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 | 建构的当代性：美国当代艺术哲学研究热点及特点分析

从西方学术史来讲，艺术哲学的起始点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谢林那里。1800年，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的第六部分正式提出了“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英译Philosophy of Art）的概念。对谢林来说，艺术哲学并不是要对艺术进行泛泛研究，而是要探讨作为实在客观的艺术是如何与观念的主观哲学之间实现统一的。“美学”的诞生早于艺术哲学，1735年，鲍姆嘉通在他的博士论文《对诗的哲学沉思》中提出“Aesthetica”，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感性学”；1750年，鲍姆嘉通发表了他的《美学》第1卷，将美学研究的范围界定为“诸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官能的逻辑、美好地思考的艺术、理性类比的艺术”。现代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始于1906年，德国学者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出版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同年创办同名杂志，德索的主要追随者乌提兹和哈曼也对艺术学的独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现代艺术学之祖”康拉德·费德勒的功绩与鲍姆嘉通之于现代美学一样，“作为艺术学的奠基者的地位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他并不曾使用“艺术学”这一学科名。费德勒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最早明确了美学的根本问题与艺术哲学的根本问题完全不同。费德勒认为，美与快感相关，艺术则是对真理的感性认识，遵循普遍的法则。可见，“艺术哲学”与“美学”“艺术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艺术”作为三个学科共同关注的感性对象，从根本上决定了三者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

艺术哲学从谢林开始，到今天已经走过两百多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国的社会思潮、哲学积淀以及艺术的不同表现方式等多种因素，都会造成艺术哲学研究内容的多样面貌。即使是在同一时代，不同学术背景下的艺术哲学也有各自相对集中的话题。从当代的学科分布来讲，与中国设立国家层面的学科目录不同，美国并没有一个官方规定的学科目录，各个大学主要是根据自己学科的传统来设置课程和招生方向。作为一个专业，复旦大学有专门的艺术哲学系，我国从事艺术哲学研究的学科师资力量大多来自哲学、文艺学、艺术学等相关领域，而在美国，艺术哲学一般属于哲学系伦理学和价值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参与研究的科研人员一般也以哲学系为主，在实际操作层面常常与“美学”等同使用；但二者又有重要的区别，马修·李普曼在《当代美学》（Contemporary Aesthetics）中提出，“美学”主要研究艺术作品的本性（nature），而艺术哲学则是在整个人类活动的全景中探讨艺术的位置（the place of art in the entire panorama of human activities）；美国艺术哲学家克里斯托弗·S·恩沃多（Christopher S·Nwodo）则认为，艺术哲学主要关注艺术的本性、多样化的艺术理论，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而美学则主要处理美的特性及其缺乏的问题。20世纪以来，理论家们不断重构着“艺术”与“哲学”的边界与内涵，艺术哲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样的面貌。艺术哲学的多样性所涉及的社会态度、经济发展以及新技术等领域，它们都为当代艺术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而全球化、艺术市场、社会与政治问题、流行文化、虚拟现实以及先锋艺术的新状态等，也都是塑造当代艺术哲学不同形态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对“艺术哲学”的命名更加强调对艺术思考的哲学维度，同时也赋予“艺术”更高层次的精神旨归与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根据美国艺术哲学的学科分布与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广义的“艺术哲学”概念，即当代有关艺术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可以纳入到艺术哲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在很大程度上，“艺术哲学”与“美学”是互换使用的；这两种命名的微妙差异或许在于，“美学”的研究范围略大于“艺术哲学”，不少经典文献选本都采用了《美学与艺术哲学》（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of Art）的命名方式，显然与20世纪以来艺术对哲学的挑战以及艺术边界的不断重塑密切相关。20世纪后半叶，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合流，再加上当代艺术对艺术哲学的不断挑战，来自艺术实践方面的动力共同塑造了美国今天的艺术哲学形态。

根据美国美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的会刊，同时也是美国美学研究的顶级期刊（leading journal）《美学与艺术评论》（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艺术专刊以及牛津学术检索系统近两年来刊登的论文和出版的新书摘要，现将研究热点概述如下：

