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2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两名俄国同志也出席会议 。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 ，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方针，并提出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前往湖南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
8月18至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
为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构，一是以各部队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一是以各县委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
当时，由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分驻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
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两省边界一些县市共产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讨论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部署。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把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辖4个团：
第1团（团长钟文璋），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
第2团（团长王新亚），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
第3团（团长苏先骏），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
原收编的的夏斗寅残部为第4团，团长邱国轩。
余洒度，平江县浊水乡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血花剧社，余洒度是血花剧社的重要演员之一，曾受到校长蒋介石的表扬；同年9月毕业后，留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
1926年6月，黄埔同学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任会长，曾扩情任秘书，余洒度任宣传科科长。
1927年6月，张发奎组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余酒度任中校团副兼第1营营长。
因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广东，团长卢德铭等三人准备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后，由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
余洒度率警卫团到达修水后，与浏阳工农义勇队苏先骏部会合。
为隐蔽目标，保存革命武装，部队改称江西省防军第1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责民任副师长。在部队内部成立了党的师委会。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江西省防军第1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参加秋收起义，余洒度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
在毛泽东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总指挥卢德铭和第1师师长余洒度率部参加秋收起义。
1927年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按照预定计划举行起义。在各路起义武装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7日命令各团向浏阳城东南之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全部、第1团余部和第2团的零散人员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分析形势，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此时，党内出现意见分化：一方面，师长余洒渡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改变攻打长沙，转向井冈山进行武装割据的主张。
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作战计划和主张，支持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
20日，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22日，到达江西省萍乡县的上栗市，得知萍乡驻有国民党军，遂决定绕道经萍乡县城以东的芦溪南下；24日抵芦溪。
25日晨，部队继续南下，在行进中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保安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的突然袭击，工农革命军仓促应战，总指挥卢德铭挺在此过程中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胸，壮烈牺牲。
1927年9月26日，工农革命军袭占莲花县城，余洒度对毛泽东的领导很不服气，在莲花县一次会议上，余洒度继续反对毛的进军路线，极力主张反攻浏阳直取长沙的冒险行动，与毛泽东发生争吵，并把毛泽东的战略退却说成是毛怕死。
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进到永新县的三湾村。
三湾村地处湘赣边区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的交界地，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算是较大的村庄。
此时，部队人数不足1000，思想相当混乱，组织很不健全。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部队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1个师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下辖2个营7个连：
第1团辖第1营和第3营（缺第2营），每营编三个连，另单独编有一个特务连；团直属队有团部、政治部、辎重队和卫生队等单位。
