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俐俐 | “当代美学：通过艺术、文化和媒介进行对话”——第22届世界美学大会综述

2023年7月24日至28日，第22届世界美学大会（ICA22）在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市召开。本次大会由国际美学协会（IAA）、巴西美学与艺术哲学协会（ABRE）和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UFMG）主办，会议主题是“当代美学：通过艺术、文化和媒介进行对话”（Contemporary Aesthetics：Dialogues through Art，Culture and Media）。来自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美国以及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15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9位学者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作了大会发言。本届会议的参会者既有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文化理论、媒介理论方面的研究者，也有艺术家和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如建筑师、设计师等。十余位中国学者的论文摘要通过筛选进入了会议议程，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的四位中国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大会共安排了5个分会场，所有发言基本围绕会议设置的分议题展开，包括：“新媒介、设计与美学”“身体与运动美学”“哲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美学”“当代欧洲大陆美学”“当代英美美学”“当代亚洲美学”“当代非洲美学”“当代拉丁美洲美学”“美学史与今日修订”“文化与活动实践的当代美学”“民主重建中的美学”“防止野蛮的美学”“美学与多元主义”“去殖民化的美学”“新世界观的美学”“美学中的空间，空间美学”等。总的来说，可概括为五个方面：艺术形式与艺术学关键概念、地域文化语境中的美学与艺术、新媒介技术背景下的美学分析与反思、对美学基本问题的重思，以及拉美等地区的地缘政治美学议题。

艺术问题是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美学与艺术的结合一直是美学研究的关键方法。本届大会中许多学者的思考体现出对艺术作品和艺术理论的关注。概括来说，这些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艺术现象、形式、作品的美学分析，二是阐发与反思美学与艺术学领域中共有的某些关键概念、术语。这些思考反映出美学与艺术的紧密关系。

对艺术现象、形式和作品的考察与分析，既有用美学思想与视角分析某些艺术门类的一般形式，也有对特定时期的艺术现象或风格进行美学考察，还有对具体艺术作品的分析，涵盖了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电影、设计等多个门类或领域，其中被讨论最多的是视觉艺术。

在建筑方面，俄罗斯的柳德米拉·莫洛德金娜（LYudmila Molodkina）用现象学思路与概念考察了建筑的意义。她指出，意向性概念是对建筑创作过程进行现象学和美学解释的关键，主体的意向意识为建筑填充了各种文化概念，预设了对建筑的“事件性”的特定解释，这种解释既是由自己的意向意识构建的，也是由他人的意向意识构建的。巴西的丹尼尔·古滕贝格（Daniel Gutenberg）试图理解当代建筑理论与美学和乌托邦的关系。他的思考基于建筑批评家和后批评家的学术讨论，关注对建筑实践和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并试图与乌托邦现实主义（utopia realism）理论进行对话。法国的埃莱娜·罗文科（Elena Rovenko）讨论了匈牙利建筑师弗里杰什·舒勒克（Frigyes Schulek，1841-1919）设计翻修的新哥特式大教堂的内在音乐性。

在绘画、图像方面，许多思考具有艺术史视角。瑞典隆德大学米迦勒·兰塔（Michael Ranta）教授的研究考察了史前图像制作中的叙事转向。他注意到，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欧洲已经出现了用图像去展示叙事性场景的石刻，这种通过用图像故事来描绘生活经历的能力扩大了人类的交流。他介绍了自己研究的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最早的一些图画故事，并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同类故事进行比较，探究它们出现的缘由和社会文化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艾欣探察了20世纪初抽象艺术的“空”。他指出，具有潜在宗教性和神秘主义动机的西方抽象艺术的出现，是与知识界盛行的神智论密切相关的。第一代抽象主义者致力于通过绘画来表达神智学的诸多命题——打破宗教、哲学和科学的界限，回归人类普遍智慧，追求非物质的宇宙演化。借助东方哲学“空”的概念，抽象艺术进入了泛文化主义的乌托邦，承载了新的形而上学内涵。圣保罗大学的伊莎贝拉·加利亚诺内（Isabela Gaglianone）讨论了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的间隙的图像学的跨学科特性，指出间隙的图像学重拾18世纪的美学传统，与赫尔德的历史概念进行了对话，又与19世纪心理学美学、语言学和人类学进行了对话。

