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24-08-27

终审日期：2024-08-27

录用日期：2024-10-01

网络首发：2024-10-09

促进或制约：“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冯晓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生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由于新质生产力集合了高深知识生产、技术元素整合与产业技术突破，需要大学予以高层次创新人才、科技创新研究、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支持。作为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优质资源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创新性生产要素配置的重要基础。但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是否一定会对创新产生促进作用？我国不同区域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分布格局存在空间差异，各区域的新质生产力赖以发展的人才储备、科研水平等也有所不同，因而不同类型的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别。那么，厘清“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同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影响效应，对不同区域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资源配置优化策略，更有效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是目前亟待突破的问题。当前学界探讨的相关议题多为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以思辨研究为主，实证分析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哪种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促进作用，哪种资源集聚具有制约作用？本文使用2012—2020年6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相关数据，试图探究其各类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充分发挥资源集聚的优势效应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

（一）高等教育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底层逻辑进行了深刻思考和系统谋划，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至此，国内学者对其内涵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超越了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新”锚定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新质生产力离不开以人才为主体的新质劳动力、以科技创新为动能的新质劳动资料和以现代化产业为载体的新质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最终依靠的是具有重大突破性质的科技创新驱动，形成新兴产业为核心的产业基础，加快推进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

在高等教育领域，有学者将新质生产力界定为“以实现社会生产高质量发展、优质化运行为终端目标的一种卓异社会生产能力”，认为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新质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中转—优质产业孵化”的连锁性过程赋能新质生产力。因此，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的实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全链条的资源储备。分解来看，根据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高等教育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高质量人力资本和重要的研发资源，从而提升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见，创新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高等教育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应链条的发端。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与关键，高校的基础研究水平决定着创新发展的原动力；科技成果转化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高校具有资源整合的独特优势，应在加速创新要素集聚和互通互融中发挥更大作用。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是关键，只有将高校培养的创新人才充分投入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去，才能发挥对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支撑。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以科技创新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结构，其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资源托举。这也决定了高等教育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宏观认识为探究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新质生产力界定为：作为新时代生产力出现的新质态，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双一流”建设高校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优质资源支持，调动并发挥这些资源集聚的优势效应，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将为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本文从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视角切入，基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带来的资源集聚效应，探讨“双一流”建设高校各类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这一研究问题，其实是教育经济学经典话题的新变式，是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双一流”建设大学如何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解答。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到新质生产力，国家发展战略指向了集合式的生产力跃迁，大学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才培养→技术开发→成果落地，这正与大学的三大职能相契合，直指“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和新质生产力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是本文提出研究假设的基本逻辑和理论基础。因此，基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可以将高校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源划分为高层次人才、科研、科技服务和产学研融合体四类资源。

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可以通过投入开发得到增长，并且能给投入者带来经济回报。“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了大量的优质人才，为各产业各行业输送了高素质劳动力，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与经费资源集聚相比，高等教育的人才资源集聚具有更为重要的创新效应。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中，研究生学历人员对创新型经济具有更高的促进效应。然而，高层次人才并非总是给创新和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克鲁格—林达尔难题的出现，指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不相关的现实问题：“教育只对追赶重要而对前沿创新不重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于依赖科技创新，但若高等教育集聚的资源与科技创新的发展阶段、需求不匹配，资源集聚则难以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发挥制约作用。有实证研究发现，在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新产品市场拓展均无显著影响，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在新市场配置能力方面的结构性缺失。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及创新之间存在的协调性问题，高层次人才集聚规模可能给区域创新带来积极影响，也可能因高校培养的研究生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度不高而带来消极影响。由此可见，学界对于高层次人才集聚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尚且存在不同结论，高层次人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仍未可知。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条竞争性研究假设：

H1：“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层次人才集聚会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

