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飞 | 生命政治与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共同体

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接续了早期批判理论对总体性权力的关注，以对生命领域的观照开启了后结构主义以降的微观政治转向，通过对生命和政治复杂关系的勘定生成了独特的生命政治进路。福柯后期以生命权力的考察聚焦以人口为核心的感性生命场域，探索政治技艺与民族国家治理范式之间的一系列问题。经由对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的研究，福柯生成了从感性生命之维展开的批判性话语，政治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得理解，揭示出传统宏大政治向治安领域的转型，将感性、感知和情感等要素纳入其中，进而形成关于权力争夺的场域。感性主体生命如何更好地共同生活，成为连接生命政治与共同体感性之维的重要环节。当代批判理论从现实与理论双重维度介入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阐发与批判。朗西埃通过对“治安”（police）与“政治”（politics）的不同理解转换了福柯的论题，以感觉共同体（community of sense）激活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重构感性的维度，感觉共同体向审美共同体（aesthetic community）的范式转换成为可能，审美共同体以可感性系统的分配为核心机制同时触及当代政治与美学关系思考的同构性。朗西埃的审美共同体思想为当代批判理论重思总体性问题开启了新的思考视域与向度，审美不再是纯粹先验领域内部的构造，而是指向审美感知的重构。阿甘本与奈格里接续这一思考路径，生成了聚焦于生命内在性层面的生命政治进路，经由对生命在感知、经验和意义等维度的阐发建构了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感性关联。基于不同的问题导向和批判立场，阿甘本与奈格里分别呈现为否定性的生命政治与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前者从至高权力与神圣人之间的悖论逻辑探寻感觉共同体的边界机制，以具有感知潜能的生命形式作为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可能性，阐发了无主体且难以现实化的审美共同体。而后者从情感劳动的感性层面分析出存在于主体中的权力形态，将生命权力视为具有能动性和生成性的积极概念，进而从生命政治生产的情感之维建构容纳差异的情感共同体。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共同体思想彰显出对于当代美学政治转向的回应，其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整体性思考。

“五月风暴”事件传递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质走向，以松动总体性逻辑的微观感性实践及话语模式出现，彰显出对差异、边缘和他者的包容。朗西埃重返生命的感性现场，考察“政治”与“治安”对生命主体的包容与排斥逻辑，激活了以感性的分配为核心机制的审美共同体思考。朗西埃回溯重思共同体问题的现实语境，他指出，本世纪初911事件的发生虽然没有造成西方象征秩序的断裂，但是其自身显现出来的是对共同体之共在及其面临的冲突进行符号化的主流霸权模式。朗西埃批判性地指出，当下的政治已经不断地被共识共同体所取代，而且共识共同体最终会走向伦理和道德的共同体。

朗西埃从共识共同体与歧感共同体的张力思考人类何以基于感性而共在的论题，他在思考共同体与政治主体化问题时接续了福柯生命权力逻辑之上的“治安”这一表意，将其转化为对感性生命内在分配秩序的讨论。福柯的生命政治聚焦于微观感性场域，通过对主体生命及其生活方式的讨论生成了独特的批判性话语。治理实践是福柯生命政治的核心，以治安为核心的生命权力视角将国家问题立足于生命主体，渗透到微观的、感性的日常生活中来观照每一个个体自身。国家治理因此呈现为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总体性的公共治理和管治，另一方面是关系个体幸福生活的自我治理，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生命权力的机制。在福柯对治理的考古溯源中，这一概念从诞生之初指向的最根本的要素即是人，而后在历时性演变中表意系统发生较大变化。17世纪以降，治理转向个人生活领域，指的是一种让人们相互共存的权力形式，即“一整套干预和方法，保证生活、比生活更好、共存，能够真正地有益于构成、增强国家力量”。治安通过关切个体生命的感性维度来彰显个体如何转向政治共同体，即治安逻辑保障了每一个独立个体能够有效地社会化并使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共同体得以可能。

