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 | 时间之中的视角：简历分析与传记研究讨论

时间之中的视角：简历分析与传记研究讨论

卢晓东，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现象的空间视角和时间视角

当我们尝试认识一个空间中静止的物、或者说一个静止的存在者时，由于这一物处于空间中，我们的眼光不能同时从360度视角直接获得此物所有反射光所携带的信息。因此，我们一般需要转换自己的位置（position）,从不同视角审视此物，在头脑中把来自不同视角的信息拼接起来。在同一时间点，如果不转换位置与视角，我们其实无法看到物全视角的显现，换句话说，如果固定于一个位置、一个视角，我们只能够看到物的一种视角性显现。丹˙扎哈维（Dan Zahavi）曾以古董店的报时钟为例进行说明，“光照条件有所不同（自然日光、霓虹灯、聚光灯，等等），报时钟的显现方式也会随之不同。可就算不考虑光照情况，或者哪怕说是在最佳光照条件下，我也无法一眼就把这个报时钟看全了，因为它总是在某个特定视角下显现。要是把这个钟放在桌子上，看它的时候我能够看到它的顶部以及它的两个侧面，但我却没法看到背面、底面或者里面。如果绕着桌子转一转，我就能看到钟的背面了，要是我再把它从桌子上拿起来举高，我也能把它的底面看个明白。可是无论我怎么做，这个报时钟只会在某个特定视角下显现”。

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 Harries）提出的“视角原理”（principle of perspective），清晰道出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性：“要把一个视角作为一个视角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超越了它，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我们只能看到无法如其自身地显示自己的某种东西的一种视角性显现。要想意识到视角，不仅要意识到所看到的东西，而且要意识到我们特定的视角是如何让所看到的东西以那种方式显现的”。

以上所述只是对静态存在者的观察、研究和思考。当我们把视角转向“人”时，情况变得有些复杂。首先，人是动态的；其次，人在时间中生长，因而作为人的存在者不同于静态报时钟。海德格尔将“人”赋予了新名称，即“此在”。“此在”概念最基本的理解即是为“人”-“个体”-“我”标识出其在时间、空间、“场”中的坐标。由于时间的特性以及个人不断自我建构的特性，“作为具有这种存在方式的存在者，此在是什么依赖于它怎样去是它自己，依赖于它将是什么”。个体/此在所附带的时间坐标至少包含双重时间视野。一是个人时间，即一个人从出生到死的时间线，通常说一个人的年龄、一个人几岁了；二是公共时间，即钟表时间、公元时间，代表人类作为整体的时间标识。个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双重时间视野共同标识出个人/此在的时间坐标。

对于外部观察者和研究者而言，“此在”作为动态的、发展着的“现象”，其在时间中也有着视角性显现。我们可以看见钟表中表针的移动，看见日历中的数字，但是我们其实看不见“时间”本身，虽然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进入时间之中，研究此在在时间中的视角性显现。

在时间之中，人/此在作为动态的“现象”，主要在横向和纵向两个视角显现。教育研究需要意识到时间视角，意识到特定的时间视角是“如何让所看到的东西以那种方式显现的”。只有拼接、或综合起横向和纵向时间视角现象的显现，才能获得更加全面、或者说更“真”的认识。

二、时间中的纵向视角和横向视角

（一）在公共时间之中

时间作为一种维度（time dimension）在社会研究中非常重要。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和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ies）在时间维度中作为一种视角相互“垂直”，但其仍有一个共同点。这一共同点就是，这两种研究都在公共时间之中，而非在个人时间之中。

公共时间中的纵向视角，如果所涉及的时间长度较短,仅仅为一个“时段”（an extended period）,即为历时研究。艾尔˙巴比（Earl Babbie）认为，“与截面研究相反，历时研究，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如对UFO祭仪（从开始到消亡）的观察”。公共时间中的纵向视角如果所涉及的时间长度较长，即为“历史”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某一现象长时间不同年份向我们的显现，如印度高等教育史研究等。