在舞蹈方面，来自巴西欧鲁普雷图联邦大学的两位学者都探讨了舞蹈的视觉性。辛西娅·维埃拉（Cíntia Vieira）指出，视觉在舞蹈中占据首要地位。她认为舞者不仅需要看到空间中的其他身体，还需要看到自身，这有利于舞者模仿动作，却也导致舞者难以打破动作模式。埃登·佩雷塔（Eden Peretta）提出，舞蹈的创作过程通常与图片或照片中的形象有一种模仿关系，即舞者往往通过将图像中的形态转化为一种姿势，去复制或再现图像。在此基础上，他想要研究舞蹈创作过程的另一种可能性，用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来面对图像，通过解构、撕裂图像的形式来进行创作。

围绕音乐、电影、设计等艺术领域也有许多讨论。巴西的佩德罗·布劳雷（Pedro Braule）从机场背景音乐这种艺术现象入手，论说了音乐的焦点问题（前景与背景），探讨了音乐的目的性背景特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与“电梯音乐”（muzak）在实践中的不同策略。斯洛文尼亚的达科·斯特拉（Darko Štrajn）教授指出，“后电影”（post-cinema）在某些电影形式中确保了电影的“来世”，例如在哲学与电影交界处发展起来的所谓“慢电影”现象。在“时间影像”（time-image）出现之时，小津、布列松等人对社会变革的电影反思超越了后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启发了人文学科对新方法的探索。日本大阪大学的高安启介（Keisuke Takayasu）论说了产品设计中的道德美学。他注意到某些用于人的道德话语，比如真诚、谦逊等，也会被应用到工业产品中，当我们谈及产品的“诚意”时，涉及一种用与道德相关的术语去评价、判断事物之美的态度。他还指出，设计美学中最重要的工作或许是反思设计评价、研究设计评价中的术语使用情况。

还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作品与形式得到了新的思考。立陶宛的鲁塔·瓦巴拉特（Ruta Vabalaite）用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分析了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1946-）的表演，指出她的表演有助于寻求新的存在体验，改变我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理解。乌拉圭的莫妮卡·埃雷拉（Mónica Herrera）指出，街头艺术的可持续性在内在条件上依赖于抗议、不服从、破坏、非制度化和大众起源等传统，并与扩张的全球化与感性结合在一起，外在条件上则依赖于艺术界和政府对街头艺术的定义。巴西的伊卡罗·拉莫斯（Ícaro Ramos）提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的“时间胶囊”（Time Capsule）是不可确定的认识论对象，是强制性互动作品的独特案例，认为面对“时间胶囊”的最有力姿态是保持其不可确定性。

除了对艺术现象、形式和作品的分析外，一些学者围绕美学与艺术学中的关键概念进行了阐发与反思，他们的思考具备美学史、艺术史乃至文学史视角，也结合了具体艺术作品。维也纳大学埃里克·沃格特（Erik Vogt）围绕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文学是浪漫的》（Die Literatur ist romantisch）一文，揭示了汉德克的浪漫主义文学概念的独特之处，主张该概念不仅影响了汉德克的文学理论与实践，还使汉德克融入了浪漫主义的理论、意识形态和政治地位的复杂历史中。四川美术学院宋慧羚辨析了弗·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对于“诗”和“诗性”的看法，指出对“诗性”概念的理解可以从存在论哲学艺术本质、文学基本理论、神学超越性等多个维度入手，“诗”则是德国早期浪漫派定义“人”的本质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她反思了这些概念对后疫情时代的“人之何为”以及“艺术何为”论题的启示。意大利学者拉乌尔·基希迈尔（Raoul Kirchmayr）探讨了“幽灵性”（spectrality）概念，指出该概念在当代艺术与美学的讨论中形成了不同倾向，跨越了哲学、艺术史、精神分析、图像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学科边界。巴西学者丹尼尔·普恰雷利（Daniel Pucciarelli）对“后观念艺术”（postconceptual art）这一术语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将“后观念艺术”视作一种艺术本体论的批评范畴，探讨了这一范畴的意义和边界。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黑格尔的天才观，和艺术类型与艺术终结思想等。

