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专题」· 恩古齐
假如你是一个诺贝尔奖榜单的长期关注者，会发现总有这么一批陪跑者，村上春树并不是其中的唯一。
从人物的生平来看，恩古齐是一个典型性的非洲人，有典型性自然也就有非典型性。
前年获奖的阿卜杜勒·古尔纳就属于非典型的代表。
作为一个拿着英国国籍的坦桑尼亚人，古尔纳并不是非洲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代表，当时的诺奖颁奖词是：
“鉴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富有同情心的潜台词是，并非置身事内的人。
而与之相反的是，恩古齐则是更能代表“非洲文学”的存在。
恩古齐
1938年，这位肯尼亚人就出生在当地一个贫民家庭之中，他所在的民族是肯尼亚当地最大的族群。
父亲算是颇有积蓄的农民，曾经给当地殖民的欧洲人当过仆人，靠着山羊和土地娶了四个妻子，恩古齐的妈妈是第三个。
但由于父亲酷爱家暴，恩古齐的妈妈带着他逃回了娘家，在之后的“自传三部曲”中，恩古齐对于父亲的描述总是含糊不详。
在恩古齐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完整地经历了整个非洲大陆的“去殖民化”过程，当然也见证了身边人的苦难和非洲最原始的民俗风情。
他曾看到自己的外婆中风后无法得到有效的医治而难以恢复，也看到自己憧憬的哥哥“好人华莱士”参加反抗殖民者的“茅茅运动”，这些最终都化为了他书中的文字。
茅茅运动中被捕的斗士
1963，盛产红茶和咖啡的肯尼亚艰难地迎来了独立。也是在这一年，恩古齐远赴英国留学，踏上了文学之路。
整个六、七十年代，是恩古齐文学艺术上的最高产的时期，他擅长用英文表述殖民解放前夜那些看起来波澜壮阔的殖民史，尤其是以“茅茅运动”为核心的抗争史。
他试图模仿托尔斯泰，以微观的视角去展现战争的场面。他当然也擅长倒叙和插叙的手法，制造蒙太奇的场景，进而给予读者以历史的撕裂感。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血色花瓣》里，恩古齐尝试着刻画一个被新殖民主义社会下中产阶层的形象，进而展现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异化”；
而在《一粒麦种》里，他用一种二战后很流行的写法，用国庆日前四天的一个浓缩版故事，展现了殖民者留在肯尼亚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恐惧。
发表在1977年的《血色花瓣》，完成于恩古齐访问苏联期间，此时的恩古齐已然名噪一时。
但如果仅仅如此，他不会在很多年后的现在，不断出现在诺奖评选的视线里。
如果我们说，高行健的获奖，是让中国文字语言的优美可以被其他语言所传达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那么莫言的获奖无疑更有意义。
后者无论是题材和文字本身，都是最本土化的中国产物。
换句话说，高行健只是写了“中国的文字”，但莫言则写出了“中国的文学”。
在1977年，一个类似的命题抉择也摆在了恩古齐的眼前，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在非洲大陆被资本主义或新殖民主义主宰了许多年后，如何让非洲的文学与其他的地方不同。
这个问题，阿契贝（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回答过，内丁·戈迪默（1991年诺奖得主）回答过，甚至至今还在诺奖赔率榜上陪跑的杰拉尔德·穆南也在做着类似的回答。
但他们都是在用英文写作。
而恩古齐决定走一条不同的路。
恩古齐至今还能回忆起自己小学时候的一件事，当他从卡曼多拉小学转入曼果小学的第一年，“我当时虽然在学业上并不突出，但我还是做了一件引起弗雷德·穆布瓜（老师）注意的事。我用吉库尤话写了一篇课堂作文……他似乎被我对长老们说话时那种庄重的神情举止的生动描述震惊了，他对我文章中的辞藻、呈现出的画面，以及对熟语的使用赞不绝口。”
毫无疑问，这件事给予了恩古齐很深的印象。
从1977年开始，他决定放弃英语，选择本民族的“吉库尤语”作为语言，往后的许多年里，他再也没有使用英语进行文学上的创作。
恩古齐
如何看待文字语言转型以后的恩古齐，成为了这些年文艺评论界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
值得庆幸的是，语言的变化不曾稀释他恩古齐在文学的才华，在用吉库尤语写的第一本小说《十字架上的魔鬼》中，他对新殖民主义下非洲人原有的精神破坏提出了讽刺。
在他的笔下这样写道，“汽车就是一个男人的身份”“他的脸开始变成了标致504汽车的形状”。
《十字架上的魔鬼》
他的文学主张，从维系一个民族的文学，延伸到维系非洲人的精神风貌和风俗习惯。
而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现代”的倾向，逐渐开始变得与今日的非洲或是肯尼亚格格不入起来。
同时另一方面，近十多年来，由于身体和其他原因，这个非洲文学的代言人，其实一直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这也难免让他背上“脱离实际”甚至“沽名钓誉”的嫌疑。
时过境迁，陪跑了近十年的恩古齐，也已经到了“该给一个奖盖棺定论”的年纪了。
恩古齐
从作品的角度看，恩古齐似乎有着比残雪更强的“叠buff”属性：民族主义、小众群体、族裔中心主义等等，这也是他前些年一度排到赔率榜第一的原因。
Buff和年纪在诺奖的评选中真的有用吗？恩古齐可能是今年检验这条定理的最好试金石。
编辑丨排版：夏夜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