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鲁茨 | 女性主义理论与情感科学

第二波女性主义活动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工作之一，是详述并反对用科学和前辈专家的力量来构建和歪曲女性的自我或个性。这个由科学权威拼凑而成的女性显然有着一些在标准理解的完整人类的能力之外的东西。例如，布罗弗曼（Broverman）和克拉克森（Clarkson）在对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临床医生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们将情绪化与正常的女性功能以及有缺陷的人类（性别不明）功能联系。艾伦瑞克（Ehrenreich）和英格丽斯（English）则追溯了专家给追求学校教育的女性假定巨大风险的历史——风险源于女性的子宫和大脑功能之间的竞争，后者的扩张据称会导致前者的收缩。当我们问及谁的情感总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至少在上个世纪的美国，我们发现女性的情感被认为是各种异常行为的必要条件。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就是这一系列评论家中的一员，他明确指出，纵观20世纪，在女性群体中，“就像在儿童、野蛮人和紧张的实验对象中一样”，情绪是主导的和较差的反射。

随着人类学开始比较研究世界各地的社会中的其他的自我系统和情感话语，20世纪西方对于情感的文化解释也变得更加清晰：它被视为理性思想的不幸障碍，它是与身体本能的联系，它还是通向某些社会美德的途径。这一观点的影响力由彼至今仍是多种多样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将女性置于家庭的无薪工作中。这是对于情感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及与女性关系的重要成果：共情力强的情感化的女性可以被视为家中的天使，但这一观点很快会转变为职场中的问题，她的情绪会对职场中混乱的商务和员工纪律反应过激。与此相符，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开始瞄准愤怒之情，将其作为一种不受性别关系影响的情感，并将其作为女性何时或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尊重的关键指标。弗赖伊（Frye）有效地关注到了她所谓的对于女性愤怒的理解，即对愤怒的发生和/或合法地发生的认可。这种女性主义观点始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旨在将情感置于完整的社会权力观中。

女性主义者也从情感本身的问题处后退一步，以便对抽象个体的“非偶然的意识形态”建立更为根本的批评，这种意识形态是女性心理分析的基础，甚至包括大多数女性主义心理学。这一时期女性主义引入的“个人即政治”的观念从这个角度受到了批评，因为其后果有时是暗示情感变化（或个人生活）可以或应该构成女性主义政治工作的全部内容。然而，由于西方治疗行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女性主义的组织工作，被重新评估和被政治化的情绪未能被理解为与女性主义活动的组织团体有关或隶属于女性主义的一部分。

黑人和奇卡诺（Chicana）女性主义者很快发现，这些情感的文化和科学的定义往往是默认针对白人女性的，是对于富裕家庭中白人女性阶层的有特权的奴役的描述。在20世纪末的通俗文化中，那些用于定义被奴役的黑人女性的明显特质较少地就心理层面表达，而更多的是就身体属性（如膨胀的性欲和“变形的”形态）和道德品质（如阉割倾向，和休闲和/或自我牺牲的倾向）而言。这一批评详细阐明，有关情感的女性主义理论经常运用白人特权的力量，去忽视女性这一分类的不统一性。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女性主义理论常常基于种族、阶级和性取向，关注女性对其他女性的爱以及对他人的关心，却没有关注到女性对待其他女性的愤怒或轻蔑情绪。这一点也体现在黑人女性主义的非个体化的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发展中。

在本章的开始，我对比了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和规范方法对情感的研究差异。女性主义方法的特点是关注情感话语如何在物质、制度和文化权力的毛细血管中运作。规范方法则将问题局限于情感对于塑造个人行为的有限力量——如西方学界的文化和传统定义的那样。我接着探讨了女性主义对于情感的定义和探索的主要种类。尽管任何其他数目的分类方法均是可行的，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以下六种类型：女性主义对情感发展动力学的重新解读、情感作为真实的女性气质、情感作为认识资源、情感作为文化的权力话语、情感作为社会劳动，以及情感作为社会边缘的生活。最后，我推测了女性主义方法在对情感的知识生产更广泛的20世纪晚期对于情感研究的地位。