△《文学是浪漫的》

在本届大会中，许多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参会者们都介绍、阐述了各自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艺术家、审美文化现象等等，展示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和审美精神。此次大会中，有一些学者呼吁形成或关注地域性美学。在大会发言中，美国天普大学的非裔学者莫莱菲·凯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教授主张，要形成一种与欧洲中心认识论截然不同的非洲美学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是涵盖非洲、加勒比和美洲大陆的多元非洲美学的基础。他结合尼罗河流域文化中的经典思想和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展示了非洲艺术丰富的形式、主题和能量，以及非洲美学的价值。他对于非洲美学与艺术的肯定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例如波兰的亚历山德拉·武卡谢维奇（Aleksandra Lukaszewicz）教授观察到，东非艺术正蓬勃发展，在艺术界崭露头角，成为界定当代非洲身份的媒介，其中肯尼亚在过去数年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她们的作品揭示了肯尼亚的一些日常现实问题。

对地域性的美学家的介绍往往通过阐发其具体观念来完成。俄罗斯的康斯坦丁·津金（Konstantin Zenkin）讨论了俄罗斯哲学家阿列克谢·洛谢夫（Alexei Losev，1893-1988）的“艺术形式原型”学说的具体内容，揭示了该观念的哲学渊源与艺术前提，指出该学说是哲学传统与历史艺术实践的结合，并确定了这一概念与几个其他重要美学概念的关联。墨西哥学者齐兹·托里斯（Tzitzi Torres）介绍了墨西哥历史学家、思想家埃德蒙多·奥戈尔曼（Edmundo O’Gorman，1906-1995）的思想贡献，指出奥戈尔曼没有受到“崇高”或“悲剧”等古典美学范畴的诱惑，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拉丁美洲原创美学范畴：“骇然”（monstrosity），该范畴植根于前西班牙语境中特有的神话构想，代表性艺术作品是阿兹特克（Aztec）的雕塑《科特利克》（Coatlicue）。她尝试从拉丁美洲非殖民化的角度出发，将这一范畴视为前西班牙艺术的基础。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泰莎·帕利亚雷斯（Taisa Palhares）介绍了巴西美学家、圣保罗大学哲学系第一位美学教授吉尔达·德·梅洛-索萨（Gilda de Mello e Souza，1919-2005）的美学思想。米格尔·杜阿尔特（Miguel Duarte）、米格尔·加利（Miguel Gally）和保拉·布拉加（Paula Braga）围绕巴西艺术家、理论家埃利奥·奥蒂西卡（Hélio Oiticica，1937-1980）艺术作品中的地缘政治学观念、哲学贡献，以及与朗西埃艺术美学的相关性等展开了讨论。

△《科特利克》

除思想观念外，对地域性的艺术现象、艺术家及其作品、审美文化的介绍也很丰富。秘鲁学者乔治·克拉克·帕利扎（George Clarke Paliza）介绍了19世纪秘鲁的婴儿遗体摄影（post-mortem photography）的发展，通过对比不同国家、时期的作品风格，指出遗体摄影的风格由社会的文化构成和社会心态所决定，会随着社会对死亡和哀悼的态度而变化。意大利的琳达·贝尔泰利（Linda Bertelli）指出，意大利女性主义理论对于日常美学的贡献被忽视了，她通过解读意大利妇女运动创始人之一卡拉·隆齐（Carla Lonzi，1931-1982）的思想及其影响，反思了“日常”概念和日常美学的理论体系。同样来自意大利的维尔吉尼娅·迪·巴里（Virginia Di Bari）介绍了意大利的监狱艺术项GAP（Graffiti Art in Prison）。该项目将科研、教学和艺术活动以及社会承诺结合了起来，通过囚犯、博士生、艺术家、专家学者、博物馆的参与、合作，帮助参与者深刻理解文化公民（cultural citizenship）的含义。清华大学博士后蒋含韵指出，中国艺术家张光宇将从舞台转向镜头的戏曲扮相间隔出陌生化的审美距离，将程序化的戏曲姿态作为新情势下新艺术的源头。通过拍摄自身的戏曲扮相，张光宇将戏服褶皱作为一种时间性的物质，以摄像机的目光挖掘物质固有的图案性质，并进一步复制、剪裁和拼贴，重新创作出古今协商、时时常新的装饰性摄影图案，由此指向物质本源之纹路，将装饰性的图案作为中国现代主义的独特纹理。武汉大学的朱俐俐结合明代孙克弘《销闲清课图》中的灯烛意象，探讨了灯烛的文化符号意义，和它体现的空间观念与生命意识。广岛大学的片山俊宏（Toshihiro Katayama）介绍了日本明治时期用以治疗精神疾病的一种心理疗法——冈田疗法（Okada Therapy），探讨了这种疗法在艺术语境下对姿势的意味的研究。横滨国立大学的中川克志（Nakagawa Katsushi）通过不同时期的作品，和一些含义相近的术语，介绍了日本20世纪后半叶的声音雕塑（Onkyo-Chokoku）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历史。小泽京子（Kyoko Ozawa）指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创意亚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废墟、废料和废弃场成为漫画、独立电影、音乐录影带和实验戏剧等艺术形式的表现对象，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特征。她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日本废弃场所的研究分析，展示了亚文化背景下的废墟美学。韩国学者崔炳吉（Byungkil Choi）通过四则诉讼案例介绍了韩国当代艺术中关于原创与抄袭的争论，反思了韩国现行法律对抄袭的判断只集中在作品的外在形式，不顾及观念思想，并提出了围绕“原创性”的美学判断。

