视赛博艺术之际，亦为赛博艺术所注视与算法捕捉。与此同时，数字注视亦可作为一种创作主题进入赛博艺术，其鲜明地呈现为数字监控。那么，赛博艺术的数字注视具有最基础的两层内涵: 以数字监控为创作主题，或以数字监控为呈现方式(亦是观看方式)。从注视到数字注视，艺术的呈现表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福柯借鉴了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设计理念，通过比较古典与现代的规训方式，阐释了注视作为监控的机制，并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指出“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地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该机制使得观看的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使其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分配上”。在全景敞视中，重要的是目光的投射，是把“可见性想象成完全围绕着一种统治性的、无所不及的注视”以及由该注视所映射出来的主体与对象、自我注视与精神想象的辩证关系。福柯的注视与监控理论是基于全景敞视建筑这一实体所构建起来，并推广至二元统一的观看的话语结构，在其迈向数字注视后，则受到了数字媒介的挑战。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就数字时代的监控议题提出了“液态监控”(liquid surveillance)的概念，并同监控社会研究专家大卫·里昂(David Lyon)展开通信，讨论内容收录于《液态监控: 对话录》(Liquid surveillance: A Conversation，2013)一书中。鲍曼和里昂阐释了现代监控模式: 液态监控不是一种具体的监控方式，而是指向在当今社会充满流动性和动荡不安的现代性中的监控模式。21世纪的现代性以一些崭新的方式液化了，各种社会形态在试图建构之前就快速融化了，监控处于碎片化和不确定性为表征的文化现象中，监控的权力借助电子技术的架构得以重新确立。在鲍曼看来，液态监控是一种继“边沁—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所发展的“后全景敞视”(post-panoptic)结构下的监控模式。赛博艺术的数字注视在创作中不拘泥于具体固定的装置，其所搭载的屏幕、键盘等媒介物以及各类数码物所构建的虚拟场域也脱离了全景敞视所要求的环形的、固态的建筑模式，不再有固定的空间外形，转向了后全景敞视中液态的流动的赛博空间。全景敞视中作为监察员的“老大哥”形象总是依赖于坚固的瞭望塔，人员虽然并非固定，可以不断被处于该权力位置的人更替，但监控方式被掌握在了建筑设计中，一旦取消了这种物理层面的建设，监控的效力也随之消散。被监控者“无法动弹，因为他们都在监视之下; 他们必须始终坚守在指定的位置，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此刻自由的观察者正在哪里”。在后全景敞视中，监控不再通过空间上的束缚来管理人员，而是取消了“固定的容器”，并以“电子技术架构来维护权力”。数字技术掌握了实时实地监控的大权，开始代替本来有必要出现在“那里”的管理者。全景敞视针对的是被监察者的人身自由以及行为规范，后全景敞视则关注各式各样的电子数据。那么，在数字注视的范畴中，“权力的首要的技巧，是逃避，是溜走，是取消，是避开，是有效地拒绝任何地域的限制，是拒绝建立秩序、维持秩序所必然带来的不堪重负的结果，是拒绝像去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代价一样”，也就是说，后全景敞视突破了全景敞视中监察者实体形象不可缺位的固定模式。液化的空间场域使得观者在面对监控类的赛博艺术时，与之博弈的不是具象的“老大哥”，而是无穷无尽的变幻着的数字形象。“监察员可以溜走，逃到遥不可及的地方。相互参与的环节结束了，流动性和游牧生活方式现在备受推崇(除非你贫穷或无家可归)。在iPhone和iPad的世界里，小巧、轻便、快速则被视为上乘。”