改编后，第1团团长是陈浩，团副是韩壮剑，参谋长徐恕；第1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第3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
部队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组织，把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开始实行民主制度。
三湾改编后，余洒度仍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委员和工农革命军的主要负责人，在前委书记毛泽东领导下参加向井冈山进军。
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宁冈县的古城。
为进一步解决部队中存在问题，前委在文昌宫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以及宁冈县委负责人等。会议历时两天。
古城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距离大城市较远，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井冈山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井冈山边界各县，盛产稻、油、茶，可提供足够的给养；井冈山地区各县人民深受地主豪绅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这里很适合搞军事割据，建立根据地。
古城会议在具体研究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时，集中到如何对待当地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部队的问题上，并且存在不同看法。
王佐、袁文才部队是活动在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农民武装。
王佐驻在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和茨坪一带；袁文才驻在井冈山北麓的茅坪。他们俩结为拜把兄弟，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密切配合，互相呼应。
古城会议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确定了对袁、王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1928年1月初，毛泽东派何长工到王佐部队做团结改造工作。
这两支农民武装很快成为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王佐本人后来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0月中旬，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南郝县与桂东交界的水口村后，党的前敌委员会派余洒度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北省委报告工作，并请示机宜。此后，余洒度离开秋收起义部队。
离开秋收起义部队到上海后，余洒度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了党的组织。
1929年，余洒度在上海参加谭平山、章伯钧等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后，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余洒度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受邓演达委托担任黄埔革命同学会的临时召集人，负责筹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号召黄埔学生起来反对蒋介石。
1931年8月17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邓演达，当天晚上，又逮捕余洒度、陈烈等二十余人；11月29日，蒋介石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为了拉拢黄埔学生巩固黄埔系，蒋介石将余洒度送入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受训，此后，余洒度就投靠了蒋介石。
1932年3月，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正式成立，蒋介石自兼社长。余洒度参加复兴社成立大会，成为复兴社骨干成员。
1934年，北平宪兵3团团长蒋孝先检举余洒度走私和贩卖吗啡，被逮捕到南昌，由蒋介石下令枪毙。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于10月7日到达宁冈县茅坪。接着，部队经湖南酃县水口镇转至江西省遂川县境，27日进至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萍。
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经过千里行程，艰苦转战，终于将革命红旗插上井冈山。
从此，秋收起义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展开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龙市镇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会师后两军并为一军，改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
工农革命军第4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
第10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辖第28团，团长王尔琢兼，党代表何长工；第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第30团，团长刘之至。
第11师，毛泽东兼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辖第31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兼；第32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第33团，团长邓允庭，党代表邝朱权。
第12师，师长陈毅（兼），党代表邓宗海；辖第34团，团长刘泰，党代表邓宗海兼；第35团，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第36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
这九个团中，由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第28团和由秋收起义余部编成的第31团无疑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由于缺粮，第12师成立不久即撤销，改为6个团由军部直接领导；5月，红4军党委决定湘南各县农军仍回各县开展游击战争。因而，我们常说的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红四军实际兵力是28团、29团、31团、32团及军部直属部队，6000余人。