参加本次会议的巴西学者占会议参会总人数的约60%，他们介绍了多位本国艺术家及其作品。克劳迪娅·弗兰萨（Cláudia Fransa）和路易莎·阿尔维斯（Luisa Alves）对巴西艺术家利贾·克拉克（Lygia Clark，1920-1988）的作品进行了哲学分析和方法论上的反思。塞西莉亚·萨梅尔（Cecília Samel）介绍了巴西年轻艺术家索菲亚·博尔热斯（Sofia Borges，1984-）有关埃德加·德加的雕塑的摄影作品以及她的再创作，探讨了两位相隔一百多年的艺术家的作品之间的张力。路易斯·费尔南多·桑德斯（Luis Fernando Sandes）介绍了四位擅长几何抽象的巴西当代艺术家：卡洛斯·法雅尔多（Carlos Fajardo）、阿图尔·莱舍尔（Artur Lescher）、马修斯·加兰（Marcius Galan）和罗伯托·瓦格纳（Roberto Wagner）。阿莉塞·利诺（Alice Lino）指出，巴西当代艺术家罗萨娜·保利诺（Rosana Paulino，1967-）作品中的黑人妇女形象反思了19世纪的种族主义暴力。此外，多位来自巴西各大学的硕、博士生，尝试阐释某些哲学家、美学家的思想观念，并将他们的思想用于分析艺术家，尤其是巴西艺术家的作品。

本届大会围绕媒介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从美学史的宏观视角考察媒介发展对美学与艺术的影响；第二，对具体的跨媒介艺术形式与作品进行哲学与美学分析；第三，反思技术主义。

在大会发言中，塞尔维亚的米思科·苏瓦科维奇（Miško Šuvakovi）结合机器人艺术、数字艺术、后数字艺术等实例，解读了当代艺术的话语意义与情感影响之间的关系。他通过比较20世纪和21世纪艺术与艺术理论之间的差异，寻找那些形塑了当代艺术的要素，

为将新世纪的开始确定为新的时间序列确定根据。苏瓦科维奇指出，21世纪开始于媒介或电脑游戏，此时公共的与私人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新世纪的艺术不依赖于艺术界的构想，而是趋向于成为某种全球性的艺术现象。他还重点关注作为艺术行为方式的症候逻辑，讨论了移民危机与参与性艺术的关系。

对新的跨媒介艺术形式与作品的分析，主要集中在NFT（Non-Fungible Token）现象和电子游戏方面。美国学者斯科特·孔特雷亚斯考特贝（Scott Contreras-Koterbay）比较了NFT作品与同类数字艺术复制品之间的差异，探讨了NFT作品特定的物性和内在独特性，并考察了独特性概念所涉及的美学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另有多位学者对NFT作品的艺术身份问题展开了讨论。来自日本、瑞典、巴西等地的多位学者围绕具体的电子游戏作品，探讨了游戏中操纵机器的效果和意义，游戏叙事的伦理价值和美学意味，游戏的寓言性、隐喻性、象征性和教谕性等，重新考虑在今天媒介环境中，虚拟与现实的区别和连接。此外，巴西学者吉列尔梅·福斯科洛（Guilherme Foscolo）指出，一些阴谋论组织和假新闻组织会从ARGs（侵入式虚拟现实互动游戏）等游戏中提取元素，并通过社交应用程序大量制作和传播具有蒸汽波（Vaporwave）风格的图片。在此基础上他思考了技术对社会现象的影响，并尝试用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和技术生成（Technopoiesis）概念解读这些现象。