过去承担注视关系的“瞭望塔”如今化身为数字分散于不同地理空间的计算机装备与互联网中。作为后全景敞视的液态监控转向流动的、碎片化的数字追踪与数据管理，呈现出一种数据流动下的观看方式，注视的内容被数据化了，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呈现在数据记录、分析和反馈中。除了空间场域的液化与监察者的流动和虚空，赛博艺术的数字注视在监控方式上还“展示出了控制的不同面孔”，演化为各种依靠数据记录与分析的数字机器或仪器。定位与追踪成为最基础的液态监控方式。从手机、蓝牙耳机到运动手表、个人计算机，都内置了实时定位追踪系统。携带或使用相关仪器的人不论有无意识到其自身正在被计算机追踪定位，所处位置都会被记录，使其进入为数字所注视的场域。在赛博艺术中，定位追踪器成为艺术注视过程中的基本技术。像海默的诸多创作，包括《恐惧定位》(Re: Positioning Fear，1997)、《底部扫描》(Under Scan，2005)、《公共字幕》(Subtitled Public，2005)、《眼神交流》(Eye Contact，2006)、《特写镜头》(Close-up，2006)、《放大》(Blow-up，2007)、《参考流程》(Reference Flow，2009)等作品皆内置了追踪器以及计算机监控系统。通过定位追踪，艺术作品有了在观者注视作品之际反过来注视观者并进行数字计算与分析的基本能力。定位追踪系统所实现的是赛博艺术通过技术定位与数据反馈完成观者与艺术作品的交互注视过程，让观者参与到艺术的感知与系统反馈中来。在运用技术完成艺术创作的基础上，海默关心的是定位、交互、控制技术背后的计算机监控议题，将注视作为一种数字范畴的主题性批判纳入赛博艺术中去，以此来探讨交互中的注视批判性。交互式视频艺术装置《底部扫描》(图2)是海默“关系建筑”系列作品中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当行人被计算机跟踪系统检测到后，系统便会激活投射在阴影中的人像，这些人像随机地出现在各个位置，一旦观者介入揭开他们的面纱，他们便会苏醒，并与观者进行眼神交流; 而一旦观者离开，人像则会将目光移开，如果无人继续激活，其最终则会消失。“影子系列”的第一件创作《眼神交流》(图3)是具有类似表达和反思意义的作品。该作品内置了计算机跟踪系统，在屏幕上同时展示了800人躺下来休息的微型视频，当系统检测到观者出现，视频便会显示观者影子般的影像，同时还会触发视频中的人物苏醒。于是，数百人同时转身看向正在注视视频的人，给观者创造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 从注视他人转向被他人注视的体验感，从而质疑谁才是那个注视者，谁才是被注视者。![]()
图2 拉斐尔·洛扎诺-海默:《底部扫描》， 2005年，反模块化研究工作室(AntimodularResearch)摄影图3 拉斐尔·洛扎诺-海默:《眼神交流》，2006年，反模块化研究工作室 (Antimodular Research)摄影
赛博艺术将数字注视的表达可视化与形象化了，以艺术的方式揭示数字监控主题。通过人像视频的收集、制作和使用，艺术家将之作为数字监控系统的形象化表达置于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反馈当中，不断召唤往来的观者并对投射来的目光还以注视，颠覆了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视角。观者的参与伴随着计算机监控系统所使用的校准网格，不断监察和校准行动者的移动范围，且始终给予数字反馈。因此，任何行人在内置追踪技术的数字网络中都会被持续性定位和追踪，且记录于系统档案中。如果将800人比作800只带有定位功能的监控眼睛，那么，观者牢牢地为这些无形的数字眼所掌控，一种遮蔽的数字监察在人像的注视与被注视过程中被揭露出来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监控设备的大量投入，社会正在被全面监控化，而这一形态是流动的、不断液化的，数字注视穿梭于各类计算机屏幕中，无关乎具体的形态，而只在意对往来人员的定位校准、数据传输、形态分析。
