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4-08-08

修回日期：2024-09-11

终审日期：2024-09-11

录用日期：2024-09-27

网络首发：2024-10-10

微观决策：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革新

陈涛，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徐晓娟，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要求不仅彰显了教育事业发展的人民性理念，更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注意到以往过分偏重“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给当前的教育研究和政策决策带来了诸多弊端，因为传统的教育决策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而忽略了基层组织和教育个体在微观层面的复杂认知、情感体验以及行为方式。显然，这一认识可视为学界对已有教育政策研究的“集体反思”，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呼吁加强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风潮”。为揭示这一“微观转向”的研究动态，本研究希冀建立一条“描绘学术现象—阐释价值特征—构建知识体系”的分析路径，即按照学科范式的标准来分析其研究转向的本质特征和进化逻辑，旨在从微观视角切入发现基层和个体关注的教育议题，以求人们能更深入地理解教育体系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相应机制，从而提升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促进教育强国建设与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关注微观转向：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景观

在当下加速且不确定性增强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具体化。然而，传统的宏观视角通常侧重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框架，忽视了基层组织和微观个体在教育过程中的需求和体验。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回应微观层面的教育需求及其挑战，教育政策研究亟须引入微观视角。在此背景下，教育政策研究逐渐出现了从宏观视角到微观视角的转向，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学界对教育政策研究复杂性的共识，也体现了对教育实践中个体差异和具体情境的关注。

（一）宏观溯源：教育政策研究的“宏大偏好”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具有国家性、地方性和社会性三大宏观指向。一是教育政策的国家性。即教育政策研究往往围绕国家重点关注的教育问题展开。国家的教育发展目标、社会需求、经济发展战略等均直接影响着教育政策研究的方向与内容，其研究议题通常与国家教育改革、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提升等宏观主题密切相关；二是教育政策的地方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逐渐探索并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从中央向地方分权、从政府向社会渗透的新型教育体制。因此，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体现出对地方教育实践、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教育治理等地方性特征；三是教育政策的社会性。在教育领域开展多元主体办学、社会合作办学、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等具体实践，形成以国家为主导、地方统筹、社会办教育的模式。教育政策研究倾向于从宏观层面认识和理解民办教育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为民办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教育政策本身具有特殊的宏观特性，因此我国教育政策决策研究历来有偏好“宏大叙事”的传统。据2001-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高等教育类立项课题选题统计分析，其主要集中于“国家”和“系统”层面，在累计的1363项高等教育研究选题中占比高达86.5%。然而，在近十年间，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的项目选题逐渐倾向于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公众关心的教育话题。与此同时，过去二十年间，高等教育学领域博士学位论文往往偏向于宏观教育系统的研究。此外，通过CSSCI期刊《高等教育研究》1980至～2019年发表的3886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显示，宏观研究论文的比例为68%，而关于教师和学生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仅占32%。对比之下，SSCI期刊《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宏观研究有972篇（占比31%），微观研究则有2194篇（占比69%）。这一显著差异恰恰说明我国教育研究的政策偏好，也暗含着一种“宏大叙事”式的研究范式和路径。

总体来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深受国家发展规划和“政府逻辑”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模式和偏好，对微观层面的关注较为不足。与“宏大叙事”相比，微观视角的核心在于“人”，而这一关键维度的忽视，导致了“人学空场”出现，而这一现象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一是教育政策研究在追求宏观理论的构建时容易缺失“人”的主体性。教育政策研究之所以表现出主要为宏观战略服务，是社会发展推动的结果。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看，已有教育政策研究更加关注宏观的外部关系规律，而忽视了微观的内部关系规律，即忽视了对“人”的规律的研究。二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教育政策研究强调“抽象人”而非“具体人”，容易忽视地方和个体差异。宏观政策研究通常着眼于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框架。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地方、学校、家庭乃至个体具有很大的差异，仅从宏观角度出发难以完全满足微观个体的要求。三是长期关注宏观层面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政策可能因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教育政策研究容易与教育实践的具体情况脱节。因此，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教育政策研究需要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重视地方、学校、家庭乃至个体层面的具体需求和实践反馈。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单一视角的宏观研究往往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性，使得研究结果变得空洞，甚至会导致道德、情感、价值和审美的退化。因此，学界一直都重视“人”这一微观视角。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著作《人性论》中表示：人类的科学知识是构建其他学科坚实基础的关键。那么，不论教育政策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多么复杂广泛，其根本目的都是关注人的成长与发展。教育政策研究应以人的需求和潜能为出发点，并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因此，以人为本的微观视角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旨归。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不仅仅涵盖了对个体和小群体等主体关注点的扩展，还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微观化的转变。显然，微观视角带来的矫正与超越，为教育政策研究增添了深度和广度，使得研究更切合实际，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首先，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弱势群体。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通过关注边缘化群体，展现每个生命独特的成长轨迹，表达弱势群体的心声，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其次，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个体生命历程的成长和发展。个体生命历程不仅受自身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文化、家庭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从个体心理和社会等角度出发为研究不同群体成长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视角。最后，教育政策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微观化。相较于宏大的政策体制或者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研究关注更为细腻微小的内容，揭示决策背后的动机和个体行为的复杂性，认识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规律，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和改善教育问题。例如，教育选择是每个受教育者都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在家庭教育选择行为中出现的择校、择教、择学、择业等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关注；这些教育选择行为深受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及教育观念的影响；除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的特征也值得关注，不同的家庭呈现出不同的教养方式，例如精英化的家庭教育受优绩主义的影响，而底层家庭独特育人行为则显示出了底层文化资本的特点；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影响下，教育主体的自我意识、家庭教育期望等都是对当下教育现实的写照和反馈，当今社会境况下的教育个体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更加关注情感体验，涉及支持、抑郁、焦虑等，使人民满意就要关注当下民众的教育情感需求，这对于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都有重要意义。

