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炜评：板岔沟里的王安正

             板岔沟里的王安正

　　            □刘炜评

一放寒假，便急匆匆往家里赶，“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班车开到北宽坪镇，就到了终点。接下来的路程，只能步行了。我家在板岔沟，离镇上15里。

板岔沟，会峪河源头之一，一个任何地图都不会标示的地方，读高中之前，我很少离开过那里。沟沟畔畔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好朋友。

这天逢集，山路上人流如织。想起刚上大学时，路上见到的乡亲，还大多穿着补丁衣服，脸上也普遍显出营养不良之色。前年在西安观看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主人公查看春季物资交流会时唱道：“县长我今天来执勤，春会上见到了两样人……也有的人，黄胶鞋露出了脚后跟，称一斤咸盐短三分。”我听了觉得亲切，更觉得心酸。可是仅仅只过去了不到三年，乡亲们的日子就大变样了。现在，和我擦肩而过的老老少少，都身着称得上体面的衣帽鞋袜，面色不仅红润，还泛着快活甚至满足。这又使我想起何士光小说《乡场上》里的冯幺爸的话：“只要国家的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样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人过不去，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怕哪样？”可以说更多的冯幺爸，已经从何士光的小说里来到了现实中。我真的感到高兴，想用我的笔记录这样的“山乡巨变”，只可惜我的笔太笨了。

走到半途，拐了个山湾，突然就遇到了王安正。他挑着一担劈柴，足有一百二三十斤吧，累得满头大汗，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接着一团。安正赶紧放下柴担，憨傻地冲着我笑，又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白河桥”牌香烟。我抢先掏出“红延安”给他一支：“吃我的，吃我的。”他收回他的：“吃你的，吃你的，你的好么。”我们说了几句闲话，就都感到没啥说了。安正说：“我赶集呀，迟了买主就少啦。”说罢扛起柴担，晃晃悠悠地去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大声道：“过几天，我去看咱婆喔。”他半转身说：“那好么，婆前两天还说你哩咯。”我说的“咱婆”，是指安正的祖母。

安正担柴卖，至少已经七八年了。他父亲王保山担柴卖，要比他早30多年。安正抽纸烟和我一样，都是近两三年开始学坏的。去年暑假回来，见他抽的是“羊群”，一毛钱一包。这回升级到了“白河桥”，每包两毛二。我抽的“红延安”，要六毛三呢，在大学生，算是高档烟了。其实我平时也抽不起，只能买两毛七的“大雁塔”；最近期末考试结束买了几包，作为奢侈品慰劳自己。

每个人孩提时代，都有玩伴儿，北京话里，好像叫发小。大我一岁的王安正，就是我的第一个发小。

我们家在沟底里，安正家在坡脑上，都是独庄子——也就是周围没有别的住家。因为父母在外工作，直到上初中以前，我都跟着祖父祖母生活。我祖母——我们那里叫 “婆”——对我太好了，但凡好吃的都给了我。有一次，我中午带一个同学来家里，我婆给我们做苞谷糊汤（玉米粥）吃。因为来了小客人，糊汤比平时做得稠了些。但我婆还是背着我的同学，把为我藏着的白面馍馍塞给我，让我悄悄躲在另一间屋子里吃，她则以与我同学拉话做掩护。婆孙俩的默契，有点儿像地下工作者的配合。而事实上我婆这样做，让我心生别扭和惭愧，觉得很对不起那位同学。

但我婆不知道，我曾经背着她，把很多好吃的给了安正，“见一面，分一半”的事，在我和安正之间是经常发生的。只是安正分给我的一半，和我分给安正的一半，品质相差太悬殊了。我给他分过白面花卷、油炸麻花、水果糖、饼干。他分给我的，只能是核桃、毛栗、柰子、柿饼等。我知道，这种分享，绝不能让我婆知晓，否则一定骂我“攮子”——就是往外白送东西的人。

可是，我做“攮子”对安正好，是心甘情愿的，谁让他是我的发小呢？直到上了高中，也就是前几年，我才亲眼见过幼儿园。我的幼儿园，就是板岔沟的丛林小溪，而瘦猴似的安正，则是我的唯一的小朋友。

在板岔沟的“幼儿园”里，我和安正赤条条地在山坡上的涝池里打过水仗，每次都搞得污泥满身。我和安正在小河滩里建造过水坝，是照着旧报纸上的水库模型做成的。我和安正在陡崖上玩过“滚圆圆”，也就是搬来圆状石头滚下坡去，有一次还差点儿砸中了一个过路人。我和安正在树林里修盖过微型的石板房，常常是三层楼。我和安正摘过青柿子埋在河沙里脱涩，四天后取出美美地吃个饱。我和安正捉过不少螃蟹，掰断了它们的腿，生食常常只有一丁点的“咸咸肉”；或者用石头活活砸死爬行迟缓的癞蛤蟆，现在想来真是杀生罪过。我和安正房前屋后玩捉迷藏的次数，多得数不清。