第一是关于艺术虚构问题（the problem of fiction）的研究。艺术哲学的提出的时间居于现代美学与现代艺术学之间，对艺术哲学的提出者谢林来说，艺术哲学首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当今艺术发展的现实状况而言，当代美国艺术哲学有关虚构问题的研究深受20世纪早期以来分析哲学的影响。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建立起一个影响深远的范例，通过对相关命题的逻辑分析来揭示其逻辑形式（logical form）。特别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Theory of Descriptions）对不存在指谓对象（如“当今法国国王”）的虚构陈述的分析过程，深深影响了当代有关艺术虚构话题的讨论。此外，虚构问题与当代艺术发展的实践也是密切相关的。这涉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在当代艺术中，特别是随着电影、游戏以及虚拟现实艺术的出现，艺术与现实主义、艺术与虚构之间的讨论成为艺术哲学必须面临的问题。美国学术界承续分析哲学的传统，对艺术基本特征的讨论的很多论文都以对命题的逻辑推理形式呈现。有的论文讨论了审美现实主义及其显现的特征，并将其作为一种高级的显现特征来维护；有的论文直接质疑现实主义在当代艺术存在多样形式之中的合法性，提出现实主义的理论应该得到修改。《从虚构中学习内隐的偏见》一文批判了艺术虚构对于人类道德产生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还有的作者提出间于虚构和现实之间的一种“弱反现实主义”虚构理论，《未走的虚构之路：一种脆弱的反现实主义虚构理论》，论文作者更加崇尚弱的反现实主义虚构理论，在虚构和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秉持一种温和的态度。《当（想象）的证据来解释虚构性》则探讨虚构性的证据问题。从相关虚构性问题的讨论中可以发现，西方艺术哲学中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艺术真实性问题，在当代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各种质疑，理论家结合最新的文学与艺术发展状况，提出了弱虚构、反现实主义、虚构作为一种文类等各种问题的探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西方艺术哲学在整合与重构中的各种探索。当此类最基本的理论基石受到质疑并在争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管窥西方艺术哲学正在经历的剧烈变革。

第二是有关图像学的研究。文学是构成艺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述论文可以看到，文学理论是构成当代艺术哲学话语建构的重要内容，虚构、再现、现实主义等理论都是古老的文学理论，到今天为止虽然面对各种挑战与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依然是思考各种新问题的起点与出发点。国内所熟知的当代图像学研究的美国学者首屈一指的是W.J.T.米歇尔，他以《图像学》《图像理论》和《怎样读图》驰名国内学术界。美国图像学研究还有非常有名的约翰·库尔维茨基（John Kulvicki）。库尔维茨基著有《图片的建模意义：描绘与语言哲学》《复数的图像》《图像论：它们的结构与内容》，库尔维茨基在一系列的论述中讨论了作为科学发现和理解心理意象的辅助手段图像体验的本质以及作为视觉假体的感知内容照片的本质，以及图像的识别、相似性、伪装和结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评估了图像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例如我们制作的物体如何表现其他事物。在《美学与艺术评论》中，有一些讨论库尔维茨基观点的论文，如霍伊恩·林姆（Hoyeon Lim）的文章《图像风格个性化的标准是什么？》一文，对库尔维茨基区别图像的观点进行商榷。库尔维茨基认为，我们很少根据那些属于再现载体（the vehicle of representation）的特征来区别图像，而是根据每一幅图像所再现的内容来区别的。林姆则认为，我们是根据已有的图像生产知识来对图像的动力性特征（vehicular features）进行阐释，并以此来区别图像，图像风格的多样性既涉及内容，也涉及相关的再现载体。论文《图像学的二元论再思考：两种旧理论的新变体》以古典的“窥探辩护理论”（classic spy argument）来捍卫经典图像二元论的观点，作者更加崇尚手工制作的图片（handmade picture），因为它可以激发观看者获得超越图片本身的思考，促进观看者的身份转变为思考者，其间会形成一种“熟人”的关系（auquaintance）；维维安·米兹拉希（Vivian Mizrahi）的论文《透视照片：作为透明视觉媒介的摄影》认为，摄影照片是一种透明的图片，它不是隐喻，而是透明地展示了照片和所显示内容之间的本质特征。作者将摄影看成是一种视觉媒介，像空气、水、玻璃或者镜子，能够将远处物体的视觉属性传递给感知者，这使得图像符号直接变成一种在场的存在，而不再是实体不在场的意义替代者，对我们重新思考图像符号的意义生成模式具有有益的启示。图像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图像如何表述知识，是艺术哲学有关图像思考的一个重要角度，例如，门罗·比厄兹利与纳尔逊·古德曼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过相关问题。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的图像问题讨论，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来自图像本身，特别是媒介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从我们肉眼可见的图像感官，逐渐变成一种需要靠全身来感知的图像体验，从而带来图像艺术哲学研究内容的重要变化。