（三）宏微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关照的有效互动

顶层设计和基层关照分别代表了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视角。顶层设计是从国家战略和整体规划出发的宏观政策和框架，而基层关照则是对个体和群体在具体教育实践中需求和体验的理解和照拂。这两者虽然关注的对象和层次不同，但却相辅相成，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教育政策的有效落地。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言：“个人困扰也是公共议题”。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就是要从个人看到公共，同样在公共之下看到每一个人。

教育政策研究本身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特点，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模式，而教育政策的微观视角研究则体现了基础性和具体性特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层关照逻辑。顶层设计与基层关照的互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具有导向作用。顶层设计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总体规划，确定了教育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基本路径。通过引导教育体系的整体发展，顶层设计为基层关照对国家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与合理配置。二是基层关照具有实践反馈作用。基层关照是顶层设计在实际操作中的落实与反馈。在基层关照中，通过对具体教育问题的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发现并解决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对地方教育实践、学生个体需求等微观因素的关注，基层关照为顶层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反馈，促使政策更加贴近实际、更加灵活和有效。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关注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并非是对宏观研究的“非此即彼”式的理解。事实上，教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是一种互动式关系，即宏、微两种视角在不同层面对“人”的关注，由于其视角不同，所关注的“人”的实质也不同。教育宏观研究关注的是一种“抽象人”，即对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个体的泛化、抽象化和概念化。相较之，教育微观研究则聚焦于教育过程中的“具体人”。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曾强调教育应当关注个体的具体性和独特性。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如果仅仅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最终只能做一些“普遍适用”但又可有可无的理论指导，无法真正关注那些具体的、鲜活的人，也就无法深入到教育的真实场景中去。因此，教育政策研究应当基于对微观需求和生活背景的深入理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抽象的、普遍适用的理论，这样有助于其实施更好地满足特定群体或个体的特殊需求。

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价值特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人民性的价值追求、高质量的目标要求和精准性的实践需求。这不仅是对当前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深入反思和改进，更是人民对教育需求的真切回应。关注不同群体的现状与需求，动态调整教育供给，制定差异化政策，有效提升教育公平和质量，努力实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根本目标。

（一）人民性的价值追求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是基于“微观”的视角，深入学校、社区、家庭等基层组织和个体所处的具体情境，发现和分析各种教育现象及问题困惑，并将其纳入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揭示教育需求与供给中的实际问题，制定出能真实反映民情民意且有效的教育政策，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从教育需求角度看，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也在与时俱进，感知教育需求的变化，问计于民，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教育政策。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诉求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满足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为教育政策的动态调整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民众的教育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群体受多种因素影响，其教育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只有通过微观视角，才能真正识别和理解这些需求的差异性，识别不同群体的独特需求。从教育教育供给层面看，教育供给侧的动态调整需要确保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进行精准对接，使得教育系统能够及时响应社会需求变化。一方面，教育供给必须通过调整招生规模、学校数量和师资配置，确保教育资源能够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教育的需求。通过微观视角进行感知并合理调整教育规模，可以有效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另一方面，产业和行业结构的变革影响了人才结构的变化，教育供给侧需要根据这些变化优化教育结构，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有助于教育资源使用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二）高质量的目标要求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以“教育强国”为核心议题，强调了构建高水平教育体系的重要性，指出在教育强国战略当中，基础教育是基点、高等教育是龙头。教育高质量不仅意味着教育系统的全面提升，还包括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有机结合，其核心在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础教育是教育体系的基点，代表着公共教育服务的基础性和均衡性，确保所有学生在相同起点上接受优质教育。高等教育则是教育体系的龙头，通过培养拔尖人才和推动创新，起到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系统性改革和创新，提升基础教育均衡性和高等教育综合能力，最终实现教育公平与优质的双重目标。

作为“基点”的基础教育核心是“均衡性”和“基础性”。一是“均衡性”指向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确保全国各地和所有学生都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教育均衡不仅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也是教育质量提升的基础。二是“基础性”体现了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根基作用，是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起点。基础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因此必须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内容和服务，确保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核心是“创新性”和“引领性”。一是“创新性”强调了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推动科研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关键作用。高等教育机构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二是“引领性”体现了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高层次人才，还要通过引领科技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也是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精准性的实践需求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满足精准性的实践需求，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在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各个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确保政策制定更加精准，还保障了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精确评估，为推动教育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基础。