H2：“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层次人才集聚会显著制约新质生产力水平。

三螺旋理论指出，大学、产业和政府三个主体打破了组织边界，实现了功能的交叉与融合。在理想的三螺旋模型中，大学承担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功能，同时能够衍生企业、转化科技成果；企业提供生产和服务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研发活动与孵化；政府在自身的监管和调控职能之外，还要促进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合作，例如大学科技园等。在推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双一流”建设高校不仅为其培养了高层次人才，而且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和成果转化资源。这些创新资源的积累与运用，离不开大学、产业和政府三个主体的互动。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创新的资源形态来看，科研、科技服务和产学研融合体是三种核心资源，也是勾连起大学与产业、政府三者协同创新的重要环节。在科研和科技服务集聚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方面的优势，这使其科研成果集聚向产业成果集聚转化成为可能。但大学作为供给侧也面临着与产业市场的沟通不足，致使科技成果可转化性较低的问题，进而阻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另外，如果产业市场难以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提供需求驱动和资本支持，高校则难以开展持续性的产业科研服务。由此可见，在高校同产业之间联系足够紧密且有政策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和科技服务集聚对区域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当受限于信息沟通不畅、市场需求不足时，则会发挥制约作用。在产学研融合体集聚方面，我国诸多国家大学科技园依托“双一流”建设高校进行建设，大学科技园不仅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科学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聚集基地，也是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重要基地。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科技园资源集聚等的区域融合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负相关，表明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大学科技园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力并不理想，这是因为区域内大学科技园未提供有效资源或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但国家大学科技园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水平仍未可知。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会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

H4：“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会显著制约新质生产力水平。

H5：“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技服务集聚会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

H6：“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技服务集聚会显著制约新质生产力水平。

H7：“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会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

H8：“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会显著制约新质生产力水平。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的影响，但多以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量、高技术产业产值等指标来进行衡量区域创新水平，但新质生产力的“新”表明其产业对象发生实质性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能与高技术产业划等号。另外，目前探讨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研究多为思辨类研究，缺少实证分析。因此，本文以新质生产力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研究的新切口，分析不同区域“双一流”建设高校各类资源集聚发挥的作用，为充分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资源集聚优势效应提供针对性参考。

（一）研究对象

由于教育部直属高校是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主体构成，加之地方省属高校的部分数据难以获取且存在缺失严重的情况，因此本研究选取教育部直属高校作为样本高校。数据来源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由于存在部分数据缺失，因此最终选定的高校为69所，覆盖北京等18个省份。为了更为精准地测度“双一流”建设高校对其所在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仅对北京等18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1.变量及来源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新质生产力水平。由于新质生产力依托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而未来产业实际上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逐步发展中孕育的。可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长线的支持，以此衡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可行性。基于产出导向，新质生产力水平主要表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故以各省份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为衡量指标。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统计口径尚未明确。虽然国家统计局先后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的相关文件，但仍存在部分界定模糊的情况。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前后一致性，本研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界定为《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确定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大类。参考吕岩威和孙慧的做法，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相应行业工业产值的累加计算，以求得每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因篇幅所限不作详细展示）。如有重合，则根据主要归属进行分类，避免重复。为了全面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本研究选取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以来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和工业年鉴2012—2020年分行业工业总产值。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主要体现为高层次人才集聚、科研集聚、科技服务集聚和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已有研究大多将人力资本集聚作为解释变量，但是本文将“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的类型进行细分，为分析“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框架。基于大学资源产出导向，本文的高层次人才以在读研究生数来衡量，科研以学术论文发表数（自然科学）和研究与发展课题数（自然科学）来衡量，科技服务以科技服务课题数（自然科学）和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来衡量，产学研融合体以国家大学科技园数来衡量。其中，科研和科技服务两类资源主要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相关的指标进行测量，这是考虑到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指标，以避免因学科偏离度较大带来的误差。最终，将四类资源各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求和，再测量四个集聚指数。借鉴前人对资源集聚的测量方法，反映较低一级地区的某资源要素在其上一层级区域中所处的地位，以此测度“双一流”建设高校以上四类资源的集聚水平。以高层次人才集聚水平为例，测量公式如下：