但没过几年，我和安正的“幼儿园”就停办了，因为我们同时成了小学生。安正长我一岁，却比我低了一个年级，原因是我妈认为我可以不读一年级而直接上二年级。1971年的板岔沟初级小学，一个老师教着三个年级，总共却只有13个孩子，一年级7个，二年级1个，三年级5个。二年级那一个，就是我。这肯定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奇特的小学之一。

安正念书是灵是笨，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不管是灵是笨，安正小学上完就辍学了，因为初中每学期要收学杂费两块五毛钱，加上课本和作业本钱，差不多一学期开支接近四块了，安正家里肯定交不起。是啊，每隔半年就交费四块，他们家怎能凑得齐呢？

安正15岁以前，家里只有四口人——他婆、他爸、他妈和他。到了1979年，才添了他弟弟。他爸妈都是壮劳力，他家日子本应好过，可实际情况是很不好过。他爸王保山头脑比较迟钝，年轻时上山砍柴，不小心滚了坡，一只眼晴被树枝戳了，没钱及时医治，就成了半瞎子。我印象中，一年四季，保山的一只瞎眼没有不流泪的时候。保山娶的媳妇麻桂花即安正他妈，基本上不识数，话也不大能说清楚。

我婆经常说：“那家能撑下来，全靠安正他婆哩。要是他婆不在了，家也就要垮了。”其实这不只是我婆的感慨，更是全生产队人的共识。安正他爷我没有见过，听说很早就病故了。王家几十年的光景，不是过而是熬。他婆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小脚农妇，全家里里外外大小事体，都得老人全身心操持。我一直很尊敬安正他婆，只是过去文化低，不知道怎样描述她才好。大一时读《红楼梦》，看到关于刘姥姥的情节，便不禁感慨地想，安正他婆就是我们山沟里的刘姥姥。

在我的印象中，安正一家老小，从来就不曾吃过纯白面馍，也从来不曾穿过不打补丁的衣服。安正有时带十几个鸡蛋卖给供销社，只是为了换回点灯的煤油。他爸逢集就担上劈柴去卖，也只是为了称上几斤食盐。记得有好几个初夏，安正他婆拄着拐杖带着安正到我们家来，不是来串门子，而是收捡我婆准备扔掉的布鞋或麻鞋，那都是我们穿得很旧了的。每次临走时候，他婆总是对我婆千恩万谢。

我上了初中以后，和安正每隔几周还能遇上一次。到县城上高中以后，见安正面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好不容易遇上了，又没有多少话可说。一般情况下，我问他答几分钟，便会出现冷场。我家和安正家不是亲戚，但因为我俩的关系，多数年份的春节，还是会互相走动的。去年过年时，安正来我家，我还打开了他绝对喝不到的“柳林春”牌白酒待他，但仍是没有多少话说。安正走后，我妈说：“你和安正啊，慢慢就变成鲁迅和闰土了。”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但即使见了面越来越无话可说，我还是时常惦念着安正。只要碰到从老家来的人，我都会问“安正现在咋样”。谢天谢地，这几年关于安正的消息，都是好上加好。比如实行土地生产“责任制”以后，安正家分到了十二亩多的坡田，不仅每年的口粮绰绰有余，还可以一周吃一次白面馍、一月吃一次白米饭了。记得我爷说过：“娃呀，世上的吃食，麦米也就到顶了。”如此说来，安正家在吃的方面，现在也可以偶尔“到顶”了。前年夏天回家见到安正时，他已经不穿补丁衣服而改穿“红卫服”了，虽然是从地摊上花三半块钱买来的不大合体的旧货。在我的记忆中，安正从来不曾穿过制服，因为做制服的衣料子，他们家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他婆和她妈也不会裁制；交给镇上的缝纫店做，每件得花五毛钱，他家绝对舍不得。所以安正敢掏三块五毛钱买了“红卫服”穿，可不是一件小事。

关于安正，我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什么时候能娶上媳妇。记得三年前，我妈曾讲，她在路上碰到从集上卖柴归来的王保山时问：“你给安正攒下说媳妇的钱了没有？”保山说：“前几天都差不多攒够了，可我买了两头猪娃，又不够了。”我妈告诉我，她听了安正他爸的话，直想哭。我听了我妈的话，也想哭。一头猪崽的价钱，大约12元左右。

不过我想，无论安正什么时候娶上媳妇，我都得赶回板岔沟去表达我的祝贺，并送上一份实惠的、重重的礼当。

                                 1984年2月初稿

                                        2011年3月修订

补记：

这篇文章作于1984年初春，写在质地很差的稿纸上。王安正家后来的情况是：一、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婆、他妈、他爸先后病逝。二、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弟弟因先天性心脏病去世。三、1998年，35岁的童男子王安正终于结了婚，媳妇是30里外的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寡妇。不过不是人家改嫁过来，而是安正入赘过去。听说安正成为新郎那天，全村人纷纷赶去送行，男女老少都哭了。但因为没人告诉远在异乡的我，我就未能赶回去表达我的祝贺。