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攻善守英雄团 】 荣誉部队为第一野战军第4军10师30团；该团前身部队可追溯至1932年的铜川照金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
1931年7月中旬，刘志丹建立起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南梁游击队；9月西渡黄河到陕北的晋西游击队于10月上旬同陕北地方武装合并改称陕北游击支队，由阎红彦领导；10月20日，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
10月3 日 ，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南梁整顿部队，着手建立工农红军，向关中方向发展。
1932年1月初，两支部队在合水县宣布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此时，刘志丹已离开部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未任职。
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一个警卫队：第1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委杨仲远兼；第2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全军共360余人。
1932年秋，谢子长率领的红军陕甘游击队派游击队干部李妙斋来到照金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2年冬，李妙斋在芋园组织了第一个赤卫队，后改建成芋园游击队，并收缴当地反动民团枪支20余支。
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部署，决定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当时红26军只有红2团一个团，团长王世泰，军政委兼2团政委杜衡，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参谋处长杨重远。
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成立；3月中旬，陕甘边区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
5月，红26军政委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和众人的劝阻，下令红26军主力红2团南下渭华地区开辟根据地，红26军主力南下途中遭遇敌军围追堵截，这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武装刚刚组建就被打散，最后整个队伍只剩下刘志丹、王世泰等骨干辗转数月才回到照金根据地。
8月，敌人调动了各县民团近千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时，红军主力正在外线作战。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第 1、5、7、9、11 支队仍留在照金地区。在反围剿战斗中，总指挥李妙斋英勇牺牲。总指挥的职务由吴岱峰担任。
10月，杨虎城任命杨子恒为总指挥，纠集了四个团兵力，并调集周围 6 个县的民团配合，又向照金根据地及红26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
为避敌锋芒，总指挥吴岱峰带领游击队北上。
照金根据地丧失后，陕甘边的红军主力和最后撤离薛家寨的各部游击队北上到合水一带。
为解决战略方向和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陕甘边特委、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
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决定开辟南梁苏区，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撤消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尽快组建红26军第42师；组成3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
1934年1月，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建立，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队委书记习仲勋。
1934年2月，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张明吾，政委黄子文；同年11月，第三路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改为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特委、红42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由习仲勋主持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作为根据地的最高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主席习仲勋。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34年2月至5月，敌军集结了万余人对南梁根据地发动全面围剿，企图将一举歼灭红26军主力。
刘志丹率红26军主力在陕甘边地区屡战屡胜，给予敌军沉重打击，在反围剿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南梁根据地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此时红26军下辖5个团3000多人，这时候的红26军才能真正算得上西北红军的一支正规红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11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对外用“西北中央局”称谓。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组成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颁发布告，决定在陕甘晋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政府机关，由博古、林伯渠先后任主席，博古兼任外交部部长，林伯渠先任财政部部长后任主席兼财政部部长。
1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分设中共陕北省委、中共陕甘省委和中共三边特委、神府特委和关中特委。
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中共关中特委，以陕甘边的苏区为辖区，贾拓夫、习仲勋先后任书记，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等县的党组织。
1936年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主力东征；6月，红军西征。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首府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1937年9月，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抗日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武装力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正规军队，由八路军抽出留守陕甘宁边区的兵力组成；另一部分是地方人民武装，即保安部队。