2.模型构建

首先，使用空间相关性检验模型测算“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和新质生产力分布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的空间权重矩阵为地理距离矩阵（W1），采用经济地理距离矩阵（W2）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地理距离矩阵（W1）为两个区域间经纬度距离平方的倒数，经济地理距离矩阵则是嵌套了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其中，经济距离矩阵是基于两个区域间人均GDP的距离计算得出，经济地理距离矩阵则是为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赋予权重各0.5之后加总得出。测量全局空间相关性时，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公式如下：

其中，n为区域总数，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X_i为第i个地区的观测值，为所有区域的均值。Moran’s I取值范围为（-1，1），该值大于0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和新质生产力为空间正相关，该值小于0则表示二者为空间负相关，该值为0表示二者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其次，使用多元回归模型来探究“双一流”建设高校各类资源集聚对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及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特征

使用基于地理距离矩阵的全局莫兰指数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四类资源集聚和新质生产力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测量，结果见表2。另外，本文还使用经济地理距离矩阵进行测量，得出的结果与表2基本一致，限于篇幅不再做结果呈现。

表2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由表2可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层次人才集聚、科研集聚和科技服务集聚与新质生产力均为正值，且大部分的p值显著。这表明这些变量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相邻省份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高层次人才集聚、科研集聚和科技服务集聚与新质生产力更相似，高值区域倾向于靠近其他高值区域，低值区域则倾向于靠近其他低值区域。但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为负值但p值不显著，说明这类资源集聚并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这意味着相邻省份的“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可能具有混合的空间效应，在不同区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模式，例如在某些区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而在其他区域则可能存在负向空间自相关，这导致整体上出现不显著的全局莫兰指数。因此可以采用局部莫兰指数对其进一步分析。

鉴于全局莫兰指数仅能呈现各变量整体的空间相关性，为了进一步区分各个省份的双一流”大学资源集聚形态和新质生产力分布情况，本文采用局部莫兰指数进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见图1。

图1  莫兰指数散点图

图1显示，2012和2020年各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多数处于低低集聚区，还有部分省份处于高高集聚区，处于低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的省份较少。相较于2012年，2020年的高高集聚区省份增多，这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协同效应有所增强，新质生产力水平高的省份对相邻省份有促进作用。比较2012年和2020年“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四类资源集聚情况，高层次人才集聚和科研集聚的变动不大，主要呈现低低集聚区和高高集聚区，故未呈现其莫兰指数散点图。2012年科技服务集聚在高高集聚区的省份最多，但2020年显著减少并且低高集聚区的省份增多，这说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服务高集聚省份对相邻省份的促进效应减弱了，并且形成了一些科技服务低集聚省份被高集聚省份包围的对立空间模式，这些省份相较于邻近省份属于弱势地位。2012年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在低低集聚区的省份最多，但2020年显著减少并且高低集聚区的省份增多，“双一流”建设高校产学研融合体高集聚省份开始被低集聚省份包围，意味着这些省份相较于邻近省份属于优势地位。

（二）基准回归结果

上述分析为整体把握“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同类型资源集聚和新质生产力的省域空间分布特征，但仍然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影响新质生产力的线性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列（1）、列（2）、列（3）和列（4）分别为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以及纳入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3中前三列可知，在消除地区和时间差异因素对结果的干扰后，核心自变量“双一流”建设高校四类资源集聚中，科研集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产学研融合体集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则会起到促进作用。据此，接受研究假设4和7，拒绝研究假设3和8。“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可能因其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配置效率低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匹配度不高等，难以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的技术创新支持。而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则为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汇集了创新人才、技术和企业，为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技术成果提供了支撑。这一实证结果充分说明“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同的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影响存在差异，既有可能起到促进作用、也有可能会产生制约作用。由表3的列（4）可知，控制变量中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均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互联网普及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手段驱动生产，但当前仍存在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滞后、数据与技术治理体制尚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力不足。

