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慧 李志宏 | 保罗·阿姆斯特朗的认知文学理论研究

保罗·阿姆斯特朗（Paul B. Armstrong，1949—— ）是美国布朗大学英语学院教授，曾任布朗大学教务长，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文理学院院长等职务，并曾赴柏林自由大学担任访问研究学者。著有《文学如何与大脑游戏：阅读和艺术的神经科学》（How Literature plays with the Brain：The Neuroscience of Reading and Art，2013）（此书是第一本利用神经科学和现象学资源来分析审美体验问题的著作）、《故事与大脑：叙事的神经科学》（Stories and the Brain：The Neuroscience of Narrative，2020）等多部著作和多篇论文，形成了他在认知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阅读和认知叙事学方面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得到神经科学家、文学评论家、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们的广泛认同。以阿姆斯特朗为代表的认知文学理论研究者努力为人文学科争取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发展空间，强调人文学科在探索人类思维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

认知文学理论（cognitive literary theory）伴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进步应运而生，首先由一些对认知科学感兴趣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所提出，由文学和思维及大脑研究交叉汇集形成，在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领域中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实践相结合。早期的认知神经科学基于抽象的或现象性的表征，认为思维会独立于大脑、身体和感官形态；而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强调思维过程的具身体现，这些过程通过人造产物及社会文化实践延伸到世界中；同时反对之前那些过度受限于信息加工理论的学说，而是转向一系列的认知的“E类方法”。所谓“E类方法”，来自思维具有生成的、嵌入的、具身的、延展的（enactive，embedded，embodied，extended）性质的观念。其中生成认知侧重于生活主体与环境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认知；嵌入认知侧重于人类与自然、社会和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结果；具身认知侧重于身体在认知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延展认知侧重于身体以外的因素构成认知。在此基础上，认知文学理论家又加上了体验的和情绪的（experiential and emotional）性质，强调认知是在体验中生成也和情绪相互作用，运用丰富多样的研究来解释认知现象的复杂性。其中，认知的嵌入性和延展性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大脑与世界是相互连接的，而且这种连接是双向的——从世界到大脑，又从大脑到世界。这种方法很适用于文学批评，而且文学也是认知科学理想的研究主题之一。相应地，当代认知文学研究者对于认知科学的成果有更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也更多地引入人文理论来进行人类认知的探讨。保罗·阿姆斯特朗作为当代认知文学批评家，深入地寻求文学理论中能够跟神经科学互相补充和印证的领域。

首先，阿姆斯特朗提出，认知文学理论研究来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人类思维的探索中存在的很多共通之处。例如，艺术和文学学者和神经科学家普遍认为，并没有专门的“艺术神经元”或“审美神经区域”，所以，认知文学理论虽然借鉴了认知和神经科学的理论和成果，但并没有完全依赖它们来解释文学，而是对于科学理论做了客观的评断和有益的补充；神经科学家仅仅依赖自然科学无法充分理解人的大脑在人文领域的活动，并且常常将人类思维成果过度简单化，因而无法形成完整的认识，也无法解释人类文明中复杂和微妙的问题。大脑内部的各个区域之间有纵横交错关系，并且不断变化，形成复杂的多种连接；这种活动形成了人类思维和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也在改变着大脑皮层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此外，人类特有的感受并不能完全用科学手段探测，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无法精确反映出阅读特定文本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也不能反映出不同的读者在同一文本阅读中形成的不同意义领悟。所以以阿姆斯特朗为代表的认知文学批评者提出，神经科学应该从文学中学到很多东西以补充科学知识，因为含有主观感受（qualia）的现象，不能完全用客观的、物质的分析来解释。神经科学虽然有助于理解人类普遍共有的认知能力如何构建文化类别，但不能说明道德或政治方面人类文化混杂的不稳定性，文学和哲学则可以更深刻地阐明这些问题，因为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是复杂多样的——是无中心的、多方向的和交互作用的。文学审美体验比在大脑皮层中特定位置的颜色感知或面部识别更复杂，在大脑中的分布更广泛，而文学审美体验本身也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再者，阿姆斯特朗的认知文学研究与经典形式主义的观点不同，而更接近现象学。认知文学理论不受简化论影响，也就是说，既不能将文学体验笼统地简化为对文学整体的认识，也不能将其归为细节说明，对于单个的字句进行实验检测。正如神经科学在研究视觉神经反应时，经常会选择抽象图形画，因为抽象绘画容易描述，但抽象图形不能代表所有视觉艺术内容。阿姆斯特朗意图通过对叙事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来纠正文学研究“E类方法”认知的一些片面性。一些“E类方法”认知的支持者忽视了一些以大脑为基础的加工过程，而这些过程对于社会中的具象认知来说是必要的。例如，这些研究在人类思维的审美认知和审美在大脑层面的表现不够深入，对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不够深入，对人类社会能力的复杂原理过度简化等等；而只是聚焦于一些具体的、特殊的案例，也没有清晰解释文学体验的历史性和时间性问题等等。因此，阿姆斯特朗的认知文学理论开始于神经科学和文学研究共同的兴趣——文学表现出人类的一种特殊体验，虽然与神经科学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视角不同，但神经科学的实验发现和文学理论中关于阅读、阐释和审美体验的说明在很多情况下不谋而合，而认知文学理论就是要探讨文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平行和汇合。叙事的神经现象学解释需要具象的神经科学模式，包含基于大脑的概念。因此，他并没有专注于用神经和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成果来解释文学现象，而是试图让文学理论与认知和神经科学相结合而共同解释人类的思维和意识。本文将以阿姆斯特朗的认知文学理论为引线，探讨认知文学理论的意义和前景。