今天，液态监控的控制方式除了全球追踪定位技术，还存在生物识别(例如门禁使用的指纹、面部识别)、视讯监视(例如电话监听、视频监视)、社交网络数据监管(例如小红书、微博账户社交信息的计算)等从不同技术、不同平台监测的方式。这些监控方法也被运用到艺术领域，成为赛博艺术的创作方法。在海默对计算机监控具有批判性与反思性的作品中，艺术家使用过数据定位、摄像头监控、社交媒体管控、红外线扫描、脉冲传输、数据库监管等多种方法，从艺术层面展示了数字技术时代的不同监控方式。例如，《底部扫描》对计算机自动监控方式的反思与表现，《朋友分裂器》(Friendfracker，2013)对脸书 (Facebook)这一社交媒体的监控与当代人际关系影响力的探讨，《请掏空你的口袋》(Please Empty Your Pockets，2010)对计算机扫描仪记录人们贴身物品的展示，《密码泄露》(Password Breach，2021)中对作为数字看门者的数据监控与泄露的展示……赛博艺术的数字注视在形式上展示了后全景敞视与监控面孔的多样化，不仅聚焦于对“老大哥”数字监控这一议题的揭示，还揭示了数字时代的多种数字监控技术以及监控对人的影响。数字注视在呈现屏幕对观者的观看与反馈过程中，更值得人们关心与警惕的是屏幕背后的数字记录、运算和数据传播。
除了将监控与被监控视为赛博艺术主题式的创作现象或互动式的观看方式，数字注视还揭示出数字时代的社会观看权力这一核心议题。“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占有重大的地位。”福柯的全景敞视批判揭示了在监控系统中注视与权力的紧密联系。作为囚犯的“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瞭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但是环形建筑被分割的囚室，则意味着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正是这种不可见性成为一种秩序的保证。”“权力是可见的但又无法确知。”注视所构建的权力监管机制源于空间的视线所及与不确定关系。权力透过瞭望塔的高大轮廓外化了、象征化了，又借助注视的不可见性掩盖其自身，以逼迫权力试图掌控的对象屈服于不可见的想象的他者目光。全景敞视机制中，监察者的形象是可视化的，即便较长时间掩藏在瞭望塔房间内，其依然担负起审讯、监督的实操责任，并需要通过训诫、惩罚措施间断性地为被监察者的不可见的想象的目光注入强度。建筑的可见性与来自他者目光的不可见性所铸就的权力是被显露与明示的，在注视关系连接的双方中，监察者和被监察者都明确了解被监察对象暴露在此种可见与不可见性中，后者正因为会被那束想象的但实际存在的目光所捕捉，以至于监察者能够更加顺利地遵循这套注视权力体系下的监管逻辑。一种可见的威慑力于此显现。数字注视中，被注视与规训的威慑力却被遮蔽了。这源于监察的目光为海量数据所覆盖，而人人参与进一步消除了被监察的顾虑。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导向了一种去中心化结构，网络不再存在单一的中心服务器或控制节点，而是由多个对等节点组成。这些节点相互通信与协作，共同管理和传输数据，物联网通过互联网将各类物理设备连接在一起，在赛博空间中实现彼此之间的数据交流和互动。生活设备、使用工具与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红外线感应器、脉冲仪器等得益于互联网相互连接，实现了智能化的数据收集、共享与处理。个人身份转型为“用户”，每一个个体都被置于网络连接当中，即使用户不主动使用互联网，物联网也会记录每个物品与用户的互动。此外，庞杂多样的海量数据的收集、存储、管控成为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管的基础。在智能手机、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发展浪潮中，“数据洪流”(data deluge)所构建的数字景观迫使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数据建构、数据传输、数据共享的行动中去。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中，一切皆可被数据化、信息化。