（三）异质性分析

目前，我国各区域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程度不一，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那么不同区域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哪些资源集聚对其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哪些资源集聚起到制约作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和环渤海、长三角、泛珠三角三大战略地区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在泛珠三角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层次人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东北和长三角地区，其科研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则分别有一定的制约和促进的作用；在环渤海地区，其科技服务集聚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东部、东北、环渤海和泛珠三角地区，其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均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综观表4结果，可知不同区域“双一流”建设高校四类资源集聚起到了不同方向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整体来看，产学研融合体集聚主要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发挥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例如，东部地区拥有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较多，融合了较多的科技创新资源，促进了专利等成果转化，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虽然拥有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最少的泛珠三角地区也达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在所有起显著促进作用的区域中，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向边际效应最小，系数为3.732（5%的水平上显著）。然而，拥有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最多的长三角地区的结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区域内部国家大学科技园仍然存在服务能级和管理水平不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支撑力有待提升。这意味着，一方面，产学研融合体集聚规模应当被纳入优化“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的考量范围；另一方面，产学研融合体集聚效率是扩大规模、发挥规模优势效应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长三角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和泛珠三角地区的高层次人才集聚对其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这反映的是长三角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科研资源上的集聚能够为当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有效支撑，泛珠三角地区孕育了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和人才政策环境。东北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和环渤海地区的科技服务集聚对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实质上反映的是结构性问题：东北地区受限于创新人才规模小，科研集聚处于弱势规模，部分集聚反而加剧区域内差距的扩大，难以形成集聚优势效应；环渤海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类型和方向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存在脱钩。

表4  分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估计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对样本进行缩尾处理和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其中，增加的控制变量为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分别以“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占所在省份大学数量的比例和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地区GDP的比例来衡量。表5中，列（1）显示了对样本进行（0.1%，99.9%）缩尾处理的估计结果，与表3中模型（1）（2）（3）（4）基本保持一致；列（2）显示了加入控制变量后，“双一流”建设高校各类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与表3中模型（1）（2）（3）（4）基本一致。以上结果表明，原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我国2012—2020年6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及所在省份相关的面板数据，对“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等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则起到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对样本进行缩尾处理和增加控制变量后依旧稳健。这一实证结果印证了已有研究中大学科研集聚难以为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的结论。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代表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果则为相关研究的结论提供了新的参考。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整体效率效益偏低、边际化现象显著，可能的原因包括：大学与产业在“定点式”项目对接方面不够精准，科研成果的转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健全等。与部分地方高校的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相比，国家大学科技园具有的优势在于科研人才存量与增量充足，具备相应的自主管理机制和配套支持，能够发挥产学研资源集聚的优势。另外，本研究的结果还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高层次人才和科技服务两类资源的集聚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确面临着学科结构调整问题，例如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不高、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程度不深等。

第二，“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泛珠三角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层次人才集聚和长三角地区的科研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东部、东北、环渤海、泛珠三角四个区域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也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而东北地区的科研集聚和环渤海地区的科技服务集聚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其中，对于泛珠三角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其高层次人才集聚之所以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强，尤其是作为人才净流入省份的广东，对外省市高校毕业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泛珠三角地区不仅具备宽松的落户政策和开放的人才政策，而且分布着较多新一线城市，生活压力相对较小，逐渐成为毕业生的重要选择。长三角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该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规模较大、发展相对成熟，为大学开展相应的科研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该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技创新研究任务更具市场化倾向，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契合度较高。同理可知，东北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新质生产力发展，归根结底在于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并且大学科研与产业的对接度有限。环渤海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技服务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该区域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技术和市场结合不够等问题较为突出。有研究指出，环渤海地区的京津冀城市群高校科技创新效率远低于其他城市群，存在经费投入金额冗余、专利授权数不足和成果转化金额不足、区域内部科技创新协同性性不强等问题。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也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但长三角地区是个例外。这是由于该区域的大学科技园与母体高校之间存在空间供给的错位，影响科技园孵化器的孵化效率，加上风险分担机制、融资渠道等制度不够健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力尚不充足。因此，长三角地区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利用度有待进一步开发。另外，东北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但是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却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的大学科技园在建立之初便与产业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明确以市场为导向落实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这一显著优势使其区域内高校资源的经济产出转化效率甚至高于东部地区。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与分析，本文提出以下3点建议：

