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了非佛：后现代主义哲学为何失败？
文化
2024-09-08 17:08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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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哲学再检讨
——兼与存在主义再比较
后现代主义为了解放个人的欲望，就必需向外扩张、获取，而不能只说内在超越；而只靠一具肉身，能感知多大的外部世界，能支配多少对象呢？只有超出肉身，通过符号，才能以一己之力遍及人类的世界，而这必定成为一种权力。同样研究哲学，现在的教授肯定不像二十世纪以前的那样，总要靠自己的学生来提高自己研究的效率；很多人甚至不光要学生搜集、翻译资料，甚至要学生每人写一点，自己修改一下，他就成了主编或第一作者，这被人称为学阀，学生和青年教师沦为学术奴隶，连导师个人生活的事也要无偿服务。后现代主义看似像禅宗，实如野狐禅：有人在迦叶时代就自以为修得高境界，有位僧人问它，修得那样境界，还会落入因果之中么？野狐回答：“不落因果”，结果堕入轮回，化为野狐。为求解脱，野狐求教百丈禅师同样的问题，禅师答道“不昧因果”。野狐觉悟，谢过禅师，这具化身随后逝去。从语言来看，野狐若真能摆脱因果，何必还要靠语言否认？一旦有问有答，说是或否，必定属于某种因果；而禅师的回答，突破了问题预设的结果；从意识来看，意向性不可能不处于诸多关系之中，而其仍能对此有清醒的自知之明而不受蒙昧，正如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中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后现代主义的身体最终都是偏向结构和形式的。虽然他们指责现象学过于执着于意识，但他们在身体上连切身的意识都隐藏了。因为身体的差异可能会显示为一种病态，就像身体有的地方肿起来，别的地方是平的，有的地方特别痒，别的地方没啥感觉。 后现代主义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对应关系，以此让内在不受外在束缚，这并没有解构主体，而是巩固主体，甚至让主体把能指中的自由当成真正的自由，变成精神胜利法。后现代主义大谈能指的自由，却不谈理想、道德也是一种能指，所以总是和作为现实的所指有差异。当他们的所指被现实限定，只能在能指中“海螺壳里做道场”。在采访中，杰出的物理学家费曼回忆父亲告诉他，知道一只鸟不同语言的名称，并没有认识了这只鸟。这确实抬高所指，但不仅科学，孔乙己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知道美声有三种唱法，从来没有直接改变现实。存在主义还和自然科学发展保持相近，比如《存在与虚无》从开头到中间，萨特都经常用电流来做现象学解释。后现代主义却离科学越来越远，既无法解释科学，也无法用科学解释自身，反而有不少伪科学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理性，恰如现代理性批判古代思想，用一些抽象出来的时代特征，就对这个时代作出总体评判。米兰·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写过一个“最古老的玩笑”：有人问朝哪走，回答说往前走；这人又问哪是前方，回答说，往哪走都是往前。不管他本意是什么，这既可以讽刺进步主义，也可以讽刺后现代主义，也包括他自己，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曾说：“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
萨特指出，革命者总是选择为唯物主义并非偶然：“因为革命者是严肃的。他们首先从压迫着他们的世界出发认识自己并且他们要改变这压迫着他们的世界。”这并非把敌友划分当成基本路线，总体化的才是基本的；即便施密特，敌友划分也基于其总体观。因此，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世界观是合理的，但唯物主义的总体化意义不只是为了在认识上提供某种实在性乃至必然性，而是为了在实践上展开辩证法，这既有主客之间的，也有主体之间的。于是，萨特接着说：“当马克思肯定对象先于主体时，他提出过严肃性的最初教条，而当一个人把自己当作对象时，他就是严肃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代表人们并没有反对严肃性，但他们反对同一性的要求中已经带有这样的关联性。