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严歌苓几乎成了一个“检索不到”的名字。
网上能找到有关她的最新影像，来自“十点人物志”策划的一档节目。而这，也都是四年前的采访了。
在这段“最后”镜头里：
严歌苓面容清瘦、肌肤白皙、眉眼细长、穿印花上衣与素色短裙。与人对话时，严歌苓吐字有些慢，背脊始终挺拔。很难从姣好的面容看出她的实际年龄，也难从这份平静中看到那些暗流汹涌的往事。
☰ 自由：文学的吉普赛人
如果你稍有留意会发现，属于特定时代的厚重枷锁往往赋予那一代人极度追求自由的热情，知识分子尤甚。追求自由的基因，刻在严家人的骨子里。《陆犯焉识》里，故事从孙女“我”的口吻缓缓道来，留过洋的陆博士，被牢狱锁了大半辈子，经历时代层层冲击。故事里有祖父严恩椿的影子，祖父更决绝，在山河破碎时不愿攀附他人，最终选择自裁。严恩椿的儿子严敦勋是作家萧马，亦是严歌苓的父亲。在对严歌苓的教育中，他更注重自由度，从不去限制女儿的阅读。严歌苓想学小提琴和舞蹈时，他会想尽办法带女儿四处求师。倘若期间严歌苓选择放弃，他也不会多做干涉。小时候严歌苓身体孱弱，以外婆的话来说，“吃不香也睡不沉”。然而她极爱读故事，还爱和同龄人分享。那时常能在大院里看到：孩子们围坐成圈，十来岁的严歌苓被围绕其中，兴冲冲地讲述《茶花女》、《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
严歌苓少女时期
和别人不同，她讲故事不照本宣科，常常说着说着，便悄悄按照自己的喜好，形成她自己编造的版本。对于严歌苓而言，文学创作是需要自由的。直至如今，每天早上9点，严歌苓总会准时坐到书桌旁，关掉手机，埋头写到下午四点，期间她不和别人交流，“把整个世界屏蔽在外面”。她平时很少用微信，也不发微博，不看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屏蔽外界冗杂信息，是她捍卫创作自由的方式。另一种捍卫自由的方式是将编剧与小说分开，严歌苓常被人邀作编剧。邀约者不乏陈凯歌、冯小刚这种大导演。但在严歌苓看来，影视剧中，编剧需要听从导演和制片方的双重安排，多少有些损失创作自由。![]()
她更钟情于小说创作，无论是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抑或写作时间，都能自己掌控。她曾告诉媒体，“我是酷爱自由的一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体现在严歌苓生活的方方面面，丈夫劳伦斯·沃克是外交官，多年来，夫妻二人旅居过很多国家，中欧，北美，非洲……在严歌苓的印象里，自己似乎一直在路上。“我永远不属于社会主流，而是一个清醒冷静的旁观者。”她将自己比作吉普赛人。吉普赛人生性浪漫，不融入主流。严歌苓也同样，她觉得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边缘人。对于这些年踏足过的每一寸土地，她都是外来者。![]()
这些年来，她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欲，长篇小说22部，短篇小说70余部。当十点人物志问她如何保持旺盛的写作状态，她说：“我不写是难受的，每天写作能够使我感觉到生命力在那一刻是凝聚的。”她对创作有无可比拟的热情，长期伏案写作不容易，写出想要的内容时，她会感到无比快乐，创作陷入瓶颈时又会焦虑不已。在镜子前多站了会儿，晚饭耗费时间太久，都会成为她对自己不满的理由。她在散文《一天的断想》里自我评价，每时每刻我都对自己有这样多的不满。和朋友交流时，严歌苓也曾交流过这些烦恼。“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吗？”朋友没等她反应，自顾自地下了结论，“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太想出名。”知识分子听到这样的评价多半会恼怒不已，拂袖而去。严歌苓不但没恼，反倒笑了，她立即开口，对极了！童年的严歌苓与父母住在安徽文联大院，四岁便随母亲参与当地诗歌会，小城市的诗歌会是达尔文世界，在严歌苓眼里，人们对有名望的大诗人谄媚又暗藏敌意，父亲这样的中流名人表面追求淡泊，暗里谋求成功，反倒耗尽精力。她毫不掩饰地告诉那位指出她太想出名的朋友，自己从四岁开始就醉心功名。28岁时，她曾在散文中写道，“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
《芳华》剧照