第一，重视国家大学科技园功能拓展，共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智平台。国家大学科技园作为产学研的交汇点，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提供了重要契机。国家大学科技园不仅是产学研融合体的载体，也是大学创新链的延伸，担负着大学创新链中后端创新的重任，通过培育创新集群来吸引并聚集一大批高端创新人才。因此，为充分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资源集聚优势效应，需要充分拓展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融合功能，与其他创新体共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智平台。这就要求“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建立起分工明确的合作机制，定期举行合作洽谈会、成立共建委员会，以确保各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达成共识。但也要意识到区域差异带来的挑战。鉴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国家大学科技园存在规模差距，理应因地制宜选择发展策略。例如，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规模优势，避免同质化发展，东北地区应坚持科技园与当地产业的紧密结合，中、西部地区则需要弥合资源鸿沟，结合地区特色资源提高其运行效率；长三角地区加强高校与其科技园的关联度，环渤海、泛珠三角地区则应巩固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中的纽带功能。

第二，优化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环境，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产业研究和科技服务能力。当前诸多“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服务重心尚未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高度契合，只有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区域产业提供对接创新前沿的信息通道和合作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资源共享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更好地支撑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完善其科研管理机制，设立专门的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加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开展前沿科研合作与科技服务，提升科研效率和成果转化率。另外，要加快推动建立区域性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库，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共享高校的科研进展和技术需求。“双一流”建设高校应与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及时对接，改进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调整机制尤为重要。相关企业应积极同“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联合研发项目，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资源，为高校科技成果提供产业化环境，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当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仍受到技术转化成本高、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等问题的制约。政府则应当从政策和资金层面予以支持，一方面要制定和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等政策，另一方面要为校企合作及成果转化提供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

第三，关注区域间资源集聚差异特性，避免盲目扩大资源集聚规模。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均有较大差异，存在“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少而且新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省份，也存在“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多但是新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省份。这些省份并不局限于某一区域，而是跨越多个区域，因此不同区域内部的资源集聚效应也存在差异。要发挥这些资源集聚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促进作用，就要充分了解不同区域内部“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资源整合与实际转化情况。要特别注意的是，并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每一种资源集聚都会促进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因地区而异。例如，东北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和环渤海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技服务集聚就对新质生产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说明东北地区未来的改进重点在于科研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度的提升，开展相关度更高的课题项目，而非一味扩大科研的资源规模；环渤海地区未来则应该着重提高科技服务效率，提升科技服务的灵活性与市场适应性，避免盲目扩大科技服务的资源规模。虽然区域资源集聚的规模和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但可以通过设立跨区域的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双一流”建设高校之间的科研合作与资源共享。“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具有优势效应的地区应当建立更多的资源共享网络，帮助其他地区提升其资源利用效率。

（三）研究展望

本研究基于6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其所在省份的相关数据，探究了高层次人才、科研、科技服务和产学研融合体四类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并从区域差异的视角对资源集聚的具体效应进一步分析。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第一，扩大样本范围，纳入全部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以便对不同类型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效应进行更加全面的比较研究。这将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和推广性，并为不同区域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方面提供更加广泛的依据。第二，进一步挖掘“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微观数据，为优化资源集聚测度方式提供基础，以获得更精准的研究结果。这将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指导意义。

同行评议意见1

意见1：题目为“促进还是抑制”？但是没有从理论层面探讨促进和抑制的原因和机制，只是列举了一些文献。一般而言，有正向和负向的两个假设，才能去谈促进还是抑制。

回应1：非常感谢审稿专家针对研究假设提出的宝贵意见！修改稿将每一条研究假设拆解为两个竞争性的假设，增加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四类资源集聚发挥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的原因说明，补充了学理层面的讨论，详见第3-5页。后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也对应修改了验证得到的研究假设。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研究假设部分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在今后的论文撰写中也会加强重视！谢谢老师！