公共时间中的横向视角，其所涉及的时间仅是公共时间中的一个“时点”（one point in time）,这意味着在公共时间某一时点固定条件下，某一现象向我们的显现。公共时间中的横向视角即为截面研究，例如每次人口普查、2001年浙江省高考语文作文成绩、2024年北京市14岁男童体侧中“引体向上”的平均成绩，等。

截面研究的局限性之一在于，如果其目标是解释性的，其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公共时间中时间顺序的因果，但其研究结果依据的却仅仅是公共时间中一个时点现象的显现，这类似以静止照片判断高速运动物体的速度。截面研究的局限性之二就在于其视角的局限。我们以“同胞结构对学生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对第二种局限性进行说明。该研究主要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数据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该项目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抽取了约 2万名初中生为样本。项目组为准确测量学生的认知能力，自主开发出一套测量学生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的标准化试卷。测试题分语言、图形、计算与逻辑 3个维度、11个概念，并用三参数 IRT 模型估计出学生标准化的认知能力。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认知能力高于非独生子女的认知能力。独生子女标准化后的认知能力平均为0.22，两个孩子家庭的学生认知能力平均为-0.10，三个孩子及以上家庭的学生认知能力平均为-0.35，呈现出依次递减趋势。在非独生子女的出生顺序方面，排行最大的学生认知能力平均为-0.12，排行最小的学生认知能力平均为-0.16，排行中间的学生认知能力平均为-0.37。研究确认，同胞数量越多，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水平越低。该研究结论基本符合贝克尔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

以上发现建基于截面研究——即公共时间内横向视角的数据,换句话说，就是在公共时点固定情况下，对2万名初中生认知能力测试的数据，是2万名初中生认知能力这一现象在公共时间横向视角的显现。那么，这一研究所依赖的横向时间视角显现了现象的全部吗？一旦意识到以上研究所依赖的数据仅仅来自公共时间之中的单一视角，一旦意识到单一视角是如何让所看到的东西以那种方式显现的，我们就会意识到公共时间中的单一时间视角可能存在局限。例如，对于家庭资源非常有限的第一代大学生家庭而言，由于同胞数量越多，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水平越低，多子女家庭弟弟妹妹的认知能力会低于哥哥姐姐，因而很可能会少有弟弟妹妹在高考中超过哥哥姐姐考上北大清华等一流高校。那么，情况果真如此吗？

什么是个人时间中的横向视角？个人时间内的横向视角意味着固定作为个体的学生，现象在其成长时间历程中的某一时点向我们的显现，这个相对的时点可以是一日，也可以是一年。传记、个人回忆录中的一章、一节，日记中的某一天，其所记录和呈现就是个人时间中横向视角现象的显现。教育研究中，陈向明的“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就属于（王小刚）个人时间中横向视角的现象分析。

个人时间中单一的横向视角确实存在局限。如果我们发问，王小刚后来一生情况如何？我们就会清晰地意识到个人时间中单一横向视角的局限。

什么是个人时间中的纵向视角？个人时间内的纵向视角意味着固定作为此在的个体，现象从其成长时间历程、从其一生历程的视角向我们的显现。

返回上文所述同胞结构对学生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我们之所以需要个人时间中的纵向视角，是因为对公共时间内横向视角的数据和分析难以回答以下发问。第一，学生初中的认知能力，到了高中、大学会不会有所变化？第二，相比于初中的认知能力，某学生在高中某一瞬间忽然产生的抱负和内在动机，是否对他的高考以及未来长期发展更加重要？第三，多子女家庭的兄姐是否会给予弟妹以帮助、或者给予他们某种影响？以上发问涉及抱负、内在动机、人生方向等因素，也同时涉及“瞬间”、“间断”等时间因素。因此，个人时间中纵向视角的研究一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研究样本数少于公共时间横向视角样本数。

