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全世界都病了”，钱理群又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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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5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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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在2012年有一个很著名的言论，非中文系的人大多也都听过。那就是“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样一句精准戳中时代痛点的话一度流传甚广。用现在的说，达到了“出圈”的效果。以至于许子东在一次活动上调侃说，他替钱理群感到不平，因为钱老一生写了一百本书，但大家记住的只有这一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在许子东看来，钱理群本人的秉性正是这句话的反面——“粗犷的理想主义者”。最近一次钱理群的再度“出圈”，源于陈嘉映的纪录片《解释鸿沟》。在这部纪录片第4集中，钱理群和陈嘉映展开了一场“我只说给你听”的对谈。镜头里已经85岁的钱理群头发全白，走路需要人搀扶，但说起话来依然中气十足，思维敏捷。而这一期由钱理群担任嘉宾的节目也成为《解释鸿沟》上线以来讨论度最高的一期。这不禁让人对这样一个“粗犷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生感到好奇，钱理群经历了什么？是什么支撑着他，让他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着精神的矍铄和超乎常人的勤奋？又是什么让他的学术影响超越了学院，在全社会、在不同代际的青年人中得到积极的回响？
钱理群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外祖父项藻馨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创办过浙江安定学堂，当过浙大校长。后来专事银行工作，历任大清银行代理总办，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总裁等职。作为晚清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项藻馨承续先生之志，修公路、办白话报、创新式学堂，可谓开时代风气之先。而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则是项藻馨在安定学堂最得意的学生，出于对这个年轻人的赏识，项藻馨把自己的长女项浩嫁给了钱天鹤。钱天鹤也不负岳父重望，从安定学堂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继而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成为农业方面的专家。留美期间，钱天鹤还和著名自然科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等朋友一道发起了《科学》杂志，提倡民主科学，属于五四运动中自然科学一脉的先驱者。1928年蒋介石执政后，在专家治国的理念下一批科学家被安排进国民党政府系统，钱天鹤就是其中一员，他在抗战期间曾担任国民党政府农业部的副部长，积极发展大后方的农业生产。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已经进入国民政府的钱天鹤决定独自奔赴台湾，此时，他的第五个孩子钱理群时年九岁。![]()
建国后的几年里，钱理群在南京师大附中度过了自己悲欣交集的中学时代。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中学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钱理群的课外生活轻松闲适，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和“做梦”。想象力丰富的他还写过一个叫《神剑》的童话故事。老师同学也都非常喜欢他，亲切地称呼他为“钱大头”。但另一方面，一场席卷整个家庭的政治飓风也在悄然袭来。从墙上取下的父亲的画像、母亲长久的沉默、自己提出加入青年团的申请遭到拒绝……种种迹象都提示着钱理群——时代风云突变，你已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虽然钱天鹤隶属于国民党系统，但是他的儿女却志向各异：“我父亲可以看作进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而我留学美国的哥哥则可以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色彩，是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体制的类型，我的参加共产党的哥哥、姐姐和姐夫是典型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而我们最小的三个则是新中国以后培养出的人才。”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颇具历史意味的政治区隔造成了钱理群整个家庭的分裂，用他的话说是“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钱理群（后排右一）全家合影
不过这种来自家庭的痛苦，也为后来的钱理群提供了强大的学术动力。“我们整个家庭就是各类知识分子的浓缩，也就是说我的研究面对的不是于己无关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我的家庭，或者说研究我自己。”在他看来，他的家庭成员虽然政治面貌各异，但大家都是好人，都有宏大的志愿，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为时势不同，最终的命运也不同。而他最基本的研究立场就是破除某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尊重并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1956年，钱理群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因为家庭问题，他被分配到了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从首都北京来到偏远山区，钱理群并非没有失落，但他没有被现实击倒而一蹶不振。他的性格底色是偏向乐观主义的，所以即便是遭到放逐，他也依然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重返北大，继续学术研究，这是他的理想目标。与此同时，他也给自己定下一个现实目标——成为整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十三邀》片段
为了和学生拉近距离，钱理群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便学生因为学医而并不重视语文课，他还是力图把教学工作变成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有诗意的劳动”。果然，钱理群的努力得到了学生的回应，虽然因为家庭出身和好争辩的性格而被领导视为异端，但他在学生群体中威信极高。甚至在钱理群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还有一个女同学站出来为他说话，这在当时人人为求自保而对别人的苦难避之不及的年代尤其宝贵，也昭示出钱理群在学生心中的分量。可惜这位女同学也因此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再加上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最终迫于压力投湖自杀。多年后，钱理群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压在心上的坟》。文章立意在于缅怀，同时也是自我审判——“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