意见2：文章主题是双一流，但数据却仅限于教育部直属高校，这个数据上的局限应该在文中说明。

回应2：十分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修改稿在“三、研究设计”的“（一）研究对象”部分进行了说明，详见第5页，修改后原文如下：

“由于教育部直属高校是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主体构成，加之地方省属高校的部分数据难以获取且存在缺失严重的情况，因此本研究选取教育部直属高校作为样本高校。”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部分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积极采纳审稿专家的建议，使得数据说明更加清晰。作者在今后的论文撰写中也会加强对这一问题重视！谢谢老师！

意见3：图1有10个小图太多，建议挑重点呈现。

回应3：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修改稿删减了2012和2020年莫兰指数散点变化不大的4张小图，保留6张有重要变化的小图。并且这6张小图包含了后文实证分析结果具有显著作用的变量，因此保留。详见第10页，修改后相关原文如下：

“比较2012年和2020年“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四类资源集聚情况，高层次人才集聚和科研集聚的变动不大，主要呈现低低集聚区和高高集聚区，故未呈现其莫兰指数散点图。”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图示呈现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积极采纳审稿专家的建议，使得图示的呈现突出重点，避免冗杂。作者在今后的论文撰写中也会加强对这一问题重视！谢谢老师！

意见4：异质性检验的部分区域划分过细导致样本量太小，需要谨慎。比如长三角，N只有36，考虑各种控制变量外加双向固定效应，变量数都快大于样本数了，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

回应4：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这一问题确实是本文需要特别关注的，因此作者尝试了多种方法。首先是修改稿尝试使用其他区域划分方式，但样本量与当前差别不大。其次是对数据来源进一步检索，但是限于数据资料中高校及其所属省份数量有限，作者只能争取到当前的样本总量。由于文章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对象选取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样本数据覆盖的省份本身有限，因此最终样本量为162个，进行区域划分之后难免较小。参照以往研究，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分析时样本量过小的问题，但通过合理的分析论证规避了这一问题的影响【卢卓.高等教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J].大学教育科学,2024,(02):77-87.】。作者也思考过是否要删除区域异质性分析部分，但是考虑到目前的区域划分方式能够反映我国主要区域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情况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有较强的分析价值，因此予以保留。另外，修改稿尽力增强了对分析结果的引证论述，以进一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详见修改稿第13页、16页。最后，作者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一问题，作者会在未来开展的后续研究中对此问题加强重视，予以改进！谢谢老师！

审稿结论：修改后可刊用。

同行评审意见2

意见1：论文第一部分“问题提出”没有提出明确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建议作者基于已有研究“不足”或“现实悖论”等提炼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目前更像是“引言”的写法。

回应1：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修改稿基于第一部分提出的已有研究“不足”和“现实悖论”，明确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详见第2页，修改后原文如下：

“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哪种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促进作用，哪种资源集聚产生抑制作用？”

除此之外，由于文章在第二部分“文献回顾”详细展开对已有研究不足和现实悖论的论述，基于此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对研究问题进一步拆解，因此在第一部分不再增加相关的论证和表述，而是结合第一部分现有的已有研究“不足”和“现实悖论”部分，明确提炼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此提出的建议，作者未来也会多加注意，使得问题提出部分的撰写日益精进！

意见2：对高等教育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理解，需要适当扩充深化。

回应2：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修改稿从教育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视角深化了这部分的分析，对高等教育和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进一步阐述，希望能够加深高等教育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内涵理解深度。详见第3页，修改后原文如下：

“从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出发，高等教育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高质量人力资本和重要的研发资源，从而提升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9]。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结构形态[10]，其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资源托举。这也决定了高等教育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此提出的建议，作者今后在概念引介的撰写中也会更加重视、继续深化！

意见3：对实证分析部分存在较多问题：

一是经济含义解释有不准确的地方。例如，对表3“产学研融合体集聚”一列系数值、表4（修改稿应该是笔误写成了表3）控制变量估计系数、表5（修改稿应该是误写成了表4）列（7）系数值的解释都有误。