尽管女性主义者们研究情感的方法各不相同，但她们均具有批判和实用的目的。就批判的意义而言，她们重新定义了对于情感什么是值得了解的，提出新的问题，并质疑旧的问题所服务的利益。就实用的意义而言，她们旨在将新的问题及答案应用于女性（和男性）的生活利益。

传统的科学哲学和当前的普通科学认为，所有理性的人都可以想象并提出任何关于自然或社会生活的问题。正是自然，而非社会语境，提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框架体系中，问题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答案是否正确。科学方法不是从某物是如何发现开始的，而是从发现后如何检测命题的真值开始的。科学问题通常自称在确认一些最关键的需要调查的问题。即使是那些认为自己在做基础的、非应用科学的人，通常也会声称自己在研究那些有助于定义某种现象，比如情感的本质或中心特征的问题。这项工作意味着以想要，甚至是必须使用应用科学或实践科学的方式帮助定义研究对象。

女性主义对这一观点发起的挑战是：被提出的那些问题，与我们如何检验任何不确定的答案一样，构成了我们最终所知道的东西。哈丁（Harding）指出，引发科学疑问的那些问题并不是在抽象中产生的。它们发生到人们身上，并且在社会群体中分布不均。那么问一个问题，便是从特定的社会立场来说明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并且，不同的社会群体想要回答的关于情感的问题往往是不同的，例如，被压迫的群体想要知道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减轻他们为此感到的痛苦。

在过去几十年中，规范科学对情感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孩子是如何“不恰当地依赖于”他们的母亲（而不是父亲）的？母亲们做了什么使她们的孩子产生这种复杂的情结？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擅长识别表达情感的面部表情？人可以在身体的哪个部位识别出愤怒、厌恶、恐惧等情感？大学生的心情如何在学年的周期内变化？厌恶是普遍存在的吗？更年期的情绪症状是什么，而哪种药物的治疗效果最好？由于患有经前期综合症（PMS）而导致情绪波动的女性群体占比多大？什么样的情绪障碍会伴随或构成晚期黄体生成障碍（late luteal phase dysphoric disorder）（一种新定义的构成了极度经前期综合征的疾病）？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女性主义者指出了有多少关于自我的问题尚未被提出。这些问题是女性会提出的，其中一些是少数族裔的女性会提出的问题，如果她们也能被学术讨论包括的话（她们当然是私下里，以虚构形式，在实际的政治和其他活动中提出这些问题的）。这些此前未公开提出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女性被认为是情感化的性别？为什么情感在总体上被病理化，同时病态被情感化，常态却被男性化？为什么男性的情绪和激素水平没有被检查？黑人和工人阶级女性对自己被分配的社会地位有何感想？白人富裕女性在与特权较少的女性的关系中采取了哪些情感防御措施？为什么美国的大多数人认为，愤怒对女性来说比男性更不恰当？不同的性别分工如何跨文化地影响了女性的威望和自尊？男女间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和社会尊重，会如何影响女性一生害怕强奸或害怕受到其他暴力侵害的可能性？男性性暴力的情感力量源于何处？为什么有这么多男人觉得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很讨厌？在美国，围绕领导人身上的合理的男性气质和情感状态的问题展开的政治话语的后果是什么？男性一贯抗拒避孕的情感语境是什么？

女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很少是对多数人所认为的情感的基本或普遍方面的探寻。在情感研究中，对基础研究及其定义术语的呼吁似乎正中女性的担忧，甚至与女性敌对。事实上，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关于情绪的最基础、最基本或最重要的知识关注的是心理生物学，而不是心理社会学的过程。当心理生物学既定义了情感，又根据此制定了国家研究的议题时，社会世界和对它的批评就会变得无足轻重或不可见。女性主义对情感的分析指出了规范研究的情感分析所服务的权力和利益，并且证明了规范研究在这两个层面上是多么的偏颇。

女性主义作品由大量而多样的观点组成。在这里，我想做的是概述我最熟悉的有关情感的女性主义作品的种类，这些作品是主要关注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的美国学术作品。