离开井冈山的那几个团，由于失去了井冈山有利地形的保护，加之本身多是参加暴动的农民，缺少军事训练，装备差，战斗力弱，而敌军力量强大，不久后均被军阀何健的部队打散。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率领平江起义中组建的第5军和第4军在井冈山宁冈新城会师。
12月12日上午，红5军与红军在宁冈新城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
红4军、红5军的会师，壮大了湘赣边界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当局蒋介石急忙调集湘赣两省18个团约三万人的兵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代总指挥、江西军阀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兵分5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1929年6月19日，毛泽东（右2）、陈毅（右1）、谭政（左2）、朱良才（左1）在福建龙岩的合影。
1929年1月4日，红4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会上着重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会剿”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主力红军一部分留在井冈山坚守阵地，大部分转移到外线，进攻赣西南敌军的大本营吉安，动摇赣敌的后方，诱使赣敌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
会上还决定红4军与红5军合编，将红5军抵达井冈山的部队暂编为红4军第30团，彭德怀为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滕代远为红4军副党代表兼第30团党代表。
红4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发展新的游击根据地；红5军部队再加上红4军第32团王佐部队100多人和各县地方武装担任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井冈山红4军第28团、第31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多人，从井冈山下山挺进赣南。
1月下旬，红四军在大余、圳下战斗中相继失利，部队损失达千余，人员减至2000人。
2月4日，红4军将团改为纵队，营改为支队，整编后的红四军下辖两个纵队六个支队共2000余人。
原南昌起义余部改编的红4军28团改编为红4军第1纵队，该团原来的三个营改为第1、2、3支队；军特务营和独立营编为第1纵队4支队；纵队司令林彪，党代表陈毅；第1支队支队长胡少海，党代表熊寿祺；第2支队支队长肖克，党代表程俊；第3支队支队长陈道明，党代表吴弼；第4支队支队长毕占云。
原秋收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红4军31团改编为红4军第3纵队，纵队司令伍中豪，参谋长曾士峨；下辖2个支队，即第7支队（原31团1营，支队长周昆）和第9支队（原31团3营，支队长张宗逊）；原31团2营撤销番号，缩编为1个连归纵队直属。
后成立第8支队，支队长罗占云，政委蔡会文。
1929年2月10日红4军参加了大柏地伏击战，取得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后的首次胜利。
4月1日，红4军主力由长汀进抵瑞金，同由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第30团（红5军主力）会合；红30团和红4军第32团合编为红4军第5纵队，湘赣边界的赤卫队编为第6纵队，统由红4军副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指挥；不久，彭德怀率第5纵队打回井冈山。
4至6月，红4军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6月，闽西部分地方武装组成红4军第4纵队，傅柏翠任纵队司令，张鼎丞任党代表；此时，红4军发展到6000余人。
1930年1月，决定由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合并组成中国红军第6军，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
6月，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红4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在长汀与赣西红军第6军（后改称红3军；军长黄公略，政委陈毅）、闽西红军第12军合编为红军第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参谋长朱云卿。
这次整编，红4军部队作了局部调整：以原红4军第3纵队为基干，补充赣南、闽西部分地方武装，扩编成立红12军。
红12军，军长伍中豪（因病由罗炳辉代理），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林野。下辖两个纵队：
第1纵队，由原第3纵队第7、第8支队扩编而成，司令员周昆，政委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炎；原第7支队改编为第1支队，支队长寻淮洲；原第8支队改编为第2支队；闽西红军一部编为第3支队。
第2纵队，由原第3纵队第9支队扩编而成，司令员龙普霖，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健，参谋长郑伦；原第9支队主力改编为第4支队，支队长张宗逊；原红6军第2纵队一部与赣南红军一部编为第5支队；原第9支队一部改编为教导大队，谭政兼任党代表。
将原闽西红12军第2、第3纵队调归红4军，编为新的第3纵队。
红4军第4纵队与红12军第1纵队和闽西苏区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红21军。
此时，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红31团扩编为红12军，脱离了红4军编制；而红28团、红29团则继续留在红4军。
红1军团红4军，林彪任军长，罗荣桓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士峨任参谋长；下辖：第1纵队，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政治部主任谢唯俊；第2纵队，队长曾士峨兼任，政委罗瑞卿；第3纵队，队长肖克，政委张赤男。
1930年8月23日，红军第1军团和第3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3军（原红6军）、红4军，红12军随红1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红3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下辖：第7师，即原第1纵队，师长陈伯钧，政委李湘；第8师，即原第2纵队，师长刘畴西，政委王如痴；第9师，即原第3纵队，,师长徐彦刚，政委朱良才。