二是目前在进行计量分析之前没有报告任何检验结果以确认不存在面板自相关问题，建议补充。

三是从四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只有两个是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而另外两个都不显著，作者得出其中两个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其实是不严谨的。建议作者重新考虑模型设定问题，目前是按照线性估计的，但如果考虑加入变量的二次项呢？是否仍然不显著？又或者得到更有价值和有趣的发现？

回应3：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针对第一点，作者积极采纳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三个表格中相关系数的解读进行了修改。①表3中产学研融合体集聚的全局莫兰指数为负值但p值不显著，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改为“说明这类资源集聚并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这意味着相邻省份的‘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可能具有混合的空间效应，在不同区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模式，例如在某些区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而在其他区域则可能存在负向空间自相关，这导致整体上出现不显著的全局莫兰指数。因此可以采用局部莫兰指数对其进一步分析”；②根据修改稿中表4的结果，对控制变量的系数解读进行了修改，修改稿原文如下：“然而，互联网普及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手段驱动生产，但当前仍存在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滞后、数据与技术治理体制尚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力不足[35][36]。”；③根据修改稿中表5的结果，对列（7）的系数解读进行了修改，分析部分的系数值进行了纠正，修改稿原文如下：“虽然拥有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最少的泛珠三角地区达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在所有起显著促进作用的区域中，泛珠三角地区的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向边际效应最小，系数为3.732（5%的水平上显著）”。再次感谢审稿专家认真细致的审理意见，作者对修改稿进行了此类问题的仔细检查，在未来研究中会多加注意！

针对第二点，作者积极采纳审稿专家的意见，搜集大量相关文献，发现多数此类研究无需进行面板自相关检验【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50-251、264、256.】【毛建青,陈文博,刘美佳.怎样的经费收支结构有助于提升学术产出——基于我国36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09):1-11.】。基于现有文献，从理论上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文章选取的变量误差项在时间上独立，因此可以不进行自相关检验。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

针对第三点，修改稿积极采纳审稿专家的建议，尝试加入自变量的二次项，结果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原结果基本一致（见表6），遗憾的是其他两个自变量仍然不显著，这也说明了原回归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但表6结果中，由于自变量本身已经进行了比值的计算处理，数据再进行二次项处理后使得数据大大缩小，其中“科研资源集聚”这一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较大，可能存在误差，因此修改稿最终未采用自变量的二次项处理。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作者会参照审稿专家的建议多方尝试，兼顾线性估计和非线性估计的结果可能性！

意见4：论文最后一部分“结论与建议”的第一段可以考虑去掉，简要介绍本文研究了什么问题、得到什么研究结论即可，不需要重复前面的研究背景。

回应4：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修改稿已经删除了“结论与建议”的第一段，只保留了本文研究什么问题、得到什么研究结论，使得此处更加简洁明了！

审稿结论：修改后再审。

编辑意见：请您再三检查稿件，看看文章是否还有可改进的空间。比如，请确认（1）句子是否因缺少“主语”、“谓语”或者“宾语”成分而难以通读；（2）标点符号——尤其是“，”和“。”——的使用是否准确；（3）句子或者段落是否因过长而影响阅读和理解；（4）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逻辑是否清晰顺畅；（5）行文是否存在拖沓、重复、冗长的情况；（6）概念、符号、变量、专业术语的使用是否能保持前后一致；以及（7）数学推导是否准确无误，图表中的数字是否与正文的分析判断相符。

2.修改稿已按照《重庆高教研究》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修改稿的全文格式规范、统一。

第二轮审稿意见

同行评议2二审意见

修改后的文章符合本刊质量要求。

审稿结论：可刊用。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审稿结论：修改后再审。

修回说明

二次外审意见

同行评议3审稿意见

意见1：论文选取了6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研究样本，虽然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可能无法全面反映所有“双一流”高校的实际情况。同时，这些“双一流”高校有些分布在这个18个省份，遗漏这些学校必定影响最终的结果。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范围，纳入全部的“双一流”高校。

回应1：感谢专家老师的宝贵意见。限于目前数据可得性，本文样本量可能无法再进一步扩大，因此作者在修改稿中增加了“研究展望”部分，希望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实现专家老师的建议。