女性主义对情感发展动力学的重新解读

最早期的女性主义对自我重新理论化的解读之一，即女性主义对自我主题的重新解读，是精神分析的，并且致力于重新分析性别的情感动力学。这些方法将情感生活视为性别认同和两性关系的首要特征。然而，与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不同，这些方法强调了女性和男性的潜在可变的社会权力，并且较少地将亲子关系视为性别认同的永恒熔炉，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制度。这项工作不仅涉及重新解读家庭的动力学本身，更涉及分析其与通俗文化、文学文化的情感方面的关联。工作包括探索好莱坞电影中将女性妖魔化的心理动力学基础，解释通俗文化形象中的性别矛盾，以及追溯女性、大众文化和多愁善感的联系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

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做出了女性主义在情感发展方面的关键性工作，她将女性是如何变得从被他人支配中感受到快乐的作为她的首要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情感生活是如何变形以至于使女性参与到自己的附属关系中的。她将女性的文化神话（像是本质上是受虐的、自然的等等）视为女性对于自身感受、欲望和权力的重要但不充足的来源。在她看来，对于理想女性的自我和情感的社会学习不应该看作是女性倾向于体验“性服从的愉悦幻想”的结果，而应该是原因。与麦金农（MacKinnon）和格里芬（Griffin）相反，本杰明（Benjamin）认为问题不在于男性色情、施虐的想象和行为的要求，而在于在任何家庭的发展过程中，母亲都无法坚持独立的自我，从而造成了对女性的社交能力和社交机构的压迫。和乔多罗（Chodorow）一样，她认为男性的防御性的全能幻想或对他人的否定是男孩试图挣脱母亲束缚的结果。然而，女孩发展的“进步”则是走向自我克制。与这一系统相关的感受包括女性对独立的恐惧，女性试图通过服从来控制分离焦虑，以及她们渴望在一个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的性两极化的世界中获得认可。

在这种范式中，女性和男性的情感生活成为理解女性主义转变发生的核心。本杰明建议收集对恋爱关系中人际间的认同的渴望，以此作为为个人和社会变革注入希望的方法。她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解放的方法，但是，即使她诗意地追溯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情感辩证，感情在此仍属于个人的东西。虽然她对主体间的认同有着乌托邦式的观念，但是将自我他者的二元论（掌控感与服从感的割裂）与伴随着人际间关系变化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及其中具体变化联系起来的任务，本杰明还是留给了其他人。

情感作为真实的女性气质

一种早期的，并在当下文化中依然非常流行的有关情感的女性主义观点宣称，情感是被重估的女性气质的中心之一。在这些观点中，情感和理性的二元论主张并没有被否定，并且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也是被颂扬的。情感作为一种自然能力，也就同时成为男人未能拥有的东西与女人优越性的标志。女性被建议去抵制被视为男性支配的一种形式的情感压抑。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来自格里芬（Griffin），她认为对女性的支配有关或等同于对自然的压抑，她拒绝技术政治式的理性，并赞扬女性的情感认同和其他与未驯服的自然相关的方面认同。情感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反骨。

格里芬提出了一个普遍而必要的论点，而其他女性主义者则聚焦于感受上，将它作为女性通过社会学习而获得，并应当被恢复为一种美德的东西。当关注点聚焦于女性的共情能力和其他激励她们照顾他人的情感时尤为如此。尽管情感作为一种积极的能力的观点目前被大多数写过这一主题的女性主义学者所排斥，但许多人仍暗中吸收了这一观点。女性主义对愤怒的讨论，似乎尤其倾向于自然化和动能化的情感观，就像女性主义教育学家问她们如何能“[在女性主义课堂上]帮助学生以健康和富有成效的方式疏通愤怒”。而人类学对女性和男性的情感归因的跨文化差异的研究，则将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关注的女性情感的文化假设问题化了。道尔顿（Dalton）以新几内亚的拉瓦人（Rawa）为例，拉瓦人总体上期望女性和男性都能表现情感。这些民族志案例还表明，女性主义的愤怒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同时压抑过度监视和产生非愤怒状态的社会过程。