阿姆斯特朗并不是简单地说明文学活动在大脑中的反应，而是试图阐明审美体验和阐释过程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将神经美学的理论运用到认知文学研究，并且一直活跃在神经美学和文学理论结合研究的前沿，以探索文学阅读中的审美体验原理。神经美学是探索审美体验的生物基础的学科，目标是认识和理解艺术建构和审美体验中的神经过程，揭示审美的知觉和认知的大脑加工过程，探索审美认知机理。神经美学理论在实验结论的前提下提出合理的审美认知模式，既描绘审美对象的特征，又描绘审美体验的特征，力图找出审美认知加工过程中都有哪些因素会起作用。阿姆斯特朗的认知文学理论研究也在致力于揭示神经科学中与文学创作和阐释有关的核心问题，主要是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传统中出现的各种文学形式以及它们产生的审美体验的范围（从统一的、平衡的结构所促进的和谐，到违反规则的形式引起的不和谐）。

由此，阿姆斯特朗运用神经美学的研究方法，将文学审美体验的过程进一步阐明为，文学通过和谐（harmony）与不和谐（dissonance）的体验来与大脑相互作用，有助于协调思维功能的神经生物学对立关系，也就是大脑运行的紧张关系，即追求模式、综合和持续性与需要灵活性、适应性和开放性之间的矛盾。神经美学主张，美就是一种愉悦感，所以阿姆斯特朗定义的和谐是一种由相互关联的差异构成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和变化，通过促进整合的调整和改变，在这些关系中进行转换来实现其效果。不和谐的不一定都会造成混乱和无序，而是也可以有目的地形成审美上令人愉悦的文学体验，这种不和谐的审美体验也是一种内部连贯的差异结构，在策略上与它破坏的和谐相对立，其认知目的与大脑的可塑性如何组织本身有关。例如，有韵律的诗歌会形成和谐的审美体验，而没有韵律、打破语言规律的自由体诗歌也可以给人愉悦的感觉。

神经美学开始于神经科学家对于大脑和认知的研究，因此阿姆斯特朗的认知文学理论也建立在对大脑客观了解的基础上。大脑能够在追求模式、综合和持续性与需要灵活性、适应性和开放性之间相互竞争的必要性和相互排斥的可能性之间来回往返地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大脑的结构是一个分散的、平行加工的网络，由相互作用的部分之间彼此相反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连接所组成。人类进行文学阅读时，与艺术审美相关的和谐与不和谐的体验促进了大脑形成和消解神经元集合的能力，通过反复的激活成为人与世界接触的习惯方式，同时抵抗僵化的倾向，促进大脑皮层内新连接的可能性。文学作品和神经科学技术都是记录意识运作的工具，有助于理解具身认知，但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不能直接地、不受影响地决定意识、思维或大脑，两者都只是间接地反映了我们的思维与世界的关系。

