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本文载于《外国美学》40辑
作为“站在诗歌的十字路口……发明了不同于前人的新方式，成为所有‘现代’诗歌的模板”的文学家和美学家，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与美学思想历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瓦尔特·本雅明、吉奥乔·阿甘本、格扎维埃·达尔科等从不同维度呈现了波德莱尔关于现代艺术、现代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方面的思考与创建。挪威学者玛丽特·格罗塔(Marit Grotta)在《波德莱尔的媒介美学：浪荡子的凝视与19世纪媒体》(Baudelaire's Media Aesthetics: The Gaze of the Flaneur and 19th Century Media)一书中从媒介的角度重释波德莱尔，打开了一条研究波德莱尔文学创作和美学思想的新路径。
玛丽特·格罗塔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学、区域研究和欧洲语言系教授。她的著作《波德莱尔的媒介美学：浪荡子的凝视与19世纪媒体》(以下简称《媒介美学》)和论文《在剧院的门口：卡夫卡的俄克拉荷马剧场和自然剧场运动》等，包括目前正在撰写的一本关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肖像照片的著作，都是研究文学中的媒介现象。格罗塔从媒介的角度论述波德莱尔的诗歌和散文诗创作，为其“浪荡子”的主题重新注入了活力，以新的“凝视”方式构建波德莱尔的复杂性。[挪威]玛丽特·格罗塔：《波德莱尔的媒介美学：浪荡子的凝视与19世纪媒体》《媒介美学》一书最突出之处在于分析了引人深思的媒体组合——从报纸、照片到光学玩具和前电影设备，如万花筒、立体镜、全景图和魔术幻灯——研究波德莱尔与不同媒体的接触之间的相似性，并评估媒体如何在塑造他的现代性思想中发挥作用。其中，对于波德莱尔与19世纪新兴媒体技术关系的论证和调查，是以视觉新技术的特殊性和历史性来回顾的。一方面，随着人们对《巴黎的忧郁》兴趣的上升，格罗塔将分析集中在散文诗上，呈现全书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格罗塔建立了一个坚实的理论框架，本雅明和阿甘本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工具，以建立四个主要概念：蒙太奇、运动、中介和游戏。她在书中不断强调：“波德莱尔的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媒介美学，而蒙太奇、运动图像和三维图像是其美学的核心特征。”显然，对波德莱尔独特的洞察力，构成了她不同寻常的美学观。值得一提的是，格罗塔根据非写实镜盘所设计的封面，引人注目，很好地传达了媒体和运动的意义。格罗塔通过对报纸(第一章)、照片(第二章)、前电影器具(第三章)和肉身(第四章)、光学玩具(第五章)材料的深挖，阐发“浪荡子”对体验世界的新方式的意识。作为对前五章具象性介绍的理论总结，格罗塔在第六章(媒介意象和现代性)中把作为文学家和文化研究对象的波德莱尔统一起来，挑战了对波德莱尔狭隘的本雅明式的解读, 并且将这一总体性的观点贯穿在每一章中。例如，在第二章，她邀请读者重新审视波德莱尔与照片的关系，并进行批判性的描述。她发现波德莱尔在《比斯杜里小姐》中所提倡的摄影拜物教和暴力(“捕捉观者的凝视，掠夺其欲望，使其成为图像的囚徒”)品质的轮廓，以及相机的凝视和取景的惯常做法——旅行者的世界主义、摄影师交易图像、艺术家的掠夺本性，以及对粗陋和未完成的知觉速度的培养，而“诗之主体离开其灵魂”则是另一种美学的元素。一方面，格罗塔认为，散文诗被作为“万花筒般的视觉”的光学幻象，使诗人看到“一种取代现实的新的美学潜力”; 另一方面，格罗塔善于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创作置于捕捉声音、视觉和运动的技术实验的历史背景中。在关于肉身和玩具的章节中，她继续研究了其他形式的身体和技术设备，这些设备训练和重塑了人们的感知模式，为社会变革做好准备。令人眼花缭乱的大众传播策略和机械玩具成为波德莱尔关注的对象，因为它们具有侵入性和恋物性，弥合了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差距。格罗塔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是以明确反对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弗朗索瓦丝·梅茨(Francoise Meltzer)、蒂莫西·拉瑟(Timothy Raser)等人强调的“波德莱尔对摄影技术的敌意”为支撑的。格罗塔认为，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每一种媒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交换和响应系统的一部分。她详述了波德莱尔诗歌中的摄影图像包括相机的构图、顶格和取景方式等的影响。为了保持公允、客观的立场，以及揭示19世纪文学历史现场的复杂性，在全书的结构和布局上，格罗塔看似着眼于媒介理论和技术方面的内容的设计，实则以媒介聚焦波德莱尔与同时代的文学家相左的观念、立场、宗旨和趣味。![]()