不论是身体的移动或变化，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采购与社交，甚至是对各类软件的使用，数据无时无刻不在产生并被传输，尤其当各类社交媒体软件兴起并日常化后，每一位用户都可以成为被远端监控的对象。在目光的涉域上，后全景敞视从全景敞视中实在的肉身空间(meatspace)拓展到了虚拟的赛博空间，被监管的“身体”转为“数据替身”(data doubles)用于审查和干预。由于全景敞视依赖的是环形建筑，身体被看见成为典型的监视范畴，被监察人的行为由注视的目光所掌控。在后全景敞视中，身体是“被信息化”(informatized)的，在诸多监控情形中，身体被简化为数据。数据的流动成为数字时代的注视之眼。这只注视之眼在赛博艺术创作中则掩盖在不断追踪人体的定位器、脉冲信号、扫描器等背后，它将人体从所在的肉身空间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系列分散的数据流，而这些“流”又组成“数据替身”进入监察与管控系统中。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与数据的流动传输导致数字注视也走向去中心化，注视的权力和控制分散在系统的各个节点或用户之间。肉身空间的束缚力看起来越来越薄弱，而赛博空间的监管则越来越强大。在去中心化的数据景观中，“有边界的、结构化的和稳定的(世界)被液化了”。这导致个体信息数据化后，监察者透过数据监管一切并隐藏其后，即便监察者和被监察者的距离遥不可及，被监管者的身体数据与行动数据也都被掌控得一清二楚，而被监察者却处于未曾知觉到自己已被管控的悠然之中。后全景敞视中的监察者是没有实体形象的、未同被监察者有过直接对话与训诫的。与此同时，人人都可以是被监察者，被监察者之间不再被拒绝交流，而是形成多层面连接与交流的对话关系。此种数据监察现象在海默的“影子系列”创作中有大量体现。海默使用人体的阴影来作为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边界，以此在触发交互的过程中揭示出那些被遮蔽的实在。《特写镜头》(图4)通过观者的影子彰显了一种正在生产的监控逻辑。当观者接近作品时，系统会自动开始录制并生成视频，同时将观者的身影呈现在屏幕当中，观者的剪影中亦会呈现过去数百名观看过该作品的人的身影，并在触发视频功能时展示多达800个最近录制的声音。作品中，观者被赋予了监察者的身份，仔细观察着数百个被观察的人，但实质上，他也只是作品生长中的一环，他同样进入被他者观看和窥探的境遇之中。透过这种身份分裂的体验，人们陷入自我观察和观察他人的循环中，而真正的监察者即数据统计人被遮蔽了，数据正在无休止地生产，并期待更多的人进入观看系统中来喂养这一系统，且反复宣称有人曾经、正在、未来依旧照看和监察着“你”。监察的权力彻底从可见转向了不可见，本可预见的审视和掌控从具有隐喻性质的实体视觉形象脱离，跌入无从把握的数据的永恒流动中去。![]()
图4 拉斐尔·洛扎诺-海默:《特写镜头》，2006年，彼得·马莱特(Peter Mallet)摄影随着监管者实体形象的遮蔽，液态监控遮蔽了全景敞视机制中令人可怖的威慑力，呈现出柔性的、流动的权力表征。注视权力的去中心化、权力的不可见性使得监察权力的归属流向了分散的节点与用户，也掩盖了隐匿于数据洪流背后的监察体系。这种权力形象渗透在个体的具体生活中，掩藏于汇合而成的大数据库，不再是明目张胆的了。“监视已经不再需要全景敞视结构清晰可辨的等级机制来宣布权威，而是以不同的功能和形式，完成了对社会生活全角度的覆盖。”就普遍监察的形态而言，人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中相互注视、彼此监察，既成为被监控对象，又成为监控者，这也是网络去中心化表征下的结果。但是，赛博艺术所收集的一切数据都可在艺术家创作的后台所看见，在数字注视权力被分散的流向中，依然存在一个又一个活跃的权力中心。数字注视导向了一种远端监控，“权力现在存在于全球和域外空间”，掌控技术和权力的人在更高维度监察着数字网络中注视与被注视的一切形态，而超越了实地距离。在里昂看来，这是一种“监控的不对称可见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数据都是透明的，但能见度是多少并不一致。