1937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在延安成立。高岗为司令员，周兴为副司令员。
主力红军改编后，将未编入留守兵团的地方武装按其政治素质与战斗力的强弱，编为10个保安大队和若干保安队、警卫队，原则上每个县都有一个保安队，总兵力为4000人。其主要任务是镇压汉奸和一切反动派的阴谋活动，协助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司令部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
1942年6月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委（关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联防军下辖：八路军120师、八路军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358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等。9月15日，增任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张经武接任参谋长。
1942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
1935年10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并陆续建立起新正、新宁、永红、赤水、淳耀等5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还组建了新正、新宁、淳耀等县的独立营。
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边南区建立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派遣贾拓夫、习仲勋负责关中特区工作。
1936年1月下旬，贾拓夫、习仲勋在陕甘边南区主持召开关中特区成立大会，特区党委书记贾拓夫，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由秦善秀、张邦英担任，增补习仲勋为副主席。
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下辖甘肃境内的新正、新宁和陕西境内的淳耀、赤水、永红等五个县红色政权。
为加强主力红军建设，关中特区党委成立了关中军区司令部，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张邦英任政治部主任；将新宁、新正、淳耀三县的独立营依次改编为关中独立第1、2、3营；关中军区司令部统一领导红1团和关中独立第1、2、3营。同时，大力加强各县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建设，发展和整顿地方武装。
1936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反动派趁红军主力东征之际，调集东北军6个师的兵力及地方保安队对关中特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红1团和关中独立第1、2、3营与两个独立营奉命掩护关中特区党委和政府机关安全转移。4月，中央决定将关中独立第1、2、3营合编为关中独立第3团，此后，红1团和关中独立第3团开赴瓦窑堡，担负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光荣任务。
在敌人进攻下，关中特区全面失陷。根据中央指示，关中特区党政机关决定留习仲勋等少数干部率领游击队依靠群众就地坚持对敌斗争，贾拓夫率关中特区党政机关大多数干部从新正县向北转移。后习仲勋奉命调离，汪锋等在赤水县坚持斗争，并组建了关中工作委员会，汪锋任书记。
9月，在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派习仲勋等返回关中特区领导苏区工作。9月下旬，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恢复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特委书记，霍维德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0月，习仲勋在赤水县主持召开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县为单位整顿和扩大游击队；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郭秉坤任总指挥，习仲勋兼任政委。
1937年9月，新宁独立营与新正独立营和关中分区特务连合编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第1 大队；赤水警卫连与淳耀警卫连和新宁保卫队合编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第2大队；绥清独立营与宜川游击队合编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第3大队。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第1大队、第2大队改编为独立第1营、第2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第3大队与延川、固临保安队合编为独立第3营。
1941年2月，独立第1、2、3营合编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第1团，团长刘懋功，政委杨中行；由1936年底成立的赤水、淳耀各区游击队合编而成的赤淳保安队与陕西工委警备第5营和关中青年营合编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第3团，团长陈国栋，政委汪洪青。
1937年10月，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成立。
1939年12月，在绥德警备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欧阳家祥任参谋长；下辖的第3和第8两个团是由原红30军和原359旅718团改编而来的。
1941年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文年生，政委习仲勋；辖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第1团和第3团。
1942年12月实行精兵简政，由警备第1旅兼关中警备司令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第1、3团合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第3团，团长刘懋功，政委陈发洪；同时关中分区将赤水、淳耀、新宁、新正4个保安大队及中宜保安中队合编成保安纵队，纵队长陈国栋，政委杨伯伦。
1944年2月、4月警备第1旅第1团、第2团(欠3个连)先后开赴抗日前线；9月关中分区将保安纵队的赤水、淳耀两个保安大队改编为警备第1旅第1团，团长曹致山，政委郭廷范；将新宁、新正两个保安大队改编为警备第1旅第2团，团长于占彪，政委杨伯伦；将保安纵队中 宜保安中队分散编入警备第1旅第1团和第2团。
蒋介石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一心想寻机“剿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5年7月，国民党军企图夺取关中，威胁延安。21日，胡宗南出动3个师的兵力向爷台山发起进攻。
爷台山地处关中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接合部，是守护边区西南大门的战略要地。面对兵力强大的敌军，我军坚决予以反击，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撤离。
随后，中央军委调集8个团的兵力，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执行收复失地的任务。
8月8日夜，根据中央部署，部队采取正面牵制、两翼包抄战术发起反攻。
警备第1旅3团率先向爷台山进攻，打响了反攻的第一枪。