各种审美和谐有不同的神经关联，和谐令人愉悦，因为与可识别的模式产生共鸣，或者表明了新的模式，也就是一些和谐可能激活某些特定整合的神经元加工模式，或者以新的方式重新塑形大脑皮层区域之间的关系。大脑通过各种神经结构，包括神经元和皮层区域连接，产生了和谐和不和谐的多样审美体验。反过来，文学阅读和写作等活动，也造成了大脑在审美体验中形成新的神经连接。认知功能和特定的、基因固定的大脑结构之间通常有明显的联系，但是特定的皮层区域如何反应却可能会在各种审美体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改变，如历史性、文学体验的主体间性、大脑各个区域的不同反应速度等等。文学借鉴人们的生活体验，将其转化为故事一类的文学作品，然后反过来再重塑读者的生活。文学既反映又影响了大脑的审美认知机制。因此，在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文学阅读体验，大脑和文学形成了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共同发展。文学和大脑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今天人类的心智和思维，而不是文学单纯靠大脑活动来反映，或者文学只是产生于大脑中。

认知文学理论也可以促进神经美学的发展，补充很多神经美学现在还解释不了的问题，因为在艺术和美学没有可靠的定义的情况下，神经美学要从文学理论的指导中受益，以确定研究的侧重点。例如，神经美学无法解释为何读者在同一文本中能够发现多种相互不同的意义。同时，阿姆斯特朗指出神经美学的目标不应该是发现单独加工艺术的神经关联，而是对各种审美体验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进行各种解释。审美体验应该与普通的情绪、认知和感知体验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理解艺术，并且理解审美体验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神经美学探究的目标应该是要解释和挖掘矛盾的神经生物学意义，例如大脑为何及如何接受对立的解释，因为它让恒定性和变化性自相矛盾的要求相互协调，而不是终止这种冲突。神经美学应该探究满足或没有满足预期造成的愉悦感和挑战的解释，这些如何与大脑的理解过程关联，而且要理解和谐与不和谐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神经功能，也就是与模式识别和跨脑皮层区域的多向信号时间性相关的功能，因为神经元网络通过这些功能连接起来。

这些建设性思考，推动了神经美学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现阶段神经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在大量科学发现和机制模式归纳的基础上，系统和完整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在客观上限制了神经美学的进一步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目前的实验手段尚无法完全解释大脑的复杂过程，此时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研究就能够发挥其作用，有时甚至比科学更加有用。神经美学的发展需要文学研究的加入，因为对于大脑如何阅读，文学理论如何加工这些问题，人文主义者有其独到的解释，神经学家可以从中获得指导和启发，以便获得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认识。

阿姆斯特朗将阐释学和现象学成果运用到认知文学理论研究，因为他发现阐释学和现象学理论与文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很多观点不谋而合，可以相互佐证和补充。这是他的认知文学理论中显著而与众不同的特点和优势。

当代认知文学理论继承了阐释学长期以来的哲学传统。按照阐释学的中心原则，阐释是循环的，那么只有预先把握文本中某一部分与所属整体的关系，才能理解文本；也只有通过对文本各部分的研究，才能获得整体的感觉。阐释的循环性在每次文学阅读时都很明显，阅读文本需要对其模式的认识，而且这些模式是一个整体秩序及其组成部分的交互式建构，通过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细节的主要安排，即使它们的塑形只是其部分组合在一起时才出现。文学理论家们也早就认识到阐释学循环，因为只有事先把握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塑形关系，才能理解文本或任何一种状态。任何文学阐释行为都会引起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一个细节只有在被视为与整个文本有某种联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即使整体只有通过它的各个部分才能被理解。与此同时，对认知神经科学的了解发现，大脑也是以这种部分和整体的相互关系模式运行的，大脑通过将部分组合成有意义的整体，从而赋予部分以特定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脑的运作与文学的阐释不谋而合。