媒介技术对艺术的深刻影响引发了对技术主义的反思。圣保罗大学教授玛丽莱纳·肖伊（Marilena Chauí）在大会发言中指出，虚拟世界技术加剧了紧张的社会关系，“知识社会”的出现以及作为知识和权力的范式的信息理念，都置身于这样的紧张关系中。这些技术会形成某种控制性和监视性的社会。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的费尔南达·普罗恩萨（Fernanda Proenςa）借助阿多诺的美学思想指出，虚拟博物馆的建立使得观看行为更加民主，但当艺术作品被虚拟化为数字图像时，作品对人的多重感官的刺激减弱了，同时，作品的内容更容易被操纵，这会对观看者造成干扰。来自巴西利亚大学的建筑设计师克劳迪娅·阿丰索（Claudia Afonso）指出，技术主义会催生出空洞的建筑设计，应当保证在使用数字工具之前，了解技术主义在艺术创作上的局限性。俄罗斯的玛丽亚·科济亚科夫（Maria Kozyakova）指出，现代世界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形象是在获取信息渠道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基于可靠的知识，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被大众传播媒介本体化了。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马亚拉·莫雷拉（Mayara Moreira）讨论了新媒介艺术作品展览的困境，指出除非具有批判意识，否则展出新媒体艺术有可能进一步将当代艺术与其所指涉的生活和人群隔离开来。

除了大会主题所强调的艺术、媒介和文化以外，很多学者还探讨了美学领域中的一些经典问题，包括：第一，美学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第四，情感的表现与再现；第五，感官知觉与审美经验；第六，康德美学思想的再思考。

在美学与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方面，学者们的思考围绕着美学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生活的艺术、日常美学的研究对象、生活空间的美学意义、时尚美学等。来自巴黎第八大学的雅克·普兰（Jacques Poulain）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探究了语言语用学与哲学话语之间的关系。他主张，命题的对话性令具备判断力的人能够协调自己的思想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对话中享受真理带来的幸福，而这样的幸福又会在真理的帮助下投射到我们的幸福生活的构建当中。在此基础上，真理美学为我们的幸福生活以及我们对美的艺术体验创造了条件。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在大会发言中简单介绍了身体美学研究领域的谱系、目的和结构，重点讨论了生活的艺术（the art of living）。他指出生活的艺术提出了有关艺术与生活之间，以及伦理与美学之间的模糊对比的难题。舒斯特曼对于身体美学和生活艺术的讨论，结合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既包括该理念的经典模式，也包括这一理念在当代的复兴。乌拉圭的华盛顿·马西埃尔（Washington Maciel）强调，日常美学（everyday aesthetics）所涉及的日常生活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的日常事务，负面审美经验和非凡经验（extraordinary）也是日常美学的研究对象，同时，日常的非艺术经验的潜在认知价值也不可被忽视。塞尔维亚的尼古拉·米特罗维奇（Nikola Mitrovic）的思考借助柏格森和鲍桑葵等人的观点，从美学视角观照交通基础设施与运输空间，定义用户在交通空间中的体验要素。还有一些学者用康德、梅洛庞蒂、西美尔、朗西埃，以及巴西籍捷克哲学家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等人的思想，围绕时尚美学展开了热烈讨论，如媒体主导了时尚形象的传播，着装在塑造身体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现今的时尚风格是僵化而自成系统的，艺术思想能够催生某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等。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参会者们主要考察了艺术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以及艺术活动对人的自然观念的影响。芬兰学者约·瑟帕玛（Yrjö Sepänmaa）呼吁人类在从事文化创造的同时应尊重自然利益，他以艺术家安娜·埃斯塔利奥拉（Anna Estarriola，1980-）2017年的多媒体装置作品《系统》（The System）为例，强调人应该与自然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相互理解。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克里斯蒂安娜·瓦格纳（Christiane Wagner）讨论了艺术创作与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反思了艺术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她指出，艺术、设计和建筑在导致和解决环境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今天，批判性地讨论乌托邦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美学至关重要。神户大学的八幡樱（Sakura Yahata）指出日本的越后妻有艺术三年展（ETAT）转变了当地人的土地观念。