情感作为认识资源

许多女性主义哲学家通过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批判路径来分析情感，传统的科学哲学加深了理性和情感的文化二元论，声称好的科学研究需要实践者冷静。这一主张隐含了性别和种族政治，其根源是培根和其他人的男性主义的梦想。贾格尔（Jaguar）简洁地说明了这一案例：“[冷静的研究者的神话]的功能显然是用来增强目前主要由白人男性构成的主导群体的认识权威，并诋毁目前的从属群体的观察和主张……后一组人越有力、越激烈地表达他们的观察和主张，他们就越显得情绪化，也因此越容易被抹黑。”

另一种女性主义认识论应运而生。例如，在做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时，哈拉韦（Haraway）写道，“爱”和“知识”是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者想要从他们的科学实践中得到的两样东西。她用爱的概念代替其他可能，例如欲望或动机。这种做法从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角度避免了至少两个问题。第一是尝试重新定位社会科学，不再以负面的角度呈现所有“非理性”的科学动机（因此是爱而不是投射）。第二是将分析集中在科学家和构建故事叙事的灵长类实验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因此是爱而不是焦虑）。这避免了由男性欲望构成科学实践的个人主义画像。

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创造了“认知资源”一词，用以描述情感在女性生活中的潜在作用。女性学习如何感受而不是生来如此感受，她们通常以支持现有的社会安排的方式行事（例如，女性，包括女性主义者，经常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厌恶时）。然而，情感可以是越轨的（比如当一个人对性别歧视的笑话感到愤怒时），也可以是女性主义的（比如她们涉及女性主义的观念和想法时）。情感和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对情感的批判性反思成为发展中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的必要组成部分（如贾格尔所说，并非只是初步的“清理障碍准备行动”）：“越轨的情感……对于发展对世界的批判性观点是必要的，但它们也以这种批判性观点的开端为前提。”

与格里芬一样，贾格尔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当将情感作为女性“认识优势”的一部分时，女性的情感性构成了她们的力量。对情感的反思被视为一种女性比男性更擅长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因为她们对照顾他人更具社会责任感（一种被社会生物学和心理生物学创造，并降级为遗传基因的联系）。也就是说，女性、有色人种和其他从属群体更有可能体验到贾格尔和其他人所说的越轨情绪。被文化美化的情感共情在根本上被彻底重新定义为一种政治分析技能，而不是女性的直觉和养育的美德的标志。

虽然从属群体中的情感的自我欺骗的可能性得到了承认，但还要由本杰明和其他人来描述此等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斯佩尔曼（Spelman）通过分析白人女性主义者如何使用愧疚、羞耻或后悔的措辞来关注自身感受，而非她们的种族特权对有色人种女性造成的伤害，展示了道德情感的言语如何能够，并且已经被自我欺骗式地使用。如她所言，如果情感是“我们将自己纳入他人生活和将他人纳入我们的生活的有力线索”，那么这些情感也将反映一个人作为白人富裕女性的重要性的假设。尽管理论家们对情感的错误认知或意识形态扭曲的关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她们都断言，情感可以通过重新命名来重塑，并且可能构成以女性主义为目标的知识的赋权形式。

情感作为文化历史的权力话语

在以上三种观点中（重新解读情感发展，情感作为真实的女性特质，情感作为认识资源），情感都被视为集体社会的变革工具，仅偶尔将它视作父权制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中心。其他学者则以更直接的分析和/或社会历史语境的方式呈现其中的权力问题。

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吸纳了人类学标准的文化观和福柯的话语观以拓展有关女性和情感性的问题。此时的重心转移至在历史和文化变化中理论化地描述情感生活与（性别的同时也是阶级的和种族的）权力关系间的联系。同以上提到的理论家类似，她们认为情感讨论是政治性的，不过更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相适应。她们追溯了情感话语在不同社会中的地位，这些社会具有不同的权力构造和不同类型的性别政治，不同的权力构造和性别政治源于诸如母系继嗣、游牧社会和父系分支世系体系中的荣誉精神，以及阶级分层社会中的极端贫困条件下的生育和抚养。马乔（Mageo）在情感、权力和历史的研究中开辟了新的方向。她指出，萨摩亚和其他地区的发疯女性所表达出的情感痛苦不应被视为歇斯底里的症状，而是寻求“解决个人所遭受的文化历史悖论”的创造性贡献。这种洞察将情感的言语作为历史苦难和历史意义的重塑，可以应用于详细阐释过去几个世纪美国女性与男性的情感准则的变化。其中的重要工作包括全球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如何囊括了基于性别分配的、工作中的情感需求的历史变化。