△《图像学》

第三是关于门类艺术哲学的思考。上述关于视觉图像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关于艺术哲学基础理论的建构；那么，关于门类艺术的探讨情况如何呢？在《美学与艺术批评》这本刊物上，关于门类艺术哲学的讨论是一个常设板块。以音乐哲学为例，2021年到2022年，共刊登了8篇论文进行讨论。涉及的音乐哲学话题的涵盖面也很是广泛。音乐版本的本体论问题与艺术哲学的基本理论一样，是音乐哲学的立论之本。2019年，有学者提出音乐版本的本体论性质问题，作者在传统的类型/标记（type/token）本体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类型/标记为音乐作品的可重复性提供了最好的解释，而作者认为这种标记类型的方式无法区分音乐实践中的重复版本问题，也不能区分原作和受到原作启发的音乐版本问题。作者提出嵌套类型（nested-types）理论，即一种多层次的类型/标记理论。在2022年的回应文章中，有作者在实验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进一步探讨。文章的结论是：目的论因素影响对音乐作品持久性的判断，但这种影响似乎相对较弱。结果还表明，持久性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声学特性是否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否由原作曲者做出似乎相对不重要。再如何谓重金属音乐之中的“重”，文章在结合最新的摇滚乐基础上，探讨了音乐特征定义之难。这是一篇相当有意思的论文，既有分析美学回归定义探讨的风格，又有现代心理学的实验特征。作者的结论是，很多我们描绘艺术的形容词在概念上的不可表达，它在一定程度上与音乐沉重感的感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完全不相容的音乐特性。这篇文章其实提出了对当代艺术哲学话语重建的热切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语汇来表述新生艺术的特征，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此外，像绘画音乐（Paintings of music）、关于音乐作品、类型和模态灵活性的再思考、流行音乐的节奏概念与文类、音乐的持久主义（exdurantism）与平行运动（parallel move）等相关话题的探讨，在中国音乐美学界还是比较少见的。近三年来音乐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与音乐版本相关的本体性问题，在音乐哲学的思考框架下，音乐的不同版本带来音乐本体论证的困难，当然也带来重新思考音乐本体问题的可能空间。总体而言，关于音乐本体重建、概念探讨是近年来有关音乐哲学思考的重要方向。

舞蹈美学与舞蹈哲学的讨论也是《美学与艺术评论》的重要内容。相比于音乐哲学与音乐美学有关本体问题的探讨，舞蹈研究则更重实践的维度，这与舞蹈作为独特的身体艺术是分不开的。如2022年刊登了《重新思考真实性：运动神经反应、经验证据和舞蹈欣赏》一文，文章认为运动神经反应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otor response）如果要进入舞蹈哲学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舞蹈中的神经运动反应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性？如果神经运动反应是一种普遍的感受，那么很少人会切身经历这种反应；而且舞者本人也不一定有这样的神经运动反应。文章提出倾向于对神经运动反应的进一步描述，强调其灵活性（flexibility）以及改变和适应我们所看到的运动能力。这是一篇具有鲜明的神经认知科学的舞蹈研究论文，需要强大的神经认知科学研究作为支撑，对未来舞蹈哲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科技要求。《舞蹈中的震颤》一文以皮娜·鲍什（Pina Bausch）的作品为例，分析了冲突所引发的震颤，论证震颤（frissons or chills）在理解观众反应和舞蹈表演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两年来出版的重要舞蹈专著包括2020年出版的安娜·皮克斯所著的《看不见的舞蹈：消失的舞蹈作品》、2018年出版了格莱姆·麦克菲所著的《舞蹈与行动哲学：舞蹈美学的框架》，《美学与艺术评论》也发表了相关的书评。安娜的专著也讨论了舞蹈的本体问题，她认为舞蹈不仅是理论或者哲学的发明，而其理解必须与当代舞蹈实践相关。麦克菲是当代美国舞蹈研究的著名专家，在这部书中他主张联系身体的内部机能来研究舞蹈。此外，像电影美学、戏剧美学，《美学与艺术评论》也都有相关探讨。总结特征是，门类艺术美学的理论处于剧烈的变革期，一方面是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甚至是根本的质疑，另外一方面不同门类之间的艺术作品的跨门类研究也是近年来艺术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因为当代技术的飞速发展，艺术之间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理论也必定在此方面做出回应。