在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论及了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巴西学者佩德罗·胡萨克（Pedro Hussak）考察了美学与人类学的联结点，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基于超现实主义对民族学的兴趣；第二个阶段是，结构人类学在人文科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美学理论；第三个阶段是美学具有“反人类学”（counter-anthropology）的维度。他指出，曾经欧洲人通过人类学了解他者，如今他者通过人类学来了解欧洲人，而欧洲人则成为他者中的他者。捷克学者伦卡·皮佩（Lenka Piper）则通过对捷克裔艺术家卡雷尔·库普卡（Karel Kupka，1918-1993）作品的个案研究，说明人类学和艺术学科的合作巩固了关于非西方艺术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学者在美学研究中使用人类学方法，考察了艺术与美学在其他物种中的可能性。比如，日本近畿大学的岩城觉久（Akihisa Iwaki）尝试探究人类艺术家能够为大猩猩创造怎样的艺术，以探察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互动艺术的可能性；德国的杰西卡·乌尔里希（Jessica Ullrich）探讨了动物的审美与艺术实践；波兰学者耶日·卢蒂（Jerzy Luty）的研究对进化论美学假设进行了经验性的验证，他搜集了数百名土著居民的相关数据，并进行研究总结，指出艺术或许不是人类进化过程的某种适应性结果，而是人类某些适应性特征的附带结果。

包含两位大会发言人在内的多位学者谈及了情感表现与再现问题，艺术对情感的影响，以及艺术表现或表达的发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约瑟夫·弗吕希特尔（Josef Früchtl）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强调，艺术具有催生感受的呈现能力。他强调人的感受可以通过艺术和大众文化（流行音乐、电影、视频剪辑等）得到呈现或再现，在美学视野下，艺术和大众文化催生了感受。埃塞克斯大学的菲奥娜·休斯（Fiona Hughes）的大会发言通过一些拉丁美洲的艺术实例，探讨了史前艺术和当代艺术对于意义的表达情况，以此展示了人对新事物的敏感性，论说了在敏感性的基础上，出现了表达的意识、表达的行为及其方式。

关于感官知觉与审美经验的探讨涉及人的多种感官、多种艺术形式、多种研究方法。俄罗斯的阿尔乔姆·拉杰耶夫（Artem Radeev）尝试为触觉这种“低级”感官辩护。他结合已有的针对触觉的哲学研究，指出构成触觉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审美效果，这些要素可以拓展我们对身体美学和日常美学的理解。普林斯顿大学的亚伦·黑须（Aaron Kurosu）结合今天的科学技术，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探讨审美性质的问题。他使用程序生成的三维物体，探讨了人们对新奇物体印象的分享，主张当我们观赏物体并描述其美时，我们是在参与我们各自的形状空间（shape space），并指出每个人的形状空间结构都是独特的，因此审美是主观的。神户大学的八坂隆广（Takahiro Yasaka）用“急性恐惧”（acute fear）和“持续恐惧”（sustained fear）去解释观看恐怖电影的体验，解释那些与作品的虚构性、对虚构的情绪反应以及负面情绪的愉悦有关的人类认知能力，并探讨恐怖快感的悖论。

对康德美学的探讨主要包括对康德某一美学观念的研究、康德思想的影响研究、康德与其他美学家的思想比较研究，以及用康德美学分析艺术作品。斯洛伐克学者阿德里安·克沃卡奇卡（Adrian Kvokaka）的发言意在维护康德美学思想与当代日常美学之间的相关性。他认为将康德的美学思想排除在日常美学之外是缺乏坚实理由的，有关日常对象的审美经验需要新的解读。他进而指出，康德的快适（agreeableness）概念揭示了一种理解对象表象如何生成的方式，这种方式与日常美学尤其相关。不论是介入还是无功利性，都能为日常美学提供理论基础。巴西学者弗拉迪米尔·维埃拉（Vladimir Vieira）阐述了康德《精神疾病论》（Essay on the Maladies of the Head）中的核心主张，并将其中的观点和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有关趣味的论述进行了对比，指出了二者在自然、社会、文明等方面的观点冲突之处。维尔吉尼娅·菲格雷多（Virginia Figueiredo）指出康德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观念工具，并用康德美学中有关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关思想，分析了使用转基因技术的发光兔子（GFP Bunny）。美国天普大学的伊莱·本杰明·伊斯雷尔（Eli Benjamin Israel）和巴西亚马逊联邦大学的西奥·费洛斯（Theo Fellows）都考察了崇高概念，前者思考了康德崇高概念对人类道德生活的影响，主张力的崇高是崇高的超验时刻，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刻找到灵魂不朽的主观依据，从而确保了我们终生追求至善的可能；后者将荷尔德林和本雅明视作康德与利奥塔之间的桥梁，讨论了崇高概念对理解现当代艺术的作用。澳大利亚学者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考察了汉娜·阿伦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对康德思想的解读，并对阿伦特关于政治审美化的各种立场进行了权衡。