例如，阿布·卢赫德（Abu-Lughod）详细描述了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父系制权威随着定居和埃及国家向其社区的推进而衰落的过程。侵蚀权力的关键表现是年轻女性和男性有策略地、常常是反叛性地运用爱情诗。这种情绪是对长者的一种相对直接的冒犯，因为长者对于性行为的绝对控制是维系世系男性间的稳固连结的关键。赛瑞麦忒克斯（Seremetakis）选取了一个类似的美学现象——希腊女性在葬礼上的挽歌，将其作为对女性劳动的文化关注的评论和恢复。女性不被承认的工作包括农耕，以及在葬礼上哀悼的传统。在死亡仪式中，承认和反叛的力量明显体现在女性尖叫的身体中。女性在尖叫中被社会性地显现出来，也因此显得强大，即使她通过撕扯衣服和突破其他限制的隐喻方式离开社会。最后，维斯（Wiss）指出，尽管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致使了对一个在19世纪早期被匿名带到欧洲的非洲！Kung女子的解剖，但是欧洲人对她的感受的密切关注却不包括对她的声音的兴趣。

当代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文化关注不仅体现在女性如何从理论上看待自己年幼的孩子的问题上，也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关于爱情尤其是异性恋的历史著作中。虽然这项工作大多关注的是行为的规范标准，但它通常也会关注制造变化的社会语境，比如对理想的男女的情感形象的期望差距缩小。从维多利亚时期的两性情感分化的高峰开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女性和男性在家庭之外的接触的增加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导致了性别的规范差异在愤怒、恐惧和嫉妒情绪中有所下降。有人开始担心，通过控制愤怒情感的类似手段，男孩和女孩都能被社会化并适应工作场所。依此脉络，也有很多女性主义工作关注的是抑郁症。在西方和跨文化语境中，这种情绪症状都在女性中占主导地位。在已有的最详细的对抑郁症的语境研究中，它与无力感的情境因素相关，而非与情感的构成性因素相关。

关于性别、情感和政治的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工作见于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问题是要解释人类对制度化的恶和日常罪恶的大规模参与，而与我们相关的是，如果我们要理解性别认同与其中的情感投入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是如何塑形的，人又是如何反抗它的，就要关注到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高度性别化的存在方式。昆兹（Koonz）解答了女性在情感上是如何回应纳粹的要求的问题，即她们既放弃了有薪的工作，又要在反犹太主义和文化变革计划中合作。特韦莱特（Theweleit）研究了德国法西斯心理的问题，并描绘了一幅男性的画卷，他们对女性的恐惧与反共主义及他们对控制他们所认为的大众群体的企图交织在一起。

战争中广泛使用的性别形式的酷刑，连同酷刑暴力塑造的情感话语，也被记录下来。镇压叛乱的恐怖结合危机中的父权制，通过与强奸相连的羞耻感与回忆本身的二次创伤性质使情感变得无法言说。特韦莱特将军国主义和性别研究带回美国，她对美国军国主义的生动研究对军国主义和性别作出阐释，为女性和平主义活动家在塞尼卡瀑布陆军基地受到暴力事件提供了详细的民族志意义。特韦莱特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由于她们违反了社会对恰当的女性特质和（异）性气质的期望，而不是她们对核武器的强烈反对本身，激怒了周围社区。在这本民族志中，情感反应是军国主义男性政治，同时也是营地的女性之间，以及营地和村庄的女性之间冲突的索引。