通过传感器、生物识别、大数据等数据实践，监察者可以掌控全球数据来掌控监管权力，那些只能看到日常数据、无法进入隐私性数据大门的大部分人，则成为提供数据并处于被监察位置的对象—虽然观者亦可注视其他观看艺术、输送数据的观者，被监察者也可以监察网络世界中的其他人。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曾谈到: 如果观看(voir)和知晓(savoir)是18世纪及其启蒙时期伦理和美学的重大疑问，那么观看(voir)与能够(pouvoir)将是我们21世纪的重大问题……这种修正不再是我们的眼镜镜片所进行的眼光修正，而是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世界视觉的参与修正。维利里奥所论及的是技术加速发展中主体的视觉机器的同步进化，技术“能够”帮助我们透过数据打开了更精微的世界，重新构建了我们的视觉认知。这种“能够”除了是对传统观看能力的突破，也蕴藏着数字技术时代的权力秩序。互联网的发展致力于连接每一个个体与物品，人们也得以享用彼此分享的公开数据，但统合这些数据库的大门，却并非人人得以享见。在赛博艺术中，数字注视的“能够”由艺术家本人或技术团队所掌握，在赛博社会中，注视的“能够”通常掌控于两类权力者手中，一是由公众赋予权力而得以接管的政府、警察机构等公共部门，二是掌控技术的技术人员。二者事实上无法分割，公共部门总是需要雇佣技术人员赋予技术加持。这样看来，全景与后全景敞视中的权力掌控者身份是相类似的，都是治理社会的统领者。但后全景敞视中的注视“能够”者并不止于此类身份，不是所有“能够”掌控技术的人员都服务于政府部门，像黑客这类具有高超计算机能力的技术人员，可以利用计算机系统中的弱点和漏洞，来获取未经政府授权的访问，抑或是修改或控制目标系统，以此来为自己牟利。互联网的发展同样刺激了消费社会、社交社会的新形态，越来越多的公司配备了大量的互联网技术人员，他们开发软件、编写程序、提升算法算力，以满足商业需求和用户需求，同时也管理着网站和应用程序数据。这些技术人员以及背后的公司亦是最接近权力中心和掌控能力的主体。他们通过技术手段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监视用户行为、个人偏好和消费习惯，甚至使用算法和数据分析来预测用户的行为和需求，以此给用户推荐定向的个性化广告。因此，除了政府部门会通过数据监管社会，各类媒体公司亦可实时“监控用户”，通过数据的搜集、分析来掌控人们的动态，甚至“将数据出售给他人”，将监视转化为资本消费。数据能见度高的掌控者可以目视一切，而权力却不会显露给大众引起恐慌，隐匿于那不可见的注视之中。
赛博艺术的数字注视革新了观看的方式，展示了注视权力的新型关系，更是承载着揭示数字时代所暗藏的隐秘叙事。数字注视所折射的除了数据的主宰、隐私的掌控，还在观者与艺术的互动中揭露观者于日常领域所熟悉却又未曾知觉的问题:自我注视与注视自愿性。全景敞视机制生成一种强迫性的注视力量，导致被监察者以他者的目光自动规训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注视被视为一种统治的操作模式，被监察者基于害怕与恐惧的心理将注视的力量作用于自己身上。虽然被监察者是主动、自觉承担起了监管约束自我言行的责任，但注视的过程依旧显示出被迫服从的意愿。在液态监控中，数字注视开启了崭新的自我注视模式，其被注入一种自愿性，即注视携带着喜悦进入自我监控，“老大哥”无处不在的隐形注视的邪恶性则消失了。海默指出，“当前的监视状态反映在交互的核心和交互技术的构建中。尽管建立在用户参与、活动和自由的原则之上，但交互性取决于自愿接触技术观察。”这揭露了赛博艺术的数字注视自愿性的两个层面: 其一，进入数字注视的技术便利性，即营造快速接触技术的场域氛围; 其二，进入数字注视的技术交互性，即需要以技术为媒介进行交互。![]()