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和巴西本国的政治文化状况令许多来自巴西及其他拉丁美洲的学者格外关注区域性政治美学话题。多位学者尝试就与美学相关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集中表达了对去殖民化和反霸权，以及反对野蛮的政治和文化的吁求。此外他们也对如今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现状表达了人文关切。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思考。

有两位巴西学者围绕该话题作了大会发言。现任国际美学学会主席，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教授罗德里戈·杜阿尔特（Rodrigo Duarte）介绍了巴西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哲学家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1890-1954）的思想与文化贡献。安德拉德是1922年圣保罗现代艺术周的共同负责人，该艺术周被视作巴西现代艺术运动的开端。在20世纪20年代，安德拉德发表了两则重要的文化宣言：一则宣言呼吁巴西文化要对外传播，巴西不应只扮演欧洲文化产品进口国的角色，另一则宣言倡导巴西艺术家要吸收外来文化，取其精华，与本土创作进行融合。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巴西共产党后，安德拉德的文化思想趋于政治化，他将其文化人类学思想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涵盖艺术、哲学与政治，影响了巴西重要的艺术运动。他的著作被视作去殖民化哲学的典范。巴西弗卢米嫩塞联邦大学的塔尼亚·里韦拉（Tânia Rivera）教授的大会发言，则探讨了艺术作品转变文化霸权叙事的话语策略，比如戏仿（parody）、嘲弄（mockery）、谵妄（delirium）等。她指出，谵妄是对“独特性”的一种微观上的政治肯定。她通过一些艺术家的具体作品，论说了这类话语策略的可传播性。

此外，瓦尔特·梅农（Walter Menon）教授指出巴西有许多艺术展览受到了保守团体的攻击，这些展览涉及性别、种族和行为方面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是从宗教、法律、道德角度，而非艺术角度解读出来的。他主张观看者的观念是抵制专制主义的基本因素。拉谢尔·塞西莉亚·德·奥利韦拉（Rachel Cecília de Oliveira）通过乌拉圭现代艺术家华金·托雷斯·加西亚（Joaquín Torres Garcia）的作品和思想，呼吁去殖民化的多元主义艺术。维尼修斯·菲格雷多（Vinicius Figueiredo）教授考察了英国启蒙美学中有关品味、标准和经典的问题，指出经典是18世纪特有的社会理想，既是批判的又是文明的，这一概念具有悖论性，因为文明化体现了殖民主义立场，批判却体现了多元理想。在此基础上他思考了非殖民主义文学对启蒙运动的批判。

一些其他国家的学者也结合具体作品思考了去殖民化、反霸权、反对野蛮的美学的重要意义与可能的未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莫尼克·勒洛夫斯（Monique Roelofs）教授指出，当代文化领域充斥着掠夺和暴力，但同时又蕴含重要的社会可能性和政治可能性。她通过分析秘鲁导演克劳迪亚·略萨（Claudia Llosa）的电影《伤心的奶水》（The Milk of Sorrow，2009），探讨了非殖民地主体在当代文化领域中的定位，以及去殖民化美学的意义。意大利的朱塞佩·帕泰拉（Giuseppe Patella）教授强调要反对艺术与生活中的野蛮主义（Barbarism）。他指出，野蛮主义不是存在于过去的状态，而是任何文明都具有的组成部分。当人被无法控制的激情和狂热所迷惑时，不论是谁都会变得野蛮。

△《伤心的奶水》

总的来说，本次世界美学大会体现出对艺术、文化与媒介的格外关注。参会学者们围绕所关注的美学问题进行了形式丰富的展示和热烈讨论。这些展示与讨论既呈现了不同种族与国家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以及审美文化特征，又对美学经典文本和经典艺术作品进行了有益的再思考，同时还对普遍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审美现象以及当下的社会问题展示出了共通的关切。主办方在会议期间还安排了多场文化展示，组织参会者观看艺术表演、参观艺术场馆等，通过艺术现场激发了参会者的审美感受与美学思考。会议加强了世界范围内美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丰富了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