在关注通过情感话语制定的权力关系时，女性主义民族志学家运用自我反思性的分析来审视他们自己的田野调查和写作如何在无意中对性别关系再生产，尽管它本该抵抗性别关系。摩根（Morgan）重新审视了她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女性主义健康中心的工作，因为它默认接受了理性和情感的二元认识论。这导致她忽视去认真对待医务人员表达的情感。自反性分析也被用来强调被研究的文化与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对性别和情感的思考和感受的差异。拉维（Lavie）提供了一个说明反思分析价值的深刻例子，她描述了居住在西奈沙漠的贝都因人对于割礼的感受差异。在描述仪式、她的“参与者观察”以及手术的痛苦后果时，她写到了年轻女孩“惊慌失措地”跑到海里止血，而她自己则逃到了居住地的边缘。在那里，她开始不断呕吐和哭泣，并一直在思索：“我哭泣究竟是因为女孩们从未知晓却已经失去的快乐，还是因为她们的母亲对割礼通过移除性欲能带给女人比男人更多力量的坚定信念，又或者是因为当我小心地介入Mzeina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世界时，我自己的性欲似乎减弱了。”

在这段摘录中，拉维感受中的修辞和威力提供了一种政治分析，即它面对的更加微妙和有效的心理矛盾。换言之，政治分析既不是简单的、化繁为简的，也不是摩尼教式的，因为多重批判的视角（在情感/认知上）承认女性主义的评估和行动在这种语境中的困难。

情感作为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

西方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将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与情感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场所与家庭的分离，女性被分配到无偿劳动的家庭领域，和情感概念和利益概念的意识形态分裂之间的对应关系，表达的和工具性的作用与个性，与女性和那些二元论的情感一面密切相连之间的对应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被重新定义为首要的情感单位。女性因而与家庭生活和情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们充当着无情世界的心脏。这样做的结果包括将女性作为公司的储备力量保留，在企业世界中零成本地再生产劳动力等。女性、家庭和情感的文化综合体也部分地通过商业利益的活动而得到再生产，例如贺卡、花卉行业和治疗行业。

情感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这一观点导向了将情感视为一种需要女性的劳动形式，至少在现代工业世界是如此。这种阐释包含了唯物主义对文化女性主义（和更小程度上的话语分析方法）倾向于关注表现形式却淡化性别和情感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及资源分配问题的重新解读。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在对航空公司空姐和银行催收员的分析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最早最详尽的讨论。她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并在女性和男性的情感、劳动分工、劳动力成本、劳动力和利润的再生产之间建立联系。她着重关注了女空乘，她们的情感劳动包括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保持愉快的微笑，并让每位乘客感到她们（代表航空公司）很乐意为他们服务。大多数以女性为主的服务性职业都有这种情感要求。霍克希尔德还将催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进行了研究，他们的情绪要求是对愤怒的韧性。招聘催收——是以男性为主职业之一，遵循了对愤怒的性别特殊论。

情感劳动本身通常不被承认，这是其商业剥削的奥秘。剥削过程也发生在家庭中，正如迪列奥纳多（di Leonardo）在描述意大利裔美国女性所做的“亲属关系的工作”时所展示的那样。这项工作尤其是在家庭之间组织的，工作包括了计划和执行在一年中寄贺卡、买礼物和准备家庭仪式。这些重要的实践实际上是通过对情感纽带的唤起和再现来定义的，但作为一种劳动形式，它们被忽视或轻视了。此外，如果情感被定义为一种自然流露，并且如果女性对亲属的感情被认为是自然积极的或母性的，那么将女性的亲属工作视作愉快或休闲的，其思想激励作用就显得更强。

同样强调将情感作为劳动，霍克希尔德尖锐地描述了已婚中产阶级异性恋夫妇内部复杂的“感恩的经济”，以及它在维持如传统定义的不平等家庭劳动分工方面的作用。这项研究解决了一些女性主义工作研究女性和养育时的问题，它们只注意到了劳动者被剥削的属性，但没有注意到劳动的战略目的。这项研究就表明：“‘利他’（同情）和‘利己’（理性）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文化结构。”利他主义与情感（如同情、爱和对他人安全的担忧）的联系，和利己主义与冰冷的理性的联系，是将对女性劳动属性的重新定义看作是揭示情感和理性的二元论危害的关键的另一个原因。