在他们看来，凡是神圣的、强权的，必定都要求自己内部是同一的，对外则是唯一的。让人觉得滑稽的总是荒诞的，所以同一性必须保持其严肃性，如果随便开玩笑，就是亵渎、妄议。 “serious”表示的几种意思，恰好蕴含了这些要求，事态上表示严重的，价值上表示重要的，态度也就对应表示严肃的、认真的。与之相关的名词series则表示系列，不仅有连续的意思，而且常表示为顺序，所以也表示串联，而后现代主义恰恰要打乱秩序。于是，后现代主义的拥趸经常通过娱乐的方式，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对同一性的反抗。恰如《蝙蝠侠：黑暗骑士》中，小丑总是笑着说:"why so serious?"但这句话对他来说其实so serious：是他爸发酒疯后反问被吓呆了的小丑，然后用刀割开他的嘴角让他“笑”。后来，小丑说完这话时，总要杀人或者干点啥疯狂的事，扮演了他父亲的角色。可是，真诚也是认真的态度，难道没有真诚地笑么？而不真诚，难道就一定很开心，就是娱乐的？娱乐性的笑，更强化同一性，只不过是向内的，显出自身优越感，看到别人的丑陋、愚蠢和疯癫，感到自己的美貌、聪明和正常。这恰恰有利于意识形态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其一，娱乐让人们“不求甚解”，只从表面表示否定。在墙上涂鸦，并不等于拆墙；尼采宣布上帝死亡，基督教并不是因此而衰亡，而是早就开始了，这不像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形成时，就宣判了它的死刑。其二，娱乐化让人们追求的新是感官上的，消费的意义同样如此，人们不断要玩新的“梗”，有人就善于乃至专门制造这些“梗”来投其所好地，也就不可能跳出资本逻辑；其三，娱乐化让人们思想碎片化，思维和知识都不是总体化的，也就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阶级意识，更无法与作为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抗衡。那么对于游戏，作何解释呢？萨特详细地描述了滑雪这一运动。其中提到了海德格尔很爱用来举例的锤子，恰好他也很喜欢滑雪，于是他一度认为萨特与自己思想相近，邀请萨特和他一起滑雪，但萨特却未能赴约。对于这段描述，海德格尔可能起初有所误读：滑雪表现的并不是海德格尔的称手状态，亦非柏格森的绵延，比如游戏的理想状态；它仍然存在一种主奴关系，我想战胜困难，征服雪地，我在雪上施展速度与激情，雪为我所用，也就显现我能支配自然的权力；可这和堆雪人一样，我的支配不是把雪牢牢握在手里，这样它就散开了，甚至融化了，我只能改变它相对于我的形态、位置（堆放、滑过），并不能像我的身体一样拥有它。所以萨特概括道：“艺术，科学和游戏都是化归己有的活动，或许是全部地、或许是部分地，而它们想在它们寻求的具体对象之外化归己有的东西，就是存在本身，自在的绝对存在。”另外，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第一批代表人们，并没有特别将游戏抬高到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在他们之后的阿甘本才这么做，阿甘本批判现代性却也不属于后现代主义。克尔凯郭尔将同样的生活内容做不同的安排，认为这就不会觉得“活腻了”，所以他会去观察蜘蛛，感到自己就像蜘蛛那样，从一个落脚点要到另一个落脚点，却不知道从空中坠落时会发生什么。这种时间性的差异，后现代主义不会认为摆脱了黑格尔的循环，会认为这仍然是《庄子》中朝三暮四的猴子，所以他们追求的差异更多是空间性的，也就仍然带有些本质主义的色彩，没有克尔凯郭尔那样的“闲工夫”。早在《什么是文学？》，后现代主义还没有兴起，萨特就已经发现，资产者总是否定阶级实际存在，尤其否定资产阶级实际存在。他们假装把人说成独立而完整，好像人人就是平等和自由的，而“种种不平等现象都好像是意外的、暂的事故，无损于社会原子的永恒属性。没有无产阶级，即不存在每个工人都是其短暂形态的综合阶级；有的只是无产者，他们每个人囿于自身的人性，不是由于内在的休戚与共关系，而只是被相似外部联系结合在一起。”这些所谓的人性，在萨特看来恰恰是扭曲人性，掩盖社会矛盾，也就不是人道主义。可以替他从功能上补充说明，这种思想让人们无法聚沙成塔，而是一盘散沙，随风飘散，对统治阶级无法构成有力的威胁。波德里亚对各种性符号批判之时，应该已经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在欲望上的满足感如同辣味，并非与众不同的味道，而是一种刺激；虽有强弱不同，但每次满足在身体上是一样的，和其他功能没有根本差异。