朗西埃承认福柯在治安的考古学中所发现的这一范畴不断剥离了其最初与“警治”“警察”相关的表意系统，即在西方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治安不断地与医药、福利甚至文化的社会部署联系起来并成为构成性要素。朗西埃转换了治安问题的论域，将治安范畴引入共同体视阈，探寻共同体中主体之间的感知重塑及其依循的分配机制。通过追溯至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的讨论，朗西埃辨析了“政治”与“治安”的不同表意逻辑。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人类动物最显著的政治性本质加以思考，认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真正差别是因为他们所具备的说话能力，而这种说话能力可以传递公平、正义等相关感受，进而为构成城邦共同体建立基础。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期待存在于善与正义的生活，朗西埃在思考共同体和政治问题时返回这一历史语境，认为是否拥有话语的表达能力决定了人与动物在参与感受经验方面所对应的边界和限制，而这一考察构成了朗西埃思考共同体内部“政治”与“治安”不同逻辑的起点。话语动物与声音动物之间的对立，奠定了政治的出场并触及了其内部最根本的问题，即关于不够格的言说者的能力与政治能力之间关系的冲突。为此朗西埃从这一组对立范畴出发重新思考共同体的本质，他指出，政治权力将大多数的言说者弃置于静默长夜，或将他们认定为仅仅是表达愉悦或痛苦的动物的喧嚣，基于这一现实问题，需要重新厘清共同体内部的感性逻辑，也即“政治”与“治安”两种不同的分配机制。

△《政治学》

在朗西埃的共同体思想中，治安指的是共同体何以重新分配或安置身体秩序的行动方式、存在方式与说话方式。朗西埃指责福柯将生命政治呈现为权力实践及其效果的某种特殊差异，换言之，是作为某种手段即权力以身体的个体化和人口的社会化来产生效果。朗西埃认为如今的问题是，当主体在共同体中能够确认其自身的身份时，政治才会发生。福柯的生命装置概念在朗西埃这里遭遇批判，朗西埃认为问题不在于福柯经常交替着使用“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两个不同的术语，真正的原因在于，福柯关于政治的概念是围绕着权力问题而建构的，而他从未在理论上思考政治的主体化问题。主体化问题构成二者论争的关键。其实在朗西埃的批判中已经显示出他关于“政治”这一范畴的不同理解，福柯所言说的“人口”在这里演绎为对人口及其各个部分的计算之补充性关系的象征化形式，也即何种主体可以被划分在共同体内部并占有共同体的一个部分。

在对治安理解的分野中，朗西埃形构了其生命政治进路的异质性。就福柯而言，治安作为一种微观治理术，是以管控整体生命为目标进行的调节性政治活动，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自我治理达成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进而实现个体感性维度的幸福生活与国家的稳定秩序。而朗西埃则以治安来激活当代民主政治的思考，政治对于他而言是基于平等的预设和目标，追求平等才是朗西埃一切政治和美学思考的前提和归宿。研究者指出，福柯和朗西埃对权力的当代运作方式都作出了相似的理解，都指出了社会秩序景象的重要性，即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和朗西埃在民主预设基础上的研究，共同建立了作为非强制权力运作的理论化。治安、政治和平等构成关联性极强的意义系统，在这个三元架构中，治安不再是福柯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术，其运作机制在于“管理共同体之中的人们的聚集、他们的共识，它建立于对位置与功能进行等级性的分配”。治安逻辑隐秘地构成对可感性空间的共识性部署以及共同体内部成员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边界，而政治通过制造歧感的方式造成治安秩序的断裂和去边界，在触及感性系统的层面上，政治与美学达成了可被同时思考的可能性。

对政治和治安关系的重审最终通向的是对当代政治与美学关系的重新理解，而这一思考通过“可感性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审美共同体的生成逻辑蕴含在感性领域的重新分配和重组之上，这种模式历时性地贯穿于每一段历史时期并以破除等级秩序得到彰显。在艺术体制的历时性溯源中，朗西埃批判了依据伦理体制与再现体制构成的政治共同体，认为上述体制都形塑了伦理等级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了对可视性、可理解性和可能性的全面布控，主体所能感知到的内容与经验方式完全取决于其在共同体中的阶级划分，在城邦共同体中的等级秩序并未实现艺术的感性重组。而艺术的审美体制通过将“实践、可视性形式和可知性方式之间的另一种连接”来破除伦理性的共识逻辑，因此蕴藏着真正的感觉共同体的发生机制，即通过感性的分配或者感知的断裂来重新界定“形式”与“内容”以及理解它们的方式。朗西埃将可感性分配视为普遍的隐秘法则，通过它们被规定的感知模式率先界定了其参与的形式，可感性的分配是对世界和人民的分配，这种分配建立在共同体的法则之上。这一机制决定着共同体中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可听与不可听、可见与不可见、可感知与不可感知之间的划分，作为感知的重构法则，建立了具有差异性感知的主体与共同体感性之维的关联。

