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来，关于美学的实践性有很多人论及。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美学的实践性不等于实践美学。实践美学是美学界对李泽厚的美学所作的命名，李泽厚曾对此曾作出澄清，说这个名称不是他自己提出的，但他主张美学要走向实践。这里，我们就有了两个对“实践”一词的用法：一是以“实践”为理论原点，建立美学的体系；二是将使美学付诸实践，将美学的知识、观念、方法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我们常常将这两种用法混淆。
以“实践”为理论原点，从实践哲学走向实践美学，这是一个大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已经很多。有很多“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提法，有各种以实践为名，却把实践当成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使美学更加形而上学化的努力。对此，由于已有很多的论述，这里无法通过一篇短文来处理。实践的第二层意义，即作为一个理论学科的美学走向实践，却有着很多相关的问题有待澄清。
关于美学走向实践的思考，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呼声，即理论要“接地气”。这里面包含着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接地气”的说法，本身很难判定是非，关键是如何理解。有一种流行的理解，认为理论要从实践中生长起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必然要读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理论论著。特别是美学这样一个学科，18世纪才在欧洲建立起来，20世纪初年才传到中国，不继承这些学科内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和发展，没有人能够凭空建立起美学来。
这是一个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过程。最初的学语是必要的，从接受到掌握自如，到自主的发展，形成理论的自觉和自信，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理论必须以既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修正和发展。离开了这个前提，理论无法凭空建立起来。我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马建忠根据拉丁文语法，写了《马氏文通》，创立了古汉语语法，黎锦熙根据英文语法，写了《新著国文文法》，创立了现代白话文语法。这些都是仿作，有很多的缺陷，但汉语语法的建立正是要以仿作为起点。此后的人根据汉语的语言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对这两本书进行修正发展，逐渐形成学术的自主性。类似的道理几乎无处不在。学画的人，先学图式，后根据视觉来校正，最后有所创造。学书法的人，先学碑帖，后自成一家。同样，美学也是如此，最初引进来的学问生硬而不切合中国的实际，但那很有必要。此后，再根据中国的实际修正、调整，形成自己的理论。
当今不少“接地气”的呼吁者，不知上面的道理，要用实践来取消理论。他们的这种观点，其实也不新鲜。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姚文元就说过，要从照相馆里出美学。他无非是想取消作为理论学科的美学，用时文写作来取代它而已。对此，当时的学者就进行过批判。对“接地气”的说法，我们要作辨析，如果说的是理论要吸收来自艺术实践提供的营养而发展自身，那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是以“接地气”为名取消美学，那就要警惕。在学界，总有一些人对理论学科不怀好意。他们自己不懂理论，就设法把自己的缺点说成是优点。这时，就需要告诉他们，缺点终究是缺点，靠奇谈怪论不能颠倒黑白。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理论研究者的自我封闭，也早已是一个严重问题。毕竟，美学应该是关于艺术和审美的理论，要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许多美学研究者不再研究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他们所研究的，是关于理论的理论，而不再是关于实践的理论。他们的做法只是引进、梳理、阐释、发挥外国人和前人的理论。这种做法本身当然重要，并且在信息缺失，与时代脱节，对学术的新发展不了解时，从事这样的介绍尤其重要。但毕竟，这是次一等的工作。我们仍然需要学术的原创，需要结合我们自己情况来发展自己的理论，需要有学术的自主生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是凭空向壁虚构，需要面对当下的实践。
上世纪80年代“美学热”以后，有人说，“美学已经乘黄鹤去”，美学被宣布为过时。美学书无法出版，无法在书店上架，美学界的争论也无人关注。最近这些年，美学有复兴的迹象。无论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谈论美学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曾从美学界逃亡的人回来了，新一代美学研究者成长起来，美学文章的生产量在提高，美学人口也在膨胀。然而，正在走向繁荣的美学学科中，也有着种种隐忧，反美学的声音仍时有出现。