在政策制定层面，教育微观决策研究能够提供微观数据和调研结果，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教育系统中不同群体和地区的具体需求。传统的宏观政策制定往往基于整体趋势和统计数据，但这些数据可能忽略了地方性和群体性差异。微观研究通过对基层教育现状的详细分析，使政策制定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从而制定出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教育政策。在政策执行层面，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有助于政策的精确落地。通过对具体需求进行深入研究，教育微观决策研究能够为政策执行提供详细的指导，有助于政策措施能够满足实际情况。在政策评估方面，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提供了精细化的工具和方法，能够深入探讨政策实施后的实际效果。微观研究通过对基层教育实践精细化的跟踪和分析，能够评估政策在不同层面上的执行效果，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政策调整和优化，提升教育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适切性。

三、多学科的解释：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理论维度长期

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存在“宏微之辩”。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不在探索人类经济社会中的“微观世界”，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基层、群体乃至个体的行为方式。随着这些学科的研究认知展现出系统的微观特征，教育领域，特别是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方面也得到了启发和推动。教育政策研究逐渐从宏观的政策制定与结构分析，转向更加关注具体的、细致的个体行为与小群体互动研究，揭示教育微观主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规律。

（一）微观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与教育主体的理性选择

传统上，经济学被划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领域。相较于研究整体经济现象的宏观经济学，微观视角的经济学是从经济活动的“原子”出发来研究微观主体的经济选择。在经典著作《国富论》中，经济学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人们往往倾向于利用其资本以最大化产出的价值。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个体、家庭与企业如何进行经济选择，以及它们在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因此，微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当作“经济人”来分析。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理性因素被剥离在外，理性被视为人类行为的核心特质。

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有三个特征：在研究对象方面，微观经济的决策主体是单纯的抽象人。在理想情况下，决策者拥有所有信息并做出最优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总是做出最优决策，而是一种寻求满意而非最优的有限选择。在研究内容方面，微观经济学的重点在于研究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源，其核心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利用有限资源，生产出最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经济活动所涉及的数据提供了丰富的量化基础，使得经济学能够用科学的手段来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并为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从教育领域来看，教育微观决策研究首先要认清研究对象，即不能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视为抽象、孤立的个体，而是要将其置于整体的教育现象之中。相较于微观经济学将人进行抽象，教育微观研究承认人的具体性。只有通过分析个体的需求、偏好、能力和决策过程，才能更好地理解教育活动中的复杂互动。其次，在倡导教育公平时也应同样关注效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效率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而当前的教育政策决策总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即兼顾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最后，为了更加客观地理解教育现象与问题，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支持基于证据的科学决策。教育研究需要更加注重实证和数据驱动的分析，强调研究方法具体性与结果可重复性。

（二）微观政治学：“人民社会”与教育政治行为取向

一般而言，传统政治学倾向于从宏观角度研究“权力”，通常将其与国家机构和法律联系起来。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解构主义和其他后现代微观政治理论对这种宏观视角提出了质疑。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强调，权力不仅存在于国家的宏观层面，而是遍布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权力不再被看作是国家机器，而是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人们的行为、态度和言语之中，影响着日常生活，构成了一种与宏观政治结构相对应的“微观权力结构”。对于我国来说，“人民”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概念，“人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创新和发展，“人民社会”是共建、共享的社会，因而更具优越性，其建设方法是不断改善民生，社会治理方法是坚持走群众路线。

微观政治学强调深入社会微观层面，其有三大特征：研究视角上，微观政治学关注日常生活实践，聚焦于社会微观层面的政治研究。反对整体性、去中心化和多样性，强调个体行动者的自主行为和决策能力。研究对象上，相比于关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微观政治所关注的是那些毛细血管式的现代微观权力形式及其政治效应。如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格局中，福柯关注边缘性问题的政治观是专注于微观权力的经验证明。研究方法上，微观政治学在无法进行大规模实验时重视案例研究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有助于深入理解特定背景下的政治现象，以及个体或小群体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的决策过程。

在教育领域中，微观政治学对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有以下三大启示：第一，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关注权力结构及利益博弈。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往往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互动，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等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协商过程、利益平衡都影响着政策的最终形态和效果。第二，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关注个体和群体的权力分配。在学校场域中，权力的分配涉及到资源和机会的平等分配；在家庭场域中，母亲在家庭内部的角色反映出家庭的权力关系同样是一种微观政治。第三，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强调教育决策应达到善治良治之效。从微观政治学看教育政策则有助于理解地方教育治理中的操作和博弈过程，保障政策在不同地方和学校等得到有效落实。

（三）微观社会学：“行动者”导向与教育社会情景关联

20世纪60～70年代，一股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力量开始试图撬动传统的“宏大”社会学范式。从“微观”角度出发，对个人的动机、追求等进行分析，以此来研究和解释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在微观社会学研究中，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社会建构论、情感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多支理论与流派无不从“行动者”导向的方法和路径进行探索和应用，其共通之处在于关注个体的生活经验、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旨在揭示特定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活动和生活领域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理解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和关系网络。