第四，关于康德美学的研究。康德作为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对康德美学的研究迄今为止依然是艺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2021年成立了康德美学学会，而《美学与艺术评论》对康德美学的探讨也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2021年到2022年，该刊共刊登康德美学研究论文达8篇之多，而且每一次都是设定一个专题来进行讨论。可以说康德美学研究是该刊的一个常设专栏。近两年来的论文涉及康德关于想象抵抗的机制和范围，是什么使康德成为一个关于美的艺术的审美认知主义者—对年轻人的回应，康德论形式与设计，康德美学思想、理性思想与艺术主题等。康德作为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将古典美学研究的问题域纳入一个焦点之中，同时又确立了现代美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形成一个巨大的轴心场域。直到今天，康德美学研究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当代艺术最新的发展形势成为康德美学与时俱进的新的生成动力。

第五，关于游戏、虚拟现实以及元宇宙的讨论。如果以《美学与艺术批评》这本期刊作为检索，该刊还没有刊登有关元宇宙问题的讨论；《美学与艺术评论》主要集中于电子游戏（video game）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以及电视等相关领域。在牛津学术检索系统中，截至2023年1月底，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元宇宙的论文数量是195篇，其中期刊论文数量是85篇，专著34部，其他有数量不少的书评及介绍；涉及学科包括人文与艺术、法学、数学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领域。其中人文艺术学科讨论发文数量最多。这是一组非常有意思且令人深思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出现与元宇宙目前在人类社会的状态非常吻合：一方面，元宇宙给我们的想象力提供了新的拓展天地，未来的世界将首先是文学与艺术大展宏图的时代，因为这个世界的设计首先必须依托文学与艺术的想象；另外一方面，元宇宙目前在人类社会远没有进入实际普及和操作的层面，尽管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数据实现时空的跨越，在线上平台进行科研讨论和瞬时连线，但毕竟和线下的实体相聚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无论如何先进的技术，在今天依然无法完全替代实体的生活。所以，在涉及实证领域的元宇宙讨论数量比人文艺术领域要少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元宇宙的广阔前景，已经聚合了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团队，像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爱丁堡大学、香港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研究团队，为我们预示了元宇宙研究的广阔前景。论文《玩家与游戏的互动：正式的体验和再现性审查》考察叙事小说和游戏之间的平行关系，对游戏规则和虚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作者提出“形式解脱”和“再现性审查”（formal reliefs and representation checks）这一对新的概念，用来解释规则和虚构的相互作用。论文《当代电视连续剧叙事高潮的美学》借鉴认知心理学的概念，探讨叙事高潮的意义，并以《美国人》系列的最后高潮为例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形成叙事高潮的来源在于情绪和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可能持续整个系列的时间过程。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文章研究确定了关键的叙事理解过程，利用心理模型理论的解释潜力来阐明记忆和相关推理过程的重要性。论文《电子游戏中的极限难度之争》关注到在玩家完成电子游戏世界的任务时，许多电子游戏需要复杂快速的、熟练的身体动作来完成，作者认为这些身体动作可能会干扰玩家在视频游戏中的审美能力。作者从极端困难的角度提出这一论点的两个版本：一个强版本（a strong version）和一个弱版本（a weak version）。作者依据弱版本提出视频游戏所应具有的批判性特征，旨在促进视频游戏随着时间推移提供更好的审美体验。

第六，有关东方美学的研究。有关中国美学和艺术的讨论最新的论文出现在2019年，疫情之后就很少出现了，2021和2022年只在一次韩国美学的讨论中涉及中国儒家美学。检索《美学与艺术评论》总库发现，有关中国美学和艺术的讨论倒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多，2010年之前也出现过小高潮，对中国先锋艺术的论文曾做过专题研究。回想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在中国召开盛况空前，当时也正是全球化浪潮最为兴盛的阶段。日本美学和日本艺术史的研究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形成了有关日本现代美学与欧美联系的系列研究，有很多高校的教师日语非常熟练，各高校在课题支持、学生培养方面已经建立了雄厚的研究基础。日本学者斋藤由里子（Yuriko Saito）所著的《日常美学》（Everyday Aesthetics）是美国东方美学研究的重要著作，美国美学学会在2023年4月份召开的东方美学专题会上，日常美学是会议设立的选题之一。

