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国内密集地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分享会和典礼，身影出现在各种场合。尽管这一切在他看来是“被动的”，但他很开放，爽朗地参与其中。
与他连带的，“微观史”被更多人注意到。这些年同样深入人心的历史学家罗新评价，王笛是微观史在中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什么是微观史？在王笛的理解里，它以个体的故事为中心，“如果你不写，这个人的故事就永远不会被提起”。
他写街头文化、写普通人的日常、写随处可见的茶馆，四处爬梳档案，搜寻资料，如此积累几十年。它们在王笛年过六十之后，集中爆发。
专著《袍哥》《茶馆》，自选集《历史的微声》《那间街角的茶铺》，非虚构作品《消失的古城》《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还有“零门槛”的通识读物《碌碌有为》，都诞生于最近几年的写作高产期。其中，《茶铺》印刷了4次，《微声》印刷了5次，负责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磊认为，它们“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响”，王笛的老友陈志武教授评价他的书在今年“相当大卖”。
如今年届67，王笛仍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两次的采访交谈中，他真诚而坦率地反复言说那些他称之为“常识”的东西，乐此不疲。
王笛对个人价值的关怀，他的底层立场，完全不藏不掖，直跃到前台来。而他竭力呼吁的“常识”，没有高深包装或中庸的缓冲，说进人的心坎里。
这样的王笛，很有感染力。
2023年12月16日，南风窗2023中国社会价值年度盛典上，王笛获颁“年度思想者”。当天他受邀演讲，主题是“从宏大回归日常，用记录对抗遗忘”。
在台上，他拿出准备好的讲纸，摘下眼镜——这是他的习惯，语速并不快，不过发音有力，带出他那已很好懂但仍倔强不屈的川普口音。
“过去帝王和英雄的史观，不仅影响到历史研究，还造成普通人认为自己人微言轻，碌碌无为，甘愿驯服，缺乏自尊和自信。在宏大叙事下，普通人变得是那么渺小和卑微，许多人不喜欢日常，期盼着波澜壮阔，惊涛骇浪。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日常生活的意义，不亚于那些宏大的叙事，因为只有日常和我们密切相关。”
他对日常的呼吁得到了其后上场嘉宾的一次次回应，《宇宙探索编辑部》导演孔大山说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电影观。
王笛在中国社会价值年度榜现场
晚会结束后，人群围着王笛加微信，两位凑到跟前的女士眼中闪光，向他竖起大拇指，“今晚您讲得太棒了”。
王笛也很开心，笑着转身求证：“怎么样，还不错吗？”
2023年上海书展期间，王笛在一场分享会上曾表达，对于他，微观史以前是历史写作，现在是历史接受。历史接受的意思是，普通人也要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有自信，能够挺身而出反抗不公，而不是被驯服得唯唯诺诺。
在“文革”年代成长，王笛的小学只读了三年，就直接进入中学，高中因为政审不过，一度被拒之门外，如果按成绩，本来没有问题。
他在成都铁路局砖瓦厂做过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瞒着家里准备考试，第二年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做了两个月讲师，在31岁时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
王笛在十三邀节目中/十三邀
四年之后，35岁的王笛放弃了那个曾让他“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身份，赴美留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师从中国社会史、城市史研究大家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
罗威廉教授的研究志趣和研究方法，给王笛很深的影响。他所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都是以一个具体的城市为着眼点去理解中国近代。与以韦伯为代表的，认为前现代中国城市自治性差，没有共同体的观点不同，罗威廉笔下的汉口，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很少，鼓励商业的发展，城市拥有自治空间。
在罗威廉的推荐下，王笛读了微观史经典代表作《奶酪与蛆虫》。作者卡洛·金茨堡建构了一个颇令人同情的小磨坊主的心灵世界。他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把宇宙看成被蛆虫咬破洞的奶酪，因此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虽然罪名现在看来很荒谬，但经过了认真的审判过程。