微观社会学的“行动者”导向有两个特征：从研究视角而言，“微观”范式的主张者，无不强调“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譬如，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努力通过互动仪式链理论，将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统一起来，并提出微观现象是基础，宏观过程是有微观过程构成的，其互动式社会学研究的基点，也是揭秘宏大社会变迁的起点；从概念理解而言，有关学者赋予“行动者”的内涵和解释各有特点，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以此理解行动者获取知识能力以及克服生活困境的应对能力，这是一种文化建构；又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通过引入场域、资本和惯习等概念，形成社会行动理论的基本线索。其中，惯习解释了行动者如何使用他们的资本，而场域则明确了资本作用力的具体范围。总之，微观社会学更加强调通过“特有概念”赋予行动者的社会内涵和行动方法，并且努力建立微观情境与宏观模式的“链条关系”。

如果将微观社会学的“行动者”理论纳入教育领域，不难发现其会更加符合教育微观决策的理论需求。第一，具有“行动者”导向的特有概念有助于解释教育微观决策。在教育日常中，作为教育行动者的教育正是基于其“能动性”，拥有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常常把教育等同理解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资本拥有量又直接反映在场域（家庭和学校）之中。这些场域中的行动者是有意识、有思想和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有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个体惯习——决策倾向系统。第二，教育微观决策是由个人所形成的教育社会网络和社会关联。正如著名社会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并非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观察社会生活宏微关系的方法。就此而言，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就是要通过分析教育行动者的微观情境，突出行动者的教育与社会网络关系，洞察教育意义的建构，并上升到教育宏观政策。

（四）微观历史学：“民众史观”与教育日常结构互联

起源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微观史学，由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和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倡导，标志着一种创新的研究路径。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聚焦细节，执行微观层面的深入分析，并且对文献进行彻底的探索”。通过详尽地描述个别个体或小规模事件，揭示其深层的文化意涵和价值，从而反映出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近年来，中国历史学家如王笛等人的积极推动，使微观史学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微观史学就是通过“为民众写史”的史学观和“深描”的手法，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着重关注民众眼中的日常生活。

微观史学凸显“为民写史”的历史观，其有三个特征：一是在选取研究主题时，微观史学专注于历史上的特定个人或集体，深入挖掘他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所隐藏的文化驱动因素。正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所提出，历史学者通过刻画个人生活、事件或充满戏剧性的故事，目的是展现历史的文化和社会景象。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微观史学主要采用提名法和推测法。通过对个体的精确识别和定位，将研究焦点缩小至具体的个人，这种研究方法不是依赖可复制和量化的观察模式，而是侧重于对看似孤立无援的细节进行综合解读。三是在叙述方式上，微观历史学常采用生动的文学化叙述，以小见大地进行分析。这种叙述风格使复杂的历史问题更易被公众理解，增强读者对历史的兴趣和认识。

在微观史学研究范式的启发下，教育微观决策就是要破除宏大叙事带来的弊端，使“人”得以回归与复魅。第一，教育微观决策的研究对象是要从精英人物的教育理念中走出来并关注教育场域中的“普通人”。无论是从纵向研究还是横向研究，教育微观决策应该关注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等这些“具体人”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第二，教育微观决策在研究方法上适合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因其对个体、情境和细节的深入关注，能够捕捉和分析复杂的教育现象中的细微差别和个体体验，提供丰富的、情感化的资料。第三，教育微观决策在关注视角上强调倾听微观主体的声音。即要深入了解个体教育经历，发现那些在宏观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具体问题，从而制定出更有效的教育政策。

四、混合式策略：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鉴于教育微观决策的多学科特质，有必要采用“混合式”方法论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理解教育现象与问题，更能在具体实践中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通过恰当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探索隐藏在教育制度和政策背后的不平等现象，深入了解个体和群体的真实经验和感受，有助于促进方法论策略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对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解释。

（一）采用批判主义的研究视角

批判理论研究是在马克思社会批判学说上发展起来的,不论是思想层面还是学科领域，批判都是推动人类精神进步的核心动力，在知识积累和智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反观教育领域中，批判理论研究以独特的方式把教育与政治权力、社会文化等结合起来。并对其关系进行剖析，为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范式指导。

首先，教育微观决策中的批判主义方法有助于揭示隐藏的不平等现象。通过对教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教育机会和结果上的差异，并关注这些差异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批判主义研究方法不仅提供了教育不公正现象的实证依据，也为制定更加公平的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其次，教育微观决策中的自下而上的批判主义方法有助于推动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正当性和公平性。批判主义研究方法其核心在于将弱势群体的视角纳入到公共政策范畴，重新审视和调整教育政策，这有助于揭示和理解现行政策的不足，推动教育系统向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方向发展。最后，教育微观决策中的批判主义方法强调人民性的价值取向。教育微观决策的研究对象通常是那些在主流教育研究中被忽视或边缘化的群体，如贫困家庭学生、随迁子女、留守儿童以及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等。通过批判主义范式的研究，能够呈现这些弱势群体的真实声音和具体经验，揭示出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和困境。