我们以下述案例对个人时间中纵向视角的研究进行说明，这一研究间接瞄准了当下的人口政策，是针对“第一代大学生同胞教育辐射现象”的一次探究。研究选择了16个来自985或211高校的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个人时间纵向视角考察同胞教育辐射呈现出的显性支持与隐性规程两种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兄姐通过情感与物质扶持、关键信息传递等显性支持向弟妹提供了一种弥补性资源；兄姐所示范的参照轨迹与目标边界成为一种隐性规程，分别提升了弟妹对“如何考上好大学”的结果期待及“我能考上好大学”的功效期待，为弟妹的人生发展提示了一种切近的方向。在应试惯习的培养与养育经验的迭代之外，不同家庭养育造就了共生或竞逐的同胞关系，导致同胞教育辐射现象分化。本土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资源稀释假设，即突破了贝克尔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突破的关键原因在于兄姐作为同胞的教育辐射恰恰是在抱负、内在动机、人生方向等方面对弟妹产生的“辐射”，而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很可能超过了单一认知能力。此外，学生的认知能力也非固定于初中二年级而一动不动，而是一直在变化和发展。

以上结合与人口政策相关的两个研究案例呈现出公共时间横向视角、个人时间纵向视角现象显现的区别以及单一视角各自的局限。如果仅基于公共时间横向视角的数据及其研究，父母将很有理由继续只生一个，国家也应继续坚持传统的计划生育政策并继续加速中国人口下降。结合个人时间纵向视角现象的显现及其研究，则会注意到同胞教育辐射的存在。如果政策和家庭教育促进了同胞教育辐射作用，那么在人口方面的政策推论就会与提振人口生育意愿、释放人口质量红利的本土宏观政策相吻合。此时，家庭教育中的主体将并不仅仅是父母，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兄、长姐也将成为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主体，他们需要额外的教育培训。

分析同时意味着，当我们要获得关于多子女家庭子女长期发展的“真相”时，将时间中两个视角现象的显现拼合在一起，有助于我们“看到”更“真”的现象。时间中的横向视角和纵向视角需要互补。

以上分析中，我们提出了时间中的四个视角。在厘清时间中的四个视角之后我们会注意到，《万历十五年》主要选择了公共时间的一个横向视角展开研究，同时与一系列关键人物的个人纵向视角相互交错。两种视角汇聚于万历十五年，自然形成了这些关键人物个人时间在万历十五年的横向视角显现以及横向视角与空间/社会的交错。时间中三个视角现象的交错显现，使美国大学出版社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和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但三个视角恰恰成就了这一非传统的“历史学”佳作。

三、简历分析及其所涉的个人时间与公共时间

何谓“简历分析”（curriculum vitae analysis）？刘进课题组定义如下：利用研究对象的履历记录，获得纵向的事实数据，通过量化研究方法，形成面向特定研究问题的研究结论。上述定义中所提到的“纵向”，其精确定义就是与公共时间横向截面数据不同的个人时间纵向简历数据，是个人时间纵向视角现象显现的数据。由于简历分析主要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因而其所涉研究对象必须是多人，如刘进课题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划研究580万人。该课题为：“‘帽子’政策促进还是抑制了学术人才回流：基于580万份简历大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准）因果推断”。

简历分析所涉数据虽主要是个人时间纵向简历数据，但因为个人出生年份不同，个人时间内嵌于公共时间之中，这就初步呈现出简历分析的第一个研究前提：简历分析要求其研究对象所内嵌的公共时间内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不能将俄乌战争爆发前后乌克兰科学家所发表的文章、所获专利混在一起研究；再例如，刘进课题组目前课题——“‘帽子’政策促进还是抑制了学术人才回流：基于580万份简历大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准）因果推断”，其580万份简历所涉个人，其出生时间需要内嵌于当下（中国）。换言之，我们不能将出生于1920年、或者1840年的个人简历加入简历数据库中。对此的简单解释是，出生于1920年、或者1840年的个人，其简历形成的公共时间与当下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会涉及“帽子”、“回流”等概念。以上发问虽极端，但有助于我们理解简历分析的这一研究前提。简历分析要求其研究对象所内嵌的公共时间内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也就是说，简历分析要求其研究对象所内嵌的公共时间是线性的、均衡的。对于这一点，大部分简历研究的研究者都会“自自然然”地做到，但这种“自自然然”却往往容易导致前提被遗忘和忽略，就好像我们在健康时都常常忽略了健康本身一样。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可以发现，三年疫情作为公共时间中的重大事件，有时就在不经意间被忽略了。

