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好像余秋雨也是快八十的耄耋老人了。
印象中，余秋雨似乎很难和“老”这个字挂钩。
作为一个从浙江飘来的上海人，余秋雨似乎一直保持着上海男人特有的精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身的西装革履，发型整齐，眼神锐利，但却能在镜头前不紧不慢地说出抑扬顿挫的腔调。
“你的名字是笔名吗？谁取的？”
几十年来无数的人都问过余秋雨这个问题，余秋雨只是很淡定地表示：“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不识字的祖母起的。”
对于80后90后甚至许多00后来说，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很难绕开郑渊洁的故事。而余秋雨，无论你是否看过，但总会听过这个名字。
按这个逻辑往下顺，当这代人成长到中学时代的时候，也一定不可避免地知道“余秋雨”的大名，要么在语文课本上，要么在语文老师的推荐里。
顺藤摸瓜下来，自然也会知道那本火了不止三十年的《文化苦旅》。
这么算下来，《文化苦旅》成为了余秋雨最瞩目的标签。
后来作家富豪榜推出，余秋雨连年榜上有名，2006年一度以1400万稿费收入高居榜首。
榜单出来的时候，余秋雨看到自己排在第一的位置很惊讶，他只能苦笑。
他知道自己书籍的发行情况，是远远达不到那个标准的。至于那些1400万的版税，大概是统计者把那些远高于正版的盗版书籍也算在内了。
当时国内南方的一家出版社在余秋雨未授权的情况下，把《文化苦旅》疯狂盗印了好几版。出版社自己偷偷请人做封面、做装帧、做设计，上架销售大卖特卖。
而余秋雨从来没收到过来自该出版社任何稿酬和版税。
十几年前国内的出版环境很差，盗版大行其道。
余秋雨还在为盗版苦恼之际，韩寒正在博客打假冒名出版的《三重门外》《走出三重门》。总之当时国内出版社和作家们关系并不像现在这般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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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觉得起诉讨稿费这件事儿吃力不讨好，面子上也挂不住，只能作罢。苦笑着表示：
以后作家富豪榜最好在我名字后加上括号，里面写“含高质量的盗版者和装糊涂的出版社。”
……
时光回溯到90年代，那时候刚刚把《文化苦旅》完稿的余秋雨，只怕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在《文化苦旅》里，有一篇《家住龙华》的文章很有意思，同时也交代了余秋雨这部书写作的环境。
在龙华简陋的单身两居室里面，上海梅雨时节，房子竟然破旧到常常漏水的地步，而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余秋雨完成了《文化苦旅》的大多数篇目，这些篇目是交给《收获》杂志去做专栏的。
稿子一多，就开始琢磨出版的问题。
但那是一个“散文已死”的年代，王朔和莫言的小说大行其道，而《文化苦旅》的那堆手稿被“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无人问津。
有些出版社的编辑干净利落地告诉余秋雨：“散文不是这么写的”，这句话大概当选为上世纪末文坛的最大笑话，只不过那时余秋雨还笑不出来。
而另一家出版社则没有感受到作者“读万卷书就是行万里路”的抱负，而是希望将稿子配套做成旅游宣传手册。
在没有郁达夫也没有朱自清的时代里，余秋雨将重新定义一次中国的散文之路，而这条路的开启，源自于上海知识出版社的编辑王国伟。
王国伟给了这本书一个现在看来很正常的评价：
“作为散文非常好读”“关注历史大事件，富有细节美”，他认为余秋雨是个“很有说故事能力”的人。
由此，王国伟向余秋雨提出了一个让后者很惊讶的建议：完全可以出版，但还需要再增补一点。
基于这个建议，余秋雨写了《风雨天一阁》等篇目。
后来，王国伟承认，这是一场豪赌，“我们赌一把”，而且赌的范围远不止于此，王国伟力主把这本书列为重点项目，然后选择了精装版的装帧。
这在今天不算什么，平装书一般人都不好意思下单。但当时放到一本前途未卜的散文集子上，简直不亚于在拉斯维加斯玩梭哈。
幸运的是，王国伟和余秋雨赌赢了，他们在新华书店里搞了一个当时看来蛮罕见的首发仪式，然后热度一下子就有了。
首印的一万册，在三个月之内售罄，余秋雨文化学者的形象，就此火遍全国。
《文化苦旅》的成功，是余秋雨人生的一次转身，但绝非第一次。
散文和小说，象征着文学的两个世界。
小说的创作需要激情，需要想象力，需要一天一万字的豪迈，而散文则需要沉淀，需要思考，需要以一种冷僻的眼光重新看待自己。而在写《文化苦旅》之前，余秋雨的人生显然不缺少沉淀。
后来混到了“网红”级别的易中天曾经公开说，自己其实在走一条余秋雨的道路。那么余秋雨的路是什么呢？大概是一条从纯学术出发，漫漫公众化的曲折之路。
但实际上，易中天还是“转身”慢了些，比余秋雨晚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开始“苦旅”的那一年