此外，阿姆斯特朗发现现象学理论家所确定的阅读体验的三个主要特征与神经学过程大体一致：阅读是来回往返的过程；阅读构建一致的模式，填充文本的不确定性；阅读是预期、修改预期和回顾的活动。他还引用了现象学理论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提出的“游戏”（play）的概念来呼应认知叙事学理论。游戏作为一种“来回往返（to-and-fro）”的运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游戏通常意味着相互作用（即游戏需要参与者之间的来回）。这是一种自由且相对不受约束的活动，除非规则或惯例为参与者的表现设定某种特定的预期。这种游戏更开放，更不可预测，即使是有既定规则，也可以采取出乎意料的方向，而不受任何个体参与者的控制。这种自由的活动（游戏）可以带来快感、乐趣和愉悦。类似地，大脑可以跟文学游戏，这与愉悦感有关，而且是平等合作伙伴之间的互惠交换。阿姆斯特朗延伸了这种可变并且接受各种审美表现的互动模式，其特点是不同的规则、边界、结构和目的，通过它们所重视和推崇的各种审美游戏来界定。大脑矛盾的、无中心的结构促成了这些不同方式进行游戏的能力。大脑组织的二元性——对既定模式的依赖性和对新组合的开放性，可以支持从封闭到开放的各种游戏，而且不同的游戏以不同的方式构建了大脑的固定性和可塑性。阿姆斯特朗指出，大脑组织不仅需要协调和联系来理解世界，还需要灵活性和适应性来根据新的挑战重新形成自身。

阿姆斯特朗还将现象学和神经科学理论相结合以解释文学阅读的矛盾性。一方面，文学阅读是一种个体的体验，因为每个人必须自己阅读，而且不会直接遇到对话的人。另一方面，这种个人体验使我们能够从内心感受和了解他人相对于自己的存在，并通过他人的视角看待世界，这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是无法做到的。这也就是阅读体验中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概念，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解释其为另一个自我的悖论，每个人只能相信他人的内心想法，而且认为他人的头脑虽然并没有涉及另外一些人的关系，却都尝试着与另外一些人产生联系。相似地，神经科学已经提出了三种方法来解释另一个自我的悖论，可能在大脑与社会世界复杂而混乱的互动中共同作用。这三种方法是：1.心理理论（ToM，Theory of Mind），注重通过思维解读将自己的心理状态归因于他人的能力，将他人的信念、欲望和意图理论化；2.模拟理论（ST，Simulation Theory），认为不需要理论来理解简单的日常行为，而是自动运行模拟程序，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体验别人的经验作为模式；3.镜像理论（Mirror Theory），用以确定神经元水平上类似的镜像机制是模仿、学习和交流等关键社会行为的基础。文学阅读中的另一个自我的概念，表明了现象学和神经科学都能够参与文学解释审美体验的内在机制，人类的思维既有人文主义维度又有科学维度的解释才能完整。

这种结合现象学和阐释学的认知文学理论，是他二元论的代表观点，主要运用于解释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特别是对和谐和不和谐的审美体验的研究。和谐与不和谐的审美体验与大脑在阅读时的游戏，以及保持恒常性和灵活性的矛盾需求相互作用。由此，文学理论与大脑的相关研究不仅印证了认知文学理论的合理性，而且和谐与不和谐的文学审美体验也将阐释学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互动，以及文学与大脑游戏互动的现象学理念整合成认知文学理论有说服力的解释。