王笛对这本书大为赞赏，“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他在曾执教的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和澳门大学的课堂上，也多次使用这本书。
另一本经常会被他提及的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通过1762年一个印刷学徒工所记叙的杀猫取乐活动来观察当时的阶级冲突、师徒对立。在现代社会被禁止的虐猫，却在当时有其文化传统，对猫割尾、断腿、火烧等折磨流行于各种狂欢与仪式里。
身在美国的王笛浸淫在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中，系统阅读微观史的著作，经年累月地吸收和训练，经历了“学术上的脱胎换骨”。当他带着新的眼光和自觉，注目于中国的历史，他发现，历史书写注重精英、轻视小人物的不平衡，在中国很严重。
“现在呈现的历史对普通人非常不公平，这种历史写作的不公平也造成了现实社会的不公平。”
他感叹《史记》之后，边缘人和小人物在中国的正史中就消失了，由于史观的轻视，详细的地方资料也没有留下，每一次改朝换代大量的资料也都被有意或无意地销毁。
在中国微观史杰出的代表作，1970年代写成的《王氏之死》里，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也不得不抱怨“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
研究者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罗新写《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所基于的“墓志铭就几百个字，有效信息就几条”，感到“很难做”。
王笛写《袍哥》，能找到的材料是民国时期沈宝媛的孤例式研究，其他材料很少，因此有人批评他那本2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是给两万字的原材料“注水”。
《袍哥》封面
事实上，他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袍哥，到2018年出书，中间花了30多年，“因为收集资料很困难”。
他喜欢拿陈独秀、胡适、李鸿章这些大人物的历史写作举例：“我们坐在家里，打开互联网，就可以完成关于他们的写作，但是要写普通人的历史就可遇不可求，要靠运气好，发现谁的日记、回忆录这类的资料才行。”
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王笛的重心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段，晚清民初。他发论文很早，大三时，在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辛亥革命反帝斗争的特点》，读硕士后，研究问题转向清末新政，以此为毕业论文主题。
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时候研究的是大题目，但是格局很小，而今天集中在比较小的题目，格局却大多了。”
他的博士论文《街头文化》，写手工工匠、到处吆喝的小商小贩、看戏的、打拳的、耍猴的，关心的问题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
“普通人所创造的，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一直受到精英阶层的改造和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怎样变化？精英文化对这种文化持什么态度？
成都彭镇老茶馆
他研究《茶馆》，是想“探究一种地方文化，怎样在20世纪开始以后受到种种限制。地方文化怎样在一种统一的全国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弱，甚至最后消亡”。
他写《袍哥》，用1940年代四川农村一个父亲杀女故事作引，展现袍哥的势力怎样嵌入地方的社会秩序，而袍哥覆灭后共产党又如何深入乡村。
为他所推崇的《奶酪与蛆虫》，在他看来，则很好地“揭示了随着印刷业的发展，书籍不再由上层阶级垄断，展示了16世纪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这些著作背后的问题意识，聚焦于精英与大众、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在这一思考框架里，他的研究对象，他笔下的贩夫走卒、芸芸众生的价值并非不言自明的，甚至也并不只因自我伸张就能获得承认，他们的吃穿用度、日常行为，需要通过艰苦的劳作在书写空间里建构起来，才能被看到、被接受。
他们的生命也是由于获得了来自特定角度的清晰探照，其轮廓才得以显形。
成都彭镇老茶馆
或可说，如果不是王笛的研究，茶馆和袍哥根本无法被那么多人知道并当回事，每天去喝茶的人，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天又一天，能和社会的变迁、国家的进程、权力的运作、传统的保存之间，有如此多、如此深切的关联。为他所呼吁的普通人的重要性，都附着在一页页触手可摸的纸张上。
微观而不琐碎，方法的自觉，开阔的视野，是王笛这样的微观史研究者的自我要求。