当突破传统学科意义的理解范式，美学指向感性的重构，这一重构机制达成了美学与共同体的关联。朗西埃用“审美共同体”这一概念来表达这一关系的联结，他规定“审美共同体不是一个美学家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aesthetes），它是一个感觉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ense），或者一种感觉的共通（sensus communis）”。在朗西埃看来，美学与共同体之间的深刻联系体现在“转变的感觉”（transformed sensation）上，也即经由“感觉”与“感觉”之间的重构来塑造新的共通感觉结构的出现。“感觉共同体”指向将不同事物或不同实践放置在同一意义下的可见性和可理解性的框架，并进而形构出的共同体的感知。马克·罗布森肯定了朗西埃的这一范畴，他指出朗西埃对于美学的指认将艺术、思想和共同体都建立在“分配”概念的基础上，政治从其星丛中出现，既不是作为决定因素也不是作为艺术体制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朗西埃所言说的感觉共同体并不是指向一种共同情感的集体性，它意味着对共同性的时间和空间、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等形式之间的一种重新配置，这种配置方式作用于特殊的感觉领域，也即感觉的重新分配和共享。

政治的本质关乎纷争，而纷争在感知层面则以歧感的形态呈现可感性系统与其自身的差异。审美共同体以感性的重新分配为主导逻辑，而这种感觉的分配机制是通过制造感知与感知的差异和异质性来完成。为此朗西埃提出“歧感共同体”（dissensual community）以特别强调感觉共同体对于差异性感知的容纳和重组，他指出“审美共同体是一种歧感共同体，即审美共同体是一种由断裂（disconnection）构成的共同体”。其中审美经验作为重构身体、位置及其关系的重要方式，“改变了可感知性、可思考性和可行性的范畴，因此它允许共同目标的政治建设的新模式和集体表达的新可能性”。歧感共同体基于对差异性审美经验的容纳而呈现为多元差异的共同体，审美经验的断裂同时意味着再现体制或模仿体制的断裂，所感与所想之间、所见与所感受之间的中断导致了美学歧感的发生。

感觉共同体的核心机制建立在对“感性”的重新理解上，这一思考决定了在何种意义上将感觉共同体视为审美共同体。朗西埃认为美学作为一种“可感性经验的重构”，强调的是感知间的重新分配关系，也即何以做、何以说、何以看、何所思等诸多感知方式之间的重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朗西埃通过重返“感知”使得感觉共同体中的共通感具有了可见的可能性，感知经验能够形成一个被理解“可感性分配”的感觉共同体。在朗西埃的批判视域中，感觉共同体始终是基于审美主体感知能力的重构而被理解为审美共同体，而“感性的重返”不再是简单地回归于现代美学对于感性的自律式理解，而是在追问感性何以被形塑的社会条件和外部机制，即感知裂隙或断裂之处进行新的分配/共享，在这个意义上美学才与政治建立同构性的关联。正如米歇尔·费奥拉（Michael Feola）所言，对感性的政治化关注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解释，即主体如何寓居于一个价值、意义和义务的共享世界，只有通过感性，总体性才能形成，并且公民共存于共有的历史中—抑或他们可以对共有生活拥有不同的未来想象和愿景。审美共同体并非因其对感觉的重塑而始终是形而上层面的所指，当不同的感性生命作为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当感性生命以原初在场的方式扰乱现实世界的感知分配秩序，审美共同体始终是以介入现实的姿态而出现的“实质性”的感性存在，而非在别处的遥远的未来乌托邦。

通过生命政治向感性政治研究进路的转换，审美共同体成为当代政治美学问题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朗西埃对审美共同体中的去主体化、差异性感知的构成等问题作出进一步思考，为当代批判理论重思共同体问题奠定了学理基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朗西埃的研究视域与思考进路并不足以涵纳同时代其他当代批判理论家关于共同体问题思考的复杂性和多元性。911事件之后，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运作机制发生重要转型，差异与共识的张力、例外状态、难民问题的涌现无一不在松动宏大政治的叙事体系，在现实政治的多重困境中如何找到适于感性生命共存的可能性方案，成为当代批判理论共同的反思。对共同体问题的回应成为当代批判理论的热点，相继形成理论对话与思想争鸣。自朗西埃以感觉共同体确立了审美共同体在当代美学问题域中的合法性之后，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理论家不同程度地予以接受或批判，其在各自的生命政治进路中丰富和拓展了共同体问题在美学和感性维度的呈现方式。其中以阿甘本与奈格里、哈特为代表彰显出与福柯生命政治极为不同的批判色彩，其对生命潜能作出不同感性向度的阐发，进而形塑出范式各异的审美共同体。