图5 拉斐尔·洛扎诺-海默:《请掏空你的口袋》，2010 年，彼得·马莱特(Peter Mallet)摄影技术便利性体现在日常生活赛博化与个人全景敞视(personal panopticon)。数字注视构建于数字技术支撑下的网络空间，“网络”一词正在快速取代过去所讨论的“社会”范畴。在计算机、手机的陪伴下，人们的社交生活也已经趋向于电子生活或赛博生活，在消费购物、外出旅行、上网娱乐时自动、自愿地刷卡、出示身份证件，个人信息则涌入各类组织中去，随处可见的摄像头、体温检测仪等机器也随时记录监测范围内的行人信息。《请掏空你的口袋》(图5)揭示了这一监测现象。这件装置作品由内置计算机化扫描仪的传送带组成，记录并累积传送带上放置过的所有物品。观者可以将任何随身物品例如钥匙、身份证、钱包、手机、信用卡等放置在传送带上，当物品经过扫描仪下方，在传送带另一端出现并被移除后，会在传送带上留下自身影像，并与过去已存储的物品图像并排呈现。海默的创作呈现了真实物品与虚假影像的交错与融合。影像并非实在，却又真实记录了物品所置放过的痕迹，成为数字注视后的留存。日常生活中，随身物的扫描与检测结果如非必要并不会特意显示在人们眼前，影像数据通常会被计算机默默记录并不为人知，人们对此亦习以为常，赛博艺术在数字注视的呈现中凸显出被记录的数据影像，重新唤醒人们对生活隐私数据的感知。同时，赛博生活也促使每个人都携带“个人全景敞视”。当使用手机软件用于验证身份、传递讯息、发布公告等成为被认可且流行的方式后，用户开始习惯并离不开使用智能手机与相关软件以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同步，在赛博社会氛围中自愿提供数据信息。从GPS定位、浏览器检索到社交媒体分享，个体生活细节转化为数据为个人全景敞视所记录，像在赛博艺术的呈现中，观者常应邀通过个人全景敞视扫描相应二维码或者自拍进行下一步的交互，这一媒介转换过程通常无任何阻碍，个人全景敞视俨然成为用户的贴身物品。技术交互性表现在以媒介为中介的交互。第一，交互性的核心在于用户与屏幕的技术互动，各式各样的计算机屏幕成为注视的表面形态，用户需要不断主动点开屏幕，接入网络，获取一切想要的信息。赛博艺术的数字注视中，作品要通过观者的介入与交互方能持续生成，该交互通常表现为触碰各类屏幕或为传感器所感应。倘若观者不触碰屏幕，无法进入监测范畴，亦无法启动数据反馈。正如上文论及的作品《特写镜头》中，观者只有在主动接触屏幕并被感应到后，才能进一步观看到他者被监控录制下来的视频，并同步参与到自我的监控录制中。于是，“成为控制者就是被控制，使用监控技术就是成为观察对象，参与监视场面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第二，交互性还表现在赛博社交中，媒介技术的使用与推广构成了“用户—屏幕—用户”之间的传播互动。消费与社交成为典型形态，具体表现为一种公开的愿望清单与窥视。借助算法指引与大数据筛选，数字注视根据平台用户的消费水平、审美喜好推送相似产品或偏好消息，用户点击、滑拨、注视个人全景敞视屏幕，亦实时为屏幕所注视和监控，屏幕背后的算法对用户搜索、观看、购买、点赞行为进行定位与分析，进一步推送同质内容，甚至用户只是在一个软件中搜索关键词后，其他软件也开始推送相关内容。用户热衷于身体、社交数据的上传与打卡，卷入公开的数据化衡量模式观察自我，力图提升自我健康、表达自我品味、拓宽社交界限，自发自愿地参与到自我监控中去，愉快地生活在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所称的“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幻境中: “过滤泡泡作为一种个性化的过滤器提供了一种隐形的自我宣传，灌输我们自己的观念，加强我们对熟悉事物的渴望，使我们对未知领域中潜在的危险毫不知情。”购物者与社交者的窥视癖正在发生，交友的相互认同与彼此关照盖过了过去监控的邪恶。用户的热情参与和合作构成监控的核心资源，一切行为、喜好、人际关系等数据轻而易举地为互联网公司所获取。注视的目光从全景敞视机制推行下暗流涌动的恐惧转为主动地顺从，顺从是“通过诱惑而非强制手段得以实现，它呈现为自由意志的行使，而非外力下的自我暴露”。“在电子环形监狱即后全景敞视中，对积极消费者的关注与其说是警察式的监管，不如说是关于市场份额的增加和消费者引诱的强化。”被注视和被看见的状态从威胁恐吓重新归类为诱惑。数字液态环境由被注视者自愿建造并驻足其中，数字注视所构建的交互关系中，控制与强制性趋向平和，监管权力致力于刺激消费的诱惑性，以期得到更多的目光与反馈。“象征承诺的胡萝卜取代了棍棒，诱惑接管了曾经由规范性监管承担的功能，对欲望的培养与磨炼取代了代价高昂且会引发异议的监控活动”，于是人们透过欲望的产生主动地寻求自我监控，形成了“没有监控者的监控”，“自愿奴役”成为一种目标。