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如果重建本原——为烂在土里一个多世纪的绝对者招魂——在现时代已不可能，我们便只剩下惟一的道路：放弃对本原的依赖，取消形上者为形下者奠基的结构，将存在者之存在与价值还给它们本身。存在者不需要通过奠基才存在，它本来就存在，且如我们所理解地总已经存在（我拿起手边的杯子，抿了一口水）；价值不需要通过奠基才成其为价值，它本来就是价值，且如我们所理解地总已经是价值（热水入肚的感觉温暖而舒适，让我稍感开怀，我想起现在应该起身为爱人也倒一杯）。自生—自然：万物如其所是地存在，而价值如其所是地被追寻，“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无根不是深渊，而是荡荡然一平面。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即是此外一切价值的自行敞开与解放：不需要目的，不需要对目的的回答，因为问题本是伪问题，我们本可以不要求什么回答。终极根据的不可或缺，乃是古典时代最大的幻象，它源于对苦难与不确定性的担忧，源于有限者对自身有限性的恐惧与不满：“有无限者就好了！有最高价值就没事了！”——所谓的解决，不过是在幻想中自欺式的逃避。倘若克服有限性不过是一种侈欲，它本身能否被克服？
真正的解决：正视、接受并享受有限性，与有限性—无根性和解。这或许没有幻想的永恒解脱或救赎那般美好，但也并没有灾难式想象中的那么坏：是的，人终有一死，但我们现在难道不是活着吗？一切美好之物终要变灭，但它们在消逝前难道不曾鲜活地存在过吗？围绕价值的争论没有最终答案，但我们难道不是总在朝向自己感到有价值的那些事物与目标行动吗？在这里，本原的消解绝不意味着虚无，它并未将面前真切的存在者也一并消解，恰恰相反，它将具体而真实的美善从大而无当的抽象光辉——它看似将任何事物都无限美化，实则对任何事物都无比冷漠，因为它归根结底只认识它自身——中释放而出，为我们指明有限者真正的价值所在：因其短暂，故须珍视；因其有憾，故犹可贵。绝妙的契机：惟有打破了一，多才真正是多；惟有消解了本原，存在者才第一次作为存在者本身而被尊重。（尼采的洞见：超感的存在反倒是虚无，有限的现实反倒是存在。问题：感性欲求、本能冲动与权力意志是存在者，理性与道德情感就不是？暴力与冲突是存在者，安顺与柔和就不是？生命是存在者，非生命就不是？自我是存在者，他者就不是？绝对者崩塌后的广阔大地上，一切存在者都平等地如其所是而展开，何分高下？何来褒贬？）
于是乎，存在者的存在不再需要根据，倒是认为它非要有个根据的想法本身需要根据；价值之为价值不再需要根据，倒是认为它必须来源于某物的想法本身需要根据；生活之有意义不再需要根据，倒是认为必须用什么别的东西为它赋予意义的想法本身需要根据。有这样的根据吗？不过是思想者的一厢情愿。现在，存在者自存在者，价值自价值，生活自生活，短暂却真实，有限但可爱，随生随灭，自然已足。如果说虚无主义的问题真的需要一种“对治”，那么这种“对治”的方式就是告诉人们“虚无”本身就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
【余论】思辨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的追随者确乎大可以反问：“所谓的日常世界图景也不过是一种基于经验的解释罢了，它与我们的思辨同属思辨，并且粗糙简陋不堪，有什么资格先天具有合理性？”——不承认自己狂妄，倒要笑我们庸俗。可很遗憾的是，日常世界图景虽然无法证明自己绝对可靠（它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但它至少比任何戏法提供的图景都可靠得多，因为作为我们在生活中总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它所做的仅仅是“将呈现如其所是地接受下来”，客观且明了，而从不曾出于什么额外的目的去解构或歪曲它。若说相信没有根据，那么不信更没有根据；若说接受多少有点儿“蛮不讲理”，那拒绝则更是纯属无理取闹。像其他所有信念一样，关于日常世界图景的信念并不为我们提供任何绝对的确定性，但它所提供的无疑是那种依我们的认知能力而在现有条件下最合理、最可能的确定性，并且也是对于安宁、健康的生活与反思而言足够可靠的那种确定性：如果怀疑“我有两只手”或“太阳明天还会（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照常升起”是多余的，并且绝不比相信这些事实更有证据和道理，那么对整个日常世界图景的怀疑也是如此——“绝对确定性”本身恰恰倒是一种滥用思辨而导致的奢侈盼望，对它的索求不过是无事生事——用尼采的话讲，不过是虚弱的心灵以自欺求踏实，而日常生活与认识从未建基于其上（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先前的命题：虚无主义的幻灭感来源于一种软弱的心灵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的侈欲，来源于对“一切事物都必须被奠基或绝对保证”这一子虚乌有之事的依赖。但生活本不需要这样一种依赖，它本可以满足于有限者，在这里即实用主义地满足于“大致或足够可靠”）。当然，尼采大概要把我们所接受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日常世界图景”中自然信念的相对确定性也斥为自欺——在他眼中或许惟有“绝对无确定性”才是唯一的真相，但我们认为在“绝对确定性”与“绝对无确定性”之间并非没有中间地带，健康的心灵总已经生活于其间的“相对确定性”中，在对绝对根据的信仰与虚无主义之间保持从容中道；如果说前者属于无谓的自欺，后者则是无谓的自贬，或者说在知晓无望获得绝对确定性之后的“自暴自弃”——它于深层心理上仍带有对绝对性的执念与渴求，只不过在极度失落后以其反面形式表达了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讲，尼采或许也并未真正战胜那为他所鄙夷的脆弱（尼采吼道：生命不需要倚仗于任何可靠性来确定自身！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事实是本来就存在某些可靠性，他还是否需要这种激烈姿态来抗拒虚无，在虚无面前为自己“打气”？如果价值本来就有根，他还会千方百计要从无根性中挖出价值来吗？）。人类心灵总是需要某种确定性作为生活的依凭，其本性如此，本没什么可耻的，关键在于对这种确定性不要怀有过多的苛求。虚无主义与它所反对的传统形而上学共享“惟绝对存在/绝对意义/绝对可靠性才是真存在/意义/可靠性”的前提，故而若非全盘肯定，则须全盘否定，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我们要做的却始终只是坦坦荡荡地接受不完美的真相——有限性，将可靠性由“0或1”的离散变量置换为“0到1”（且两端均不可取）的连续变量。心灵的真正强健在于既不以彼岸的存在而欣喜若狂，亦不以彼岸的消逝而暴跳如雷，而是始终平静地拥抱如其所是的此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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