 在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中，感性成为理解美学与政治的中介机制，意大利当代批判理论家通过对生命内在经验的聚焦丰富了对感性的不同理解。阿甘本以福柯的生命政治进路为原点，通过生命权力向至高主权结构的过渡，剖析人类共同生活的原始结构与主权权力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生成一种基于生命潜能之上的审美共同体批判话语。秉承着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中生命与政治的结合方式，阿甘本以zoe（生命）和bios（生活）两重表意机制探寻了生命的本质内涵，其将生命视为与善、正义、美好等相关的一种存在形式，进而在现代政治发生以来的至高权力结构中分析了新的生命样态——“赤裸生命”（bare life）的出现。赤裸生命作为至高权力领域中的生命原初形象，象征着感性生命的最初典范，其以不可祭祀的形式而归属于神，并且以能够被杀死的形式而被纳入共同体中。通过对赤裸生命的审视，阿甘本重构生命政治话语，即神圣人呈现着作为至高禁止的生命原初形象并保存了原初排除的记忆，正是这一排除过程建构起新的政治向度。

阿甘本在赤裸生命如何被至高权力政治化的探究过程中考察了西方传统政治向生命政治的当代转型，进而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思考路径。福柯的生命权力聚焦于领土国家向人口国家的历时性过渡，以“‘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的运作机制对生命本身所包含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繁殖、疾病等基本问题作出调节和治理。生命权力通过对总体性人口和个体生命的观照彰显出福柯生命政治的审美与伦理维度，总体性的公共治理与关乎个体幸福生活的自我治理，交织构成福柯生命权力的运作机制。但是阿甘本认为福柯后期关于政治技艺的研究与自我技艺的审查如何被整合在生命政治的论域中是一个模糊的问题，他批评道，“福柯的各种不同视角的研究思路都向着这一交汇点延伸，但始终没有抵达”。在他看来，生命政治的问题实则从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中就已发端并在例外状态的情境中愈发地呈现出复杂性和紧迫性。面对当代现实困境，阿甘本反转福柯的研究视角，将治理实践如何对感性生命规范化的问题转换为至高权力下赤裸生命被例外化的讨论，以至高权力对赤裸生命的征用和捕获来探究当代生命政治的布展方式，并对当代例外政治空间中不断与至高权力相互渗透的生命权力作出批判。

通过对例外状态、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阿甘本重塑了福柯意义上的治理范式，以一种标识着无区分的地带来呈现现代政治发生以来的治理典范。阿甘本指责福柯生命政治研究缺席了对现代总体至上主义的批判，为此他吸收了阿伦特对人权的反思，将集中营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典范。回溯“范例”这一问题在福柯生命政治进路中的演绎，可以发现其早期关于边沁圆形敞视监狱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范例的实际运用，而阿甘本将“范例”内化为共同体内部任意独一性和共通性、部分与整体、差异与共同等诸多问题的演绎，通过生命政治视域的接合，阐释了例外状态下生命如何被政治化的问题。为此他区分了“例外”（exception）和“范例”（example）的不同内涵，认为前者是一种纳入性的排除，而后者则是排除性的纳入。杜兰塔耶认为，例外状态的逻辑与《即将来临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中出现的范例是相同的，其涉及了相似的悖论逻辑，即它们都作为表征且独立的属于一整套现象与存在。其实例外和范例作为两种不同的归属逻辑，隐含的是共同体与任意独一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外状态作为法的悬搁与中止代表着一种空无的状态，其之于共同体则相当于确立了容纳生命的共同体内部的一种边界概念，即感性生命在何种意义上被排除却仍然归属的悖论式结构。