正是在此意义上，《媒介美学》呈现出难得的文学历史叙述的开放性结构，既适合熟悉波德莱尔的读者，也适合不熟悉波德莱尔的读者。通过人与人(波德莱尔与本雅明、阿甘本)、物与物(报纸、照片、光学玩具和前电影器具等)、事件与事件(文学生产与接受者感知的再生产)的撞击，彰显波莱德尔文学写作的蒙太奇思维，由此在波德莱尔写作方式的本体论意义上真正呼应“媒介美学生成”, 呼应其现代性体验。在《媒介美学》中，媒介成为波德莱尔文学创作的一种鲜明的存在。格罗塔基于媒介对波德莱尔的研究可以抽象出一种研究文学的新思路，即媒介的碎片化和短暂化的倾向以及由此生成的新媒介审美体验在文学创作的现实动力下的全面铺展。英国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在《以媒体为中介的现代性：传媒与当代生活》一文中谈道：“从19世纪中期起，当马克思、恩格斯和波德莱尔创作出他们的首批现代性草图时，新兴媒体——最初是通俗报业、摄影和电报，稍后是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和电视——已对其形成和发展的各种形式变体至为关键。”摄影技术在1839年首次引入时引起了轰动。从那时起，文学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文学艺术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局面——媒介时代。对格罗塔来说，“新媒介”塑造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体验，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成为他文学作品的重要源泉。![]()
新媒介是如何促成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体验的？格罗塔认为，文学艺术与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依赖某些生产技术——报纸、摄影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也是波德莱尔文学生产的一部分。19世纪以来诞生的新媒介在巴黎的社会生活和波德莱尔的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生产作用。格罗塔提供了一套既发人深省又略显奇特的媒介组合——从报纸、照片到光学玩具和前电影器具，如万花筒、费纳奇镜(phenakistiscope, 或诡盘)、立体镜(stereoscope)、全景图(panoramas)和魔术幻灯(phantasmagoria)等。在此组合中，报纸和照片的媒介性毋庸置疑。除了此处提到的“文学技术”外，格罗塔论及的文学媒介还包括肉身、器物等载体媒介类型。在格罗塔看来，波德莱尔对机械玩具尤其感兴趣。那些具有科学性的人工制品反映了波德莱尔所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和技术的发展。可以说，光学玩具和前电影器具充斥着19世纪普通巴黎人的生活，几乎与每个人相关。它们是儿童和大众的娱乐工具，也是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能在魔术表演和幻影表演等公众娱乐节目中找到，对应着世俗的世界观——对视错觉、精确度和深度感的热情。作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波德莱尔迷恋世俗生活的魔力，沉浸于光学玩具中，被其想象的潜力所激发，而且将观察和经验转变成美学体验。最终，他“凭借自己的视觉敏感度、对现代事物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对流行文化的情有独钟”,将新的视觉可能性纳入散文诗和散文中。格罗塔在对散文诗(《窗户》《比斯杜里小姐》《慷慨的赌徒》)的分析中，详细探讨了照片的使用。她从照片和窗户的特定关联出发，审视了《窗户》中的框架视图所指向的视觉体验。在分析《比斯杜里小姐》中“捕捉观者的凝视，掠夺其欲望，使其成为图像的囚徒”的问题时，格罗塔将注意力转向“灵魂的交易”, 即图像的交易或流通——摄影拜物教和暴力。格罗塔对《慷慨的赌徒》的分析则以19世纪代表性的摄影现象——“肖像名片”为核心，描述了“摄影师交易图像”的主题。事实上，新媒介的出现让波德莱尔在某种意义上构建了他的现代性体验，这与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提出的现代性观念很相似。诚如马歇尔·伯曼所言：“为了让他那个世纪的男人和女人认识到自己是现代人，波德莱尔比19世纪的任何人做了更多的事情。现代性、现代生活、现代艺术——这些词不断出现在波德莱尔的著作之中；他的两篇最伟大的论著, 短篇《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和较长的一篇《现代生活的画家》, 确定了整个19世纪艺术和思想的议题。”波德莱尔用“现代性”来形容同时代艺术家贡斯当丹·居伊(Constantine Guys)的艺术追求，更是对居伊充满赞美之词。尽管这位作为“普通人生活的编年史家”的“怪才”饱受争议，波德莱尔却说他是现代性观念的生动“寓言”。因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画家不会在过去的传统和风俗中寻找美，而是通过视觉、声音和感觉进入这个世界。格罗塔把新媒介带给波德莱尔的审美体验与他的诗歌创作以及“现代性体验”问题结合在一起。![]()
[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
作为“站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作家、艺术评论家，波德莱尔关注新媒体技术和新的感知模式，他高度敏感于它们对审美领域的影响。波德莱尔反思了各种艺术(包括诗歌、绘画、漫画、素描、剧院雕塑、哑剧)和媒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格罗塔借鉴了本雅明的论述，并在与现代性有密切关系的意义上展开。格罗塔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新媒介如何影响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她从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一，新媒介是波德莱尔文学创作转变的动力要素。