这种现象首先表现在艺术之中。艺术升科以后，艺术学在取代美学，以材料、技法、技术手段、工具等等，来取代对艺术中的美的追求。有一种说法，美学太空洞。美学管精神，艺术学管物质，美学尚空谈，艺术学尚操作。于是，似乎要务实，就必须投奔艺术学而放弃美学。
这种现象在文学中也有所体现。文学本来应该是离美学最近的学科，当年鲍姆加登就是从诗学的研究中，悟出aesthetica这个可译为“美学”或“感性学”的词的。但是，在当下的文学领域，不是用语言分析、叙事结构分析这些形式主义理论，就是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研究来取代对文学的美学分析。人们不再谈一首诗是不是好诗，而围绕着诗作形式的、心理的、政治的分析。一时间各种主义的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就是不谈对诗的审美评价。
在自然、环境和生态研究方面，美学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也成为难题。一方面，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而另一方面，关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的美学，则很难在这个世纪大趋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科学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但是，在这些当下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自然和环境的美的因素，却没有得到考虑，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却很难发展起来。无人的荒野与人改变荒野的活动在自然美中各起什么作用？有关环境的伦理与环境的美之间是什么关系？生态意识的觉醒如何改变人们的美学观？这些问题在等待美学家们的清晰回答，然而，现有许多人的研究并没有指向这些方面。
在关于城市的研究中，有关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方面的功能性研究受到广泛的注意。然而，随着城市的迅速的增长，怎样建立美的城市问题会提出来。一方面避免千城一面，一方面避免一味求新求怪，一方面要有好的城市天际线，有地标性景观，另一方面也要实现可视可游与可感可居的结合。城市不仅是景观，也是家园，要实现游人评价与居民感受的结合，而把重点放在家园建设上。
在教育方面，当下出现的是用科学教育，知识教育来取代美育。一方面，在教育中以升学为中心，美育被排斥到边缘的位置，另一方面，一些本该属于美育的部门也非美学化。例如，学艺术是为了考级，背诗词是为了考一个好的语文分数，美感没有能融化在教育之中。
美学的复兴，就是要恢复这门学科作为精神性追求的品格。在美学中，我们常说康德和黑格尔过时了，被打倒了。他们不断地被打倒，但美学却需要通过不断地再次打倒他们而得以发展。
先说黑格尔，他通过理念与感性显现的关系，来描述艺术与宗教、哲学的关系，说明艺术终结的原因，也同样通过这两者的关系，来描述艺术史的象征、古典和浪漫三个阶段，并进而描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时过境迁，这些描述都显得可笑。想以理念和感性显现来说明一切，却似乎什么也没有说明。然而，他对超越具体艺术史细节的总体精神性的追求，他超出具体技术的改进、艺术变迁过程中此起彼落的具体情况的记录之外，对艺术进步的总体把握的思路，仍具有生命力。我们在对艺术、生态、教育的思考中，如果缺少一种从精神性角度的把握，就会淹没在细节之中而失之目光短浅，只能生产出一些具体的知识。
从这里，我们回到一种“介入”的立场。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过去的一位学生翻译的阿诺德·贝林特所著《艺术与介入》一书。“介入”(engagement)是一个特别的词，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介入”（engage）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这个词在国际政治的文章中，曾被译为“接触”，并被用于与“围堵”（contain）相对而相反的词。其实，翻译为“接触”，并不准确，只是当时需要这么译，也需要这么理解，并且实际上起的也正是起“接触”的作用。这个词的更恰切的意思，正是“介入”。贝林特是通过批判“无功利”的康德美学，也通过批判“间接性”的分析美学，而提出“介入”概念的。他所倡导的，是艺术要“介入”到生活实践中去，从而改变生活。
其实，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一种“介入”的关系。美学不可能无前题地从实践中生长起来，也不应该与实践脱节而进行纯而又纯的理论循环。美学要保持自身传统的继承性，同时也要在与当下艺术实践的互动中发展自身。美学研究的成果要融化到当下各种审美和艺术实践之中，但美学本身不能融化，它要通过吸收生活实践的营养而成长发展。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理论与实践的第三种关系。前面说到的两种关系是，第一，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第二，理论要付诸实践。这里所说的第三种关系，是理论介入实践，理论以自身的发展影响实践，又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理论与实践不再是互为前提，而是各自独立，相互对话，相互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