如果体验不同，那也符号化的产物，意淫、手淫反而能制造更多的符号作为理由。当性欲很容易满足，不但体验会变得麻木乃至厌恶，能力也会衰退。相反，适度禁欲能提供性欲望与能力。后现代主义却厌弃自我限制，于是只能不断寻找、夸大外部压迫性，从而证明内在欲望作为反抗的正当性，这正是施密特敌友划分的思维。 巴塔耶只是把基督教的上帝从人间赶了出去，却让另一些意志扮演人间的上帝，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异质性。他在《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看到了这样的特性：领袖超越党派、人民和法律，相对于无组织的大众，他是一个主体，是一种完全缺乏民主与博爱的君主制。可这样的“异质性”却是为了奴役人类，把人变成垄断资本的食物，实现工具理性的平衡，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如果异质化都由于同质化，那么任何国家都有异于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级，巴塔耶和黑格尔乃至法西斯主义在内在结构上有何区别？后现代主义继续追求异质性，却无视从主奴关系到法西斯主义其实都想保持异质性，走得比巴塔耶更远，也走入更深的误区：如果抛开道德，不谈正当性，或者把异质性都当成正当性，为何非要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而不支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难道除了集中营的世界末日景象，我们就不能理解当下世界的紧张吗？看看我们的影像宝库实际上是多么匮乏！除了对‘异化’的絮絮叨叨和对‘景观’的骂骂咧咧，创造一种新思路是多么紧迫！”福柯在《性的教官萨德》中不仅检讨了萨德，也检讨了后现代主义。匮乏的不只是当时影视行业的内涵，也是后现代主义，它逐渐变成了只能复读而无力变革的“真经”。而今，许多自以为是后现代主义的信徒们更是把个性当成唯一的正确性和绝对的权利；自己不要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别人说自己有错，恰恰是别人的错，因别人干涉自己的自由，对错是自己的自由……这样，“保卫自由”就成了比黑格尔还保守的观点：我凡是存在的，我都是合理的。 福柯在采访中认为，人类存在有某些任务、意义，他在这方面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希望人们拒绝任何确定的、明显的、不变的事物，而这正是权力的属性。为了抵抗权力，他提倡三项原则：拒绝、好奇、创新。这和尼采是一致的：谁直接接受确定性，谁在道德上就是稚拙的。海德格尔也承认，超人不是虚幻的想象，所以不是毫无约束和节制的，而是以自己的意志为真理，以自己的情绪为规则。后现代主义者却只把这些教诲当成对外部秩序的拒绝，对于自己直观的体验，却都当成了好的和真的，也就不愿怀疑、检讨自己，把自身体验当成了确定的、不变的。后现代主义总想无限超越，乃至超越无限，却总强调外在的超越。这种超越总表现为一种活动。系列电影《速度与激情》从名称到动作，就像为他们代言。波普尔早已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观众只看到动作，而过度的动作并没有意义，却刺激了任性与暴力。这恰恰是从他也反对的总体性、功利性角度作出的评价，后现代主义不会当回事，还需展开内在批判：动，必须有静作为参照。保持动态或者加速，更多的存在者就被当成陪衬才能实现，正如电影中的大动作、大场面，许多群众演员连一个清晰的面部都来不及呈现，这样才能突出主角，所以动就是一种对其他存在者的支配，何况这并不是互动，而这恰恰违背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平等与多元。相反，如果是内在超越，精神活动并不支配外在的存在者，又使自己不受外在支配。后现代主义总是寄希望于某一瞬间，通过一个节点就彻底改变，这也带有总体主义的企图，却没有总体主义的基础。这样的瞬间已经不是时间，而是一种空间，如福柯所谓的僭越，走向例外。然而，非同一性并不更难实现：一直做不同的事不难，也不容易厌倦，就像孩子总喜欢新的玩具；有其他事可做，却一直做同一件事，也不感到厌倦，这就很难。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相反，作恶就是善的例外状态，也更容易实现的，电影《功夫》里的斧头帮大哥就“夸奖”想加入斧头帮的年轻人“除了好事，什么事都敢做”。后现代主义却只把例外状态当成好事，也就不会像阿甘本那样从中看到了赤裸的生命。 