（二）利用微观数据的量化分析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与进步，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工具。教育定量研究范式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依据数据资料检验理论假设，揭示教育现象中各种因素相关关系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强调科学和客观性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通过系统的观察、测量和数据分析来研究教育现象，为教育政策和实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首先，微观数据能够捕捉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教育表现。教育微观决策涉及多样的个体背景，要对各种复杂的教育行为进行观测和测量，这种基于数据的分析有助于揭示不同群体在教育决策中的差异和共性。其次，微观数据分析可以通过数据追踪个体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这对于理解教育政策的长期效果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大型微观数据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如：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提供了丰富的微观数据，涵盖了家庭经济状况、教育支出、子女教育表现等多方面的信息。最后，微观数据分析有助于提高教育政策决策的精准性。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基于精确的数据和证据，微观数据分析有助于提供更精确的证据支持，使政策更加符合实际需求。

（三）倾听底层声音的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往往通过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进而深入理解行为和意义构建过程，其宗旨是探究社会现象、解读深层含义，展现全面和深层的社会文化架构。在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的应用强调对教育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以揭示教育的内在意义和过程。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由于其微观特性，需要对群体或个体进

行深度的挖掘和剖析，因而与质性研究方法有天然的适配性。首先，深度访谈法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的应用极为广泛且具有独特优势。这一方法不仅能够获取详尽的个体决策过程和内在动机，还能通过受访者的叙述揭示出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对决策的影响。通过开放的提问方式，促使受访者详细描述其决策过程、考虑因素和情感体验，能够深入理解个体决策过程，捕捉到教育决策背后的复杂社会和文化背景。其次，以自我民族志为主的叙事研究主要是以收集和分析个人或群体的故事的形式，关注个体经验，突出个体对社会文化的自反性理解。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自我民族志关注“自我”及其与他者的关系，突出教育中“以人为本”的微观研究视角，关注教育情感和体验，挖掘教育主体的个体价值。此外，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不是单纯地对教育现象进行描述，还在此基础上探明个体或群体行为背后的教育语境和教育意义。最后，以自传社会学、田野调查等研究“自我”为方法，着眼于自我的多重性，反思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重塑出立体性的“自我”。将“自我”置于研究的核心，重视个体的体验，并强调对个体在文化社会现象下进行理解，有助于弥补文化研究中可能忽略个体的缺陷。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这类方法提示教育研究要在关注教育主体的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将视角放回到整体的教育背景中，揭示个体行为背后的深层含义。

最后，我们有必要重申：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并非是要取代宏观政策研究，也并非是站在一个极端去批判宏观政策研究，而是要将微观视角——“具体人”——纳入到教育宏观政策之中。这不同于以往对“人”进行抽象化和模糊化的理解，而是将“人民”“民众”“群众”等唯物史观概念进行鲜活化和具象化处理。换言之，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应该走出传统的精英式研究思维和模式，而是要深入到群众之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扎实落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民众有真正的获得感、认同感和教育幸福感。这种来自微观层面的感官，正是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价值基础。然而，从学科范式标准来看，亟须构建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知识体系，但无论是来自多学科视角的理论之维，还是面向混合式策略的方法之维，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都应该有理有据有法的支持和加强微观层面的研究。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微观决策必须置于宏观社会之中才具有效力，否则教育微观决策会陷入“自以为是”的状态。也就是说，教育微观决策需要在认识社会的基础上理解教育问题，这是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每一个核心议题的前提。因此，教育微观决策不但需要关注当下中国的教育现实问题，还应将“家庭”纳入到教育政策中，关注微观群体的早期经历和个体经验，以更好地理解其所面临的生存现状，这都是教育微观决策的发展方向。当前，在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征程中，就是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建立紧密联系，形成教育政策研究的宏微关联。显然，如何建立这一关联，以及如何开展教育微观决策研究都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重点内容。

同行评议意见1

《微观决策：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革新》一文强调了“教育政策研究须从宏观偏好向微观层面的人学回归”这样一个观点，同时辅以其他学科进行参照性论述，颇有新意。

1.如果强调研究范式的转换，就需要讲清楚“宏大叙事”的局限性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学术界对这些弊端是如何认识的。

回应：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本文之前只是将“宏大叙事”的特征和普遍性进行了说明，对其局限性仅仅一笔带过，受您意见的启发让我们意识到原文论述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修改后的思路是在引言部分、（一）宏观溯源：教育政策研究的“宏大偏好”在最后一段详细说明其局限性，并且将学术界对这些弊端的认识置于（二）微观转向：教育政策研究的“人学回归”第一段，与上下文有更好的衔接。具体的内容如下：