没开始写作时，她的职业目标是舞蹈，那时她还在部队。每天早上6点固定时间部队需要跑操，为了做到更好，她会在天未大亮的四点半轻手轻脚地从床上爬起来，独自在练功房里压腿下腰“练私功”。到了1979年，她开始写作，写了几首小诗都发表了，那时她19岁，隐隐约约感受到，除去芭蕾舞之外，人生还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也就是从那时起， 我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 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从业余写作者转为职业作家，从小诗变成长篇小说，实际经历的路程远比人们想象更艰难。职业作家，意味着需要职业训练。媒体常爱提起她的那段艰难时光，严歌苓30岁才出国，小有名气的作家跌落云端去洗盘子做保姆，经过1年多苦读英文，从只会ABC的水平到美国研究生英文测试拿到577分。这些事掰开揉碎了讲，都在印证着严歌苓对自己的“狠”。她常年失眠，深夜时分，天地都变得静谧，所有人沉沉地进入黑甜梦乡，仿佛被一艘大船渡到安全的港口，只剩她停留在原地。如何努力都全无睡意，第二天严歌苓仍会雷打不动地坐到稿纸前，有时头疼得难以承受，“像是女人临盆的阵痛，疼得好像有什么要从中娩出来似的。”等写完长篇书稿，交给出版社的编辑时，她却显得云淡风轻，绝口不提写作过程的艰难。这样的坚韧有些像她书写的女性角色，柔弱外壳下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忍耐与毅力。倘若有人夸赞小说文本流畅，仿佛一气呵成，她会在心里暗自吐槽：天晓得……![]()
录制《圆桌派》时，严歌苓穿干练的深色衣裙，微卷的头发束在脑后。最挑剔的人也无法说她不美，年过六十，皮肤依然紧致，体态远比同龄人年轻，这源于每天锻炼与游泳的结果。同桌的蒋方舟接过前辈的话题，说自己几年前曾采访过严歌苓，问她最欣赏的女性是谁，那时严歌苓给出了意料之外的答案：希拉里。严歌苓笑了笑，主动做出解释，她曾和希拉里有过一面之缘，近距离看，她发现这位“看上去格局很大”的强大女性也有柔弱与疲惫的一面，“这是得使着多大的劲儿。”这种“劲儿”打动了她。她是这样的人，欣赏这样的人，书写这样的人，严歌苓曾向媒体分享“挣”的哲学：我觉得我花的钱和我所享受的时间必须是自己挣来的，包括爱情，我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
☵ 作家的品格：let it happen
如果说职业作家的必备条件是对自己的狠劲儿，必不可缺的还有天赋与对生命深刻的理解。陈冲与严歌苓是多年好友，又同样有留学经历，某档节目里，主持人杨澜问她严歌苓有什么小缺点。陈冲打趣，“她很注重衣物饰品，非常舍得花钱”，但当谈及严歌苓的书写，陈冲的评价是：“她的确是一个天才，也有屁股功（指长时间的静坐），只要把几个字放在一起，你就会看到一个景，一种味道。”![]()
八十年代末到美国后，严歌苓念的是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是该校100多年历史中第一个外国学生。在小说写作的课程中，美国老师最常说“let it happen（让它发生）”：调动所有感官去连接一个个画面。比如写《白蛇》，曾风华绝代的舞蹈家孙丽坤被关押为囚，白娘子似的人儿裹上世俗赃污，“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的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的长颈子尖下巴流水一样的肩膀。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在孙丽坤最颓败时，遇上了一位俊俏“青年”。孙丽坤全身心地爱了，却发现这是乱世里沉重荒谬的骗局。故事的结尾，写到离别的场景，孙丽坤多年不见情人，再相遇却是在对方简陋的婚礼中。严歌苓没有大肆渲染离别之苦，而是用极淡的情绪调动，孙丽坤抬手将昔日爱人的发丝还原，对面的那人抹去她皱纹中的泪水。二人心知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孙丽坤在心里默默唤了声对方的姓名，在唇舌间回荡，故事戛然而止。准确细腻的语言，极强的画面，源自她的书写是对故事的长久凝视。严歌苓的创作类型多是军旅题材，源于自身十几年的部队经历，《陆犯焉识》里的老几，融合了祖父的故事，《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的田苏菲影射的是母亲，《芳华》里的萧穗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改编于严歌苓自己的故事。![]()