在政治经济框架中，情感也被视为一种资源——就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一样，可以（比如在核心家庭之外）被重新分配或恋物化。茨维特科维奇（Cvetkovich）在对19世纪情感小说与批评的历史发展（及其在20世纪大众文化批评中的推论）的复杂而生动的解读中展示了这一点。她表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所谓的情感小说的读者和作家的庞大市场的增长有关。在批评家看来，情感小说的定义是小说能唤起读者的某种情感，一种在阅读主要是女性角色参与反常的（通常是犯罪或性）行动时的“反常的兴奋”。批评在当时更少关注的（性别和阶级之间）社会关系的指标，而更多地关注被定义为问题的情感本身。这一标准的建立，部分是通过将阅读的本能的情感反应与高雅的审美反应对立，尽管实则是性别和阶级冲突，而不是对立于理性的，自主的情感文化思想引发了批评家的行为和标准的形成。

无论是表达还是克制情感，中产阶级就像女性一样，都是通过他们与情感的关系的方式来被定义的。并且，就像不断家庭化和私有化的中产阶级女性生活一样，情感也被定义为一种隐秘的现象。对于女性和情感而言，解放似乎就需要将隐秘的痛苦或问题公之于众，甚至作为（某种情理上不必要的）奇观呈现；于是保守派的批评家显然得对情感小说作出负面评价。在文学之外，茨维特科维奇还敏锐地指出了关注女性生活中的情感痛苦的具体实例时的两难困境：这样做“既能引发关注，又模糊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既能激发社会行动，又能取代社会行动”。

女性主义分析默认将情感定义为劳动和资源，不同的社会时期中与母亲相关的各种感情常常是其分析的中心。但是谢佩尔休斯（Scheper-Hughes）在其关于巴西棚户区妇女的民族志中，对母亲和孩子之间存在自然的强烈依恋的一般观点提出了质疑。她追溯了这些女性在阶级和种族上的情感伤痛，以此指出在贫困和种族主义的条件下有时会发展出的与儿童的竞争和对儿童的冷漠。她的分析努力避免（尽管有时会）重现对女性的禁令，即要有多余的资源给她们的孩子，而这些巴西女性显然没有这种能力。

情感作为社会边缘的生活

女性在社会边缘的生活可以激发情感反应，甚至可以通过对比那些居于主流或中心位置而被（错误地）视为理性的人，以建构有关情感本身的观点。一些理论家将女性的情感性/边缘性作为一个阶级来概述，而另一些理论家则关注女性在疯狂中的情感暴力，以及这些疯狂情绪中的真相或抗争。切斯勒（Chesler）对这一观点作了有力的早期陈述，指出对女性的完整人格的否认导致了一些女性的疯狂。这种疯狂本质上是一种女性对生理、性和文化的阉割的强烈体验，也是一种对力量的注定失败的搜寻。这种搜寻通常涉及身体攻击、妄自尊大、性和情绪化的错觉或表现。在父权制的精神病院（patriarchal mental asylum）中，女性的这些特征会引起恐惧和受到惩罚。

一个展现情感与边缘化之间的表现的例子是由赛瑞麦忒克斯（Seremetakis）提出的，她生动地展现了希腊农民妇女破碎的生命。和切斯勒一样，她探讨了女性被否认具有完整人格的情感语境。她对社会边缘的益处和用途进行了论证，她写道：“（碎片）可能是边缘的，但它不一定是依赖性的，因为它能够否定对任何中心的认同。”这些女性的情感被阐释为“变革性的”，而不仅仅是表达性的：作为一种物质上强大的身体行为，情感上的痛苦和哀叹可以将破碎的自我重新构建为至少“暂时的、强大的整体”。她们的情感、身体和不洁的实在性赋予了女性以力量。这尤其是鉴于她们位于现代希腊国家的边缘地带，所以没有经历过公共与私人、情感交流与经济交流的分裂：她们可以将挥洒眼泪作为她们与他人之间联系的标志，而城市中女性则不能。葬礼上，“自我[也即，女性的眼泪]”的碎片“随着空缺的逝者消失”并宣告一些事物已经被割开，包括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妇女的农作与她们被社会认可的工作之间的关系。