认知叙事学是阿姆斯特朗认知文学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聚焦于文学作品作为叙事文本的审美认知原理。根据大卫·赫尔曼（David Herman）的观点，“认知叙事学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将（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方法与源自认知科学（如心理学、人工智能、心理哲学等）的概念和方法相结合，旨在为从事叙事结构和叙事阐释研究的理论家们所提出的范畴和原则建构一个认知基础”。在《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中，认知理论研究知觉、语言、知识、记忆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认知叙事学对这些现象的范围和交叉点内的故事的作用感兴趣。这种叙事活动不仅存在于文学解读中，也存在于大脑进行的日常加工过程中，使支离破碎的自我和不连续的现象体验具有意义。阿姆斯特朗认为，认知叙事学需要打破形式主义的传统，借鉴神经科学对语言的正确理解，从而解释神经元和大脑皮层的过程如何与生活体验模式相互作用，这也是认知叙事学的一种创新。在理解叙事学的经典问题基础上，他解释了故事是如何从大脑基本的神经元和大脑皮层加工处理中产生和启动的，并且探讨了叙事学的目的和方法应该如何与语言和大脑相一致。他指出叙事是语言和思维如何运作的关键，而且他对于大脑与叙事产生以及内容之间联系的深层探讨，推动了认知叙事学理论的延伸。

△《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

阿姆斯特朗提供了一个叙事的神经现象学模式，它描绘了我们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及理解者生活的、具身的体验，和潜在约束这些相互作用的神经生物学加工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阅读和叙事现象学理论家，特别是沃尔夫冈·伊瑟尔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成果基础上，阿姆斯特朗构建了一个对叙事的解释，认为叙事是在构型模式的产生和接受之间基于体验的相互作用。体验已经被预塑形，因为理解总是一个“视作为”（seeing-as）的过程——一个循环递归 的、模式构建的塑形操作，它是视觉、阅读和所有其他认知加工过程的特征。叙事抓住了体验预塑形的方面（包括文化上共通的惯例、假设和实践），并将其重新塑形成各种各样的“仿佛”（as-if）模式（例如，“很久很久以前”，以及“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阅读或听故事的体验反过来可能会促使接受者重新塑形他或她对世界的理解，然后故事讲述者和观众通过这个循环再次开始来塑造、交流和重塑他们的体验。

阿姆斯特朗指出，故事可以利用体验，将其转化为情节，然后重塑听众和读者的生活，因为不同的塑形过程贯穿于构成叙事活动的互动和交流的回路中。首先，叙述的神经基础是大脑皮层内无中心的时间性，这需要在大脑和身体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一种兼具回顾性和前瞻性的模式，以开头、中间和结尾的叙述顺序；其次，运动认知加工过程涉及对动作和姿势的理解以及其他知觉方式，说明为什么创造模拟动作结构情节的作品会对形成世界模式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最后，如果故事能够促进同理心，并以其他方式促进人类特有的协作活动的共同意向，那么改变社会生活能力的局限性最终取决于通过镜像、模拟和认同将自我和他人双重化的具身过程。在这个方面，叙事都通过调用大脑模式形成的过程来塑形生活体验，这些过程是思维功能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叙事和谐的不和谐也是大脑在同步作用和去同步作用之间持续交替形成的。

后来，阿姆斯特朗用协调（concord）与不协调（discord）这两个词来指代叙事创造和打破模式的方式。叙事学家利科将编写情节描述为“不协调中的协调”（discordant concordance）和“协调中的不协调”（concordant discordance），或者“异质元素的综合”（synthesis of the heterogeneous elements），通过将“各种主要事件或偶发事件”转化为一个连贯的故事，将部分塑形成一个整体。“构思情节”的行为将“不和谐的存在负担”转化为叙事综合体，通过构建行动模式赋予生活不平衡的意义。阿姆斯特朗发现，这种和谐和不和谐相互竞争的神经冲动，正是叙事的基础。大脑中的模式形成和分解之间的不平衡使这种和谐（consonance）与不和谐（dissonance）之间的叙事互动成为可能，其构建和破坏有助于大脑解决秩序和灵活性之间的冲突。

无中心性（decenteredness）理念是指叙事中编写情节的和谐与不和谐性基于大脑的无中心的、异步的时间性，而大脑的时间进程也不是即时的和完全同步的。无中心性意味着没有一个组织决定或支配结构的中心。大脑结构是有组织的，但不是围绕某个中心。因此故事编写的模式也没有围绕着某个单独的中心进行，而这种理念延伸到叙事模式的构建和读者对叙事的接受问题上。故事启动了模式形成的交互过程，这些过程一直在意识以下发生，也是大脑运作的基础。这些有时间差异的叙事关联是话语和故事之间的关系——讲述的事件顺序和被讲述过程的顺序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不协调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者中心。讲述和被讲述过程相互强化时，促进了认知合成；当它们突然转向和偏离时，认知加工过程就可能中断。从这个角度说，叙事是一种行为或者说一种语言的创造，它产生了读者或听众理解并重建的事件组织（动作的情节编写）以及读者和作者的理解和重建。