他在《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里这样写道：“研究对象本身不存在重要与否的问题，关键还是看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座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
在2023年11月一场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王笛和罗新的对谈中，罗新对此也有过很好的阐发：“要写好普通人的故事，还是要和大历史建立某种关联”，“不是陈旧、保守的大叙事，而是对历史有崭新的理解”。
这是历史学家王笛正在做的事。
王笛
在《碌碌有为》这本他花费了两年时间写成的社会史通识书里，王笛的写作涉及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口、衣食住行、农业、集市与城市、民间信仰、法律，所有内容，汇集起来，直达最后一章的结论：
在他看来，集权专制的前现代中国，由于中间缺乏社会的缓冲地带，失去中间社会的支撑，不是超稳定结构，恰恰相反，是缺乏稳定的。真正的稳定，来源于权力分散和强社会。
所以，中国要长期稳定地发展，必须让社会充分发挥活力，要蓄富于民，要让每一个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
只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和全民参与的社会，才是正常的、能够持续发展的社会。
在许多媒体采访中，王笛都表达过他对老成都的怀念。那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
10岁前，他住在成都布后街2号的大院里。那是典型的成都小巷，出去是繁华的梓潼桥，有卖豆浆油条的早饭铺子，有糖水铺子、街边的手工匠、各种小吃食。
一分钱能买两串蘸着酱油和熟油辣子的大头菜，租一本小人书，两分钱买一个小糖饼，六分钱能买到一个卤兔头，上面撒满辣椒面和花椒面。
那里还有一间茶铺，“总是座无虚席，烟雾缭绕，人声鼎沸，扶手已经磨得像黄铜般发亮光滑的竹椅，三件套的盖碗茶，火眼上烧着十几个生铁茶壶，外加一个大水瓮的老虎灶……”（《那间街角的茶铺》）
茶馆的堂倌/《那间街角的茶铺》插图
在王笛细腻又温情的笔下，成都街头生机勃勃，充满公共活动。成都、街头、茶铺，这三者相互联系，“茶铺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吸引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而且茶铺又是如此紧密地与街头联系在一起。”
“全国各地都一个样”式的现代化狂飙突进后，地域性越来越模糊。这个大趋势在他看来是不可逆转的，只是或快或慢而已。
不过，他对2015年之后去到的澳门，表达了某种不同的感受，“没有大拆大建”，“老城区还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样貌”。
这种对传统和地方性的感情，投射于他对之“并没有什么特殊依赖”的茶馆，让他对成都和茶馆的感情，显得格外深情，又充满遗憾。
“成都如今多发达，被认为是准一线城市，民国的时候只有几百家茶馆，现在大概有上万家。也就是说，茶馆并没有影响到现代化，它们是不矛盾的。”
“在清代，政府就会派侦探到茶馆里搜集情报，国民党时期更是这样了——革命小说《红岩》里，共产党在茶馆里接头，警察也会到茶铺去抓人。”
他想用茶馆来说明，虽然茶馆历来被国家权力视为大敌，但历史事实是，传统和现代化不矛盾，社会和国家也不是对立的。20世纪以来，包括商会、教育会在内的许多社会组织的建立，都是帮助社会的发展，有助于国家的管理。
王笛在精英—大众、国家—地方社会、传统—现代的思考意识中所做的书写，让他对现代性和集中权力的扩张，大众因素和地方性的消失，始终带有明显的批评色彩。
对于这个消灭了茶馆、消灭了地方性、消灭了传统的现代化，王笛的心情其实“很复杂”。
尽管如此，王笛不愿回到任何一个过去。“我对现实社会的批评是非常之多，但中国的过去，多的是凄惨和悲伤的历史。”
至少现在，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利有所保障，能享受到现代的科学技术，在这个尺度里比较，强秦盛唐大宋，任何前现代的社会都是危险的。
或许因此，王笛对科技持有一种积极的乐观，经历过上个世纪的人，能感知到后来的社会发展和个人权利空间的获得，得益于科技的进步。
甚至王笛还设想过，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变得愈发强大的未来，大量档案数字化后，AI也可以写出微观史的书，所讲述的历史可能比人还好。
这样的王笛是开放的，所以也是矛盾的。
王笛（右）在十三邀/十三邀
他留恋传统，但只会选择生活于现在；他对科技进步抱持乐观态度，但也对已出现的失控征兆表达担忧；他是一个历史研究者，但不相信历史有规律，且认为未来也不可预测。
谁说得上这是好是坏呢？
当一切不可能都在人的掌控之中，还能仅仅掌控在精英的手中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发展得非常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要发生战争，但那么惨烈的战争，真的就发生了。”作为历史学家的王笛，依然在忧虑。
本文授权转载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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