（1）关于宏大叙事局限性的修改：总体来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模式和偏好，作为宏大叙事的教育研究往往深受国家发展规划和政府逻辑的影响，对微观层面的关注较为不足。然而，微观视角的核心在于“人”，而这一关键维度的忽视，导致了“人学空场”现象的出现。这种“人学空场”可能带来一些弊端：一是教育政策研究在追求宏观理论的构建时，往往忽略了对个体的细致研究。教育政策研究主要为宏观战略服务，是由社会发展推动产生的结果。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看，已有教育政策研究更加关注宏观的外部关系规律，而忽视了微观的内部关系规律。因此，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教育政策研究往往忽视了即对人的规律的忽视，缺失了“人”的主体性。二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教育政策研究还容易忽视地方和个体差异，强调“抽象人”而非“具体人”。宏观政策研究通常着眼于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框架。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地方、学校、家庭乃至个体具有很大的差异，仅从宏观角度出发难以完全满足微观个体的要求。三是长期关注宏观层面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政策可能因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教育政策研究容易与教育实践的具体情况脱节。因此，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教育研究者需要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制定宏观政策的同时，重视地方、学校和家庭乃至个体层面的具体需求和实践反馈，以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

（2）学术界对这些弊端的认识的修改：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单一视角的宏观研究往往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性，使得研究结果变得空洞，甚至会导致人们在道德、情感、价值和审美上的退化。因此，学界一直都重视对“人”的微观视角的关照。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人性论》中指出：“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无论教育政策研究多高深和宏大，也是研究培养人的教育实践活动，人本来就应该是教育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其研究最终归宿。因此，以人为本的微观视角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旨归。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不仅是其研究对象要考虑到微观主体，也不仅是研究过程和方法要关照到微观主体，而是要在整个研究范式的变革都要涉及到微观主体。从这个层面看，不少学者的研究为宏大偏好的教育政策研究带来了微观视角的矫正与超越。

2.如果强调微观研究范式更强调“以人为本”，那么是不是说宏观研究范式不关心人、忽视人的主体性，似乎对立思维不可取。是否可以这样处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研究范式都关心人，在决策中都会强调“以人为本”，关键的区别是关心的是什么人，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弱势群体或精英群体的特定群体，是抽象人还是具体人。

回应：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您的建设性建议对本文的改进至关重要。我们认真考虑了您的建议，并对论文进行了相应的修订。本文之前在强调微观研究的重要性时忽略了宏观研究本身和微观互补的特征，呈现出了二元对立的效果。按照您的建议，我们发现本文围绕的人民性的核心概念同样有宏微之分，那么教育微观研究就是期待对这“两种人”进行结合，从微观的需求回应宏大供给。因此我们首先对“人”的概念进行引入，补充了“抽象人”和“具体人”的内容，并且将其放在（三）宏微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关照的有效互动来说明其价值。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1）引入：总体来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模式和偏好，作为宏大叙事的教育研究往往深受国家发展规划和政府逻辑的影响，对微观层面的关注较为不足。然而，微观视角的核心在于“人”，而这一关键维度的忽视，导致了“人学空场”现象的出现。

（2）补充“抽象人”和“具体人”的内容：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关注强调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并非是对宏观研究的“非此即彼”式的理解。事实上，教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是一种互动式关系，即宏、微两种视角在不同层面对“人”的关注，由于其视角不同，所关注的“人”的实质也不同。教育宏观研究关注的是一种“抽象人”，即人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被舍弃，将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个体被泛化、抽象化和概念化。相较之，教育微观研究则聚焦于教育过程中的“具体人”。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说过，“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人，简言之，是具体的人”。如果“习以为常地停留在非常宏大和一般的理论描述层面上，自觉不自觉地抽象出人的些普遍特征，……然后做一些永远正确、普遍适用，而又可有可无的理论指导或理论呼吁”。若只追求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最终只能做一些永远正确、普遍适用、可有可无的理论指导，无法真正关注那些具体的、鲜活的人，也无法深入到教育的真实实践中去。

审稿结论：修改后可刊用。

同行评议意见2

论文选择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革新（微观决策）作为研究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对现实教育政策研究更具有科学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但在如下方面可能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1.学界关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建议还是先进一步梳理学界关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献，需展示目前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宏观取向及其带来的可能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的研究问题（微观决策研究），以此凸显本论文与已有研究的差异，进一步体现创新价值与创新要素。

回应：非常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本文是对教育政策的特征进行了梳理，但是没有对教育政策研究进行梳理，这二者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经过您的审稿意见的启发，我们意识到需要对教育政策研究进行梳理，并在后面强调宏观研究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而在此基础上引出微观教育研究的必要性。具体内容如下：

（1）对教育政策研究进行的梳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具有国家性、地方性和社会性三大宏观取向。一是教育政策的国家性。即教育政策研究往往围绕国家重点关注的教育问题展开。国家的教育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战略等均直接影响着教育政策研究的方向与内容，其研究议题通常与国家教育改革、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提升等宏观主题密切相关；二是教育政策的地方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逐渐探索并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从中央向地方分权、从政府向社会渗透的新型教育体制。因此，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地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对地方教育实践、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教育治理等方面；三是教育政策的社会性。在教育领域开展多元主体办学、社会合作办学、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等具体实践，形成以国家为主导、地方统筹、全民办教育的新模式均具有社会性特征。显然，教育政策研究更倾向于从宏观层面理解民办教育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为民办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2）宏观研究的问题：总体来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模式和偏好，作为宏大叙事的教育研究往往深受国家发展规划和政府逻辑的影响，对微观层面的关注较为不足。然而，微观视角的核心在于“人”，而这一关键维度的忽视，导致了“人学空场”现象的出现。这种“人学空场”可能带来一些弊端：一是教育政策研究在追求宏观理论的构建时，往往忽略了对个体的细致研究。教育政策研究主要为宏观战略服务，是由社会发展推动产生的结果。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看，已有教育政策研究更加关注宏观的外部关系规律，而忽视了微观的内部关系规律。因此，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教育政策研究往往忽视了即对人的规律的忽视，缺失了“人”的主体性。二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教育政策研究还容易忽视地方和个体差异，强调“抽象人”而非“具体人”。宏观政策研究通常着眼于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框架。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地方、学校、家庭乃至个体具有很大的差异，仅从宏观角度出发难以完全满足微观个体的要求。三是长期关注宏观层面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政策可能因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教育政策研究容易与教育实践的具体情况脱节。因此，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教育研究者需要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制定宏观政策的同时，重视地方、学校和家庭乃至个体层面的具体需求和实践反馈，以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