如果不指望重构共同体，那么后现代主义者作为沧海一粟，平时基本还得独处。尼采笔下的查特拉斯就说，独处是他的家园。和尼采一样终身未婚的克尔凯郭尔把自我限制说成“唯一的拯救原则”；他想到学生时代，虽然受到很多限制，却有许多突发奇想，于是他说：“一个人越是限制自己，他就越是变得有创造性。”为了独处，他奉劝人们不要轻易进入“契约性的生命关系”，不论友谊还是婚姻都是危险的。后现代主义欣赏他们对维护个体价值，却不甘寂寞，想要在更丰富的人际关系中彰显个体价值。后现代主义也很注重实践，但这意味着某种重复的行动，并指向某一目的。正如这个词在英语中(practice)还有练习、惯例的意思。如果毫无练习，连如何吃饭、走路、说话都不会天生就会或者一看就行，又哪来什么哲学呢？当福柯后期倾慕古希腊的美学之时，自己也一直健身，保持好身材，为何却不说明、承认，对身体的锻炼就是通过重复的动作维持身体某种同一性？后现代主义喜欢说style，不是一种既定的实体或形式，而是一种风格。可风格正是与周围的人相比较才显现的，在口语中作为有面子的意思时，这种差异更基于与他人的共存。后现代主义深受黑格尔主体间性的影响，总把获得他人的承认当成自我存在的意义，辩证法就会以非矛盾状态而告终。如果承认可以实现充分地沟通，那就意味着：其一，这是一种主体间性，主体当然也实存；其二，沟通的内容可能融合，或者被说服后消解，前一种情况有一种同一性，后一种情况则有一种服从性。然而，主体性、同一性和服从性，都是后现代主义强烈反对的。由此可证，后现代主义根本上会拒绝沟通，这样才能保持其向保守进攻的姿态，自己就像在门外叫骂，所谓揭露。可什么叫揭露？这意味着对象有一个内部，并且可以被揭示、展现。这仍然是典型的以视觉为中心的意向性，也是他们承认的富有权力属性的行为，可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却否认自己是施展权力。身体政治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有就业自由，性取向自由，自己就是自由人，而不属于无产阶级乃至被统治阶级。某些身份的自由较容易满足，个人就缺乏联合成为更强大、持久的共同体的动力，只是临时、松散的集合，就像球迷来看球赛，平时没有球赛的时候，就算有即时通讯的群组，大家也并不是一个旨在共同行动的群体。这其实违背后现代主义的初衷。后现代主义喜欢激进的态度，英语radical一词既表示激进，也表示彻底。将革命进行到底，当然是激进的，但彻底的同时也是一种总体化。当后现代主义将问题都归咎于来自外部的压迫时，很靠近后现代主义流行时期才普遍的现代政治话语。《让子弹飞》片尾那句看似不太准确的同义反复“上海就是浦东”，这样可以得到理解：保守与创新并存，难怪上海很多自认为左翼的青年很喜欢文革时期的上海。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法国哲学成为一柄双刃剑，之所以被接受。更多是作为工具来应用，而不是作为尚待实现的乌托邦，就是为了反形而上学也连带悬置了道德的结果。但后现代主义首先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就已经带有道德评判。他们认为自己批判之所以是正当的、可取的，首先因为他们能够说服自己，坚信自己的观点，也就采取真诚的、有益于人类的立场。如果他们采取的只是策略，口是心非、道貌岸然、阳奉阴违，这都违背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也不会这么受到欢迎。总是强调自身特殊性，总是为自身不与他者相容，为自身不遵守法则寻找正当性。在这些目的上，后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站在了一起。如果后现代主义真的彻底反主体性，为什么他们连代表现代主体性的著作权都不愿放弃，更没有将这和他们其他财产一样捐赠给广大的他人？不论孔子还是苏格拉底，学生不多，老师能够和每个学生对话，而且不按课时，是共同生活。现代教育再怎么提倡让学生主动思考，照顾每一个学生，老师仍然要在非常有限的课时内完成课程，如果和在座的几十乃至上百人每人问答一句，一节课恐怕得上一天。后现代主义的老师们并没有在学校试图改变这样的单向输出，即便他们作为导师，他们也更热衷面对更多人，面对社会大众，而不是像施特劳斯带领学生读经典，或者像海德格尔、拉康搞研讨班。可是，后现代主义者并不认可大乘佛法那样普度众生，更想做形态各异、自得其乐的罗汉。存在主义者却与大乘佛法不谋而合：“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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