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在作战中牺牲，周子昆继任红3军军长。
1930年10月7日，红1军团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纵队、支队、大队分别改称师、团、连。其中，红12军新的编制：
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参谋长林野，政治部主任谭政。下辖三个师：
第34师，由原第1纵队改编而成，师长周昆，政委高自立，政治部主任刘炎，参谋长陈士榘；其中，原第1支队改编为第100团，团长寻淮洲，政委蔡钟。
第35师，由原第2纵队改编而成，师长龙普霖，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健，参谋长郑伦。
第36师，以原教导大队为基础扩编而成，师长张宗逊，政委邓华。
红4军将原辖第1、第2、第3纵队依次改为第10、11、12师。
11月上旬，蒋介石派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十一个师另两个旅约10万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
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红12军与红3军（原红6军）组成左翼纵队，12月30日在龙冈县盲公山全歼敌第18师9000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
1931年4月，蒋介石派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率十八个师另三个旅约20万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红12军遵照毛泽东“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待机歼敌。5月16日至22日，红12军与兄弟部队配合歼灭了大批进攻之敌，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率二十三个师约30万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
红12军参加了反“围剿”作战。寻淮洲率红35师与红15军伪装主力，向西佯动，使得主力部队在兴国县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而后，红12军又将敌军主力引向东北，在兴国县老营盘、方石岭两战两捷，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9月，随着三次反“围剿”作战取得重大胜利，红12军与红4军进行大规模的整编。
由于红4军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伤亡较大，将其第11、12师合编为第11师；将红12军第34师编入红4军编成新的第12师；师长耿凯，政委欧阳健，政治部主任刘型，参谋长郑伦。
至此，井冈山红31团的大部又重新编入红4军建制。
1932年7月，由江西军区独立第4师（1931年由原12军35师105团改编，师长龙普霖）、第5师组成新红22军，萧克任军长，辖第64师（原江西军区独立第4师）、第65师；10月，红12军军部及第36师（由原红31团改编的红4军第3纵队第9支队一部发展的教导大队组成）编入红22军，改称第66师；罗炳辉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
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改小师小团为大师大团，原红4军第10、第11师与红22军第64师合编为红1军团第2师，下辖：第4团，即原第10师；第5团，即原第11师；第6团，即原第64师。
红3军第7师与原红4军第12师及红22军66师合编为红1军团第1师，下辖：第1团，即原红3军第7师；第2团，即原红4军12师；第3团，原红3军第9师；红22军第66师编入红1团。
综上，原井冈山的红28团编为红4团；红29团编为红5团；红31团一部编入红2团，一部编入红1团，一部编入红6团。
红1师下辖的红1团，传承了1927年老红1团的血脉，成为新的“大红1团”；始称红1团。
作为庆祝“八一”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区的永丰县藤田缠江坪举办了首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
1933年8月6日下午，运动会正式开幕。当天，主席台上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横幅，各参赛部队的运动员，在主席台前的草坪上席地而坐。
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代表中革军委对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庆祝，并致开幕词。
体育运动大会比赛项目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体育运动三大类。
在参赛队伍选择上，决定由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红1军团第2师第5团、红5军团第13师第37团、江西永丰独立团、龙冈独立营作为代表部队参加决胜比赛。
红3军团当时在黎川等地担负对抚州之敌的警戒任务，因此在黎川单独举行运动会。
运动会以团为单位设集体奖，未设个人奖项，经过9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前3名团体奖项。
8月14日傍晚，朱德主持运动大会闭幕式，并与周恩来一同向获奖团队授予奖旗、奖章和奖品。
红1军团第2师第5团荣获冠军，获“模范工作第五团”称号；
红1军团第2师第4团荣获亚军，获“英勇冲锋第四团”称号；
红1军团第1师第1团荣获季军，获“牺牲决胜第一团”称号。
红1军团聂荣臻政委赞扬说，这是我们红1军团的“三只虎”， 红军“三虎”便从此叫开，威名远扬。
鉴于红1团在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以及在以往作战中的英勇表现，朱总司令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亲自将一面绣有“牺牲决胜”的光荣奖旗授予了该团。
时任红1团团长周振国高擎奖旗代表全团将士坚定表示：牺牲永远与决胜相连，理想永远与无畏相伴。
从此，浸透着秋收起义红色基因的红1团，继整编后的“大红1团”称谓，又多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牺牲决胜团”。
运动会结束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第三次亲任总司令，纠集了一百万军队及两百架飞机，向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1方面军的国民党军，就达50余万。
从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采用持久战和堡垒战相结合的战术，以守为攻，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圈，与红军展开了拉锯战。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共中央高层排斥了毛泽东，架空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以机械不变的战术，毫无章法地应对蒋介石的新战术，结果仗打得既艰苦又窝囊。