（3）引出研究问题：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单一视角的宏观研究往往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性，使得研究结果变得空洞，甚至会导致人们在道德、情感、价值和审美上的退化。因此，学界一直都重视对“人”的微观视角的关照。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人性论》中指出：“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无论教育政策研究多高深和宏大，也是研究培养人的教育实践活动，人本来就应该是教育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其研究最终归宿。因此，以人为本的微观视角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旨归。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不仅是其研究对象要考虑到微观主体，也不仅是研究过程和方法要关照到微观主体，而是要在整个研究范式的变革都要涉及到微观主体。从这个层面看，不少学者的研究为宏大偏好的教育政策研究带来了微观视角的矫正与超越。

2.本论文的五个部分（五个问题）都很重要，这是中国教育政策研究微观决策的五个重要问题，论述得也非常充分。但是，这会带来论文主次不分、重点不突出的问题。每一个部分似乎都是一篇可以继续深化研究的小论文（尤其是前四个问题）。建议找到一个分析框架将其统整起来，或者建构这五个问题之间的学术逻辑关系及其模型，基于此关系框架或模型来论述，即将这五个部分统一在这个学术逻辑关系或模型之中，可以相对地避免论文原有的主次不分、重点不突出等问题。建议供参考。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论文的审阅以及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您我们对您的建议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对论文进行了修改。本文之前只是在论文大纲的上明确了要写的这五点，但是没有在行文时构建出清晰的逻辑，我们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修改，最终按照学科建立的范式的标准确定了“描绘学术现象—阐释价值特征—构建知识体系—提出研究议题”的分析路径，将文章的大纲。（由于该条意见的修改涉及到全篇的改动，下面将用一级标题进行展示，具体内容详见文章引言以及主干部分）

一、关注微观转向：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现象

（一）宏观溯源：教育政策研究的“宏大偏好”

（二）微观转向：教育政策研究的“人学回归”

（三）宏微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关照的有效互动

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价值特征

（一）人民性的价值追求

（二）高质量的目标要求

（三）精准性的实践需求

三、多学科的解释：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理论维度

（一）微观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与教育主体的理性选择

（二）微观政治学：“人民社会”与教育政治行为取向

（三）微观社会学：“行动者”导向与教育社会情景关联

（四）微观历史学：“民众史观”与教育日常结构互联

四、混合式策略：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一）采用批判主义的研究视角

（二）利用微观数据的量化分析

（三）倾听底层声音的质性研究

五、面向群众利益：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主要议题

（一）将“家庭”纳入到教育政策中：新型城镇化下的流动人口家庭化

（二）“钱学森之问”亦是人民关切：教育强国与学校拔尖人才培养机制

（三）关注不同群体生存境况：生命历程下青年群体的人格特质与情感体验

3.论文第四部分“核心议题”为何选择这几个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和论述，因为我国教育现实中的重要问题甚至核心议题还有很多。

回应：感谢您对我们论文的审阅和细致的修改建议。我们的考量只是选取部分群体进行示例说明，力求突出教育微观问题亦具有宏大的社会背景，应该在理解社会的基础上认识微观问题，这是我们的思考范式。但是没有明确说出选取这三大群体的原因。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范畴十分广泛，还涵盖了其他许多重要的领域，以下选题探讨只是对部分议题的启发性的选择，希冀引发更广泛的讨论和进一步研究，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发展。因此，我们在“五、面向群众利益：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主要议题”这一部分过渡段进行说明教育政策宏观微观结合，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对象涉及到教育实践中的微观主体，关注直接参与和受益于教育过程的个体或群体。唯物史观认为，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教育学领域，群众的概念常与教育普及和社会平等相关联。因此，群众在教育政策中居于中心地位，群众不仅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政策制定的推动者与评价者教育被视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关键手段，强调教育应该面向全体群众，服务于社会整体的发展需求。教育微观决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解、满足和反映群众的需求，如何通过群众的参与和反馈来不断调整和优化政策，最终实现教育的公平性、包容性和高质量发展。由于这些个体和群体非常庞杂，因此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核心议题的选取十分重要。教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嵌在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中的复杂系统，因此，教育微观决策需要在认识社会的基础上理解教育问题。教育微观决策关注的是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在当下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教育性质与传统精英教育存在显著区别。区别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意味着参与教育的群体变得更加多样化，这要求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进行精准性分析。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本研究中仅选取了以下三个具体的例子进行深入探讨，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核心议题仅限于此。事实上，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范畴十分广泛，还涵盖了其他许多重要的领域，以下探讨只是对部分议题的示范性选择，期望引发更广泛的讨论和进一步研究，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发展。