在对简历分析作为一种具体研究方法（methods）的讨论中，刘进课题组提出，“简历信息具有纵向数据的特征和优势。这使得简历分析法能够对研究对象各项表现进行长跨度评估和（准）因果推断估计，从而有效弥补各类横截面数据及其相关研究设计的缺陷”。在明确公共时间和个人时间双重时间视野之后，更准确的表达应当是：简历信息是个人时间纵向视角所获得的数据，其研究与公共时间各类横向截面研究在时间中的视角形成互补，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现象。值得注意，以上概括中所言及的“长跨度”，其长短对于不同国家有所不同，比如对于澳大利亚，跨度时间会很长；对于中国，跨度时间相对较短，对于一些教育现象研究而言，1949、1978年、1992年都是需要考虑的时间分割线。

由于教育主要关注作为此在的个体在其个人时间中的发展，因而简历分析可以被认为是教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专门研究，进而言之，简历分析中以量化分析为主的方法也可以称为“简历分析法”。

在明确个人时间后，简历分析的第二个前提也会呈现出来，简历分析要求所涉对象的个人时间中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由于1905年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创生的时间，被称为“奇迹年”，因而将爱因斯坦1905年前——后发表的文章进行量化研究和因果推断并不适当。那么，“奇迹年”在时间中是什么意思呢？对爱因斯坦个人的专门研究，是何种研究呢？

四、线性与非线性时间观、瞬间与传记研究

简历分析是在个人时间中纵向视角针对此在这一现象的简历数据展开的分析，因此“时间”是什么这一问题对于简历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线性时间观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年代，那时时间被理解为一条直线。到牛顿经典物理时代，时间与长、宽、高的空间维度一样，成为一条“不可逆转且永远消逝的直线”；同时，与空间中的尺子一样，钟表所代表的时间刻度在每一时间点都是同一的、均衡的“滴滴答答”。但是，在1905年和1915年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之后，时间和空间的非线性和不均衡本质已经成为物理学共识。

简历分析的前提之一，是要求其研究对象所内嵌的公共时间是线性的、均衡的。由于时间本身并非线性的、均衡的，这意味着简历分析的这一前提，实际是要求其研究对象所内嵌的公共时间是接近线性的一段非线性时间。这其实意味着，简历分析所涉研究对象在公共时间上要尽可能相互靠近，并且格外小心公共时间中的特殊时间点。例如，我们在进行两院院士学缘研究时，就仅选择了1949年与1949年之后本科毕业的院士，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公共时间中重大的时间拐点/瞬间。以上公共时间中的拐点，被古希腊人称为“时机-瞬间”（kairos）,它不是物的时间，而是事的时间，是人类行为所创造的时间。

在尚杰看来，线性时间观是古典时间观，而现代时间观是非线性时间观。在古典时间观中，由于时间是线性的且每一时间点都是同质的，因而瞬间不存在。但在现代时间观中，“瞬间才构成真正的时间要素，因为它不是重复而是出新。瞬间与瞬间的差异，不是数量差异而是本质差异。因此，瞬间与瞬间之间不可相互还原，时间不是以线性的形态出现，而是以中断的连续性方式出现的，这才是时间绵延的真正内容”。与尚杰有所不同，叶秀山更加强调，瞬间不仅是时间的瞬间，更是时-空中的瞬间，瞬间是创造的起点，“在欧洲哲学传统中，瞬间是一个绝对的自由的起点，处于时空的断裂之中，因其不包含任何经验材料而成为空洞的，与佛教的‘空’相通。但‘空’并非‘无’，作为自由的点，瞬间又是实在的，它并不阻遏时空自身的变化发展。相反，瞬间作为第一因，有权开辟未来的新的因果系列”。