△《即将来临的共同体》

在对集中营、收容所和难民等现实问题的反思中，生命政治不断地朝向一种死亡政治，在例外状态变得愈发常规的情境中思考感性生命何以被容纳/排除的问题成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核心论题。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进路呈现出否定性与矛盾性的双重在场，一方面，现代性本质的生命政治结构组成了人类共同体的最初结构，其以虚空的无区分地带判定了生命本身的价值或者无价值。另一方面，一种不再以纳入性地排除赤裸生命为基础的政治同时代表着即将来临的共同体，其中生命形式（form-of-life）通过破除控制生命的诸种方式而形塑一种感知潜能维度的共在模式。通过吸收亚里士多德的潜能论，阿甘本赋予生命形式以感知维度的纯粹潜能，来表达生命存在的感知主体对于生命实践的某种持有，这一概念旨在弥合zoe和bios之间的裂隙，重新构想一种基于生命和活着之上的生命之形式。阿甘本认为对于生命潜能的实现不是返回到赤裸生命的现实场域中，生命形式以一种虚无的空的样态来完成对其自身的亵渎，只有在这种姿态中结合生命与形式，潜在的弥赛亚式共同体才能来临。但在赋予共同体无内容的属性时，阿甘本引入了主权结构的分析，而这一至高权力领域的介入又使得其生命政治批判走向了一种神学色彩浓郁的否定性论调。阿甘本将感觉共同体视为无根基的存在，其中“共同体没有预设也没有主体”，任意独一性以“在外却属之”的悖论式逻辑来确立共同体的原始结构。

通过将生命与生活的结合方式视为无内容的感知潜能，阿甘本探寻到生命政治与共同体感性之维的联系，以一种共通之中的空无形式来回应生命政治的当代转型，但是生命形式是否可能的问题始终关乎潜在性与现实性。感知的潜能从根本上以它的非潜能来确证感知存在本身，也即潜能同时要求着其自身的无作或者悬置。奈格里曾批判阿甘本以救赎经验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到底是否可能的问题，指出“《即将来临的共同体》是救赎经验被呈现为反乌托邦的地方，它也是断裂最为强烈的地方”。这一论争的分歧呈现的是二者生命政治进路的差异所在，在前者看来，真正的问题是思考生命政治的范畴内部是否还包含着一种具有生产性的力量，“阿甘本通过排除所有生产性的力量并将其扁平化到本体论的维度来定义这个概念。换句话说，生命政治已成为形而上学的一个永久性装置（dispositif）”。在奈格里的批判中，核心问题是他关于潜能和构成性力量的不同思考，在他与哈特的审美共同体思考中，构成性力量常常以情感劳动、爱的生产、欲望的身体等来建构总体性。然而在阿甘本的批判视域中，生命权力更多地走向了南希（Jean-Luc Nancy）意义上的“无效用”，因而无法介入主体性的生产领域并产生出一种积极的建构力量，只有非劳作、非效用的存在才能将政治从至高主权的结构中营救出来。

在对审美共同体作救赎式的乌托邦畅想时，阿甘本以突破时间的空间化星丛来预设一种包孕着差异的弥赛亚结构，在这种超越和开放的结构中，生命潜能以姿态、语言经验、影像等感知方式被具体地赋形，并以投身于自身的完满姿态来表达潜能的非现实性。弥赛亚式的审美共同体介于反乌托邦与虚无主义之间，是一种非实体化且难以现实化的感觉共同体。在面对多元异质的现实情境时，阿甘本的审美共同体批判会遭遇思辨维度的限度，一方面阿甘本试图通过诗、语言、思想、艺术来营造共同体得以发生的潜能机制，另一方面又将共同体视为不可挽回的虚空形式空间，其内部通过拒斥至高权力来使权力的功效被中断，也即通过非潜能的方式来设想一种共同的伦理生活的到来。在这种模糊性和晦涩的表述背后，彰显的是多种理论进路的多声调在场。“阿甘本弥赛亚式的政治面对政治的虚无主义，更多地像海德格尔一样等待真理事件的降临，即它可以从总体性上推翻法律并建立一个完全新的人类共同体，从而弥合法与生活、政治与存在之间被撕裂的关系。”但是这样一种生命政治思考始终在等待着弥赛亚救赎的来临，只有在非潜能也即潜能的中断中，潜能才会实现，如果以一种悬置、中止、无效用的生命潜能状态来颠覆既定权力装置和主权秩序，那么审美共同体最终因为指向无作的感知潜能也只能是一种形式的共通与难以现实化的乌托邦。