审稿结论：修改后再审。 

编辑意见：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红色字体标出。文字复制比请控制在10%以内。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全文格式的规范、统一。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

回应：总之，在认真分析所有审稿意见后，该论文比较大的改动在于结构发生了改变，之前是微观转向-理论基础-方法论-核心议题-价值取向，现在是“描绘学术现象—阐释价值特征—构建知识体系—提出研究议题”；其次是上述涉及到的内容的修改与补充，包括教育政策研究的梳理、教育政策研究宏大叙事的局限性、“抽象人”和“具体人”、核心议题的选取理由等等；再者，在第三部分理论维度，还增加微观政治学的视角，以及在文末增加了总结性的结语段。最后，在修改过程中，我们通读全文6-7遍，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包括重复率、参考文献、语句的修改、错别字、符号、英文名的标注等，有效降低了重复率。

最后，再次由衷感谢各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您们的指导对我们改进论文的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常感激您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您们的意见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第二轮审稿意见

同行评议2二审意见

修改基本到位，可以刊用。

审稿结论：建议刊用。

编辑意见： 文字复制比降至10%以内；参考文献不要尾注。请补全作者简介、单位、基金项目和英文翻译。返后终审。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5.参照近刊格式要求，统一文献标注。
请用修订模式修改返回，或做出针对性回应。

审稿结论：修改后再审。

修回说明

回应1：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

第一，有关微观决策的“真问题”和问题域，主要体现在第一部分的学术现象，是对有关对宏大叙事的反思以及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反映，明确了其问题域的基本指向。但由于这一议题尚属于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范式，或者是系列研究的“开篇”，因此有关问题域的思考还需进一步完善，包括如何做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亦是如此。相关研究将会有后续跟进。具体而言：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宏大叙事的视角，关注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然而，这种传统方法往往忽视了教育实践中的微观细节，导致一些固有弊端的产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迫切需要转向关注个体、学校、社区等微观层面的教育政策研究。这就是我们微观研究的问题域，不仅能够揭示教育政策在实际操作中的复杂性，而且能够更好地响应“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时代价值观。因此，我们构建微观研究的知识体系，意味着我们要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引入新的视角和方法，提出与微观实践紧密相关的研究议题。这不仅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补充，更是对其必要性的彰显。通过深入分析微观教育政策研究的本质特征和进化逻辑，我们能够按照学科范式的标准，更精准地识别和解决教育实践中的“真问题”，从而推动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第二，对于教育微观决策的三大议题的选择和论述是我们同样仔细斟酌过的内容，经过我们反复讨论和思考，仍然认为这三大问题建议不要轻易变动。首先，这三个主题具有共性特征，都反映了特定社会群体在当前社会环境中遇到的一些独特现象。要全面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将宏观的社会背景与微观的个体经验相结合。其次，尽管其中一些问题似乎已经被广泛讨论，但它们往往缺乏从微观角度的深入探讨，或者仅局限于微观层面，而没有与更广阔的宏观背景相联系。最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诸如“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已经融入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背景，这要求我们结合当前的现实环境重新审视和理解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根据审稿意见还是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一是随迁子女教育议题，虽然已有较多研究，但我们发现在人口流动背景下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劳动经济学角度，教育领域关注较少，因此依照上述逻辑，选取了人口流动背景下随迁子女这一群体，并重新对其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二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一议题，受以往群体思维的影响，我们通常将其通常视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学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与本文人民性的核心似乎相去甚远，但我们重新梳理了这一逻辑，发现自“钱学森之问”提出距今已近20年，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20年前，主要聚焦于精英教育的完善与改革，是精英社会关注的话题。但20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逐渐成为人民关注的公共性议题，是大众之问、人民之问，其原因在于在当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国部分关键产业领域受制于人，随着科技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这一问题不再只关乎国家竞争力，更与人民生活质量同样息息相关。因此，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顶尖人才也成为了“人民关切”，这完全是不同时代境遇下对同一问题的不同“代际”“阶层”响应。这也是为何拔尖人才培养始终是教育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因为不仅关系到国家教育战略的实施，也同样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此外，当下科技创新本身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这每一个家庭的教育决策，这样便体现了人民性这一核心。

回应2：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已压缩。

回应3：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原本是对中国教育政策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所涉及的外文献比较有限，目前已增加了部分外文的文献，对随迁子女、微观史学等文献内容进行了补充。但鉴于此文是以“中国”定题，故重点关注中国议题，而非国外，只能略做一些学术史和比较分析。

回应4：感谢外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全篇的修改。

编辑部定稿会二次终审意见

建议将第五部分删掉，改为“结语”。

内容审核：吴朝平 蔡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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