由此，注视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注视不再是对大众同质化的威胁，而是对大众个性化的承诺。”里昂批判了边沁对注视内涵的单一运用。边沁对《圣经·诗篇》第139章(讲述了上帝全知全能的眼睛)中的上帝之眼解读只强调了一种具有鲜明控制的、工具性的注视，其来自无形的、神秘的、可能是惩罚性的神灵。里昂给出了另一种理解，认为《诗篇》第139章给予了一种支持和保护的关系性视野，尤其在上下文的类比中，给出的是父母、朋友温暖注视的眼睛。该阐释为作为液态监控的数字注视恢复了关怀性的伦理维度。实际上，在法语语境中，注视本就有关怀、关照的内涵。法语“regard”的词根gard最初不表示“看”的动作，而是表达“l'attente(等候)，le souci(忧虑)，la garde(看管)，l'égard(注意)，la sauvegarde(保护)”。注视蕴藏的是持续性的关注与关心。在充满数据流动的赛博空间中，数字注视将观看和监控推向了一种具有自由愉快性质的自我投入、自愿式消费，可怖的抵抗心理也为彼此观看中的支持性关照所笼罩。但是，关照与监控并非对立。即便如今的数字注视充满了赞同、关心与认可，其本质依然是控制，只是监控的方式变得柔软。鲍曼揭示了数字注视的本质，“监控可能通过展示其关怀性应用程序来消除一些道德顾虑。但在道德上并不无辜，依然要付出代价。而且，它并没有停止监视，也没有消除其与道德疑虑的关联。”过去，病人、罪犯等进入特殊体系中的身份，才会被给予特别照看与监管; 如今，所有人都进入统一的液化了的赛博空间中，书写的权力回归到被监察者身上，一种注视下的被迫记录转变为主动的自我注视与自我记录，温顺的身体在慈爱的注视下诞生。数据的透明敞开被习以为常，彰显着数字注视对生命的强制渗透力，并产生了精神同质化现象。“数字化的全联网和全交际并未使人们更容易遇见他者。相反，它恰恰更便于人们从陌生者和他者身边经过，无视他们的存在，寻找到志同道合者，从而导致我们的经验视野日渐狭窄。它使我们陷入无尽的自我循环之中，并最终导致我们被自我想象洗脑。”过滤泡泡所构建的氛围让用户在观看屏幕时不断投射自我情感，不再为他者的目光所困扰，无意识地接受数据分析并为数字权力所操纵。数字注视所导向的精神同质化伴随着用户注意力被夺取的问题。由于用户所构建的液态环境充盈着其喜好，相似信息又不断涌入，用户在算法的注视与反复召唤下，一次又一次被智能手机提醒并点开屏幕，打开软件，夜以继日地倾注自我。于是，用户数据在同步喂养给算法系统后，加剧了数字注视对主体的掌控。诚如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2020)所讲述的，近十年来社交软件的兴起及其算法的运作，实现了对人类的技术操纵，猛烈攫取了人们的注意力，“用户”成为“毒品”和社交软件的共同使用者名称，他们都被要求“上瘾”。当用户放下、关闭软件时，算法便企图以各式各样的推荐乃至窥探个体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信息来诱惑他们打开软件。
数字注视以主题性创作和艺术的技术观看参与到赛博艺术的生成中。围绕赛博艺术的交互模式，在海默的艺术实践中，既通过不同的创作构思与感知方式，展现了多面孔的数字注视，又揭示了数字注视下的彼此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照关系与监控本质。从20世纪到21世纪，依托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监视再铸目光的盔甲，抛弃了物理建筑，获得了空间的流动和自由。监视的目光投射由肉眼注视增长为数字注视，监视对象由监狱囚犯、医院病人等拓展至全社会网络使用者。从随处可见的电子摄像头、全天候的全球卫星设备，到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随处勘探的生物识别器(温度、瞳孔、指纹)，再到日益覆盖的社交网络平台与账号互动，数字注视正是在时间、空间上都占据了数据的赛博之眼，其被注入了数字信息技术，以多种面孔流动于肉身空间和赛博空间中，并在算法与算力的运作下，以温柔、隐蔽、不可见的权力悄然掌控着日渐以数据替身存活的万物。点击下方图片，可按需求选购《外国美学》第19辑-40辑《外国美学》第19辑-4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