意见2：变量选取过程中，论文在衡量集聚时，主要采用了占比的测量方法，这种选择虽然有其合理性，但纳入回归的实证意义不大。另外，表1中高层次人才集聚的均值可能存在问题，应该为0.056，跟科研、科技服务、产学研融合体集聚三个变量的均值一样，都是1/18算出来的，这也说明这个参数计算参考价值不大。

回应2：感谢专家老师的宝贵意见。作者对此进行了认真思考并作出以下回应：

第一，选用占比作为集聚的测量方法虽然简单，但能够直观地反映出某一类高校资源在特定地区中的集中度。尤其在衡量区域资源集聚时，占比可以有效地显示资源分布的相对差异，并且在进行跨地区比较时，这种相对测量方式可以避免绝对数值带来的误差。已有研究中，有学者亦采用此种测量方法，揭示了高校教师资源集聚水平【吴超,赵顺龙.高校教师资源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技术、人才和包容度视角[J].高校教育管理,2020,14(02):118.】。因此，这种方法仍然具有纳入回归的实证意义。修改稿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其实，作者也尝试过采用其他测量方式，但四个自变量的数据并不能都满足区位熵等指数的计算。因此，这是目前作者保留核心自变量的前提下，尝试多种方法后能做到的最优选择。作者在修改稿中增加的“研究展望”部分表明了未来进一步优化资源集聚测度方式的期望，希望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未来更优的衡量方法。

第二，对于高层次人才集聚的均值，作者已经对原数据进行了确认，结果无误，其他三个变量均值一样的原因是标准化后的数据较为接近，因此保留小数点后三位的结果也较为接近。

意见3：论文在文献回顾部分对新质生产力、“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等概念进行了介绍，但理论探讨的深度有待加强，如何构建两者间的理论逻辑，建立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都缺乏深入探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这些概念背后的理论基础，构建更为完善的理论框架，这些也是能支撑实证研究的基础。

回应3：感谢专家老师的宝贵意见。本文的研究问题，其实是教育经济学经典话题的新变式，是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双一流”建设大学如何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解答。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到新质生产力，国家发展战略指向了集合式的生产力跃迁，大学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才培养→技术开发→成果落地，这正与大学的三大职能相契合，直指“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和新质生产力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是本文提出研究假设的基本逻辑和理论基础。作者在修改稿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明确、详细的解释。

意见4：论文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但对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些政策缺乏详细的阐述。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政策建议的实施路径和可能遇到的挑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具体的指导。

回应4：感谢专家老师的宝贵意见。作者在修改稿中补充了政策建议的实施路径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希望给不同地区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政府、企业等创新主体更为具体的指导建议。

意见5：研究结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显著抑制作用”似乎与经验不符，需要慎重表述，或给出更充分的解释说明。

回应5：感谢专家老师的宝贵意见。作者在修改稿中将“抑制”一词改为“制约”，尽可能审慎地表述出结果中科研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制约，并且将结论部分的表述改为“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等，以表征出这一结论是在特定情境下成立的，也就是文中给出的为何制约、在哪些地区制约的具体解释。其实，不少研究能够对此结果给予佐证：一方面，资源集聚的可能存在“过度集中效应”，导致一些资源在少数领域高度集中，抑制了跨学科和区域的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当前“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成果与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不足，这也可能进一步降低科研资源的实际转化效能，特别是在区域的产业市场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虽然本文的这一结论看似与经验不符，但也正是本文聚焦的研究问题所在——探讨资源集聚的有效性。如果当前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每一类资源集聚都能够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也许文章将会转向验证性的分析，而非探索性的分析与讨论。

综上所述，修改稿已标红修改，对每条意见认真进行了逐条回应。作者对文章仍存在的不足之处予以反思，增加了“研究展望”部分。感谢《重庆高教研究》编辑部老师对本文的支持和外审专家的认可！老师们辛苦了！

编辑部定稿会二次终审意见

内容审核：吴朝平 蔡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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