阿姆斯特朗还特别强调大脑、身体和叙事的相互作用，身体的反应主要涉及行动和身体本身。叙事中情节在构建对世界的理解中起着核心作用，因为人的行动与知觉和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神经生物学过程通过动作和感觉的假象化而启动，大脑和身体的相互作用对模仿的反应可能在许多认知领域加强或重塑接受者形成的习惯模式。行动在协调不同的认知方式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对语言和叙事以及建构和理解情节的能力都至关重要。

“仿佛”（as-if）描述了文学体验的审美维度，意味着虚构的、想象的、不真实的，利科称之为“它是，又不是”。阿姆斯特朗认为，审美体验的“仿佛”具有一种非工具性，它可能比为特定目的使用的工具更具趣味性和开放性。如果说故事和讲故事之间的来回往返游戏启动了大脑习惯性的感官模式，那么审美维度的虚构为实验、灵活性和游戏打开了更多的空间。对于叙事的接受维度来说，阅读是一种“作为关系”（as-relation），要思考别人的想法，但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想法——给文本带来的“真实的我”（real me）和凭借意识力量产生的“陌生的我”（alien me）的双重化（doubling）。伊瑟尔称双重性（doubleness）是文本中各种矛盾因素共存的现象。这也是文学阅读体验体现出的思维过程中主体间的双重化，并且在叙事时意向性被嵌入文本中。阿姆斯特朗进一步构建了一种叙事的解释，即叙事在构型模式的产生和接受之间基于体验相互作用。大脑对于文本的理解是一个“视作为”（seeing-as）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建立循环递归的、有结构的模式的操作，它是视觉、阅读和所有其他认知过程的特征。叙事抓住了体验的预期方面（包括文化上共通的惯例、假设和实践），并将其重新塑形成各种各样的虚拟模式。阅读或听故事的体验反过来可能会促使接受者重新规划对世界的理解，然后故事讲述者和观众通过这个循环再次开始来塑造、交流和重塑他们的体验。大脑和文学体验这种循环递归的相互作用不仅说明叙事作为文学现象与大脑的工作原理本质上是一致的，也验证了文学同样也能促进大脑新的连接模式的产生和发展，二者一起来促进人类思维与世界的交互作用。

可以说，认知叙事学的研究有助于人类对于大脑的了解。讲述和理解故事的能力需要思维功能的基本神经生物学认知加工能力。故事叙事可以帮助大脑协调大脑需要模式合成的一致性与追求灵活性、适应性和变化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语言和叙事是生物文化的混合体，那么任何跨文化、跨历史的功能和形式的规则都是大脑、身体和世界之间可变但受限制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与思维逻辑结构相一致的共性。在我们彼此讲述的故事中，任何重复出现的模式都是人类神经生物系统和重复体验之间相互作用的混合产物。描绘出我们讲述和追踪理解故事的构型和重构的来回往返过程，是神经科学、叙事和叙事学动态且不断变化的基础。进而阿姆斯特朗利用叙事的产生和接受的现象学来解释叙事的时间，意图探索叙事理论中故事和体验之间的关系，例如，叙事如何组织时间的体验的互动，情节如何构建行动模式，以及如何通过故事的交流使不同人的世界相互联系。大脑中模式的形成和消解之间的不平衡使得叙事中构建和破坏模式的游戏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彼此讲述的故事中构建和中断模式会促进大脑在既有模式和可能的变化之间的平衡行为，描绘出故事的讲述者及理解者的具身生活体验，以及构成并且约束那些相互作用的神经生物学加工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