毫不奇怪，这些理论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关注双重边缘化问题的人，比如特拉威克（Trawick）描述了一个南印度的贱民妇女，而巴特勒研究了（西方）女同性恋者。她们两位研究者都将“低贱”视为一种门类，既描述被社会排斥的人，又描述一种感受。她们两位在讨论颠覆性的快乐和被剥夺完整的主体地位的痛苦时也有重要创新。巴特勒关于被“舒适地”认定为女同性恋的矛盾或不可能性的写作是具有启发性的，她的分析伴随着对情感的精确定义和识别，并站在边缘身份的视角，如女性或感情化的人的类别下。她的论点可以用来反驳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女性和女性主义科学来说，一项积极的工作应该是情感透明的，即是说一个人的感受和政治有清晰和单一的特质。巴特勒的性别麻烦的概念可以扩展并应用于所谓的情感麻烦。后者能用于突出情感的表演性方面及其本体论上的不稳定特征。任何情感都会被视为一种表演，而不是一种确定的对潜在的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现象的表达。就像性别本身一样，在巴特勒看来，情感也会被生物学上原始感觉的概念所遮蔽，因此任何一种情感都变成了可怜的模仿。

定义和国家研究议题：规范中心和女性主义边缘

在更大的范围内，绝大多数关于情感的研究都是在心理生物学和非女性主义定义的框架内进行的。与中心位置的政府资助的研究（如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这是一个主要围绕大脑，因而以个体作为研究单位展开研究）相比，情绪的社会定义仍然是边缘的。此外，在与（特定的国籍、种族和阶级的）大学生的实验工作中产生的情感数据被认为是可进行概括的，而在非洲裔美国女性民族志中收集的情感数据却被视为特殊的和相对难以找到的。其结果是，进入21世纪后，科学还在继续询问关于情绪的一些问题，而非询问另一些，尤其社会群体面临的最常与情感相连的紧迫问题。

即使在情感的社会定义被认真对待的地方，女性主义在其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性别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被边缘化了。这绝非巧合，学院对情感本身的强烈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发展，同时伴随着80年代女性运动的成熟，女性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少数民族涌入研究岗位。虽然这些社会变化帮助创造了上文所提及的女性主义著作，但是规范科学也在同一时期将情感作为值得科学研究的对象重新评估。这后一项工作也许至少一部分是被撤除情感与女性和非理性的联系的企图所激发的。女性主义的努力是被边缘化的，即使在学院的某些部分不是这样，在对照于心理学实验室的情感科学的中心时也一定是这样。莫德尔斯基（Per Modleski）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通俗文化，认为其讽刺的特点是部署了“没有女性的女性主义”。她认为普遍的文化抵制会得出在情感研究没有女性的学术推论。然而，也可以说，白人中产阶级关于情感问题的女性主义著作的出现，意味着通过允许将情感、抗议和女性特质相融合，它经常使用的情感的定义是暗中消除女性之间的种族和阶级差异的。

然而，在学术界之外最具影响力的是情绪的规范科学。它通过女性杂志、科学新闻和其他媒介传播。它的影响力从科学家那里流向社区又流回科学家，这是我在与一位心理学家的交谈中获得的感触。当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审查联邦拨款提案的讨论组时，她开始告诉我她的两个孩子间的差异，她的儿子要比她的女儿更具攻击性。她说，起初这让她非常焦虑，并且费了很大努力以更平和的方式矫正他的行为。然而，在她的朋友推荐她读了一本叫《脑内性别》的畅销书后，她就没有那么烦恼了。这本书从心理学研究角度论证了大脑发育和行为举止中的特定性别的荷尔蒙和其他生物学因素。她和其他人还可以得出结论，男孩天生更具攻击性也更容易生气，并且社会、情感和政治改变是不可能的，或只有在严格的限度内才可能。

△《脑内性别》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许许多多思考情感问题的女性主义都对情感是什么以及情感的作用的规范概念提出了挑战。规范性科学的力量在于它持续获得大量资助，是生物学的，并与社会关系分析相关，其研究通常只停留在母婴关系上。几十年来，女性主义对情感的重新定义使一些全新的问题得以提出，使“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双重否定观点得以成为可能，也使重塑情感定义和研究问题以满足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