此时，“红1团”团长是年仅23岁的杨得志。1团的任务是，抢先占领三岬嶂阵地，从正面顶住国民党94师攻击，不让其前进一步，并与红1师其他部队一起打乱敌人的进攻节奏。
此战，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中久违的一次胜仗，但红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1团”伤亡过半，其中陈正湘的2营打得只剩下不到100人。
战斗结束后，1团受到上级表彰，团长杨得志、营长陈正湘、连长刘应梅、排长宋玉琳等荣获三等红星奖章。
红1军团要求各部队学习红1团的牺牲决胜精神。
三岬嶂战斗，令“红1团”更放异彩。但局部取得的短暂胜利，并不能纠正左倾路线的全局错误，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还是越打越被动。
战至1934年9月下旬，红军在内线作战已无法打破敌人的围攻，不得不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机关和红1方面军约八万六千人撤出了江西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红1团”担负左路红1师右纵队的先遣任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路过关斩将，涌现出“大渡河十八勇士”等一批革命死士。
1935年9月，改编为陕甘支队第1大队。
1936年1月，复编为红1军团1师1团。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1营；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1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1团。
1937年9月，为配合正面的平型关战场，八路军115师独立团1营，在杨成武的指挥下打响了平型关战役的第一枪，115师独立团以1营500余人的兵力，拼死抵挡日军第5师团第9旅团两个正规野战联队的进攻，牢牢守住了驿马岭地区，为主力部队围歼平型关之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当时蒋介石只给了八路军12个团的编制和番号，独立团属于没有编制和正式番号的八路军部队，即使取得重大战果，南京方面也不予以表彰。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抗日前线抽调了部分部队西进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
1944年1月，晋察冀军区抽调1分区1团（原红1团）、2分区34团、3分区骑兵团、4分区5团、11分区9团、军区独立团及八路军总部炮兵营组成机动旅，分别在杨得志和黄永胜、邓华的率领下，奔赴陕甘宁边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教导2旅抽调第1团、第5团、独立团开赴华北、东北。
1945年11月，红1团随所在旅开赴东北途中编入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热辽纵队为第27旅第70团（红1团）。
1946年4月，调入热辽纵队第30旅仍为第70团。
1946年5月，随所在旅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旅第70团。
1946年8月，改称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6旅第46团；8月底调归独立第17旅为第49团。
1947年7月中旬，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1师第1团。
1948年3月，随所在师编入新组建的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为第31师第91团；同年11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第142师第424团（红1团）。
1950年11月，48军所辖的142师和143师奉命调赴东北改编为炮兵部队（后来的炮21师和炮兵第5训练基地）。
但是142师建制内有一支对于整个解放军而言都有非凡意义的红军团——“红一团”。这个“红一团”是三湾改编时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说它是全国红军，甚至全国解放军的带头大哥都不为过。
把这支部队改为炮兵似乎太可惜了，所以48军将142师424团和144师430团互调建制，424团到144师不久改番号为第430团。
1952年4月，中南军区决定以原48军的军部、直属队及所属144师、原49军的145师和原21兵团所属215师、219师合编，组成新的21兵团；原48军144师430团改称第21兵团第144师430团（红1团）。
21兵团是长沙起义后，由陈明仁任兵团司令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改编的部队。
1952年11月，第21兵团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5军，144师430团（红1团）番号不变。
1970年1月，中央军委重排全军陆军师番号，原55军144师430团改番号为陆军第55军第163师第487团（红1团）。
1979年2月17日，487团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担任同登-谅山方向的主攻任务，对手是号称”金星师“的越军第3师。
整场对越作战，487团歼敌1949人，在所有参战团中排名第一。
“红一团”及所在的第163师和第55军，均名列东西两线参战各团、各师和各军歼敌排行榜榜首，是1979年中越战争中表现最好的部队。
战后中央军委授予163师487团2营“攻坚英雄营”荣誉称号。
1985年10月，第55军撤消番号，“红一团”整编为陆军第42集团军步兵第163师第487团。
1993年3月，“红一团”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步兵旅（由第487团部机关及其第1、第2营和第488，489团各一个营组成），“红一团”的血脉分支为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继续阔步前进。
2017年新军改后，163师被一拆为二：一部以487团为主体，沿用原来的老的番号，改编为南部战区陆军第74集团军轻型合成163旅。
这可是官方认可的“红一团”直接传承单位（驻港部队不算）。
红军时期的“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连”；抗战时期的“黄土岭功臣神炮连”及“狼牙山五壮士连“；解放战争时间的“密云尖刀连”；以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攻坚英雄营”；这些大名鼎鼎的荣誉部队，全部隶属于该旅。
在长期的战斗历程中，红1团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红1团视察并题词或接见官兵代表。
“牺牲决胜团”官兵始终高擎荣誉战旗，继承发扬“甘于奉献牺牲，勇于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在战备执勤、抢险救灾、国防施工等重大任务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