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之后，作家残雪在今年五月传来了获奖的消息。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中国作家残雪荣获“美国文学奖”，是历年该奖获得者中唯一的中国作家。
虽然在国内名不见经传，但“美国文学奖”作为终身成就奖，属实在圈子里还是有“亿点点”分量。
这个奖授予终身致力文学创作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作家，被誉为“为诺贝尔文学奖提供替代方案的国际大奖”。
按理说这么一个“为国争光”的大奖花落本国作家，国内本应该狂吹“为国争光”才对。但可惜大家一看到残雪的名字，瞬间开始争议了起来。
人们开始讨论，怎么又让这个“先锋派”给混上去了。
1953年，残雪出生于长沙，原名邓小华。
她的父亲毕业于著名的“湖南一师”，后来参加了革命，“在战争年代里头立过大功”，建国后一路当到了《湖南日报》主编，和很多后来的“先锋派”作家不太一样的是，残雪是非常标准的革命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种家庭背景，奠定了残雪与众不同的文学视野。
建国后出生的这批作家，被五十年代以及之后的二十余年里的当代中国反复打磨，上演了无数部真人版的《人世间》，而这无疑也塑造了他们的文学和性格，他们注定是开拓的一代。
不过即使是一代人，也各有各的风景。
小时候的残雪，看到的并不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世界，而是悲怆和阴暗。
在她年仅四岁的时候，她的父母被打成了右派。看过前面几期文章的应该很明白，那会儿但凡和“右”占上边，那你家里基本上就惨透了。
不出意外，残雪被迫和父母分离，其他兄弟姐妹也都被被打散下放到农村劳动（其中就包括残雪的哥哥，著名哲学家邓晓芒），而残雪则因为年幼，自小跟着外婆一起生活。
虽说建国之后不能成精，但湘西特有的神秘文化还是在老一辈人身上有所体现，在残雪小的时候，经常听外婆讲一些神秘故事和迷信风俗，这些东西在残雪的思想中生根发芽，最终融入到了作品中。
如同洪子诚评价的那样：残雪擅长以现实与梦幻“混淆”，叙述人以精神变异者的冷峻眼光和受害者的恐惧感，来创作了一个怪异的世界。
“在我同她相处的年头里，她总是用好笑的、有几分自嘲的口气讲那些绝望的故事”，残雪这样回忆着自己的外婆。
过了1962年，残雪家比较幸运地摘了“帽子”，一家人得以团聚，残雪也因此得以在家中享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残雪的哥哥邓晓芒发后来曾回忆道，那时候一家人八口挤在二十多平的小房子里，几个孩子围在火炉旁，轮流读着《鲁迅全集》的第一卷，而父亲则坐在一旁的书桌上，认真地批注着马列哲学。
青年残雪
当然这种好景对于残雪的家庭而言并没有太长久，十年动乱一来，残雪的父亲又被下放到了牛棚里。
残雪那时候已经是少女初长成了，就搬到了湖南师范的宿舍里照顾父亲，开始了那段被她称之为“小黑屋”的岁月，在后来的创作生涯中，残雪写下了那篇《归途》，其中就出现了“小黑屋”这个景象。
时间来到改革开放初，这个时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残雪本人而言，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机遇。
在这之前，中国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极少，只有少量的俄文作品。
而当70年代末，国门打开之后，大量的文学作品开始通过翻译，涌进了中国，那些曾经沉浸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里的青年们，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卡夫卡和博尔赫斯。
她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还坚持尝试着去读外文原著，这也让她的文笔多了几分外文的“原汁原味”。
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意义深远一样，卡尔维诺等人同样也让残雪的文学之路得以开启。
“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大开眼界，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使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残雪这样回忆着。
1985年前后，已是人到中年成婚立业的残雪来到了父亲的病榻之前，拿出了一部手稿请父亲看，这部手稿，就是她的处女作《黄泥街》。
残雪《黄泥街》| 花城出版社
但事后残雪问了许多人，都不曾找到这么一条街，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似乎早早地就与残雪结下了缘分。
《黄泥街》的第二个读者。大概是残雪的哥哥邓晓芒，邓晓芒为这部小说吃了一惊，小说中大量的象征手法非常地老练，绝不像是一个新人作家的手笔。
带着家人鼓励，残雪拿着手稿跑到了北京，但过程却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
《人民文学》的编辑对这部风格奇特的小说分成了两派意见，总编李晓峰觉得还不错，但也有编辑对此嗤之以鼻，最关键的是，这部小说实在是有些敏感，因此最终《人民文学》没敢接。
残雪的部分作品
不久之后，残雪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在长沙的《新推荐》上一炮而红，其中那句“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令人印象深刻。
随后，她的作品登上了《收获》，正式走上了作家之路。
当然，真正奠定了残雪文坛地位的，还是那篇著名的《山上的小屋》。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很难用通俗文学的逻辑思维去试着理解这本小说。
生病的母亲，被整理过的抽屉，山葡萄的叶子以及父亲的白发，有太多让我们难以捉摸的意象。在残雪的笔下，构架了一个充满阴暗的小屋，和一个互相猜疑的家庭。
这本小说的意义在于，给予了先锋文学一种不同的探索性，在之后的岁月里，这种探索性被残雪一直坚持着，国际上也认为，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
长此以往，残雪似乎都以一种“狷者”的形象对外界展示，而且从未改变过。
在自己的文学风格上 ，她毫不讳言的说：
“所以文学作为文学自身要站立起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残雪
这也让残雪的作品颇有几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意思，虽然残雪的书在国内以小众的纯文学为标签，但确实是翻译到国外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
说到后面一点的格非（格非在八十年代末写了“江南三部曲”），她则干净利落地指出“我只看到一个过早衰老的中年人，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历史感悟在勉为其难地拼凑所谓的‘中国故事’”。
而即使是对同为女性作家的王安忆，残雪的评价也堪称刻薄：“她近年的作品水准下降得不像话,大概做官做上了瘾吧。”
这样尖锐的言论当然不被讨喜。
2007年《残雪文学观》发表以后，残雪在文学界的形象似乎越发地固化起来，“不近人情”“孤僻”“小众”甚至“故作姿态”等等，成为了她身上的标签。
但是，谁又能说这样的坚持在文学上是毫无意义的呢？
当“50后”的先锋们日渐老去，皱纹爬上他们的脸和笔尖，我们应该包容一个还在战斗的人，尽管她显得与众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2019年的收获，对于残雪而言，也许是对其这种坚持的一种褒奖。
“广泛的影响还不够”，残雪如是评价自己作品。
排版丨编辑：立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