1905年5月初，爱因斯坦考虑一个思想实验，就是乘火车远离光源的人和站在站台上的人所测得的光速是否一样。爱因斯坦回忆道，在一个天气晴好的早晨，他去拜访最好的朋友贝索，两人一起步行上班，途中爱因斯坦诉说起当下遇到的困境，“我打算放弃了”。但是在讨论中，爱因斯坦说：“我忽然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重大创造发生在一个瞬间，传记中称为“物理学史上极具想象力的一次优雅飞跃”。之后五个星期，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论文之一《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诞生，动摇了经典的人类时空观，指出不存在“绝对的时间”。从阿基米德洗澡时对浮力原理的顿悟，到掉到牛顿头上的苹果，从爱因斯坦在阳光明媚的清晨与贝索的讨论，“瞬间”在重大突破中总不忘记自我显现。

简历分析所涉因变量，主要选择研究对象的“可输出内容”进行量化分析。与近似线性的时间段相联系，可输出内容因而可以进行量化分析。可是，一旦注意到简历分析所涉时间中可能存在瞬间和与瞬间相联系的重大创新，量化分析方法就需要谨慎一些，这也是简历分析的另一限度。例如，在数学领域，张益唐攻克孪生素数猜想也是在一瞬间。2012年7月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张益唐在科罗拉多州指挥家齐雅格家的后院抽烟，20多分钟里他有如神明启示般“抓”住了主要思路，找到了特别突破口。张益唐选择了孪生素数猜想这个世界难题进行研究，长期无法突破，他没有文章发表，也找不到终身教职，之前曾担任超市收银员等工作，后期在北大校友帮助下担任大学的低薪高等数学临时讲师。突破孪生素数猜想时，张益唐已年近60。由于瞬间的存在和非线性的个人时间，对张益唐本人很难采用量化分析方法。这意味着，对重大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创新所涉个人或“拔尖”创新人才，单独进行简历分析需要谨慎。

对于重大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创新所涉个人或“拔尖”创新人才而言，其人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选择也与瞬间相关。例如，“瞬间”在马丁˙路德的成长中就极其鲜明。马丁˙路德是近代世界历史中改变历史走向的一位宗教伟人，其个人传记众多，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伦培登（Roland H.Bainton）所撰马丁˙路德传记《这是我的立场》是其中一部佳作。路德的父母原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未来供养父母，但路德却在修道士和律师之间一直难以抉择。路德的这一选择类似大学的专业选择，也类似人生方向选择。1505年7月的一个夏日，路德在探望父母返校途中，瞬间面对了闪电带来的死亡。罗伦培登以这一瞬间作为其传记的开始：“1505年7月一个闷热的夏日，在斯道特亨撒克逊村郊一条晒得焦干的路上，一个孤单的旅客拖曳着疲惫的身躯踽踽独行。他看来颇为年轻，个子短小精悍，一身大学生的打扮。将近村子的时候，已是四野昏朦，阴霾密布。突然间，洒下一阵骤雨，跟着便雷轰电掣，哗啦哗啦地倒下了倾盆大雨。一鞭闪电，撕裂了天机的阴郁，年轻人一跤摔在了地上，他好不容易地挣扎起来，声色凄惶地喊着说：‘圣亚拿，救我，我愿意作修道士’”。

当我们研究瞬间与重大创新时，当我们研究瞬间与专业选择、人生方向选择时，当我们需要回答“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这类问题时，我们还需从个人时间纵向视角对少数个人/自胜者进行深入细致研究。这种研究就是“自传/传记研究”（auto/biography research）。