阿姆斯特朗从文学阅读角度挖掘的文学历史性（historicity）和时间性（temporality），这是证明认知文学理论与神经科学齐头并进并且相辅相成的重要步骤。

语境主义者普遍认为，阅读从根本上是历史的，无法在今天读者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推断过去的读者是如何处理文本的，就如一个17世纪的伦敦市民和一个20世纪的美国教授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但神经科学家却认为阅读没有历史性，因为阅读和文学诞生以来的几千年不足以使人类大脑进一步进化，大脑的基本解剖特征和基本过程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大脑的自然能力必须适应阅读这种非自然的行为（人类并不是从进化而来的阅读能力，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阅读，或者每个人天生都能阅读）。然而，阅读的神经生物学和现象学解释有助于阐明人类现在如何处理文本与祖先如何理解文本之间的关联，表明了现在的意义是如何与当时的意义相联系的，这是阅读的关键维度——历史性，而阅读书面文本所涉及的认知过程也有历史性。大脑如何学习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印证了大脑是固有的、遗传的特征与其改变、适应和发展（也就是大脑的可塑性）的能力之间的矛盾组合。在人类历史上，阅读是大脑中相对较晚发展的功能，只能利用已有的神经系统进行，但读者与文学阅读在不同的个人历史中可能发生个体变化。阅读习惯在识字之后相对短暂的时期（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发生了变化，只是因为由重复的大脑皮层活动引起的短期神经元发育。这种历史性说明，文学作品的解读既是一种审美体验，也是一种历史行为，因为它涉及理解（并经常倾向于）保留过去意义行为的形式。也就是说，文学不完全依靠人类大脑的进化而发生变化，因为自文学产生的几千年在人类大脑进化而来的几十亿年中所占比例太少，而人类大脑因为文学的变化却非常可观，人类对于文学的体验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相径庭。因此，阿姆斯特朗总结为把阅读视为是完全历史性的也是错误的。文本确实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各个时期读者的情绪，因为同样的神经过程会在那时和现在阅读时都启动。不同的体验与文本、人以及其他文化和自然对象一定会建立不同的倾向，模式形成因时代而异，但这些差异反过来又使感知者有可能在完全相反的审美现象中发现愉悦和意义，虽然这些差异也是长期、基本而且普遍的神经过程的表现。而且各个流派的文学批评家作为读者和评论者，都会有不同的心理印记，因为他们在阅读历史中形成了不同的记忆。神经结构不仅有过去加工的痕迹，而且有现在和将来的认知行为中发挥作用的习惯。尽管大脑的可塑性是有限的，而且所有的大脑都有许多共同的结构和加工过程，但是任何两个大脑的环路都会有所不同，因为过去的大脑皮层会有某种特别的合成，也就是某些神经元一起活跃，连接在一起，所以两个历史背景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小说或同一首诗的反应可能大不相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当然有可能改变读者的意识，因为重复的体验以反映我们个人和文化历史的方式改变了大脑皮层的连结。换言之，大脑内部的神经联结和大脑皮层同时活跃的区域有所不同，造成了读者接受的差异性。大脑自身神经连接的变化和不同人大脑神经连接的不同是必然的，这也是由大脑内部的紧张关系以及无中心等特性造成的，不仅仅是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