电影里，萧穗子爱上了出自干部家庭的陈灿，却被舍长夺爱，萧穗子的爱意被揭露，遭到领导公开披露。“在我们的时代，早恋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一旦是恋爱了，或有把柄被人抓住了，这就不得了了，天都塌下来了。”这源自严歌苓的初恋，内心情感丰沛的少女“小穗子”爱上部队军官，写了160封情书诉诸情意，没多久，少女青涩的好感却被那位军官拿去为心上人献媚。在她体验过的生活里，她写着熟悉的故事，在她没有体验过的生活里，严歌苓会抽丝剥茧，一步步还原相关故事的细枝末节。写《小姨多鹤》，为了把握主角的性格，她到日本长野县的小山村住了三次，花费高薪请翻译，观察当地人的礼仪细节；写《妈阁是座城》时，“最不可能是赌徒”的严歌苓跑去澳门赌场，一输就是几万块，感受赌徒心理。这样的提前观察，所耗费的精力物力，书籍出版后得失难以相抵。“成本我是不计的，那么图什么呢？不能出版也好，这是我一辈子必须要写的。”她说。有人说故事靠编织，有人说故事靠体验，体验派演员尚有，体验派作家却鲜少能见。和严歌苓同行的格非说过：“在这个生活经验日渐趋同的社会里，严歌苓这种体验式的写作方式非常超前且值得学习。”严歌苓今年61，和很多女性不一样，她没有很强的年龄观念，和我们的聊天中，她坦言衰老没有什么好处，同时，她并不抗拒衰老。她想了想，“对于任何状态，老的、年轻的自己都要接受，不要去做那种逆天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徒劳的。”年轻时，严歌苓怀疑过自己。不结交朋友，因为质疑自己的社交魅力；喜好穿着，是对容貌不够自信；她也从不把自己的作品推荐给别人，“那时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因为觉得“嫉妒”很丑陋，哪怕遇到背叛她也会装作大度，去压抑自己，随着年龄渐长，她反而觉得应该真实面对自我，“别总想把自己拔高到某个水平，做不到就别装”。![]()
严歌苓，受访者提供有人质疑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做低伏小，既需包容又要忍耐，严歌苓着实有些冤枉，她书写的女性角色多数出于家族里的长辈，祖母在爷爷自杀后扛起这个家庭，母亲在父亲离开后亦是如此。在严歌苓看来，这是更彻底的女性主义，以最柔软的姿态去反抗。《扶桑》中，年轻的娼妓受尽苦楚，文中有句话是：“她跪着，却宽恕了所有站着的人们。”严歌苓的作品和人有着极大的反差，下笔时而狠辣，真实生活里，每个接触过她的工作人员却只记得她的温和，很少动怒。她对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早年的跌宕经历，让她将目光放在生活里的简单美好，当我们问起严歌苓有没有哪一刻觉得，活着是件既无奈又美好的事情时，严歌苓否认了这种情形。“我能从各种各样的地方找到乐趣，读一本好书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严歌苓与女儿，受访者提供如今，她更爱与动物相处，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们与人的不同，通灵性又不懂掩饰。“哪怕是一只小黄雀都是那么的有性子，那么带有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这样的细碎感受被她写进了散文集《穗子的动物园》，也正是在这本书里，她不再去写浓烈的爱与恨，描绘出万物有灵。她已经意识到要将生活处于游刃有余的状态，留出时间与精力的限度，严歌苓以游泳做比喻，如果原来一口气能游两千米，现在她只游一千米。让我想到前阵子新京报去采访她，记者问道，“到现在这个年纪，你还有对文学的野心吗？”严歌苓给出的答案是：我从来没有野心。“创作一定是在自由自在、在最舒服的状态下完成的。”她笑起来，唇角勾勒出浅浅弧度：“不要有任何文学以外的杂念，那些都属于《心经》里说的“颠倒梦想”，是要远离的。”参考资料：
1.严歌苓小说《白蛇》《芳华》《陆犯焉识》《灰舞鞋》5.新京报《严歌苓：我的所有见解都已经藏在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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