五、聚焦重要个人的传记研究

在希腊语中，“bios”意指“生命”，“graphe”指“写作”，“biography”意指“生命写作”；“auto” 意指自我，“autobiography”为“自我生命书写”。以上书写视角都是个人时间的纵向视角，其中自传是自我对生命旅程一段、或者全部旅程现象显现的回顾、审视和书写，他传是他人顺着传记对象个人时间纵向视角对现象显现的回顾、审视和书写。无论自传还是他传，系统地对现象显现进行检视和书写已经包含了“研究”之意，但一般只是具有“一阶理解”（first-order interpretation）的“传记研究”（biography research）。如果以“一阶理解”的传记为研究对象，同时研究者装备了哲学的、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的、教育学的假设和理论展开研究，这时的“传记研究”就具备了科贝德 （Alem    Kebede）所称的“二阶理解”（second-order interpretation）。传记研究如果着重于社会学问题，则意味着社会学的传记转向；传记研究如果着重于个人成长阶段和教育学问题，着重于个人成长阶段中教育与文化的交互，则意味着传记研究可以是教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

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传记研究可以分为四种。第一，传记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人，这个人是重要个人。有关重要个人的传记和传记研究最多、最为普遍。张君仁针对音乐家个体的研究直接提出，这种传记研究的方法可以称为“传记研究法”。如果这一提法成立，音乐家自然可以换为科学家……第二，传记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人，这个人是普通个人。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在《奶酪与蛆虫》一书中，基于宗教法庭详尽而近乎栩栩如生的庭审记录，对一位十六世纪磨坊主梅诺基奥（真名为：多梅尼科˙斯坎代拉）展开了细致研究，这位磨坊主就是一位普通人，他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一生之后，被宗教法庭下令烧死在火刑柱上。蓝丽娇等在对第二学士学位求学动机和筹划进行研究时，选择了偶遇的“田禾”先行展开个案研究，“田禾”也是一位普通人。第三，传记研究的对象是几个具有共同特征的人，这些人是普通人。如上文所述对于“第一代大学生同胞教育辐射现象”的探究，其所选择的16个来自985或211高校的第一代大学生，就是16个具有共同特征的普通人；第四，传记研究的对象是一群具有共同特征的人，这些人是普通人。如1918-1920年出版的四卷本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被认为是社会学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传记研究”，其研究对象就是数百位波兰移民。以上四种研究中，时间中的“瞬间”在第一种最为鲜明。

在时间之中，传记研究的视角与简历分析相同，也是个人时间的纵向视角。相较于简历分析，传记研究所选取的材料更为广泛，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传记、个人回忆录、他人回忆录、讲话、访谈、日记、年谱、个人故事、档案、书信等，其分析方法包括心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不同于社会学的传记趋向，教育学中的传记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知识和技能结构、学缘与师承、四重“视野”的形成与环境、经历、瞬间、惊讶的环境与内容、选择、动机、抱负……其关注的时间主要集中于个人成长阶段。

例如，霍去病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将领，他18岁从军，征战4年所取得的军功后续将领难以超越，其在西汉时抵御匈奴的战法非常类似20世纪、21世纪才出现的闪电战和信息战。在霍去病成长过程中，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一文中选择了其成长中的一个瞬间：天子（汉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尔，不至学古兵法。这一瞬间是霍去病成长的关键瞬间。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实际是建立在步战、车战和大平原的战法，几乎不能迁移到戈壁、草原以及大部队快速奔袭的战争中，霍去病在西汉时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古”兵法。如果霍去病以汉武帝为师学习了孙吴兵法，其思想就会被遮蔽。对霍去病成长这一瞬间的二阶理解和诠释需要用到海德格尔的“遮蔽”概念，或者“范式陷阱”概念。

例如，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是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哲学中的杰作。库恩本人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物理学。在对库恩传记研究过程中发现，《结构》的核心洞见源于库恩年轻时参加的一次教学工作。在《结构》序言中,库恩回忆道：“那时我还是读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生，即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有幸参与了一项实验性的大学课程，为非理科生介绍物理学，从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令我完全始料未及的是，对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了解，彻底颠覆了我关于科学本质和科学之所以特别成功的理由的一些基本观念”。库恩在瞬间获得了以上洞见，这一洞见不仅改变了库恩对科学本质的观念，同时也在瞬间改变了库恩的人生道路。他用“剧变”（drastic shift）一词描述这次意料之外的人生变化，“结果，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剧变，从物理学转向了科学史，然后又从相对直接的历史问题转回到最初把我引向历史的更为哲学的问题”。