以报纸为例，其在形式、体裁(如轶事、专栏)和美学上的创新性令许多作家着迷并从中汲取灵感。波德莱尔不仅曾从事记者工作，而且整个写作生涯都为报纸做出了贡献，因此与报纸机构(报社、出版社)的交往，成为他文学生活的核心部分。毫无疑问，报纸是波德莱尔写作的材料来源，就像巴尔扎克的《幻灭》一样。格罗塔认为，作为19世纪的一种主导媒介，报纸为波德莱尔解释现实(现代生活)提供了某种参照框架，从而有助于提高其作品的知名度、影响力。《巴黎的忧郁》的各篇章就先后发表在报纸、杂志(如《报界》《国家与外国杂志》《费加罗》《巴黎生活》等)上，它见证了波德莱尔与报纸形式和体裁的对话——把散文诗置于现代报纸的语境中。同时，诗人对城市生活的观察、思考是通过报纸传递的，如《1846年的沙龙》的最后一节“论现代生活的英雄”中，断言巴黎生活充满诗意,这扩展了诗歌的领域，尤其是将边缘人物引入其中，宣告了平淡无奇的生活也有意义。更重要的是，波德莱尔似乎认识到报纸不止影响着它的读者目光的聚焦方式，甚至塑造、操纵和训练着观看者的眼睛，因此生活的“真相”几乎必须经过“中介”/“调节”(mediation)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报纸对波德莱尔的创作影响还在于：诗歌中诸多轶事和寓言的结合创造了不同阅读模式之间的张力,如本雅明对《光环丢了》一诗的寓言式阅读对传统诗意的追寻，与还原该诗混合话语(海报语言、俗语)所开创的新空间。第二，新媒介影响着波德莱尔的审美体验。通过回溯19世纪新媒介诞生的历史语境和特殊性，格罗塔发现了波德莱尔处置和回应它们的真实方式：“将其作为感知的工具和人与世界之间的界面”, 从而在日常生活和美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见性/可视性。格罗塔在论证波德莱尔的媒介美学时，提到了散文诗《港口》及其他散文作品。对波德莱尔来说，光学玩具成为新视觉可能性的源泉。他探索的“新的感知领域”具有电影蒙太奇和运动性的美学特征。在新的媒介推动下，波德莱尔形成了区别于过去那种精神主观投射的审美体验。格罗塔考察了散文诗《港口》中“万花筒般的视觉”的重要性，即整个港口以可移动式的景观建立了与印象派绘画相似的感觉模式。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这一切都是一个棱镜”, 因为如万花筒般的场景如此诱人，仿佛创造了“视觉的”艺术作品。格罗塔对《港口》加以概述：“所提及的形式(建筑)、颜色和运动、闪烁的灯光和棱镜的光学，似乎都暗指万花筒的工作原理。据说这种视觉可以‘愉悦’观者之眼，就像光学玩具那样。从万花筒的镜头看，港口不再呈现为贸易和交通之地；不再考虑其目的和商业价值。相反，它看起来像是一种美丽的运动奇观和色彩景观，‘愉悦’诗人之眼。”在电影领域，海港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视觉素材，这种素材也是波德莱尔试图通过光学玩具在散文诗中加以美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波德莱尔的写作与19世纪的媒介史之间有一种辩证法——观看、写作和阅读之间的循环的辩证法。![]()
基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格罗塔实际上是将19世纪的新媒介看作促成波德莱尔文学创作转变的动力要素和新的审美体验。这一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思路，也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或者基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重新思考媒介问题提供了契机。
媒介的重要性历来为西方理论家所重视。不过，传统西方文艺理论一直将媒介看作静态的，即将其看作文艺存在的现实条件。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阐述了媒介之于艺术类型划分的重要意义，他将文学、美术、音乐等划分为不同的艺术类型。这种对媒介优先性的强调并没有看到媒介之于文艺发展的动力问题。而格罗塔借助媒介对波德莱尔文学创作、美学思想的阐释突破了传统的关于媒介的静态理解，将媒介看作影响文艺创作者审美体验并进而影响着文艺发展的现实力量。文学生产不同于一般生产，首先体现在“媒介生产工具”的使用上。如果媒介是文学的生产工具，那么, 其本身就在现实技术的革新中不断发展与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这正体现了马克思所谓的物质生产的变革影响和推动着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艺术的变革。格罗塔讨论了波德莱尔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新兴媒体技术生产策略。她的解析体系与19世纪的媒介史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关系，利用人们熟悉的散文诗，来揭开波德莱尔文本中隐藏的媒介生产“计划”。从这个角度说，格罗塔抓住了文学发展的现实动力问题，即文学生产实际上更是媒介的生产。格罗塔对文学再生产的讨论，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观念，即文学生产或作为生产力的媒介对文学与感知的生产，这就从起源论的意义上讨论了波德莱尔通过媒介意象进行文学创作，生产出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事实上，无论是文学的生产还是其他门类的一些新的发展形态，其与现代媒介发生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早。格罗塔关于报纸所产生的艺术体验，本身就强调了报纸的媒介生产特性。新技术作为生产力必然会成为新的艺术创作形式乃至艺术类型出现的动力，新的艺术创作形式和类型也必然会改变人们的审美体验。![]()