钱理群《压在心上的坟》摘录
所以尽管在贵州的十八年里，钱理群被屡次打成“反革命”，但贵州依然是钱理群心中的第二故乡。这和他那些亦师亦友的学生有关，也和他在那里组建的“民间思想村落”有关。那是一个神话轰毁、思想困惑的转折时代，人们关于思考和讨论的欲望开始蠢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许多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地下沙龙。围绕钱理群，也慢慢聚集了一片年轻人，大家找到一所小屋当作根据地，每周都会举行一次聚会。聚会成员中有工人、职员、代课老师、也有无业游民。除钱理群外，大部分都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底层。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所谈论的却是马克思、巴黎公社、文学和鲁迅，所关心的却是“中国往何处去，世界往何处去，我们往何处去”这样的宏大议题。![]()
1974—1976：任教安顺师范学校，45年后与学生重相会
正是这段经历塑造了钱理群的精神气质和后半生的生存方式。他在当时确定了自己的“三个座右铭”：一是鲁迅引用的屈原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二是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的话：“永远进击”；三是动荡中盛传的毛泽东的话：“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在这一年钱理群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钱理群实现了重返北大的志愿，由此走上了学者的道路。回到北大后，钱理群发现自己的同学普遍要比他小七八岁，乃至十多岁。作为成长在五六十年代，又在八十年代受到学术训练的钱理群感受到了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某种尴尬：“从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我过于激进，是所谓“新潮学者”；从80年代（更不用说90年代，以及新世纪了）眼光看，我历史包袱过重，不能与时俱进，过于保守了。”学生钱理群（前左）陈平原（后左）温儒敏（后右）
不过钱理群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学习热情，那一代青年学子普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知识教育，回到大学校园后求知若渴的程度“真像野牛闯进了菜园，吃不尽，嚼不够”。在导师王瑶的指导下，钱理群延续了在贵州时期就已经开始的鲁迅研究，鲁迅对钱理群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同时也是他学术道路乃至人生道路上最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码。1981年，毕业后留任北大的钱理群开始讲授鲁迅课程，一讲就是四十年，这四十年间钱理群也从一个青年教师成长为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元老级人物，著作等身。在多年以后，当一个韩国学生问起钱理群最喜欢自己的哪本著作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心灵的探寻》”——那是他的第一部鲁迅研究著作，也是他第一部独立完成、出版的学术著作。正是这本书记录了他与鲁迅的生命交互，也记录了他作为学者的初心。2002年退休之后，钱理群远离了北大，在某种程度上也远离了主流的学术圈。这源于他对北大的“伪精英主义教育”和学术圈的官僚作风的不满和失望。当有同学问他“老师，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时，钱理群回答说：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这“三回归”就是回归家园，回归生命的起点。步入暮年的王瑶曾有一天找到钱理群，说起自己现在面临的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这种人生选择的背后自然有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投影。当时的钱理群在听到老师这番话后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他做了和当年的王瑶一样的选择。在《解释鸿沟》的开头，钱理群面带笑意地对陈嘉映说：“我也是从死亡威胁中出来的人。”![]()
2018年，钱理群和夫人崔可忻几乎同时患癌。钱理群是前列腺癌，崔可忻是胰腺癌。走过风雨飘摇的一生，钱理群夫妇对死亡的态度其实很从容。没有子女的他们选择住进了养老院，不过钱理群并没有在疾病面前束手就擒。相反，他开始了没日没夜地写作，目的就在和“肿瘤君”抢时间，而他的妻子崔可忻也以极具尊严的方式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一方面，崔可忻她决定不做化疗、不动手术，仅在社区医院接受保守治疗。另一方面，她带着家人全面清理了她使用过的电脑以及房间里所有的物品。最难能可贵的是，已经不能自主进食的崔可忻吃过镇痛片后，在自己生活的养老院做了一场告别演出，演唱的曲目是她最喜欢的歌曲《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同名自传《我的深情为你守候》也在她离世前得以完成。2019年8月4日，崔可忻病逝，终年83岁，钱理群开始了自己的独居生活。当陈嘉映夫妇为了录制节目来到钱理群家里时，钱理群第一时间把崔可忻的自传送到他们手上。听着崔可忻的歌声，钱理群饱含深情地说：“我运气比较好，我遇到一个伟大的女性。”崔可忻病逝后，钱理群以写作抵御孤独。在人生的尾声，他想完成一部大书，一方面是为自己写作，想保留一个完整的自我。另一方面是为未来写作，告诉后代曾经有这样一种存在。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再活五年的目标，每天早上7点钟起来工作，一年写了70万字。在《解释鸿沟》的那场对谈中，陈嘉映问钱理群，在他北大清华这批学生里有没有一个两个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学问，甚至比你做得更好的。钱理群回复说没有，然后接着说：“真正能够在精神上继承我的，是贵州的学生。但他们也有弱点，命运不行。”可以说，钱理群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生命史中，个人命运和家国命运达到了高度的同构，“我们往何处去”的思考也始终与“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相伴相生。而在“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的今天，那些在优胜劣汰的丛林世界和卷生卷死的学院体制中生长起来的年轻人，似乎无意也无力堪当此任。这是“粗犷的理想主义者”钱理群的遗憾，也是所有先驱者的遗憾。不过，我注意到《解释鸿沟》节目尾声处出现了这样一条弹幕：“青藏铁路工人在此打卡，致敬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精神导师。”在人文精神日趋失落，整个文科被张雪峰称之为“服务业”的时代，这样一条弹幕的出现令人动容，似乎也提示出了某种希望的存在。审核丨编辑：翟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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