 生命政治的思考边界不断被扩展，不仅渗透到医学、政治、生物学等领域，而且在当代日常生活与非物质生产领域中凸显出情感向度及其建构性意义。奈格里和哈特从政治经济学视域重思福柯生命政治在当代经济文化语境中的裂变，通过通讯交往、象征式劳动与情感生产等新型非物质生产范式来捕捉生命政治的肯定性维度。回溯福柯的研究，生命之于生命权力机制，既是对象又是目标。福柯认为与生命权力同源的“生命政治”概念指的是与生命紧密相关的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在人口中构成的活人总体的特有现象以及相关的治理实践等一系列问题。从早期对微观权力的谱系学和考古学考察到后期向生命政治权力的转变，福柯将权力机制引入感性的日常生活语境中，生命政治始终聚焦的是微观感性场域中的生命。附着于身体之维的规训权力与整体人口之上的治理权力共同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奈格里与哈特从“权力”这一概念出发解读出福柯思想中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是指在规训权力及其建筑呈现形态中通过毛细血管网络实施的分配，这一权力形态在其看来是在生产主体。而另一方面，他们指出福柯有时也提出一种异于权力的他者，而这种作为反抗的权力则在进行主体性生产，也即寻求摆脱权力的自治方式。其实二者对福柯的生命权力作了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解读，并通过德勒兹、加塔利、梅洛庞蒂等后批判理论家关于身体、权力、情感的讨论增补了新的思考视角，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向度对生命权力作出阐发。

不同于阿甘本从至高权力介入生命政治化的讨论，奈格里与哈特从福柯的生命政治中探寻身体与权力之间的建构性关联，将生命权力视为一种具有事件性质的特殊范式。福柯曾在微观权力的分析中讨论了主体如何被权力形塑和建构的问题，但是奈格里从其中解读出蕴含在身体中的生产性和建构性，指出，“福柯的身体现象学在其对生命权力的分析中达到顶点”。二者辨析出作为另类主体生产潜能所在，坚持从认识论、语言学、人类学的多元系统中去把握生命政治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立场使其从生命政治的消极讨论中剥离出来，从而在积极层面赋予生命反抗、生成以及自由行动的潜能。奈格里和哈特经由身体的感性装置建立了新的主体性生产机制，身体作为反抗的他异性场域，表征着不可被消解的主体生成力量。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此表示肯定，认为这种主体的生产形式呈现出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的不同。福柯将装置视为内嵌于权力结构的产物，通过与知识、意识形态的相互关联而呈现为异质性要素的网络，奈格里取其生命装置的积极介入意义，以从知识范式向主体性生产的转变过程来建立共同体的敞开空间。基于此，“身体”这一范畴被赋予积极的建构意义，其不仅是作为感受与存在的集合体，而且在抵抗权力的过程中蕴含着解放的生命潜能。与阿甘本极为不同的是，奈格里和哈特坚持从生命经验的原初场域中去捕捉作为主体性生产的生命形式，生命政治事件拒绝一切形而上学的实体论或概念论，生命政治是新的主体性的创生，这既是反抗，同时也是去主体化，与身体紧密粘连的感受、情感、行动、爱等感性维度在生命政治阐发中被激活。

生命权力在以感性身体为核心的权力装置中，指向了感觉共同体的权力技术、主体性动力和差异性等问题。福柯的生命装置概念被赋予情感维度的阐释，即“它既是物质的、社会的、感受的，同时也是认知的机制”。福柯将生命政治视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特殊产物，生命权力以国家为中心将经济领域引入政治实践，从而揭示了治理技艺的本质。然而在当代经济文化语境的急遽变迁中，社会运动、通讯系统、语言体系、社交关系等形塑着新的生产范式，奈格里与哈特将生命政治向社会关系生产网络的转向指认为“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 production），其不仅包括一切诸如空气、水、大地、大自然等物质世界元素，而且重点关涉语言、符码、信息、情感等的非物质层面，这两方面共同组成“共同性”（the common）的概念。生命政治生产主要包括创造生命的劳动，而非生产活动，而恰恰是在情感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创造生命，劳动基于情感直接地工作，生产了主体性、社会、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情感劳动是本体论的，它揭示了构成生命形式的活劳动（living labor），并再一次表明生命政治生产的潜能。