当前者还闷在武汉大学的教职工宿舍里琢磨工资的时候。余秋雨已经在上海学界大起大落过了。
就像易中天邂逅了厦大一样，余秋雨也在八十年代那段时间遇到了自己的“贵人”，老校长陈恭敏，他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里接管了上海戏剧学院。
而彼时的余秋雨还是“三错”人物（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但陈恭敏一眼就发现了前者的不俗，大力称赞余秋雨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的专家”。
1983年，是余秋雨第一次转身的开始。
这一年，他把自己之前数年积累下来的戏剧史手稿整理出版，名为《戏剧理论史稿》（即后来的《中国戏剧史》）。
不久之后，他将凭借这本书，在大批老学究们还在为了职称挣扎于讲师岗位的时候，一跃成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之一，这在当时是极了不起的成就。
而也是在这一年，余秋雨接到了另外一个好消息：他的父亲，从五六十年代被打倒后，终于得到了平反，一家三代人的梦魇，终于随着阳光散去。
《一代宗师》剧照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有这样的台词：
如果人生有四季，四十岁前，我的人生都是春天。
但对于，余秋雨来说，在他人生四十岁的时候，他的春季才刚刚开始。
转身，往前转是作家与学术的康庄大道，往后转，则有可能是举眼风光长寂寞了。
余秋雨的另一次转身，大概是2000年前后的那次“千禧之旅”，这个原本只印在纸上的名字，在大众面前突然鲜活了起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0年2月5日，千禧之旅车队到达天安门广场
在凤凰卫视的组织下，余秋雨等一行车队从埃及出发，一路往东，穿过战火纷飞的西亚和中亚，见证了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衰，在这段旅途中，余秋雨每天晚上坚持去写一篇日记，他把这些手稿放在了离自己最近的背包里，视若珍宝。
而在回去之后，余秋雨豪放地把这堆手稿“扔”给了出版社，不再做任何修改，这和当年删删改改的《文化苦旅》构成了两个极端，极端的两头，连着余秋雨近十年的心路和光阴。
“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余秋雨这样形容着自己的日记。后来，这些原生态的东西被凑成了一个集子，就是后来的《千年一叹》。
《千年一叹》
千禧年大概是一个分水岭，这次往公众视角方向的转身当然为余秋雨收获了更多的名誉，但争议和诽谤也随之而来。
就在这趟旅途过去没多久，方兴未艾的互联网上突然出来了一篇名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文章。
石破天惊之下又刀刀见血，将矛头直指余秋雨在十年浩劫期间所写的文章，在这篇“檄文”里，余秋雨被打成了“才子加流氓”，一时之间，成为了众矢之的。
时隔二十年或五十年，我们没法再用八卦的心理去一窥文章里的是非曲直，但大抵是不真，不然这么多年，该有的瓜估计也满天飞了。
不过从此之后，余秋雨就此背上了些“污名”，这或许是每一个公众人物所不可避免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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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真如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说的那样：
“圣洁总会遇到卑劣，而卑劣又总是振振有词，千古皆是。”
这场对余秋雨的批斗会，在2003年前后达到了巅峰，余秋雨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了那本《借我一生》。
这本书我们现在去看，或许会有较大的隔阂，因为有太多关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感受，我们没法做到共情。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很喜欢这本书，很多年轻时候才华横溢的作家，都喜欢老了写本回忆录，其中遮遮掩掩，如同大坛的心灵鸡汤，食之乏味。
但《借我一生》是一坛烈酒，在自己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余秋雨对着读者和过去，剖析了自己，既是一种辩解，也是一种叹息。
我想近二十年来，大概很少有作家再以这样的心态，去描述自己的过去。
在书的最后，余秋雨以和母亲对话的形式，怀念了即将要过去的时代，和即将老去的自己：
“灶头还在，却没有柴；老缸还在，却没有水；大床还在，却没有被……”
大概在一次次转身后，余秋雨看到的，是最初的自己。
审核丨编辑：翟晨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