将简历分析与传记研究结合在一起，更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现象”以及“真”。             

在教育学期刊中，单独基于传记研究的独立文章较少，传记研究材料和结论会作为论据成为论文一部分。例如，在进行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本质研究中，我提出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本质在于三个动态哲学概念——适应ing、重混ing、涌现ing，其中重混与涌现与“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密切相关。经由简历分析和传记研究，一系列有着第二学士学位学习经历的科学家进入文章，作为论据以增加说服力。这些重要科学家包括：诺奖得主德布罗意、莱格特、屠呦呦，以及程和平等两院院士。在对莱格特的研究中，特别注意了1959年莱格特由第一本科专业“古典文学”（Literea Humaniores）到物理学第二学士学位的转向原因。1959年，莱格特突然改学物理是受到公共时间中1957年人类第一个卫星上天事件的影响。卫星由前苏联所发射，在冷战时期带有强烈威胁意味。文章引用了莱格特的访谈内容。

最近，在对哲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哲学家成长进行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与传统观念有所不同，近百年来，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的本科专业是技术、或自然科学相关专业。这是结合简历分析和传记研究的发现。在传记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工科和理科知识和技能结构如何影响了哲学家的哲思。

在专著中，传记研究佳作迭出。较为典型的是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撰写的《科学界的精英》。该书的研究对象是1901-1972年在美国进行获奖研究的9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材料包括访谈、历史和当代文件、对科学家工作场所的现场观察。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撰写的《创造力7次方》一书选择了爱因斯坦、毕加索等分布于不同领域的7位创新人才进行研究，其研究包括基于“一阶理解”为7位重要个人撰写了包含多元智能理论的简短传记，同时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基于“二阶理解”展开了传记研究，提出了跨学科的“创造性三角”分析框架以及关于创造力的新发现。新发现被其命名为：突破时的支持基础（这一点类似雅思贝尔斯提出的“存在之交流”），浮士德式的交易和创造性生活（这一点类似“自胜者”的“孤独”）。作为精神分析医生的埃里克森（Eric H.Erickson）在对年轻的马丁˙路德进行专门研究中，格外关注另一个瞬间——就是路德在唱诗班中的发狂，并对这一瞬间展开了细致的精神分析，其传记研究的方法被确定为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或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埃里克森在传记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与青少年成长非常相关的概念：悬宕期（moratorium）（悬宕期类似海德格尔提出的“间断”，毛姆在《刀锋》中对悬宕期进行了艺术展开），这个概念本身也勾连于传记作者埃里克森自身成长中的悬宕。

六、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教育学的想象力

基于现象学中的“视角原理”以及对时间本质的初步分析，我们将时间分为公共时间（钟表时间）和个人时间，并提出公共时间和个人时间之中都有横向和纵向视角，现象会在各个视角显现。基于横向和纵向视角的互补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象”和“真”。简历分析基于个人时间纵向视角，其局限在于个人时间所嵌入的公共时间需要接近线性。古典时间观是线性时间观，现代时间观是非线性时间观，瞬间是时间非线性的拐点。由于瞬间的存在和非线性的个人时间，对重大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创新或范式跃迁所涉“拔尖”拔尖创新人才，单独进行简历分析需要谨慎。简历分析需要同一视角研究的补充——就是对传记的深入或比较研究。

在米尔斯（C. Wright Mills）看来，“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个人人生旅程（biography）、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交汇，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以上判断中，人生旅程，是个人时间的纵向视角；历史，是公共时间的纵向视角；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交汇则指向个人时间、公共时间横向视角与空间/社会的交叉关联。进而，米尔斯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定义为“有能力从一种视角切换到另一种视角”（imagination is the capacity to shift from one perspective to another），这种想象力“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公共时间的纵向视角），把握人生（biography，个人时间的纵向视角），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这就是社会学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在明确个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双重视野后我们可以做出判断，社会学的想象力核心就是在时间之中切换视角的能力，切换视角方能带来现象更全面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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