2023年预告的美国哲学大会关于艺术哲学的选题主要有：康德对莱布尼茨的批判、“现象学作为跨文化哲学：巴巴拉斯、木村和生命运动”（Phenomenology as Cross-cultural Philosophy：Barbaras，Kimura，and the Movement of Life）、音乐表演与幽默（Musical performance and Humor）、日本美学视域中的当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Japanese Aesthetics）、北美康德学会（North American Kant society）的专题讨论；其中北美康德学会的主题是康德与俄罗斯。中国哲学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在2023年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早期的圣人统治者与伦理知识哲学（The Sage Rulers and Ethical Knowledge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此外，专题讨论还包括康德与赫尔德林论美学等。

第一，加强与西方的沟通和对话。一方面中国学者应加强译介西方的著作，即“引进来”，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寻求中国学者的“走出去”行动。在资源方面，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哲学思想进行话语转换，同时，对中国当代的最新成果也还是要继续发挥各方面力量进行传播和译介。在马凯特大学哲学系访学期间，我在马凯特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曾繁仁的英文专著《生态美学导论》。作为中国人我非常欣喜！同时也找到像高建平、周宪等我国著名学者的论文等资料，作为中国学者的自豪油然而生！加强我国学界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联系，在国际刊物上投稿，发表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我国学术思想输出的重要途径。在此方面，熟练运用学术英语是首先要解决的技能问题。同时，也可以在中国编辑英文论文集向国外输出。

第二，加强艺术哲学与艺术实践方面的结合。艺术哲学如果离开当今时代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离开艺术日新月异的参与媒介，是很难保持一种理论的高度以及对现实的关怀度。从这些刊发的论文以及最近出版的艺术哲学专著来说，艺术实践依然是艺术哲学创新的重要基础。加强艺术哲学与艺术实践方面的结合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关注艺术创作、艺术展览方面的实践，能够在实践中捕捉艺术哲学再生产的源泉；第二是关注在艺术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的经验变化。近年来在《美学与艺术评论》所刊发的论文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如烹饪中的审美趣味问题，关于艺术虚构、恐怖、罪恶快感等心理学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心理学问题的讨论，必然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实验科学的基础上，艺术实践的多元化也在呼唤着哲学理论的关注与回应。在美国，很多以理论研究著称的学者担任了各大博物馆的顾问，在策展和艺术批评方面颇有影响力，这一点中国学界非常熟悉的柯蒂斯·L.卡特先生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卡特先生在马凯特大学设立了海格蒂艺术博物馆（Haggerty Art Museum），深度参与了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新馆（Milwaukee Pubic Museum）的艺术设计，并在密尔沃基艺术馆（Milwaukee Art Museum）的科研与策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美国很多城市以艺术博物馆而闻名世界，如华盛顿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密尔沃基艺术博物馆等，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到访。即使在密尔沃基街头非常不起眼的街道，如黑猫胡同（black cat alley），也因为艺术创作的壁画而成为城市一景，这些都是艺术哲学与艺术实践的生动互动，都是值得我们作为艺术哲学专业研究者学习和研究的。

第三，对一般艺术哲学的探讨和富有民族特色艺术哲学问题探讨的辩证关系。全球化时代虽然随着疫情的出现而呈现暂时休止的状态，但由互联网建构的网络全球化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且伴随着疫情造成的地域区隔而呈现出快速发展的状况。想要深化和西方学界的交流，加强中西文化的彼此认同，对于艺术哲学共通性问题的研究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可能首要面对的就是艺术哲学的价值取向。艺术哲学在美国属于伦理学和价值理论的研究领域，而其中价值范式从导向上制约着艺术哲学的提问方式，也进一步影响着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内容，意识形态的冲突从根本上还是价值问题。因此，想要在中西之间加强艺术哲学的沟通，审美共通性的价值问题研究与深入对话是对抗个体主义价值认识的有效途径。唯有如此，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在全球范围内才能产生现实的观照，让艺术及其相关的理论再生产跨越意识形态的对抗而增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话语沟通。