文学阅读的时间性也同样受到神经科学的重视，因为神经科学界正在形成的共识是，大脑节律的时间性可能是理解大脑如何建立一致性的关键，即大脑不同区域如何协调它们的活动。阅读是一种递归的行为，迭代地返回文本、时间和自身的知识和意义生成，以构造一系列时间上延伸的事件，而且阅读这种延伸的时间性是其最受认同的特点之一。大脑一直整合那些不连贯的时刻，回顾过去或者预期未来，并且存在于当下，而叙事就是基于大脑的非同时性的文学形式。大脑皮层加工的时间性有助于解释大脑如何协调一致性与接受新颖性和多样性的相互矛盾，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和谐与不和谐的对比体验被认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原因。解释大脑的时间性是理解它可以怎样游戏的必要条件。阿姆斯特朗引用现象学家胡塞尔的观点，说明任何时刻都具有滞留视域（retentional horizon）和前摄视域（protentional horizon）。视域提供了某种视角，却指向了所期望的（跨越前摄视域）并且基于现有的（滞留视域）事物。然而，滞留和前摄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不完全且直接地以自己的方式呈现过去或未来，而只是通过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视角来实现。部分与整体在阐释学角度相互作用，在体验中表现为预期与回顾的来回往返游戏，滞留与前摄相互提炼与修正，文本以此通过不同的时间视角呈现给我们。这里，阿姆斯特朗同意伊瑟尔的观点，阅读的时间性的结果是“意义的每一次具体化都会导致对意义的高度个体化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永远不可能以相同的形式完全重复，每次阅读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因此，文学中和谐和不和谐的特征也体现在时间性的维度上。在和谐的文学模式阅读过程中，在时间上，神经元细胞组合用组织、消解和重新形成的方式，自我转换、发展和修改，而文学艺术的和谐与大脑活动的同步性产生共鸣、刺激、强化和重构。人们不仅从模式的识别和灌输，而且甚至从模式的破坏中获得愉悦感，这也符合大脑活动的时间节奏。有意义的不和谐也能保持大脑的灵活性，还可能有新的组合形式。因此，不和谐也可能是组合和拆分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使大脑活动具有时间性、节奏性和波状结构。阿姆斯特朗由此将大脑加工原理与文学接受理论有机地结合，使其成为认知文学理论有说服力的实证主张，也印证了文学阅读体验中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理念的意义。

其实，历史性和时间性在阿姆斯特朗认知文学理论中相辅相成，因为如何阅读以及不同阅读方式所涉及的内容一直是文学阅读的核心问题，既有形式层面又有历史层面。文学理论采用历史方法和时间内涵来理解这种多样性，并且强调其背后的形式价值和结构。长期以来，文化和历史方法主导文学研究，文学读者和评论家在寻求背景来解释文学中许多变体和变化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后果时，会忘记审美形式，而认知文学理论却没有因此忽略文学审美本身。神经科学既需要对艺术的异质性和偶然性的历史评价，也需要关于阅读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的系统理论。历史性与时间性都体现在文学阅读体验中文学与大脑的相互作用上，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形式会激活特定文本和接受者独特的大脑皮层连接的神经加工过程，但也具有跨历史、跨文化和进化学上长久以来形成的特性。这些特性与大脑的基本特征有关，而神经美学正是要指出文学体验的特殊性和大脑的特性之间的冲突以证明大脑可以适应、改变和相互作用。

保罗·阿姆斯特朗的研究结合了阐释学和现象学理论，并深入到神经美学领域，因此延伸了认知文学理论视角，特别是认知叙事学和文学审美体验的视域。他提出的关于和谐和不和谐等二元论的理念，以及大脑和文学的游戏观点，展示出文学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他不仅用认知神经科学和现象学理论来佐证认知文学理论，而且还找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契合点以及人文科学的优势。他的理论突破了形式主义等传统人文学科观念的束缚，并且让人文科学以有利的角色参与到解释人类思维和意识的活动中。阿姆斯特朗的研究证明了科学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要了解大脑如何阅读，以及文学如何加工这些过程，需要互相配合，人文主义者为科学提供核心理论和人文专业知识。人文学者也会重新认识自己所知道的，却与传统文学作品研究不同的原理。

认知文学理论虽然属于交叉学科，但应该独立存在，而不是完全地依附于自然科学或人文学科。它作为语言研究分支，也不应该笼统地归结为认知诗学或者认知语言学。认知文学理论应该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和重视，而不仅限于某些结果和假说。认知文学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形成和完善，也必将是这一学科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可以说，阿姆斯特朗为神经美学理论的内涵和应用提供了有效途径，证明了在神经美学发展过程中，人文学者的贡献也不容小觑。交叉学科的研究中，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应该是平等而且互惠的，并没有主次之分。人文学者不应该一味依赖科学研究成果来解释所有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体验，而是应该将认知文学理论整合成有学科框架的体系。人文学者也要坚信认知文学理论也必将成为神经美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层面，成为文学审美体验研究中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