生命政治生产不仅超越了福柯生命权力的原初内涵，而且以情感向度的介入呈现出与共同体的感性关联。奈格里与哈特接续了斯宾诺莎和德勒兹关于情感的思考，生成了以情感为核心的生命政治批判话语。情感作为不断流动和生成的动态过程，被斯宾诺莎视为主动的情感施与与被动的情感接受两个环节，以超越理性的姿态与行动和行为联结起来并发挥情感的动能与实践品性。奈格里与哈特经由情感的动能这一维度，追随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共同概念”（common notions），并从中生发出共同体基于集体性的社会实践而具有的生产潜能。与此同时，他们接续了德勒兹的情动理论并赋予生命政治生产能动的情感向度。德勒兹认为凭借情感与行为和欲望的重新交织，身体与身体在内在性的接触中可以形成对生命的另一重理解，通过生命内在性的情感触动，主体和主体性以彰显于身体与情感所建构的共同体中而得到重新确证。通过将生命权力视为积极介入主体性生产的情感装置，奈格里和哈特确立了其肯定性生命政治进路下审美共同体的问题指向与基本范式，即作为事件的生命政治理性通过生命装置与共同性之间的本体论呼应，以建构性和能动性的方式介入审美共同体内部的非物质生产、主体性创造、差异与共识等一系列问题中。

生命权力的构成性力量以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构筑审美共同体的构成性基础。情感劳动作为当代语境下非物质生产的重要运作方式，通过诸众的主体性生产创造多元差异的感觉共同体。奈格里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基于社会关系与生命形式的生产模式，他们重点关注非物质劳动的第二重面向也即情感劳动，以指涉聚焦于与体力劳动相对应的情感形式。情感劳动作为一种具有潜能的感性实践方式，不仅构成帝国时代的生命政治生产，为联结个体间的生命形式与感觉共同体范式提供可能性方案。本·安德森指出，“个体与集体的情感生命（affective life）是当代生命权力形式的目标与前提”。情感劳动作为认知资本主义时代的非物质生产方式，生产的是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的形式与生命权力，通过情感、体验、经验等层面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形塑审美共同体提供了积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指向情感与生命的生产，而且积极介入诸众的生产、社会的生产，甚至共同体的生产与艺术的生产。

从朗西埃到阿甘本和奈格里，其相继形构了不同问题导向与批判立场的生命政治进路，并生成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话语。朗西埃曾谈到与福柯生命政治之间的连续性，认为奈格里和哈特通过将生命政治和诸众的运动融为一体来打破帝国的束缚，而阿甘本则通过福柯的“超越生命的权力”这一描述来理解广义上的例外状态、民主和总体至上主义，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试图在福柯的轨迹中确定最终原则以确保总体的连贯性，并为一种新的政治或伦理提供坚实的基础。朗西埃指出了当代批判理论对福柯生命政治研究的一种主导倾向，即介入当代正在发生的生命政治现象与事件进行再阐发的社会批判性话语，突破了福柯的整体生命意义上的治理实践，在生物学、医学、经济学、法律、伦理、美学等多领域的渗透中展现出生命政治话语的张力。以潜能作为权力的另一种表意，思考生命权力与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当代意大利批判理论家的共通之处，他们分别采用不同的术语来概念化生命内在层面的“潜能”，不论何种形式的概念，生命潜能都丰富了共同体在感性向度与生命政治之间的关联。这种向生命内在性场域的回归呈现出意大利批判理论的异质性，正如伊达.多米尼加尼指出的，意大利近二十年的生命政治生产了共识，其一方面通过审美的、情感的和感知的“情感”装置，另一方面通过后工业和大众生产的真实与幻想的机制、可言说的与不可言说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揭示幻象对于真实的镇压、变形和专门化。自福柯对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作出考察之后，“政治”与“美学”的理解相应地有了新质的产生，附着于生命权力之上的感性同时连接二者并作为核心机制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

 面对后现代以降的总体性危机，当代批判理论通过对共同体审美和感性之维的阐发，建构了一种容纳差异、去主体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其中生命政治作为研究进路贯穿于当代批判理论家的批判思想及美学阐发中。当代批判理论家直面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以更加多元化的问题导向超越和丰富了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单一性批判，复杂的地缘政治与社会政治实践促使其理论视角以更具批判性和介入性的姿态呈现于审美共同体的问题思考中。审美共同体显示出当代批判理论就政治与美学关系的思考对于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的断裂和超越。朗西埃通过审美共同体的构想探究了感性何以被形塑的社会政治成因，建立了当代美学与政治的同构性关联并为同时代的当代批判理论家开拓了新的思考视域。阿甘本、奈格里和哈特基于生命内在性层面的阐释，生成了不同于朗西埃感性政治的思考进路，以生命潜能作为核心机制激活审美共同体的多维度阐发，进而以不同的审美共同体批判、丰盈和拓展了对当代政治美学的理解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