格罗塔的研究明显受惠于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不过，相较于本雅明等马克思主义者，格罗塔更多地是从审美和艺术起源的角度讨论媒介的效力，而没有进一步讨论媒介在影响新的审美体验、文学艺术时，又是如何作用于现实的。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将媒介当作一种生产力的体现。在本雅明看来：“对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来说，技术进步是其政治进步的基础。”新的技术的出现意味着艺术家能够生产出不同于之前的新艺术，正如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促成了电影等新艺术类型的产生。这种新的艺术类型进而又改变了人们的感知体验。在机械复制时代，新艺术相较于旧艺术不再具有即时即地性、独一无二性等构成的灵韵，人们对其也不会在静穆中膜拜，而是在喧嚣中浏览。本雅明赞赏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领域运用的革命力量，在他看来，“艺术的机械复制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反应。”格罗塔对波德莱尔的分析借鉴了本雅明的思路。实际上，格罗塔也是将媒介当作一种生产力，而作为生产力的媒介不仅生产着波德莱尔的美学体验，还进一步改变着接受者的感知和体验方式。对格罗塔来说，“媒介意象”塑造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体验，这种现代性的体验成为他作品的重要源泉。波德莱尔既是诗人，也是他笔下的无数漫游者之一。某种程度上，他就是那些执着于现代性凝视的“浪荡子”的代表。当许多流派将其引为先驱或同路人时，他宁愿做一个“准无政府主义者”。波德莱尔的身上凝聚着现代性的典型特征——迷恋变化/变形、不确定性、孤独，就像他在散文诗《人群》所呈现的那样：“随心所欲地成为自己和他人。”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他一生都执着于写作，始终不愿意受制于资产阶级的规则和生活。报纸、摄影、光学玩具等新媒介带给波德莱尔的体验是碎片化、短暂、偶然，这也成为波德莱尔描述现代性的核心语汇。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定义影响至深，它显现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文学实践和思想著述中。在文学领域，波德莱尔的影响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等几位伟大的诗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倘若这些诗人没有在恰当的时刻读过《恶之花》, 从而改变了认识事物与世界的方式，也许不会成为象征派诗人的“三驾马车”。魏尔伦的内心感觉，兰波的动荡不安、惶恐，甚至焦灼，无疑都在感觉方面发展了波德莱尔。而马拉美诗篇的严密和齐整，则是在诗的完美和纯粹性方面继承、发展了波德莱尔。“尽管那些作品或观点与我们可能存在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尽管并非为我们而造，它们似乎却在走向我们，对我们说话。”在思想领域，哲学家们也相似地经历了由美学进入非审美领域的过程。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与波德莱尔一样，强调即时性与虚幻性。齐美尔认为，透过建筑、广告、商店陈列、都市时尚等商品的审美特征可以体验日常生活，并试图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提供现实基础。这是通往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的重要的审美路径。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沿着波德莱尔的审美维度，继续展开现代性分析，其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区分了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和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即将审美现代性同传统对立起来的观念。所有这些研究都与波德莱尔相关，他们以理解波德莱尔的方式迈向现代主义。![]()
文学艺术来源于现实的同时，也影响、重塑着人们对现实的体验。媒介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其不仅如格罗塔所说的能够重塑新的审美体验和促发新的文艺创作方式，也能改变人们面向现实的方式以及最终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波德莱尔创造了新的文艺创作方式和现代性观念，不如说社会的改变、新媒介的出现借助波德莱尔呈现乃至创造了自身。
格罗塔对波德莱尔的研究确证了媒介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媒介作为一种文化的技术逻辑和力量，无情地塑造着大众的文化习性，在不断加剧的媒体化过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征兆：不是媒介来适应主体，而是相反，是主体不断地适应媒体。”新技术在改变人们审美体验的同时促发着新的文艺创作图景。格罗塔的研究重新定位波德莱尔，丰富了对波德莱尔文学世界的认识，补充了阅读其作品的视角，在当下技术不断革新的时代，为研究文学提供了新视角。点击下方图片，可按需求选购《外国美学》第19辑-4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