9日凌晨，指挥部命令358旅紧急增援，全旅的3门山炮、8门迫击炮集中火力向敌阵地开炮。3团官兵与兄弟部队一道，激战一昼夜，最终收复爷台山阵地及其以西41个村庄，全歼爷台山守军，俘虏顽军100余人，缴轻重机枪19挺及大批弹药。
11日，我军将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军全部驱逐出边区，取得了爷台山反击战的全面胜利，有力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爷台山反击战，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反顽摩擦斗争的最后一仗，毛主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把它作为执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的典范。
1945年8月，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3团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高锦纯，政委张德生）3团。
1947年2月，随所在旅编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为警备第1旅3团。
1947年3月16日，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1旅3团。
1947年9月21日，编入新组建的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仍为警备第1旅3团。
1949年2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第10师第30团。
1949年7月，在陕西宝鸡以东的扶风、眉县一带，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八个整师零三个整团，共计4.4万余人。这是解放战争期间陕西境内国共两党一次大决战，经此战役，胡宗南部主力被歼，陕西境内大部解放。
扶眉战役的关键是能不能堵住胡宗南军队西逃之路，能不能抢在敌军之前占领罗局镇和眉县火车站。
战役开始之前，第一野战军将担任迂回穿插任务交给了第4军10师，10师是整个扶眉战役的尖刀师，30团是尖刀师中的尖刀团，10师师长刘懋功亲自随尖刀团行动。
接到命令后，30团政委李锡贵与团长武自升率全团于7月11日下午三点半出动，冒着酷暑，一夜急行军150里，12日4时一举占领罗局镇和眉县火车站，截断了正沿陇海铁路撤至眉县火车站的国民党65军前卫团退路，毙其团长，俘千余人，全歼该团。
接着，国民党第38、65军发疯般地炮轰30团罗局镇以东阵地，掩护步兵冲击。在打退敌五六次冲锋后，30团第1营和第3营伤亡重大，电话线被打断，情况危急。
30团像铜墙铁壁一般，死死守住阵地，直至扶眉战役胜利结束。
战后，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特意看望了10师30团，称赞他们打得好，打出了好作风，不愧为“一把尖刀”。
评功时，30团被一野司令部授予“罗局战斗英雄团”的光荣称号，该团3营被授予“罗局战斗英雄营”称号和“英雄善战”锦旗。
扶眉战役结束后，我第一野战军主力只休整了六天，就奔向解放兰州的战场。扶眉战役中，30团伤亡800余人，战后，补充了1000多名俘虏兵，占全团兵力一半多。
兰州是控制和扼守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区的战略要地，又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地区除西安之外国民党又一个政治、军事中心。
驻守兰州的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第40集团军总司令马步芳。
李锡贵率领的30团所在的第4军，其任务是进攻兰州城西南方向之敌。4军参战的是10师和11师。
考虑到扶眉战役10师担任“尖刀”任务，兰州战役中，4军首长把拿下敌军三大主阵地之一沈家岭的艰巨任务交给了11师；10师的任务则是配合11师，攻占沈家岭西侧的狗娃山。
10师首长在分配战斗任务时也从全面锻炼部队出发，派扶眉战役中担任宝鸡方向警戒的28团攻击狗娃山，让英雄团30团作为预备队，在西果园集结待命。
1949年8月25日5时55分，总攻开始，11师31团主攻沈家岭。
沈家岭是兰州国民党军三大主阵地中距离黄河铁桥最近的，又位于敌人防线侧后，一旦被攻克，不但敌人整个防御体系被打破，而且唯一的退路黄河铁桥也将被堵死，因此，沈家岭被称为兰州城的“锁钥”。
31团多次击溃敌军反扑，敌军不断增兵反攻。在敌数倍兵力的反扑下，我31团打得只剩下100多人，无力再组织反击。
紧急时刻，4军政委张仲良命令李锡贵率30团增援沈家岭。
接到命令后，李锡贵和副团长李有益率3营打头阵，团长武自升带1、2营后续跟进，却遭到被31团打掉又复活的敌军堑壕多处暗火力点阻挡。
李锡贵命令3营火力掩护、逐排梯次跃进，及时将3营带上31团阵地，打退了敌人反扑。
这时，敌军骑兵再次增兵反扑，李锡贵发现对方反扑兵力过大，而且，刚刚通过的崾岘，敌人的火力点仍然封锁着后续部队1营和2营前进道路，于是他对31团团长王学礼说：你照顾前面，我去把1、2营带上来。
李锡贵冒着弹雨跃起，刚跑出去20米左右，两侧暗堡射出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这位英雄团政委的胸膛。继而，半跪着的身躯倒向沈家岭主峰方向。
攻至崾岘南端的武自升团长及战士们目睹政委倒下，怒火中烧，高呼：为政委报仇！发起冲锋，一鼓作气，摧毁了暗堡火力点，与31团官兵猛攻沈家岭敌军主阵地，终于拿下了沈家岭主峰。
8月26日12时，兰州宣告解放。
李锡贵为砸开兰州城的“锁钥”—沈家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天离人民共和国诞生只剩下5天，离他32岁生日只差4天。
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后，新疆和平解放，祖国大西北再无战事。
战后，第30团被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授予“长攻善守英雄团”荣誉称号。
1952年7月，第4军第10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10师师部（后为沈阳军区陆军第16集团军炮兵旅）；10师30团编入第11师仍为30团（当时11师33团番号已经撤销，按照各部队传统做法，都会把30团改番号为33团，但第11师仍然让外来户10师30团作为本师序列的第一个团）。
1953年4月，11师30团改番号为11师31团，原11师31团，即勇猛顽强英雄团改番号为32团，原32团改为33团，还是让外来户“长攻善守英雄团”作为本师序列第1个团。
1962年，31团随第11师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7年9月11日，第11师31团在中锡边境乃堆拉山口（当年达赖喇嘛就是从这里出逃）地区，面对印军主动挑衅，在我31团机枪2连连长当场牺牲，另有6名战士负伤情况下，忍无可忍奋起反击，7分钟内即将印军击溃，毙敌43人。至9月16日，印军8个炮兵阵地被打垮、2个炮兵指挥所、2个前沿观察所被摧毁，死伤540多人。
11师是我军在1962年的那场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战果最大的部队，总计歼敌2000余人，占西藏军区歼敌人数的一半，缴获坦克9辆，占100％，汽车300余辆，占80％。
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后，31团曾长期驻守在亚东，面对占领锡金的印军，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11师驻防在新疆境内，师部在乌鲁木齐。
1985年，11师扩编为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由原辖4个团，扩大建制为6个团，成为师建设史上的鼎盛期。
2020年4月，11师31团改称陆军新疆军区合成11师合成31团。
新疆军区是全国拥有作战力量最多的地方军区。拥有4个步兵师（4师、6师、8师、11师）、13个边防团、1个直属炮兵旅、2个独立团、1个陆航旅、1个武警机动师，另外还有空军航空兵师、二炮导弹发射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