总体而言，美国艺术哲学的研究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当代艺术是推动理论界探索这种当代性的最主要动力，古典艺术越来越成为时代既定的记忆。一个重要的体现是学界对传统经典理论的不断质疑和重构。古典时代以视觉艺术为中心建立的艺术哲学已经被多样化、多重体验和感知并重的当代艺术所取代，当下受众感知艺术的方式也已经不再是保持距离的静观和凝视，当代艺术不断强调参与和介入，由于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所带来的剧烈变革，艺术哲学在理论上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现实状况的不断变革也在催生着艺术哲学不同于以往的治学方式。当然，对待传统经典理论的研究除了质疑和重构之外，运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重新挖掘也是构成美国艺术哲学当代性的必要内容。例如，运用信息学对18世纪文献中的“美”（beauty）和“美的”（beautiful）进行统计，揭示这两个词在18世纪被使用的不同方式，以此来揭示18世纪美学理论的叙述方式如何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美学观念。新的技术、新的研究方式一方面激活了古典的理论，另一方面也让当代的学术研究与古代经典文献之间不断产生碰撞，滋养当代最新的研究。美国当代艺术哲学的这种“当代性”也体现在艺术哲学的书写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上。相比于古典艺术哲学的理性启蒙，当代艺术哲学依然重视艺术与知识理性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更加重视艺术哲学的现实伦理关怀。如果说古典艺术哲学主要从哲学形而上的层面抽象而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艺术哲学，是来自哲学引领的艺术哲学，即使涉及具体的艺术门类，艺术的具体指向也是相对偏重于哲学层面、概念意义层面的“艺术”；那么，今天的艺术哲学很多时候来自博物馆或者展览馆，当然，这并不是从21世纪才开始，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态势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的杜尚；所不同的是，杜尚在当时来说是一位惊世骇俗的挑战者，而今天，关注身边的现实生活，提倡艺术哲学的现实关怀，从艺术构思一开始，艺术家与哲学家很可能已经在问，我们能为现实生活做些什么，是在艺术作品诞生之前就可能存在的前提。如果说康德时代的美学，在其“知”“情”“意”的三分大厦中，它是在理论的意义上成为一个“拱顶”，成为一个桥梁的话，那么今天的艺术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站在现实这块坚实的土地上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学与艺术哲学研究论文，相比于以前的艺术哲学研究论文，更加注重生理认知层面的实践依据，更加注重身体的不同感官，在艺术知识生产方面，更加离不开生物学、心理学、统计数据等实验科学方面的数据。可以说，当代的艺术哲学更具包容性与现实性，它的生产方式、写作方式与古典艺术哲学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美国艺术哲学的当代性其实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今天中国的艺术哲学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目前，正是我国艺术哲学大讨论、大发展与大融合的时代，各个专业委员会，艺术研究学术团体、艺术研究刊物的纷纷创立就是明证。一方面，艺术哲学研究越来越具有专业化的特点，相关话题、文献依据呈现越来越强的专业态势；但另外一方面，艺术哲学的跨学科特征也是不容回避的，所以，“深”和“广”可以说是我国当代艺术哲学当代性特征的两翼。而艺术实践过程中当代艺术的蓬勃发展则为艺术哲学与更加广阔的理论框架下的艺术研究提供最鲜活的促进要素。那么，追求形而上的，具有超越意义的艺术哲学研究的使命和意义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最终都需要深入哲学的层面，才能在流变不居的当代艺术对艺术哲学的挑战中探寻一种确定性，让艺术成为向主体开放的世界之端，在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人之存在的生命意义之间建立深层的有机联系。未来艺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应在开阔的国际视野的前提下，广泛团结文艺学、美学与艺术学等各个专业的研究力量，共同建设中国艺术哲学研究的美好未来！艺术哲学是从形而上的高度对艺术本质问题的哲学反思与重建，特别是在应对当代艺术对艺术哲学的挑战方面，哲学应该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理论建构能力，对艺术创作应具有阐释与评价的能力，进而在艺术实践与艺术教育中形成更符合中国实际状况并与世界艺术哲学学科之间能够进行对话与交流的艺术学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